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变革及其影响——基于权力与权利双重视角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 次 更新时间:2021-09-28 13: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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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 (进入专栏)  

  

   [摘要]话语理论揭示了话语的本质和功能,特别是深刻揭示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在互联网时代,话语权被互联网深刻改造和重塑,由此发生了重大变革。与传统媒体时代的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权被赋予新的内涵,它具有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属性。它既是一种具有实际影响力的权力,又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公民权利。互联网技术的特征深刻嵌入到网络话语权中,使得网络话语权具有非常显著的开放性、突出的分散性和鲜明的大众性等特点。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变革会推动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权力(或权利)的相对平衡,增进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话语权的下移和分散,有助于推动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促进政治发展的进程;同时,网络话语生成空间环境的变化,导致网络舆论容易产生激进倾向,可能危及社会稳定。

   [关键词]话语;话语权;网络话语权

  

   话语与话语权,都不是静态的或简单的语言现象,而是变动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当前,互联网正在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重塑,话语已经成为网络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并且出现了诸多新的话语交往形式,同时,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话语交往的频率和内容都在增加,话语的重要性远超以往任何时代,这对话语权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网络话语权开始出现,并展现出与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不同的内涵与特点,由此产生着一系列的政治影响。

   一、话语权与网络话语权:延续与变革

   话语所指的是已经说出来的话,所有那些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言说内容,都可以被认为是话语。但是,话语理论关注的不是具体的言语或者语篇,而是其所蕴含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以及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葛兰西关于语言与霸权关系的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布尔迪厄关于言语与权力关系的理论等逐步加深了对话语权的认识,丰富了话语权理论。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关于语言与霸权的论述已经表达了非常清晰的话语权的含义。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他把语言研究与他对霸权及其相关因素、知识分子的作用、文化和民族—大众团结的关系联结起来,其对语言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讨论为深入理解权力的日常生活层面的运作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理解。[1]他非常重视文化的作用,充分认识到了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他认为:“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2]在他看来,资产阶级霸权不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统治,而且还体现为在日常生活和话语实践等领域,资产阶级以获取下层集团同意的方式来实现其统治。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包括语言等)都与霸权相关联,而其霸权这一概念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认同与强制关系。他的这些思想初步揭示了隐含在话语中的权力因素。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揭示了权力对话语的支配和控制作用,深刻阐明了“话语”的本质和功能。在福柯看来,话语是“属于非连续形态的单一系统的一系列言语”。[3]他认为:“在每个社会中,话语的产生都是按照一定的限制和排斥程序进行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就是规避话语的影响力和危险性,降低偶发事件,削除话语中突兀且令人不可接受的因素。”[4]他指出了限制和排斥话语的三种程序或手段,即外部排斥程序、内部控制程序和话语限制应用原则。[5]所有这些程序或手段都是权力的工具,话语受到权力的严密控制,甚至变成了权力的表现形式。福柯认为,话语不仅生成了意义,而且生成了表征的主体、事物与诸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的话语理论极为清晰地阐释了权力对话语的渗透,对话语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出发阐释了其话语理论,并基于实践与技术的区分强调了话语的实践性质。哈贝马斯所说的“话语”是主体间进行交往的言语表达形态。在这种交往实践中,交往主体以话语为媒介,针对公共领域的公共议题通过“对话”与“商谈”,在共同协商中化解分歧,达到共同行动的目标,并形成共识。这样,公共领域的话语交往行为就能对政治系统产生影响。哈贝马斯认为,话语权本身可以成为权力实现的工具。他从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理论这两个理论面向分析了话语交往主体在权利上的平等性,以及话语交往主体在不受压制的理想话语状态下的自由,充分体现了其对话语政治的深入思考。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揭示了语言交流与权力支配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6]他力图阐明,在言语沟通中,如果不考虑在交流中发挥了作用、但不被肉眼察觉的权力关系结构的总体,那么交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包括言谈的信息内容本身,就始终是不可理解的。[7]布尔迪厄认为:“语言技能并非一种简单的技术能力,而是一种规范能力。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语言说法都是同样可接受的,并非所有的言说者都是平等的。”[8]他指出:“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群体中所获得的认可,无论这种认可是否已经制度化了。”[9]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揭示了语言如何与权力发生联系及其如何发挥暴力手段无法发挥的作用,为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为揭示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指明了方向。

