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中国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21-12-30 2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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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力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力推在国家间建立伙伴关系。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一带一路”三者是什么关系?这些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基于过去八年的研究,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一)中华文明是一种世俗文明,核心成分是道儒禅。中国人信奉的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对立转化”“无为而治”“得道”,儒家的“和而不同”“祖先崇拜”“家国同构”“礼治”“有等级与亲疏但无外”,禅宗的“众生平等”“自渡与渡他”“顿悟”“渐悟”等。道家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侧重人与人的关系,禅宗侧重人与内心的关系。其中,治理天下时主要依靠儒家理念,因此有“家国同构”、“天下分为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和而不同”“礼治天下”“礼不往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概念与做法,并构建起以礼为核心的“礼治秩序”“礼治体系”。历史地看,这一秩序维持了东亚地区数千年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必然会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外交思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如果与传统战略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对接,就能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体现了中国人的天下治理理念,是大同世界的现代版。它赞成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based order),并且倡导基于“仪礼”的礼治(rule of LI),国家间首先要“以礼相待”,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些规约以在某些方面形成强制性的规范,从而在国家间形成一种礼治秩序(Li-based order)。在这个秩序内,国家间关系基于“吸引”与“被吸引”,保持“和而不同、亲疏有别、彼此都感到舒适”的伙伴关系,共同分享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利益。这一体系内每个成员国的选择得到尊重,它不排除任何国家(即“无外”),因而不会如西方国家那样构建排他性联盟、用强制性制度对联盟内成员进行“同质化”改造、联盟内成员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张宇燕,2019),旨在构建“一个人类可以共享未来的社群”(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涵:(1)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其特点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不把本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2)安全上的普遍共享,其特征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不能追求片面的绝对安全而把别国置于不安全的境地。(3)经济上的共同发展,其特征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包容互惠的国家间经济关系,不搞经济民族主义或重商主义,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4)文化与社会上的交流互鉴,其特征是各种文明之间一方面保留与强化自己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反对把自身文明当作世界各种文明样板的立场、心态与做法。(5)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和谐共存,其特征是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为此,要尊重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对环境的历史影响以及应对环境问题的现实能力,在环境治理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命运共同体建设包括四个层次,一是全球层次,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区域层次的中国与各个地区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虽然也是广义的双边,但实际上属于小多边;三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如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四是某个功能领域的共同体,如海洋命运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健康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建立伙伴关系与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抓手。伙伴关系侧重政治、安全等领域,强调政治上的伙伴关系与安全上的普遍共享,但也可以包含经济与文化内容,特别是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上。“一带一路”则主要侧重经济、文化,但也不排斥政治与安全领域,特别是在与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生态领域是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均关注的领域。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特征,均不追求标准的统一,奉行“一国一策”,注重双边的舒适度与接受程度。实践中,依据不同的对象国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签署不同内容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表明,构建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倡议都符合中国的天下治理理念与传统战略思维。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实践中都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国标志性的外交实践,并为众多的国家所接受与欢迎。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在效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它们一方面不愿意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另一方面又推出自己版本的国际合作计划(如蓝点网络),以便强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他们甚至表示要用这些计划与“一带一路”竞争。

   1.就伙伴关系而言,中国固然不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国家,但一旦接受之后,推行起来就坚决而彻底。中国从1993年开始推行伙伴关系,经过1993—2003年的探索期后,2003年进入迅速扩张期。截至2019年11月,中国已与112个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十八大以来已经实现伙伴关系升级50多次,新建伙伴关系国近60个。中国在新时代继续贯彻伙伴关系的理念,但又有新特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伙伴关系是“不结盟外交”的升级版,已经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它是一种不同于同盟(结盟、联盟)关系的理念与实践。历史地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间经常通过合纵连横以结盟。此后同盟关系的实践主要盛行于一神教世界。过去五百年里,结盟是欧美国家的主要理念与实践。现实地看,全球范围内的同盟关系存在于少数国家,主要是欧美加上日本、韩国等少数非西方国家。随着全球文明竞争时代的来临,同盟关系的维持在理念上与实践上都遇到困难,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都不至于威胁到国家生存,因而更为看重发展问题,希望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不愿意加入同盟关系而影响外交的灵活性。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与美英澳三国安全伙伴关系(AUKUS)所展示的“制造对手与敌人”的理念,显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偏好。中国力推的伙伴关系,则与大多数国家的偏好相契合,因此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

   2.“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国家间的合作而非冲突,因此中国把合作共赢当作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而共商共建共享正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奉行的原则。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是,中国政府依据时代的需要,对传统的天下治理理念进行现代性改造并将之可操作化,特别是在经济、文化与生态领域。西方发达国家从观念上不理解、心理上不接受“一带一路”,经济上有担忧,因而普遍没有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只愿意用“全球治理”“双边合作”等名义,就具体项目展开合作,同时还推出替代版的“一带一路”,以与中国竞争。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与余响,中国理解并尊重西方的选择。“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加深,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就第三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或成大趋势。亚投行成立以来的经验昭示了这一点。中国与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就此展开动作,这些东方发达国家更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

   从地域上看,“一带一路”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同时兼顾南太平洋、拉美、中东欧。对发达国家则持选择性态度:愿意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就像意大利所做的那样,中国固然欢迎。西方国家多不愿意签署相关文件,只愿意就具体项目进行合作,中国也理解并予以尊重。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多,整体表现可概括为“成效突出、挑战凸显”。截至2021年6月23日,中国已经同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作为世纪工程,有必要适时做出调整。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在进行,表现为:在2015年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就实施地域的表述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全世界,表示任何国家只要愿意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中国都欢迎。2018年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要“高质量绿色”建设“一带一路”。2021年11月19日举行的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强调: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落实“五个统筹”(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斗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把“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确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并加强抗疫国际合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美国把中国列为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一带一路”建设有必要再做调整。笔者的主张是:适当收缩战线、强化重点;确定重点地区、重点国家与重点领域;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与非洲国家;发达国家方面,强化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合作,重点是欧洲国家;对美合作中,推行“缠斗”方略:在核心利益上,坚守底线、决不让步;在其他利益上,有进有退,“一报还一报”。

   (三)概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都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对接,是中国人传统天下治理理念在当代的升级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终极目标与宏观设计,伙伴关系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观目标与外交设计,全球伙伴外交关系网络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建设则是实现上述宏观目标的微观措施。

   “一带一路”倡议是伙伴外交在新时代的体现,与伙伴外交“偏重政治与安全关系、兼顾生态领域”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在继续推进伙伴外交的同时,“侧重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与文化领域,同时兼顾生态领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双边、小多边与一些功能领域层次进行,这意味着中国致力于提升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伙伴关系水平,以及特定领域伙伴关系的构建。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五通”建设,也是“双边为主,多边为辅”,旨在为伙伴关系的加固与升级创造物质条件、制度连接与民意基础,从而为构建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一带一路”倡议也在适时调整实施的方式与重点,下一阶段,中国将在“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 原则下,强化健康、绿色、数字、创新、新冠疫情应对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年10月底举行的G20罗马峰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以对接联合国2016年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欢迎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这可以视作是升级版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向上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横向对接“伙伴关系网络”。同时,全球发展倡议也兼容全球治理与西方国家推出的种种规划与倡议,如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蓝点网络。因此,欧美国家不容易轻易拒绝全球发展倡议。

  

   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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