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改良思潮的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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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思潮有其前驱。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的“天朝”梦和“上国”梦,少数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他们痛苦地发现,“夷人”也有长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失败后,部分知识分子进一步发现,“夷人”的长处不仅在工艺、技术层面,其文教、政治也颇有可以效法之处。同时,由于中西交往的发生、发展,一部分知识分子出洋留学或出使,对西方社会制度、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更积极地主张效法西方,致中国于富强之境。这两部分知识分子中,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早于康有为等,企图在体制内改革,使之良性发展,因此这批人通称早期改良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则通称早期改良思潮。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如陈虬、陈炽、汤震、宋育仁、何启、宋恕等人,他们与康有为同时,除个别人外,大都参预了维新活动。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期间,奉旨在籍兴办团练。1861年(咸丰十一年)被李鸿章聘入幕府,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于1876年(光绪二年)刊行。1886年(光绪十二年)翁同龢将该书推荐给光绪帝,光绪帝命荣禄印刷一千部,颁发给大学士、军机大臣及各省将军督抚等阅读并签注意见。

  

   《校邠庐抗议》凡40篇,阐述他对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洋务等各方面的意见。冯桂芬认为,当时中国受制于“小夷”的状况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其所以如此,乃因许多方面落后:“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1] 他明确提出“鉴诸国”,主张改革科举,引导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工艺制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2] 他并建议,在广东、上海设立翻译公所,选择15岁以下少年,学习西方历算、格致等学问。

  

   容闳(1828—1912),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7岁入教会学堂读书。1847年初(道光二十六年底)赴美留学。1854年(咸丰四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深受美国文明影响,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1855年(咸丰五年)回国。1860年(咸丰十年)赴天京向洪仁玕献“建设善良政府”等七策。1863年(同治二年)入曾国藩幕府。1867年(同治六年)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建议,选派青年出国留学,得到批准。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张之洞,建议借款购舰,聘用外兵,与日作战。次年,向张之洞面陈聘用外籍顾问等“新政策”。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北上,向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及户部尚书翁同龢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得到光绪帝批准,拨款1000万两作为经费。著有《西学东渐记》。

  

   王韬(1828—1897),号仲弢,字紫诠,江苏长洲(今苏州)人。22岁时到上海,受聘于英国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1861年(咸丰十一年)赴天京,结交太平天国将领。次年避走香港。1867年(同治六年)赴英,讲学于牛津大学。1871年(同治十年)在香港经营出版业。1874年(同治十三年)创办《循环日报》。1883年(光绪九年)将在报上所发文章辑为《弢园文录外编》。次年定居上海,任格致书院山长。

  

   王韬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为秦汉以来所未有,必须贯彻《易经》的“穷则变,变则通”的精神,才能转祸为福,化弱为强。1883年(光绪九年),王韬著《变法》三篇,分析中西差距,从“取士之法”“练兵之法”“学校之虚文”“律例之繁文”等四个方面提出变革要求。他说:“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 [3]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盫,江苏无锡人。1865年(同治四年)入曾国藩幕府,十年后改入李鸿章幕府。1889年(光绪十五年)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著有《筹洋刍议》。他认为,与列国言“和”的局面不可常恃,必须讲求“防之之策”,内容为“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他并提出,对西方国家,要“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 [4]

  

   郑观应(1842—1921),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任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等职。1884年(光绪十年)写成《盛世危言》。他认为中学是本,西学是末,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他又认为中学“堕于虚”,西学“征诸实”,明显地赞赏西学。他声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主张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与列国竞争。 [5] 在为《盛世危言》所作序言中,他提出,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 [6]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身天主教家庭,曾在上海徐家汇公学读书。1876年(光绪二年)赴法留学,曾任清廷驻法公使郭嵩焘翻译。1879年(光绪五年)获法国政治学院博士学位,归国后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他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并不只在于“制造之精”和“兵纪之严”,而在于“以护商会为本”,“以得民心为要”,主张设立商务衙门,开采矿山,扩大出口贸易。 [7] 著有《适可斋纪行》《适可斋纪言》及《马氏文通》。

  

