蒙培元: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蒙培元全集 · 卷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1 次 更新时间:2022-04-09 23:13

进入专题: 中国传统思维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讨论,必将涉及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换句话说,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

任何文化现象(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从事文化活动的社会主体创造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是由社会文化主体的需要所决定的。在我们这个民族的长期发展中,既然有一个被称为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的东西,那么,这个社会的文化主体又是用什么方式创造和评价一切文化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不从思维方式问题开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

这当然不是说,传统思维方式如同文化史上所说的“先天图”那样,是先验的或自来如此的,恰恰相反,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但是,当一定的思维方式经过原始选择(这里有复杂的原因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详述),正式形成并且被普遍接受之后,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一种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或形成所谓思维惯性,并由此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这种稳定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和程式,就是传统思维方式。它是传统文化的母胎。作为社会主体共同接受的思维模式,如同中国的语言结构一样,具有“共时性”特点。

我所理解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认识意义上说的,也就是从哲学认识论的层次上说的。但这是一种广义的认知,不仅包括主客体的对象性认识,而且包括本体论的存在认知和评价认知,既包括自觉的理性认识,也包括非自觉的非理性认识。思维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一种认识过程或心理活动,但是任何认识过程或活动,都必须从一定的既成的思维模式出发,按照一定的思维程序或定势才能进行,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群体的。这种“共时性”的思维方式在“历史性”的发展中,保持自身不变并深入人们的心里,由自觉的思维活动变成不自觉的习惯性思维,由自觉的意识变成不自觉的无意识或潜意识,就是所谓深层的心理结构。总之,心理结构是从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说的;思维方式则是从哲学认识论或逻辑结构的意义上说的,二者不可能截然分开,但是又有层次上的区别。

我这里所说的传统思维方式,主要是指古代而言。

如果说,传统思维方式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就其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其他种种特点,都是在这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就经验综合性特征而言,它和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即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和中介;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化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就意向性特征而言,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它的对象因素,但这种主体因素主要是指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它并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我们说传统思维是意向性思维,只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价值论的或意义论的,而不是认知型的或实证论的。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是,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系统化思维。在这一思维框架中,道、气、太极、理是代表整体或全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八卦等等则是这一整体的基本构成要素。传统思维强调结构–功能,而不是实体和元素,这一点已被许多研究者所承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思维是一种有机循环论的整体思维,而不是机械决定论的整体思维,这一点同西方古代的整体思维是有区别的。它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系统,构成这个整体系统的又有许多小系统,每个系统又由不同部分所构成,整个宇宙自然界就是由这样的部分所构成的系统化整体。

《周易》提出了整体论的初步图式,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统统纳入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并且具有初步的时空态和自我调节作用,但它和占筮等宗教迷信尚未分开。《易传》进一步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整体观,和空间方位、四时运行联系起来,以“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有机论为其轴心,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为整个传统思维奠定了基础。道家所说的“混沌”和“朴”,也是原始未分化的整体。混沌和朴的破坏,便出现了世界和万物,开始从无序走向有序。后来,八卦和混沌思维被太极(道、理)和阴阳五行思维所代替,标志着有机整体思维模式的正式完成。经过两汉经验论和玄学、佛学的本体论,直到理学范畴体系的完成,这一思维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而是更加完善了。

“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它不是自然机械论或因果论,而是有机生成论和目的论(并非西方那样的神学目的论),即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架自动机,而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天地以生物为心”,“道体流行”,具有“生意”,自然界是一个有结构–功能的统一整体,人则“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从而能“为天地立心”,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这一整体的具体体现。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二者具有同构性,即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它也不是西方那样的身心二元论,把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看成两个实体,而是身心合一、形神合一的结构–功能系统,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是完全统一的。表现在思维模式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形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

在传统思维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倾向于把自然人化,但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气相通、一理相通的。老子的“四大”,《易传》的“三才之道”,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早期表现,而董仲舒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天人感应论,则提出了更加系统更加完备的整体模式,对后来的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家的宇宙模式和“天人一理”、“天人一气”的“天地万物一体说”,正是这种整体思维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思维,并不是以认识自然为目的,而是以实现真善美合一的整体境界为最终目的,因此它导向了主体意向性思维,而不是对象性认知思维。

