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兼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4 次 更新时间:2007-01-18 22: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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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当今世界,无论中外,“知识分子”的意义在大多数场合意味着“有专业知识的人”。而与这种通俗的、大众的用法相伴随的,是始终有一些思想家强调“知识分子”的非专业化的意义。早的不说,至少在拉塞尔·雅各比(Russel Jacoby)的《最后的知识分子》面世以后,“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已渐渐成了晚近美国公共论域的重要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与其他的西方文化界的讨论往往与中国本土的兴奋点不相接近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则是一个很容易为中国当代文化论坛所引入的话题。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话语本身,在中国的后文革时代一直是知识阶层“认同的焦虑”的释放途径和探究方式,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表像。

  

  一,

  

  在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体上处于“思想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总体不能作为革命的积极力量被肯定。或者是革命力量的边缘,或者是革命的对立面,在两者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摇荡着,而且总是被推向着后者。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和社会属性更被贬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差一点被归入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类的社会反动力量。知识分子的普遍压抑在文革之后遽然消解,并且在邓小平时代的初期以官方定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身份恢复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地位,虽然这一提法看上去很反讽,但它确然是当时意识形态下所能给予知识分子的最大程度的重新肯定。我们都还记得,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每一次官方给予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都相当敏感。

  如果说,1980年以前“知识分子”话语的中心和动力总是围绕着官方的定位而发生,那么可以说,此后的“知识分子”话语则产生于知识分子自身在改革开放环境中的不断反思。这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30年来,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时代变迁的每一阶段的引人注目的文化图像。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身份”的解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建设和专业工作的热情投身,而并没有立即引起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文反思,这是不奇怪的。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起于“文化热”的前夜,这时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定义随着西方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渐渐影响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引起对“知识分子”的最早思考,并导致了“知识分子研究”成为“文化热”中的焦点论题之一。而且,这种取向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启蒙思潮一起,对1989的风潮起了它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一方面集中在作“改革的”还是“保守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性、批判性,“自由知识分子”成了那一时期不少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更多具有“政治化”的性格不同,90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话语是针对“市场化”,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因此而起。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一方面,按其在西方发生的逻辑应当是针对“专业化”和技术理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也针对着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生活的“小资化”。这一切都明显地证实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深入历程。

  其实,知识分子的声名不仅在中国曾经遭遇“臭老九”的尴尬,在西方也不总是运交华盖。萨义德(Edward W. Said)甚至论定:“一直到20世纪,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知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负面。”1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众活动。这些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方式。无疑地,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的提出,是要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在以学术为志业的同时不忘致力于对于公共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参与。

  与以往知识分子概念的职业限制不同,如有些学者所强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职业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如果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杜维明语)的活动方面来看,那么公共知识分子所栖身和生存的地方,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虽然他们可能栖存在学术界、政府界、企业界等不同领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甚至社会运动,虽然他们各自关心的公共问题并不相同并且活动的公共方式亦各有异,但他们共同参与建构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

  在这种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统一的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点,不可能把公共知识分子理解成观点一致的集团。公共知识分子们往往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文化主张,无论是改革的时代或是革命的时代都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是主张对现状批判的人,也可以是主张回到传统精神价值的人,知识分子无须与现有政治保持一致,但也不必与政治结构刻意保持距离。2

  不仅在同一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在不同文化—社会传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往往各自突显出不同的特色。在文化中国最先倡导公共知识分子的杜维明指出,知识分子在沙俄集中体现为抗议的精神,但在美国则更多体现在增进市民社会的努力,在英国体现为社会批评,在法国体现为文化的反省,在中国体现为儒家性格的知识群体,等等。3 这使我们对于以下这点发生兴趣: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的强调及其多样的公共性格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其文化的资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传统对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有何文化的塑造作用或影响?在描述的意义上,我们能否比照俄英美法而把中国知识分子概括为在某一方面的突出体现?

  

  二,

  

  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一个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但知识者的公共性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其公共性。而中国古代的“士”“儒”“士大夫”,其本身在作为学者的同时就是官僚队伍的成员或候补成员,所以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士儒天然具有其公共性。虽然在承担行政职务的范围和等级上的不同会导致其公共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公共性对于古代的士儒从来不是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展开和表达,无论就其存在和技术的意义而言,与古代已不可比,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对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发布政教,与今天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大相径庭。古代士儒的政论文字,也限于知识人之间流传,而不是“公开的合理讨论”(哈贝玛斯)。但是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现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群体传统的影响。

  在直接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性完全相当的讨论,但这决不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或者古代思想传统对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自我认同没有影响。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古典资源所给予我们的意义,往往取决于理解和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并不需要另外寻找特别的文献资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现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的研究,只要换一个理解的角度,大都可以变成知识分子公共性讨论相关的资源。

  1987年,余英时在为其古代知识分子研究论集新写的自序中指出: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出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人所刻划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示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藩、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在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4

  余英时的这些论述并不是特别针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而发,但其论述全部,也都适用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古代形态和心态渊源的说明。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的知识人,这里的公共性是兼针对私我性和专业性而言的。

  可以再对余英时的论述作一点申发。首先,余英时的古代知识阶层研究更多用“士”,而很少用“儒”,其实在其所讨论的范围和意义下,“士”与“儒”是可以共用和互换的。更为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整个回看两千五百年以来的历史,无疑,承继和发扬了这一“士”的精神传统的是儒家。儒家士人和儒家思想是此种精神的传承、阐扬与实践的承当主体。所以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径用“儒士”“士儒”来进行讨论。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天下”的概念在古代知识分子论说中所扮演的公共性意义。从余英时所引的有限的材料已可显示,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包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儒士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公共关切,往往借助于关于道、国家,特别是“天下”的论述形式表达出来。

  让我们顺着这两点把这一问题稍加展开。

  

  三,

  

  从春秋时代的历史来看,诸子百家的“士”是从王官中转化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伴随着“哲学的突破”发生,“士”(不是春秋最下层贵族的士)的产生正是指从各种专业化的世官中转生出来的、追求普遍价值的新知识人。儒士从其出现开始直到中华帝国晚期,一直保有着类似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

  儒士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道自任”。这一点至少自余著提出以来已为众所周知,故只需略举数例,如孔子、孟子的名言: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君子谋道。(《论语·卫灵公》)

  君子忧道。(《论语·卫灵公》)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

  这些都是强调,士的关怀始终超越一己或家族的利害得失,而指向“道”。道是世界的普遍原则,是人类的精神理想。如果我们知道西周以来的世官制度是以家族世传某种知识为特征,就可知轴心时代以降的“志于道”者正是对专业化的世官心志的超越,而且这类士君子在春秋末期以后已经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成为群体了。

  儒士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天下自任”。这一点需要多以多一点材料来说明。

  中国古代的“公共”一词的含义多指普遍性而言。《释名》:“江,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在古代政治文献中,像“法,天下公共者也”的说法很为常见。在宋代以后的哲学思想中,“理为天下公共之理”,“理为天下所公共”这类的讲法俯拾皆是,以强调理的普遍性。5 不过,在与今天所说公共性有关的问题上,也有一些使用“公共”语词的例子,如宋代所谓的“公共讲求”、“公共参议”。6 宋代学者批评当时士人有言:“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狭小,阐辟其专私者而更自以为广大”。7 明代也有学者曾倡言:“故必推极其虚灵觉识之知,以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斯为儒者之学。”8 在这里,“贯彻无间于天下公共之物”成为儒者之学的一个本质规定。所以,“公共”一词在中国古代也有广泛使用,只是其用法与今天不尽相同。

  较接近于今天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观念所强调“公共性”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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