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 陈飞: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信息时代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86 次 更新时间:2024-06-02 20:49

进入专题: 网络舆论战  

熊光清 (进入专栏)   陈飞  

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以非直接接触的、非暴力手段为主的非传统军事对抗形式在现代战争中运用越来越多。这样,现代战争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混合战争特点,战争不再仅仅局限于实体战场中以军事手段展开的对抗与冲突,在实体战场之外出现了许多与实体战场同时展开的非传统军事对抗与冲突形式,并对战争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这种综合运用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的混合战争新形态中,网络舆论战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网络舆论战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信息等多个战场空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已经成为混合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舆论战结合了传统的心理战和现代的信息战,是混合战争中使用非传统军事手段的典范表现形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战争空间的虚拟性、攻击主体的匿名性和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网络舆论战通过控制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使用网络情报战等手段,力图重塑意识形态、操纵战场信息、左右民意归属,极为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战争进程。当前,充分把握网络舆论战的特征和影响已经成为深刻认识混合战争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混合战争;网络舆论;网络舆论战

作者简介: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陈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105)

随着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运用,信息战、网络战等新型战争方式应运而生,并使得混合战争表现出明显特色。混合战争的兴起是新技术发展的结果,是现代社会复杂环境下战争形态的新变化,它反映出现代战争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是网络信息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给现代战争烙上时代印记的关键因素。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系统,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大为提升,网络舆论在社会生活的作用极大增强。在战争状态下,网络舆论的重要性十分突出,成为战争各方争夺的重要领域。这样,网络舆论战成为了现代混合战争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新型军事手段。网络舆论战的实施手段多种多样,其将信息手段作为战争武器,极力塑造意识形态、操纵战场信息和左右民意归属,从而使得其完全变得与传统军事行动一样重要,对战场走势和战争胜败具有重大影响。

一、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概念与特征

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国家间的军事冲突表现为多种冲突形式相结合的混合形态,传统的战争概念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当前正在发生的新现象。这种新型的战争形态被称为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其典型特征是综合使用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以实现政治和军事目标。混合战争模糊了传统战争和非传统战争的界限,使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并导致战争理念也在随之更新。网络舆论战结合了传统的心理战和现代的信息战,是混合战争中使用非传统军事手段的典范表现形式。

(一)混合战争: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

战争通常被定义为国家之间有组织的暴力冲突。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①]现代战争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冲突的线性作战、接触作战逐渐转变为多维度、多主体和多领域的综合对抗与冲突,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暴力征服。2005年,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和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在《未来战争:混合战争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混合战争的概念,他们认为,出现了一种结合常规与非常规军事力量的新战争形态,涵盖直接的军事冲突以及游击战、舆论宣传战、网络攻击、恐怖行动、制裁封锁等非常规的冲突形式。[②] 詹姆斯· 威瑟(James Wither)认为,混合战争不会改变战争的性质,暴力仍然是混合战争的核心,其目的与其他任何战争行为相同,即利用威胁或使用有组织的暴力来获得针对敌方身体或心理的优势。[③]

2007年,弗兰克·霍夫曼在其《21世纪的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中对混合战争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他认为,由于未来战争的作战形态、作战对象以及作战技术存在不确定性,战争形态向着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发展,因此产生了混合战争。具体而言,混合战争是由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发起的利用多种战术手段展开的战争形式,其包括“常规军事行动、非常规战术以及二者的组合,以及无差别强制暴力和无序犯罪的恐怖主义行动。”[④] 卡特里·平诺涅米(Katri Pynnöniemi)和米娜·乔克拉(Minna Jokela)认为,目前对混合战争的概念界定存在一定争议,其主要被用来描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针对威胁增加的不可预测性和多样性而采取的一种混合行动模式。由于不存在对混合战争的确切衡量标准,一切隐蔽的、公开的冲突都可被归类为混合战争。[⑤]