如果说,整体思维是横向思维,那么,它的纵向发展则表现为辩证思维。传统思维并不重视形式逻辑的无矛盾或同一律(即A是A,不是非A),却善于发现事物的对立,并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即A既是A,又是非A),以此求得整体系统的动态平衡。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一切都处在对立中,一切对立又是转化的,所谓“以柔弱胜刚强”,并不是不要转化,而是为了转化,这正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庄子不但看到了对立和转化,而且用无待的“道枢”超越一切对立,取消一切转化,实现绝对统一。《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相摩”、“相荡”看作是发展的内在动力,用“阴阳不测”表述这种变化。这一切在以后的发展中,又被归结为“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但是这种辩证思维一方面说明了整体系统的有序化原则,另方面却又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老子的“吾以观复”、“复归其根”,《易传》的“复其见天地之心”,直到阴阳相推、五行相生的自然历史演化论,都把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无限的往复循环,在思维方法上,则表现为循环论证、阴阳互补、天地互为根、一两互为因果,如此等等。

重要的是,一切对立都以统一、和解为最终结果。它缺乏对立的冲突和批判否定精神,表现了传统思维求稳防变的重要特征。老子一方面主张对立转化,另方面却以“和”与“常”为最高原则,“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和其光,同其尘”,即在对立中求和解,在动中求静。儒家则更强调和谐统一,孔子的“扣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就是以调和对立,实现中道为原则。《易传》最主张对立冲突,但“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的地位却是不变的。传统思维的原则是,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变化中求不变。“常道”作为思维的根本原则,居于对立之上,一切对立和变化都是在这一原则下的自我调节。因此,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的,是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和常态,这就是整体稳态平衡的思维方式或模式。

整体结构作为思维的基本模式固然是在经验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必须经过思维的飞跃或超越,才能进入整体或全体,这就是直觉思维所要解决的。因此,直觉思维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

传统思维的整体模式即“大全”,既不能用概念分析,也不能用语言表达,无论是庄子的“道”、玄学家的“自然”(无),还是理学家的“太极”,以至理、气、心、性,都是如此,因此对整体的把握,只能靠直觉顿悟。它既不同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直觉,也不同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直觉,它是中国人所特有的超理性的体验式的直觉。

直觉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它不是靠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中断时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这正是传统思维的特点。就是说,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而是靠灵感,即直觉和顿悟把握事物本质的非逻辑思维。这当然不是说,它不运用逻辑思维,而是说,它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是把直觉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道家最先提出了直觉思维的问题。“道”作为无形无名的“常道”或“莫得其偶”的绝对,是不能用名言、概念所能认识的,只能靠直观或体悟。庄子的“心斋”、“坐忘”,就是提倡“唯道集虚”、“同于大通”的超理性直觉。“心斋”是排除一切知识之后,对于“道”的全体把握;“坐忘”则是自发状态下的神秘直觉。道家的反逻辑主义倾向是明显的。儒家虽然提倡“学思”、“慎思”、“类推”、“思通”,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逻辑思维,但其“一以贯之”、“下学而上达”、“反身而诚”,也有直觉思维的成分。

在直觉思维的发展中,中国化的禅宗起过重大作用。禅宗吸收了庄子和玄学的方法,并与佛性本体论相结合,提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法,把直觉思维发展到极点,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它强调刹那间的非逻辑的直接解悟,主张扫除一切思虑和语言,取消一切概念性认识,提倡完全的自发状态,以“无念为宗”、无思为思,在超时空非逻辑的精神状态下实现绝对超越,进入本体境界,这被认为是最高的智慧。这不仅是逻辑思维的中断,而且是任何空间和时间思维的中断,这种“超言绝虑”的直觉顿悟,虽然同儒家的自我超越有所不同,但这种思维方式却被理学家吸收了。