   可见,话语与权力紧密相连,话语实际上完全被权力所支配和控制,话语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涵义都蕴含着权力因素。从权力的视角来考察和认识话语现象,话语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话语是情景性权力的载体。它体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且,它还可以对多种社会关系进行塑造、支配和安排。第二,话语是结构性权力的载体。它能够形成为习俗、惯例、文化,甚至制度,体现出非常强的稳固性特征,表现为一种非常明显的制度化力量。第三,话语是渗透性权力的载体。话语与权力相互渗透,紧密关联,彼此融合,关涉语意的建构和真理的生产,使语意和真理体现出权力的意志,从而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如何认识权力呢?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一种实体的机构或者组织,而是一套难以概括的技术手段、规训方式和身体训练。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10]福柯批判了作为现代性根基的启蒙运动,认为真理和知识其实只是权力的代名词,权力蒙骗了被启蒙的大众,选择了大众喜欢的真理和知识,并将自身藏匿其中;在大众建构出来的真理话语中,权力再一次牢固地掌握了主动权,掌控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福柯而言,重要的不是“谁行使了权力”和“为什么行使权力”,而是“权力如何运作”。而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的规则系统。[11]权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具有极强的支配和控制意义。

   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了权力的支配性质和强制作用。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认为,权力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或很多人在某一种共同体行动中哪怕遇到其他参加者的反抗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机会”[12]。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权力作为后盾,没有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实现其目标。权力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认为,权力应当是“A对B享有权力的范围及于A可以迫使B去做一些他本不愿去做的事情”[13]。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权力可以“作为交往的媒介”,其地位类似于科学领域中的真理、经济领域中的货币。[14]可以说,权力体现为不同个体或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可以说,权力就是能使别人服从掌权者意志的力量,即个人、集团或国家贯彻自己的意志或政策,以及控制、操纵或影响他人行为(而不管他们同意与否)的力量。如果我们从传统意义对话语权的涵义进行揭示的话,可以认为,话语权就是通过话语引导、支配或控制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想,进而影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以及通过话语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能力。话语权这一概念揭示了话语的功能与实质,蕴含着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话语权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互联网时代特征的网络话语权。很明显,网络话语可以形成网络舆论,当前,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形态,能够对其他公民、社会与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网络话语权表现为公民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言论表达的权利,但它也蕴含着明确的影响力和特定的强制力,具有权力的含义。简单地说,网络话语权就是指网络行为主体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言论表达的权利及其所产生的现实影响力或要求其他社会行为主体回应的能力。

   与传统媒体时代的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权在内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在网络话语权中,“权”包含了“权力”与“权利”的双重涵义,“权利”成为话语权中新增的内涵。

   在传统媒体时代,论及话语权,一般是指一种“权力”。但是,网络话语权固然是一种权力,它同样也是一种权利,是一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毛旻铮认为,网络话语权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权利,具有双重属性。[15]也就是说,网络话语权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话语的权力,话语主体能够利用网络媒体进行言论表达从而影响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能力,即谁说出去的话能够受到重视,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并得到回应;其二是话语的权利,也就是公民的言论表达的自由权利,即谁可以说话,谁有发表言论的条件、能力和资格。

   第二,在网络话语权中,权力的涵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权力更多地表达为一种话语的影响力。

   网络话语权中的“权力”是通过话语对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影响来实现的。话语之所以能与权力结合起来,很大程度上在于话语背后隐含的是由价值取向、是非判断和意识形态等引导和塑造的“软性权力”,它一般是通过影响他人的思想进而影响他人的行为来实现的。这一特点,在网络话语权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第三,在网络话语权中,权利与权力彼此关联,并融通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权力指向他者,权利指向自身。但是,权力作为一种影响力,对于普通网民来讲,正是通过话语表达的公民权利的实现来达成的。话语表达的权利不能实现,就不可能产生普通网民的话语权力。从这一角度看,互联网赋权,在赋予公民话语表达权的同时,也赋予了公民通过话语表达,影响他者的权力。这样,权力与权利都不再是单向的或者线性的行为,它们结合起来,并且表现出很强的互动性。

   二、网络时代话语权的变革及其特点

   互联网的产生及广泛运用不仅是一场技术领域的革命,而且对社会和政治领域正在进行全面塑造。在网络时代,互联网技术的特征深深嵌入到社会与政治层面,对社会与政治层面进行着深刻改造。这一点,在话语权的变革,特别是网络话语权的兴起过程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互联网技术的特征深刻嵌入到网络话语权中,使得网络话语权具有非常显著的开放性、突出的分散性和鲜明的大众性等特点。

第一,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特征嵌入到网络话语权中,使得网络话语权具有显著的开放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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