弗兰克·霍夫曼对混合战争的阐述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其主要贡献在于将非军事手段提升到了与军事手段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新型的战争形态。如果仅从战争手段的综合性运用角度而言,混合战争早已出现。传统冲突理论认为,非军事手段在达成战略目标上仅起到辅助作用,但是,就当前情形而言,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以及其他新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能够起到与军事手段相同甚至更重要的作用。这是现代混合战争与传统战争中对非军事手段综合运用的重要差别之所在。正如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所言,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大缩短了军队和指挥机构之间的空间、时间和信息鸿沟,大规模部队正面交战的形式逐渐式微,而远距离、无接触的敌对行动正成为实现战争目标的主要手段。[⑥]

与重点关注混合战争的综合性手段不同,布林·奈泽尔(Brin Najžer)认为,混合战争是各种低水平冲突形式的集合体,战争发起者有目的地将常规和非常规战争形式进行了“不透明”结合,并在一个国家或者类似国家的行为体之下的单一中央权威的指导下进行战争。弗拉基米尔·巴特丘科(Vladimir Batyuk)则认为,混合战争的参与者将技术、能力和资源混合在一起以实现自身目标。虽然战术是不透明的,但是战略目标极其明确。混合战争可能包括具有非国家身份的军事力量,例如克里米亚危机中瓦格纳集团军,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中的极端主义组织。[⑦]

除了从战争手段、对抗程度、冲突透明度出发进行分析外,还有学者观察到混合战争的参与主体之间存在多层次互动现象。正是主体间多层次互动现象的存在,导致现有研究很难通过单纯地区分主体关系对混合战争给出较为确切的定义。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多元的互动模式来归纳出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概念便成了混合战争研究的一种趋势。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混合战争中,除了常见的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外,以技术公司、国际资本和国内利益集团等为代表的行为主体也开始活跃在混合战争的舞台。这样,出现了许多从参与主体出发对混合战争进行研究的成果。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学者们试图通过案例将研究向前推进。诚然,案例研究为混合战争在国内层次的解释提供了较好的探讨空间,但对战争的一般性解释仍然不足。这是因为,战争最核心的部分仍然是军事冲突,混合战争不是混合的战争,更不是单纯战争主体的扩大。

可见,现有研究尚没有对混合战争进行准确定义,混合战争的诸多重要特征也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从广义上讲,混合战争就是传统战争手段与非传统战争手段的综合运用;从狭义上讲,只有混合了除军事冲突外的其他战争手段才可以被称为混合战争。正如扬·阿尔曼(Jan Almäng)所提出的,从本体论的模糊性与否,以及认识论的透明性与否这两个角度看,可以把冲突分为正常战争、透明与模糊战争、隐蔽战争、隐蔽与模糊战争,除了正常战争以外,其他均可归为 “混合战争”。[⑧] 这种分类方式有助于较好理解混合战争的概念。从战争根源上分析,关于混合战争的研究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为,正因为战争施动者发生了变化,所以战争的手段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可以通过观测战争施动者的行为来对战争进行解释。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认为,混合战争是一种语境式的战争叙事,对混合战争研究出发点的不同必然会带来多重意义的解释。

总的来说,混合战争是一种综合利用传统军事手段和非传统军事手段的战争形态,它将战争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乃至网络空间领域,是一种跨界限战争,其参与主体打破了国内与国际、军事与民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界限。混合战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性战争,其结合隐蔽行动与公开行动、跨越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统筹传统与非传统战争手段,对各种战争手段加以创造性应用,导致战争的战术、战略和理念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混合战争中,传统军事手段如军队、武器装备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非传统军事手段如网络攻击、网络信息战、经济制裁等也成为重要的战争手段。混合战争的目标不仅仅是摧毁敌方军事力量,还包括破坏敌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以达到全面削弱甚至完全战胜敌方的目的。