理学家以“太极”大全为本体存在,包含了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不管这个本体被说成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实际上都是先验的。对这个本体的认识,也是通过直觉顿悟实现的。理学家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都很强调“思”的作用,但最后都要经过顿悟这个环节,才能完成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认识。只是理学派把经验知识的积累作为必要条件,最后实现“豁然贯通”,即由渐而顿;心学派则主张当下承当,“立其大者”、“点铁成金”。这种直接简易的思维方式,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这就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点,这一点在现实中还能常常看到。

直觉在思维中的作用,决不可忽视,它是逻辑思维所不能代替的,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这一点已受到现代思维科学的重视。但它必须同逻辑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为前提,才能发挥其创造性作用。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恰恰缺少逻辑思维作为前提条件,因而具有整体的模糊性和神秘性。

与直觉思维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还有意象思维,这也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它是从具体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思维活动,集中地表现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2]以及“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3]等命题中。《周易》为传统文化奠定了基本的思维模式,其中也包括意象思维。由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卦象,既是一个整体结构系统,又是一个象数符号系统,即由象数符号表现其整体意义。这里所谓象,不完全是具体形象,它是代表某种意义的卦象或物象,具有借喻意义。因此,确切地说,乾、坤等等是象,说出或写出(文字)的乾、坤等等,则是言;所谓意,则是语言所指称,物象所代表的抽象意义。这里,言和象是“能指”,意是“所指”,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意义是思维的内容。传统思维并不重视语言的逻辑分析,却很重视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或本体意义;不重视运用逻辑语言,却很重视形象语言(玄学家称之为“妙言”)。在传统哲学看来,语言产生于物象,又是表达物象的工具。但物象又表现了无形无象的本体意义,语言只能间接地通过形象表达本体意义;语言本身只是符号,并无意义(言不尽意派),或者说,语言所指称的意义,必须通过“象”这个中介。所以中国人很重视“意在言外”、“意出言表”,也就是所谓“钩深索隐”。

这种把感性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的符号性思维,既不同于感性的知觉表象,又不同于理性的抽象概念,它是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意义的意象思维。中国语言的文字符号向来具有形象和意义双重特征(不能等同于象形文字),语法结构也比较特殊(它注重于主词而不是谓词),用这种文字表达思维,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和形象特征,即在形象符号中隐藏着某种意义,这意义也就是本体存在。在这里,符号和意义、形象和本体、思维主体和客体对象完全合一了。

这种符号学的意象思维,除“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等表现形式之外,还通过图形和数学符号表现出来,所谓《周易》八卦先天图、后天图、洛书图、六十四卦方位图、圆图、方图、太极图、无极图等等,都是用数学符号组成的图象表现思维的(在民间还广泛流传着符篆一类符号图形)。这些数字图式被认为是思维信息的载体,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古代象数学,可说是意象思维神秘化的表现,言意之辩则是它的理论表现。

此外,还有其他非语言的表现符号,如动作、表情和艺术作品等等。禅宗的“直指人心”(“心”指“本心”即真如本体),除了借用语言文字,还靠某种动作语言如“手足运奔”、“扬眉瞬目”和“棒喝”之类。这实际上是一些特殊符号,借助于这些符号,能使人突然猛醒,顿悟成佛。后来理学家有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说,如“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万物静观”、“以觉为性”、“以物为体”,以及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及其后学的“良知现成”,都具有这种性质,即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本体意义。所谓“眉头一皱”、“猛击一掌”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

总之,语言和符号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只起桥梁作用,思维的真正目的在“得意”。得意需靠直觉顿悟,故不能执着语言,但又不能离开语言。因此,语言符号和直觉顿悟的关系只能是:“得意忘言”、“得鱼忘筌”。顿悟之前需要借助语言和形象符号,顿悟之后,这些都统统被扔掉了,这时,便进入了新的境界。

意象思维是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中国美学中的意境说、哲学中的境界说,都运用了这种思维方式,即借助形象符号,达到超越的本体境界。它对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就更大了。

传统思维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本体以自身为对象的意向性思维,而不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认知型思维,它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了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收缩的而不是发散的。