   陈虬(1851—1903),字志三,浙江乐清人。1884年(光绪十年)至1892年(光绪十八年)之间,先后写成《治平三议》《经世博议》及《救时要议》,提出“欲图自强,首在变法”,建议都察院“设议员三十六人”,“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而行”。 [8] 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举。次年赴京会试。1893年(光绪十九年),将前述各书汇集为《治平通议》八卷出版。该书得到张之洞的欣赏。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京会试,参加保国会。

  

   陈炽(1855—1900),字次亮,江西瑞金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任户部主事,次年升户部员外郎,其间,他曾赴江浙沿海及香港、澳门考察,写成《庸书》。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该书由翁同龢进呈光绪帝。

  

   《庸书》内篇谈传统政务,外篇谈洋务,极为完备地阐述西书、游历、议院、育才、艺科、商部、税则、考工、商务、铁政、利源、铁路、赛会、公司等西学的各方面。他热烈赞美西方的议院制度“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可否从违,付诸公论”,是西方国家“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 [9] 他建议照此实行,“投匦公举”,成立下议院,同时,改造中国传统的“阁部会议”,成立上议院,作为议事、咨询机构,“事之行否,仍由在上者主之”。

  

   汤震(1856—1917),字蛰先,后改名寿潜,浙江山阴天乐乡(今属萧山)人。1886年(光绪十二年)入山东巡抚张曜幕府。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版《危言》,提出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员,学习西法,设立议院以及实行晚婚等主张。1892年(光绪十八年)会试中榜,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外放安徽青阳县任知县。行前,受翁同龢召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皇帝曾两次传旨引见。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1875年(光绪元年)入张之洞尊经书院。1886年(光绪十二年)考中进士。1894年(光绪二十年)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使馆参赞,后升任代理公使。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创办《渝报》。次年发起成立蜀学会。著有《时务论》及《采风记》。他主张“伸民权”,以议院为立国、治国之本,批评洋务派不谈议院是舍本逐末。

  

   何启(1859—1917),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今广州)人。1872年(同治十一年)赴英,学习医学及法律。1882年(光绪八年)回香港任律师。1890年(光绪十六年)任香港立法局议员。1894年(光绪二十年)冬,与香港大书院教师胡礼垣(1847—1916)合著《新政论议》,主张从七个方面进行改革。其第七条提出:各省每年派代表到首都“开议院”,“以宰辅为主席”,将议决之事请皇帝签名为据;如有不完备之处,则再议再奏。作者认为,这一制度,可以做到“一公而无不公,一平而无不平,国家无复有怀二心之人,君民永保咸有一德之庆”。 [10]

  

   宋恕(1862—1910),字平子,号六斋,浙江平阳人。早年师事孙衣言、孙诒让。1887年(光绪十三年)游历上海、江宁、杭州等地。1890年(光绪十六年),赴武昌谒见张之洞。1892年(光绪十八年)写成《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同年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主张,被派任水师学堂教习委员。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写成《六字课斋津谈》。他自称“弱冠以后极端主张唯物论”,尖锐抨击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等人的思想,提出“易服改制,一切从西”,被时人称为“旷世之大儒”。

  

   上述改良主义思想家大都和洋务派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思想和洋务思潮也有一致之处,但是,又和洋务思潮有重要区别。洋务思潮的主要内容是富国强兵,而上述改良主义者则在不同的程度上超出这一范围。他们提出开议院,这就触及了改变传统的君主专制主义,进入政治体制领域;他们提出以商立国,允许百姓自办企业,这就进入经济体制领域;他们要求改革科举,这就进入文化体制领域。这样,他们就不仅反映地主阶级的“自强”要求,而是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了。

  

   注释:

  

   [1]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二十四年校刻本。

  

   [2]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卷下。

  

   [3] 王韬:《变法》,《邠园文录外编》卷一。

  

   [4] 薛福成:《出使日记》,《筹洋刍议》。

  

   [5] 郑观应:《商战》,《盛世危言》初编卷3。

  

   [6]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7] 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卷2。

  

   [8] 陈虬:《变法》一、《变法》二,见《治平通议》。

  

   [9] 陈炽:《议院》,《庸书·外篇卷下》。

  

   [10] 何启:《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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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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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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