(二)混合战争中网络舆论战的产生及内涵

无论是传统战争还是非传统战争,社会舆论之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社会舆论明显影响公众对战争的认识,从而影响公众是否支持战争,进而影响战争进程。如果不重视引导社会舆论,在现实战争中,很可能出现“打赢战场,输掉战争”的局面。在混合战争中,利用网络舆论战来损害对手的声誉、动摇其内部稳定以达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这种情形已经十分常见。[⑨]混合战争尽管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但其关键在于重视对公众情感、信仰与价值观的争夺。从目标指向来看,混合战争并不寻求大国间的正面冲突,而聚焦于如何争取人心。[⑩]也就是说,战争双方会十分重视人心背向问题,会特别重视占领社会观念领域的阵地。在互联网广泛运用的背景下,网络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时期,通过网络舆论战占领社会观念领域的阵地,成为战争双方都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混合战争打破了战争与冲突的单维军事界限,体现了现代战争的多维性和多领域性特点。[11]当前,网络舆论战构成混合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信息等许多领域。在政治领域,网络舆论战可以用来影响选举结果、操控政策制定过程或者左右公众对政府的看法。冲突国家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传播特定的政治信息或虚假新闻,从而改变公众的政治态度和行为。[12]在经济领域,网络舆论战可以通过影响市场信心和投资者行为来对经济造成影响。达到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传播经济危机等虚假信息来引发恐慌,并由网络舆论进一步演化为网络恐怖主义。[13]在外交上领域,网络舆论战可以创设或者破坏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的走向。在军事领域,网络舆论战可以用来削弱敌方士气,干扰敌方指挥控制系统,以及通过传播虚假信息来误导敌方决策。在信息战场上,网络舆论战通过对信息流的控制和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叙事来影响公众认知。这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展开宣传,以及通过黑客攻击获取和泄露敏感信息。

网络舆论战背后的逻辑机制主要基于心理战和信息控制。心理战的目标是通过影响和控制敌方的思维和情绪,以求达成战略目标。心理战的主要手段包括传播假消息,制造恐慌,破坏士气,引发混乱等。心理战可以在无需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造成敌方社会混乱和经济瘫痪,从而大大削弱敌方战斗力。在网络舆论战中,冲突国家利用网络平台具有广泛覆盖和快速传播的特征,还可通过信息控制来实现自身战略目的,其优势在于隐蔽性好、发动成本低、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它不仅能够在没有直接冲突的情况下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或者攻击能力,而且还能够在不被直接识别的情况下实施攻击和破坏行动。

从已有的战争案例来看,网络舆论战经历了从“信息对抗战”到“全域认知战”的过程。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形式,网络舆论战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陈翔认为,混合战争涵盖正式战争门槛之下的非常规军事行动、代理人战争、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与信息战等全谱系的对抗方式。[14]梅迪亚•阿吉尔(Media Ajir)和威力特•贝瑟尼(Vailliant Bethany)认为,俄罗斯在与西方国家的混合战争中使用了网络信息战,主要通过国家资助全球社交媒体网络、与部分西方媒体合作和直接游说西方社会等途径来加以实施。随着网络舆论战参与主体和使用手段的增加,加之战争环境的虚拟化和战争目标的宽泛化,“战争迷雾”状态呈指数级增长。[15] 维克霍德茨(R. S. Vykhodets)和潘捷列夫(K. A. Pantserev)认为,网络舆论会对公共舆论造成重大影响,网络舆论战导致普通民众难以分辨信息真假,进而影响其投票和政治信仰,还可以使利益集团尤其是商业利益集团增强掌握和操纵公共舆论的能力,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民主决策。[16]

由于混合战争是一种综合利用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来达成目标的战争形式,而网络舆论战是通过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影响和操纵,以达到影响对方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特定目标的战争形式,其正可实现混合战争的这一目标。沿着这一思路,有学者开始对网络舆论战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安德鲁·道斯(Andrew Dowse)和萨沙·巴赫曼(Sascha Bachmann)的研究从对抗网络舆论战中虚假信息出发,强调了网络舆论战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认为应该重点关注、识别和应对虚假信息的传播,从而减少冲突过程中的战争损失。[17] 对于网络舆论战如何成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萨沙·巴赫曼(Sascha Bachmann)、普特·多米尼克(Putter Dominik)和戴瑞斯·杜琴斯基(Dries Duczynski)等人认为,网络舆论战是通过夺取认知领域的高地成为混合战争的重要一环的,并通过控制人的情感和观念达到影响战场信息的目的,从而影响整个战局。[18] 对此,克里斯丁·格罗斯(Christine Große)认为,在网络舆论战中,任何信息的沟通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这种沟通的风险性加强了信息领域的不对称,致使冲突双方都需要严格约束虚假信息扩散。[19]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人工智能在网络舆论战中的应用。他们讨论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分析和应对虚假信息[20],强调了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动机。[21] 还有学者认为,混合战争是对各种现实和虚拟威胁的整合,其目的是从心理上影响受害国,通过创造更大的不确定性来掌握主动权,以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在其周围建立敌国负面形象信息场,从而向国际社会证明对其采取任何不友好甚至侵略性行动的合法性。[22]在这个过程中,网络舆论战主要涉及政府、军事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等各方之间的信息传播、争夺与对抗,并借此对意识形态和战场局势产生深刻影响。