按照传统思维,主体自身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4],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以及“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都是从主体自身出发而又回到主体自身的意向思维。它不是把自然界对象化而是把自然界人化或把人自然化,不是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而是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到自身,从主体原则出发建构思维模式。其思维定势是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超越了自我,便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如果能反身而思之,便穷尽了天地万物的道理,体验到真正的精神愉快,这就是最高的情感体验“乐”。儒家所追求的“孔颜之乐”,就是这种自我反思型的情感体验,这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意义和价值所在。从思维的角度看,这又是自我体验型的反思行为,渗透了情感评价的因素。

在传统思维中,儒家的主体意向特征是明显的。道家重视自然,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但是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模式中,它并没有形成外向型的认知思维,而同样表现为内向型的意向思维,即在自我体验、自我直觉中实现与自然规律的合一。老子的“见素抱朴”[6],庄子的“体性抱神”[7]、“解心释神”[8]、“虚室生白”[9]都是存在认知或本体思维,即在自我直观或直觉中实现本体超越。玄学的“辨名析理”,虽主张概念分析,但最终是自我超越的本体思维,因此王弼承认有“不可名之理”,即自然本体。“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10]“自然”即人的本体存在,也就是人性。“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必求诸己。”[11] 即返回到自身。郭象主张实现“无心者与物冥”的“玄冥之境”,也是以“自知”[12],即自我认识为其思维的根本途径和定势。

这同人性的认识和自我实现直接有关。儒家把社会伦理内在化,说成先验的道德人性。道家把超伦理的自然说成人性。理学实现了儒道合一,把伦理道德超越化,变成了自然本体。他们都主张自我认识、自我直觉、自我超越,通过意向性思维“创造”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都和情感体验分不开。

任何思维都不可能离开情感因素的参与和影响,它们是统一的,很难截然分开,这也是当代哲学所强调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以认知功能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没有任何区别。思维之所以不能和意识等同,就在于它是从认识的意义上说的。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合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而发展。

这里所谓情感,主要是从主体需要、态度和评价而言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一贯很重视喜怒哀乐(有所谓“七情”)等情感需要,并由此产生好恶等情感态度,进而产生善恶、美丑等等评价。这些影响了思维的整个进程和方向,使之变成了主体意向性活动。这种基于情感需要而形成的意向性思维,所要解决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先秦墨家和名家,或者是经验论的,或者是唯理论的,但他们都强调思维的认知功能而很少情感色彩,即不是以情感需要和评价,而是以事实和真假为其基本特征。但是真正对后世产生影响而被普遍接受的是儒道两家的思维方式。老子虽然提倡非情感的理性思维,但他所“非”的是儒家的社会道德情感,而不是自然情感,恰恰相反,他把情感和自然合而为一了。他否定仁义圣智,却主张孝慈,这就是证明。庄子和后来的玄学,虽有“无情”之说,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不要情感,而是出于情感而又超情感的本体体验,从根本上说它仍是意向性思维而不是对象性思维。至于儒家,不仅重视道德情感,而且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所谓“四端”之情,提升为思维的基本原则,同道德命令合而为一了。思维的主要进程,是如何使道德情感升华为普遍的道德理性,变成内在的本质存在,确立人的意义和价值,实现自我体验、自我直觉,这就是存在认知。一切对象思维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它的特点是,使思维具有明确的方向,充满了热情和力量,但是由于它是从主体的价值需要出发的,因此表现为价值判断性思维而不是逻辑推理型思维。

这一特征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思维的主导方面一直被延续下来。理学家所强调的理性思维,无非是把内在的道德情感超越化,变成先验的本体存在,以诚、仁等范畴表现出来,因而具有本体论的特点。他们所谓的“体用性情”之说,“主一无适”、“静中体验”和“诚明两进”之说,都是把情感和认知合而为一,引向道德人性的自我评价、自我认识,从而实现与自然法则、宇宙本体的合一,也就是把情感体验和本体认知合而为一。其特点是突出了思维的主体能动性和自主性,但是由于把思维引向了自我体验型的意向活动,其结果是既限制了情感的正常发展,又影响了认知功能的发挥。一方面,情感需要被理性化,缺乏感性的原动力;另方面,思维受制于情感,缺乏智力结构的运用和操作。其极端化的表现是,或者以情感代替理性,或者以理性压制情感。

