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革命、改良两派的合作与破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1 次 更新时间:2022-01-04 1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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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毕永年组织兴汉会

   唐才常在改良派中,属于激烈分子。戊戌政变后,他哀悼死友,迅速赴日,会见康有为和梁启超,建议起兵勤王。1899年11月初,他偕同为激烈派的毕永年再次访问宗方小太郎,争取支持。宗方劝以沉潜待机,专力准备。 [1] 同月,唐又经毕永年介绍,和孙中山会晤,商讨在湘、鄂及长江流域起兵计划,决定合作。不久,唐才常首先回国。毕永年接到湖南即将起事的电报,也于12月偕平山周返国。行前,他致函犬养毅,声称“西后淫虐之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他表示:“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面干预。” [2]

  

   毕永年在东渡日本后即加入兴中会。他化装成和尚,和平山周一起到汉口,会见原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三人共同入湘,拟在长沙纵火举事。毕永年等遍访哥老会山堂,结识该会头目杨鸿钧、李云彪等,认为沉毅可用。哥老会是源于四川、后来活跃于长江流域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在湘军中产生过巨大影响。

  

   当时正值政变之后,湖南人心消沉,活跃一时的南学会等团体均已消亡解体,并不具备迅速起义条件。康有为指示毕永年“制造事端”,引起毕的强烈不满,决心和康决裂。 [3] 1900年春,毕永年再到日本,向孙中山汇报湖南之行的情况,孙中山决定利用哥老会,在湘、粤、鄂三省同时大举,然后向长江中游发展。他命陈少白去香港创立《中国日报》,命郑士良联络广东三合会,命毕永年再次回国活动。同年夏,毕再次入湘,向哥老会头目介绍孙中山的生平与兴中会宗旨。其后,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六名哥老会头目持毕永年函赴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及三合会首领会谈,声称:“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 [4] 双方决定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成立中和堂兴汉会,合并之日,到会12人,计哥老会7人,三合会2人,兴中会3人。其时,毕永年自上海来港,提议推孙中山为会长。会后,分三路向两广、闽浙、上海等地同志转达,宫崎与陈少白偕诸会党头目到日本,向孙中山汇报,送去兴汉会会长印章。

  

   参加兴汉会的会党头目并无坚定的政治信仰。同年11月,康有为由美洲经日本到香港,企图拉拢李云彪等人。那时,康有为得到华侨资助,囊中富有,每个会党头目各赠百金,李等便改投保皇党门下。毕永年责以大义,无效,一怒削发为僧,留书平山周说:“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 [5]

  

   广州起义前夜,孙中山将兴中会会长一职让位于杨衢云。孙中山得到兴汉会的拥戴后,自觉有了实力,便向杨衢云提出,扬子江各省的哥老会已经推选他为会长,暗示说,不能有两个会长。杨倒也爽快,表示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的职位了。”孙中山要杨征求谢缵泰的意见,谢同意。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决定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 [6]

  

   (二)两派的初步合作

   唐才常于1899年4月到上海,担任日人创办的杂志《亚东时报》的编辑。同年秋,再到日本,周旋于革命与改良两派之间,“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 [7] 当时,林圭已在大同学校求学,唐才常便邀他及秦力山、田邦璿等回国,共同举事,湖北留学生吴禄贞、傅慈祥等也都表示愿意相助。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集团镇压“六君子”,阻塞了中国变法图强的道路,梁启超胸中郁积着对满洲贵族的强烈愤恨。康有为离日后,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其他同门的言论也日趋激烈。1899年夏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达成两派合作的初步协议,拟推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梁曾与同门学友韩文举、欧榘甲、梁炳光、麦仲华等共12人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结盟。这批人中,欧榘甲带头倡言革命,认为革命之义已经行于五洲,革命之效已经普及四海,是“去野蛮而进文明”的必经之路。 [8] 据冯自由说,梁启超等人曾联名致函康有为,认为“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 [9] 梁等表示,光绪皇帝圣明,倘民心爱戴,将来可以选为总统,要康有为“息影林泉,自娱晚景”。梁并为此到香港,推陈少白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勤将梁启超的动向密报康有为,声称梁“渐入行者圈套”,康摆出老师架子,责令梁启超离日赴美,参加保皇活动。此说有人指为“捏造无端事实”,不过,梁启超后来确实给康有为写过信,声称“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他说:“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 [10] 倘证以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段时期的其他资料,冯说的具体情节或有出入,但主要方面应该属实。 [11]