可以认为,网络舆论战是现代混合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通过互联网传播特定信息,进而重塑意识形态、操纵战场信息、左右民意归属,以便影响战场态势和战争结果,达成战争目标的新型战争手段。

(三)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主要特征及实施手段

网络舆论战往往需要实施者具有清晰的目标、适当的策略、持续的舆论引导和有效的互动行为。其具体表现为,冲突各方利用网络媒体和数字平台传播特定信息,对目标群体进行有组织的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以达到影响、控制或改变目标群体思维模式、社会态度、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的目的。

网络舆论战的主要特征有:第一,战争空间的虚拟性。与传统军事行动不同,网络舆论战不依赖于实体战场,而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通过网络舆论影响社会舆论,并对线下现实活动产生作用。它主要是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操纵社交媒体、公共舆论等手段,干扰和破坏敌对方与国际社会的认知与情感。第二,攻击主体的匿名性。在网络舆论战中,攻击主体一般会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以达到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目的。这种匿名特征使被攻击者对网络舆论战的策划和执行难以追踪,增加了对抗的复杂性。第三,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依托于互联网的快速传播和广泛覆盖,网络舆论战通过迅速传播信息,覆盖大量受众,能够在不同区域或文化群体中迅速产生影响。国家、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参与到网络舆论战中,这使得作战双方的对抗变得非常复杂和激烈。

在混合战争中,网络舆论战的实施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学者认为,“混合战争”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获得民众的支持,因此战争发起国与目标国都力图在避免平民伤亡的基础上,通过舆论宣传获得最大程度的民众支持。[23]网络舆论战通常不仅针对认知层面,还专注于操纵个体的情感和情绪,它通过制造恐慌、愤怒、分裂和敌对情感,以加剧舆论分歧和社会冲突。当前,网络舆论战正朝着一体化、军事化和协同作战的方向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网络舆论战在技术上可以通过精确定位目标受众、个性化定制信息,并实现操作的自动化。这使得网络舆论战能够更精准地利用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手段来推送信息,从而更有效地操纵公共舆论。

网络舆论战有时会由专业化的团队进行发动,一些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网络攻击部门,训练网络舆论战部队,并采取一体化的作战纲领,以达到不在物理上消灭对手,但充分侵蚀对手合法性的目的。[24]俄罗斯在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中有针对性、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对外宣传,在获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反制西方舆论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当舆论对俄不利时,为缓解舆论压力,俄罗斯情报部门精心策划并实施“假情报行动”,令国内外公众真假莫辨。同时,为打破西方操控国际舆论的局面,俄罗斯通过本国宣传平台对外释放诸多舆论议题,引导国际舆论热点,干扰和对冲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舆论攻击。

二、网络舆论战通过重塑意识形态影响公众对战争的态度

意识形态涵盖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反映一个国家或行为体的核心愿景和长期目标。在网络空间中,话语表达形式的特殊性存在稀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阐释力,侵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公信力等倾向。[25]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问题本来就容易发生混乱和错位,在混合战争中,通过网络舆论战来塑造和操纵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常见手段,实施方通过塑造和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聚集支持者、分裂反对者,为自身行动提供合法性,从而借此在战争中获得战略优势。