这里还要谈谈历史思维的问题。谁都知道,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很重视回顾自己的历史,并善于从中引出所遵循的原则。这在思维方式上,不仅仅是社会历史观的问题,而且首先是文化历史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思维表现了缺乏超越性和非批判的历史思维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中,一直具有历史的崇拜意识而缺乏怀疑、否定和批判精神。如孔子以“述而不作”为思维原则,孟子则“言必称三代”。道家提出回到原始自然状态的“真人”文化,庄子的批判精神是以否定一切文明的姿态出现的。两汉以后,由于独尊儒术,儒家“六经”成为神圣的经典,对儒教的归依便代替了宗教信仰,等等。人们只能在既成的思维框架中进行再思维,不能有根本的改造和创新。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一些批判的思想家,但寥寥可数,而且变成了“罪人”。

超前思维需要想象力和预见,创造性思维需要求异和探索,但二者都需要怀疑和批判精神,这些恰恰是传统思维所缺少的。只有墨家提出过以逻辑推理为前提的预测性思维,即所谓“前识”。道家和法家都是反对“前识”的,儒家基本上不讲“前识”和预测。如果说《周易》有预测性思维,那也是带有占筮的神秘性,后来的谶纬之学则完全变成了神秘主义。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虽然经过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但基本上是在固有的思维模式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本来,辩证思维本身是批判的,直觉思维也是创造性思维,但在历史的发展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前者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稳定性需要,后者被主体思维定向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创造”。这样就出现了思维方式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自我超越,另方面却是对历史的迷恋即缺乏超越。这当然不能用思维自身的原因去说明,但思维惯性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传统,而且是一种权威崇拜和信仰。正是由于这种崇拜和信仰,使思维的创造性功能受到压抑而不能发挥。两汉的经验思维吸收了科技成果,有不少科学因素,但由于对圣人和经典的崇拜,终于走上了谶纬迷信。玄学思维表现了解放精神,但它不得不把“圣人”放在他们所真正继承和发展其思想的老子之上,而他们的本体思维也没有超出道家“自然论”的范围。佛教本是“沙门不敬王者”的宗教思维,但它终于变成了不仅敬王者,而且尊王者的世俗化宗教。理学思维则把理性和信仰真正合而为一了,它的每一个范畴和命题,都要从“经典”中找到根据,用“注释”的方法,阐明其思想。这种解释学,正是背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包袱。

思维既有空间性又有时间性,空间思维即“究天人之际”,表现为结构模式;时间思维即“通古今之变”,形成了历史发展。思维模式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又能超越现实的历史。它一方面表现为不断的怀疑、批判和否定;另方面运用理性、想象和科学信念,不断提出新的假设、理论和方案,这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思维所固有的功能。但传统思维却停留在已有的历史结论和固有模式中,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权威的结论为信条,因而很难有真正的创造和发展。【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表现为新的权威崇拜,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教条化,当作圣人经典。只能注释,不能发展,唯上唯书,不敢怀疑,严重禁锢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发展。】

传统思维方式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如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虽然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分析思维,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他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又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再如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都是重要的。至于辩证思维,在两极对立中把握辩证的统一,这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所有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传统思维的优点,在今后思维科学的发展中,可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它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因为它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要真正跨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一个大的转换,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不能超越的。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所谓现代化,首先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转换思维方式,才能建设现代文化,也只有经过这个转换,传统思维中有价值的东西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

------------------------

* 原载《哲学研究》1988年第7期,第53-60页。

[1]《老子》四十二章。

[2]《易传·系辞上》。

[3] 王弼:《周易明象》。

[4]《庄子·齐物论》。

[5]《孟子·尽心上》。

[6]《老子》十九章。

[7]《庄子·天地》。

[8]《庄子·在宥》。

[9]《庄子·人间世》。

[10] 王弼:《老子注二十五章》。

[11] 王弼:《老子指略》。

[12] 郭象:《庄子注·人间世》。




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传统思维  

本文责编:wangp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258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