  

   同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启程,梁启超、孙中山及陈少白、沈翔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在东京红叶馆联合为唐、林等饯行,两派把酒畅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气氛。容闳的侄子容星桥时任汉口俄国商行买办,是兴中会会员,孙中山特意将这一关系介绍给林圭。

  

   (三)梁启超提议推举光绪皇帝做总统

   1899年底,梁启超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抵达檀香山。梁当时的想法是将“共和”和“勤王”二者统一起来。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慈禧太后诏立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除光绪皇帝,上海经元善等与海外华侨保皇会纷纷通电反对,这使梁启超感到鼓舞。1900年4月,梁启超致函孙中山,建议利用这一形势,函称:“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他劝孙中山说:“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怎样将两者统一起来呢?办法还是“举皇上为总统”。梁启超认为这样做,可以“两者兼全,成事正易”。 [12] 梁启超不是不想推翻满洲贵族,也不是不赞成共和,他所担心的是革命会造成外敌入侵,社会动乱,形成大残杀、大破坏,所以总想找到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一时间,这种“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吸引了当地的不少华侨,原兴中会成员几乎全部被拉入保皇会,所得捐款超过十万元。同年8月,梁启超秘密回到上海,准备参加自立军起义,但到沪伊始,就得悉唐才常等已被捕,梁在沪仅逗留十天,怏怏改赴新加坡,会晤康有为。10月,梁启超应雪梨(今澳大利亚悉尼)保皇会邀请,偕同康有为女婿罗昌访问澳洲,所至之处,发表演说,倡立保皇分会,直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5月,才返回横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2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先后访问加拿大及美国,为时十个月。

  

   (四)两边不讨好

   康有为不能容忍梁启超等人对自己的任何背离。1902年春,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责梁启超言论中的“革命”方面。同年,康有为郁愤成疾,头痛大作,写信痛骂梁启超等“背义”,声称要自此“决绝,分告天下”。 [13] 梁启超无奈,连发两电,表示“悔改”,“痛改”。 [14]

  

   孙中山则不能容忍梁启超言论中的“保皇”方面。在东京时,孙、梁二人之间已多有不和。1902年3月,章炳麟到东京,发现孙、梁矛盾。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孙、梁,便婉转地劝说孙中山,“无相构怨”,然而效果不大。 [15] 1903年9月,孙中山重返檀香山,发觉当地华侨已在保皇会的掌握之下,便愤而在当地《隆兴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宣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稍后,又在致革命和尚黄宗仰函中指责梁的“借名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比康有为的“直白保皇”更为阴险毒辣,声称“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 [16] 这样,两派的合作终于破裂。

  

   (五)梁启超游美洲而梦俄罗斯

   梁启超在美期间,看到了美国选举中的弊端以及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也看到了当地华人社会中的自私、专制、内斗等不良现象,认为中国人距离共和国国民的水准相距过远,倘若在中国实行立宪、共和一类政体,无异“自杀其国”。1903年12月,梁启超返回横滨。自此,议论大变。他“涕泪滂沱”地宣布,与“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告别,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一文中声称:“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他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神往于彼得大帝式的“圣君”。游美前,他歌颂西方新道德,而现在则转而认为,维持中国社会的一线希望在于“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

  

   注释:

  

   [1] 《日记》,《宗方小太郎文书》,日本原书房昭和五十年(1975年)版,第673页。

  

   [2] 日本冈山木堂纪念馆藏原件。

  

   [3] 小田切万寿之助:《湖南地方近况及送呈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

  

   [4]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68页。

  

   [5]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46页。

  

   [6]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06页。

  

   [7] 冯自由:《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页。

  

   [8] 欧榘甲:《中国历代革命说略》,《清议报》,1899年10月25日。

  

   [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9页。

  

   [10]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页。

  

   [11] 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194—197页。

  

   [12]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13]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14] 《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15] 章炳麟:《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炳麟政论选集》上册,第163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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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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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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