(一)意识形态塑造的范围从实体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

舆论战的演变经历了纸媒舆论战、电视舆论战和网络舆论战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纸质媒介扮演着重要作用,围绕纸媒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显得格外焦灼,交战双方都曾用空军来投放标语和传单,并十分重视对占领区的平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在冷战时期,互联网尚未普及,一些国家利用广播电视宣传手段进行信息战十分常见,美国和苏联之间通过电视媒介展开的宣传竞赛就是电视舆论战的最好例子。[26]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舆论战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虚拟空间中变得十分密切,网络舆论战不仅用于传播特定意识形态,还用于扭曲和破坏敌方的意识形态。正如大卫·贝茨(David Betz)所言,现代作战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的战术战场与虚拟的信息战场,前者指涉炸弹爆炸与流血冲突等斗争,后者则指涉交战双方借助文字与图像所进行的斗争,国家制造引人注目的战略叙事以建构他人对事件发展的反应。[27]网络信息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影响更加广泛和迅速。

当前,国际冲突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战场的认知维度,国家发动战争并非仅仅要满足可见的军事目标,也要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由此推动了战争形态及其特征的演变。[28]网络信息时代意识形态的塑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体空间,已经扩展到了虚拟空间,但是,传统的舆论战模式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辅助的身份加入了新的网络舆论战之中。[29]虽然网络舆论战的互动场域主要在虚拟空间中展开,但最终影响还是要通过现实行为体现出来。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平台开始成为舆论战的主要战场,这引发了网络舆论战和意识形态塑造的互动场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表明,社交媒体对现代战争的重塑是全面而深入的,不论是实体战场还是认知战场。[30]

(二)意识形态塑造的广度从参战国拓宽到整个国际社会

在混合战争中,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虽然都可以是网络舆论战的发动者,但受限于主体本身的特性,网络舆论战往往都是由交战国的政府主导,其他行为体进行配合的一种行为模式。[31]如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和在线论坛等传播相关信息,以影响公众的观点和信仰,从而塑造意识形态。由于互联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特点,由此展开的意识形态之战也拓展到了整个国际场域。

第一,网络舆论战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来扭曲事实、误导公众,以达到扰乱敌方意识形态或促使其在社会层面建构起新的意识形态。这些虚假信息可以是关于政治候选人、国际事件、社会问题等方面的。通过大规模传播虚假信息,网络舆论可以改变人们对特定问题的看法,从而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网络舆论战对国内意识形态塑造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输出自己的思想,破坏交战国国内民意。作为混合战争的组成部分,网络舆论战通过建构战争叙事以影响目标国家民众的政治观点,[32]通过散发宣传材料、制作虚假新闻、编写偏向性评论、操纵社交媒体平台等手段,试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敌方,从而影响他们的态度和信仰。网络舆论战还通过塑造公众的认知体系与扰乱公众的理性政治思维,在受众头脑中树立目标国家当局是侵略者、无赖、敌人的形象,[33]从而破坏其意识形态的基础。

第二,广泛使用信息泄露手段,揭示敌方隐瞒的行为或信息,这种手段也在整个国际社会场域展开。该手段可以通过泄露机密文件、电子邮件、通信记录等方式实现,可以达到破坏敌方形象,引发公众不满,从而影响民众认可度的目的。同时,就一般情形而言,数据泄露本来就会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风险。例如,数据泄露会导致数据进入黑色产业链,有可能通过较长的链条来分发到不同的违法主体手中,分散性地对用户权益造成损害。[34]不仅如此,数据泄露还会放大现有国际社会的分歧,加剧社会冲突,使人们接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战中,通过控制社交媒体来传播特定的信息和观点,制造虚假趋势、热门话题或引导讨论,控制公众关注的焦点,可以实现其意识形态的需求。[35]

第三,网络舆论战可以重塑国际舆论,进而掌握网络话语权改变国际社会对战争的认识。利用社交媒体影响国际舆论,冲突方可以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氛围,从而改变国际社会对该场战争的认识和看法。网络舆论战通过创建虚拟社区来吸引支持特定意识形态的人,这些社区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成员在其中分享和强化彼此的观点和信仰,从而增强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感。网络舆论战的发起者通过掌握国际媒体上网络话语权,影响国际舆论走势,影响政治决策和社会动态,从而对战场态势产生作用。

(三)意识形态塑造的深度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拓展到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

社会舆论不会凭空产生,它会受到引导者的影响,并按照引导者的偏好形成并固化下来,而网络舆论战把意识形态塑造的深度拓展到了新的层次,因而加深了对意识形态塑造的力度。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认为:“作为公共舆论以及可能像公共舆论那样产生影响的事物,它总是像一个外在的、外来力那样影响着每一个抱有某种意见的人。”[36] 网络舆论不仅通过塑造和引导公众的观点,改变公众的意识形态,而且通过影响他们对战争的认知,塑造公众对战争的认识。

第一,网络舆论战引导与塑造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思维方式是人们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规则,它对于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接受至关重要。网络舆论战可以通过信息过滤和筛选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通过扭曲事实、误传论据和制造偏见来影响公众的信息获取与认知方式。当然,在网络舆论战中,也可以通过报道战争的背景、原因、过程和结果,使公众对战争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论坛等平台,引导公众关注和讨论战争的各种问题,从而影响他们的观点。但是,网络舆论战往往将某一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塑造成正面角色,或将对立意识形态的代表者描绘成反社会或邪恶的形象,通过形象的塑造影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态度和看法。

第二,网络舆论战影响或操纵人们对特定事物的认识,塑造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是指个人或团体对于政治问题和政治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政治信仰是指个人或团体对于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和政治体系的信仰与认同,它体现出对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忠诚度。信息时代的网络舆论战对政治信仰的塑造,可以改变人们对特定意识形态的忠诚度。这其中包括强调共同的文化、历史和身份,以及强化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分化,或者通过建立特定的道德框架引导人们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念。这种塑造意识形态的能力使网络舆论战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改变人们的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和对战争的看法。

第三,网络舆论战通过情感操控,能够影响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政治情感。政治情感是指个人或群体对于政治问题和政治实体的情感体验和情感态度,它反映了人们对于政治事务的情感反应和情感倾向。网络舆论战往往能够激发情感,如愤怒、恐惧或同情,来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念,或者通过情感引导改变人们对战争态度。例如,可以通过揭露战争的真实面目,揭示战争的残酷性和无意义性,从而使公众对战争产生反感和抵制。除此之外,网络舆论战通过强化对立和敌我情感,包括利用情感化的语言、图像和音乐来激发人们的情感,以增强对特定意识形态的认同,包括制造和强调与目标受众的共同经历、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念,使之更容易接受和信仰特定意识形态。网络舆论战说到底是一种针对公共舆论展开的争夺,其实施手段就在于对目标群体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引导,以达到影响、控制或改变目标群体的思维模式和政治情感的目的。

三、网络舆论战操纵战场信息进而影响公众对战场态势的认知

在网络舆论战中,操纵战场信息可以对舆论形成和舆论导向产生重大影响。网络舆论战通过发布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从而实现操纵战场信息,影响人们对战争的了解、认识和态度,可以改变人们对冲突的看法,导致公众对特定议题或事件的认识反应出现偏向,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引发社会恐慌和不安,进而影响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一)发布虚假战场信息混淆对战场形势的认识

虚假信息对于战争而言并不是新鲜事物,利用虚假信息影响双方竞争具有很长远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根源。[37] 有学者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对虚假信息进行了定义,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一切错误的信息都是虚假信息;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虚假信息是由新闻媒体故意发布并可验证的虚假新闻,[38] 这些虚假信息可能包括战场状况、军事动向、人员伤亡等方面的虚假报告。虚假信息蓄意诱导错误认识,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民众心理的恐慌,可能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当虚假信息开始与网络信息技术结合时,虚假信息传播展现出更强大的影响力。

第一,虚假信息能够误导敌方采取错误的决策,从而破坏其军事计划,或制造混乱。虚假信息可以是有意捏造的谣言,也可以是不实的数据或者歪曲事实的报道,目的往往是操纵和激起公众的情绪,制造混乱和不信任。具体来看,交战国可能利用虚假信息来扭曲事实、抹黑对手,以此来动摇敌对国家的民心、瓦解对手的决策。例如,可能故意发布关于对手军事行动失败的虚假消息,以引起对手内部的不信任和混乱,进而影响对手的军事计划和战略部署。更甚者,还可能通过操纵社交媒体舆论,制造公众情绪的波动,达到分化国内民众、破坏国家团结的目的。除此之外,“垃圾邮件”和“垃圾信息”也被用来充当虚假信息,呈现出“根茎焦点”式增长,垃圾邮件的主要目的是迫使邮件的接收者按照垃圾邮件发送者的意愿行事。[39]虚假信息的难以辨识性增加了网络舆论战的复杂性,使得虚假信息很容易产生混淆真相的效果。

第二,虚假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传播给大量用户,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从而影响社会舆论。虚假信息的传播在网络舆论战中通常被用作一种策略以影响公众的观点和态度,其传播往往基于网络的匿名性和信息传播的速度,通过匿名账号、假冒身份或者虚假网站,虚假信息制作者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使得虚假信息更具迷惑性。[40]同时,虚假信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和论坛等渠道迅速传播,使得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些虚假信息,进而影响他们的观点和行为。事实上,虚假信息的传播也受到人们的认知偏见和信息过载的影响。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认真核实。这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使得虚假信息可以迅速蔓延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情感化的虚假信息往往更具欺骗性。情感化的虚假信息会给人一种错觉,往往能够触动人们的情感需求和信任感,使人们更容易相信并接受这些信息,而不太容易对其进行批判性思考和验证。[41]人们倾向于分享和传播与自己情感相关的信息,情感化的虚假信息能够触发人们的情绪反应,引发讨论和互动,从而在社交网络中迅速传播。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和共鸣,这类信息往往会夸大事实或激发情绪,以引起公众的情绪和共鸣,并引发群体效应,形成舆论的集体偏向,导致公众曲解事实,进而影响战争参与者的决策和行动。

(二)通过网络情报战直接实施战争行为

网络情报战是指利用网络手段获取、分析、利用和保护情报信息,以支持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的一种战争形式。网络情报战在混合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可以提供决策者所需的情报支持,帮助制定有效的战略和战术。网络情报战有时是针对敌对国家,有时是针对非敌对国家,甚至盟友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情报对抗行动。网络情报战的主要方式有网络窃密、网络侦察、网络反侦察、网络欺骗等。

在战略层面,网络情报战能够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披露敌方机密、破坏敌方形象、制造敌方社会动荡等。在战术层面,网络情报战能够起到影响军事行动的效果,如获取敌方部署、瓦解敌方士气、干扰敌方指挥等,进而影响作战单位的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在2010年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期间,美国公开宣布对伊朗实施网络情报战,并获得成功。在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中,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分析卫星图像、截获俄方通信以及安插间谍等手段发现了俄方在俄乌边界集结军队的意图。[42]

混合战争的发起者通常利用其全球网络信息情报系统,并与自己的盟友进行情报信息共享,交换重要的信息情报来源,从而实现陆、海、空、天四位一体的严密布控。例如,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授权乌军使用其开源情报收集系统,该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人工智能从公共网络中大规模地收集信息,再经过处理、合成和分析生成情报。其信息数据来源包括商业卫星图像、未加密的无线电信息和公共社交媒体帖子。[43]这样,乌克兰军方能够实时跟踪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通过窃听俄罗斯军方的通信,乌克兰掌握了俄军在乌克兰境内的袭击目标,有力抵抗了俄罗斯军队的进攻。这场俄乌冲突也是一场情报战争的革命,网络舆论战中的情报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4]

(三)操纵社交媒体影响社会舆论整体走向

社交媒体平台在网络舆论战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网络舆论战的冲突方通过创建虚假社交媒体账户、购买关注者、操纵社交媒体等方式来影响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以塑造对手和国际社会的认知。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等指出,任何人都不能再把战争中的各种信息与实际战场或地缘政治、外交分开,他们已经混合在一起了。[45]混合战争冲突方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的群体效应特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发布具有偏见和敌对性的信息,煽动仇恨、冲突和对立,导致社会的分裂和不稳定。肯尼思·博伊特(Kenneth Boyte)认为,在2013-2015年的乌克兰危机中,西方媒体将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盟友之间的冲突描述为“冷战”式冲突。在这场战争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组成的网络部队发动了宣传战,并通过言论控制来操纵公众对该事件的看法。[46]

由此可见,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对战场信息的操控具有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已经组建了自己的网络部队(cyber army),他们在网络舆论战中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利用社交媒体的算法、自动系统和大数据,进行大规模、精准和快速的信息传播。通过制造虚假的热点话题影响舆论趋势和公众认知,利用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和个体,发送定制化的信息,诱导或引导他们的思想和行为。[47]一些国家的网络部队利用各种手段和渠道,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或者操纵社交媒体平台,影响对手和国际社会的认知,控制网络舆论的内容和走向,并利用社交媒体的碎片化和群体极化效应,制造或加剧信息的歧义、矛盾和冲突,削弱或破坏公众对媒体和民主机构的信任,激化或分化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从而实现或促进实现其战争目的。

四、网络舆论战左右民意归属从而影响战争进程

民意归属涉及到群体或个体的身份认同,包括他们对自己所属国家或特定区域的价值、传统、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认同。这种归属感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强国家或特定区域的社会凝聚力,以及塑造和维护特定群体或个体的身份认同都有重要作用。在网络舆论战中,民意归属不仅影响着社会舆论走向,还影响着国家的战略决策和军事行动。

(一)   赢取社会舆论从而获得公众认同

网络舆论战被一些学者直接归类为争夺民意归属的“信息武器”,而“信息武器”的重点就是针对目标国家公民及国际社会进行宣传,塑造受众对交战对象的认知并改变其行动。[48]网络舆论战针对敌对国家进行反战宣传,对战场信息进行封锁,使其民众无法接触到真实信息,从而影响其国内民意归属。作为一种“信息武器”,其使用方式就是封锁对自己不利的战场信息,宣传对自己有利的战场信息。

混合战争参与者需要积极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从而增强其在战争中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中,美国私营公司Clearview AI在美国法律执行部门的支持下,向乌克兰军队免费开放面部扫描与识别软件,允许乌军访问来自公共网络的200亿张社交媒体图片,并由乌克兰的IT军队通过对死亡士兵的面部进行识别后联系他的家人,包括发送被遗弃的尸体照片来煽动俄罗斯国内的异议。[49]美国向乌克兰开放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平台,通过向公众公开展现战争残酷的一面,反驳俄罗斯报道战争伤亡较少的虚假信息,争取国际舆论对乌克兰的同情。同时,人工智能平台选择性报道对俄军不利却对乌军有利的战况,鼓舞乌军士气和民族认同感。

民意归属是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网络舆论战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舆论战对民意归属的影响。如果网络舆论战能够有效地塑造和引导公众对国家、社区和文化的归属感,那么就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稳定性,从而更好地提振士气,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相反,网络舆论战还可以通过改变民意归属感来削弱对手的影响力。例如,通过网络舆论战让公众对敌方社区、国家或文化产生负面的归属感,那么就可以削弱敌方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二)影响国际舆论从而获得外部支持

网络舆论战能够用来引导国内民意,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也能够通过在国际上传播特定信息,改变国际舆论的民意归属,从而争取外部支持,或者迫使国际社会对冲突采取行动。布拉德肖·萨曼莎(Bradshaw Samantha)和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Howard)的研究表明,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治参与和表达的强大工具,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的利用社交媒体来塑造国内和国际的舆论态势,这种现象不是一国特有的,而是一种全球性做法。[50]各行为体利用社交媒体针对国际社会民意的归属进行博弈,获得优势的一方可以较大程度地改变人们对冲突的看法、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甚至改变国际社会的态度,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混合战争中,影响国际舆论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是一项重要战略。2023年2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国际舆论针对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的负面评价出现了明显增加。与之相对的,欧洲国家内部对北约的支持率大幅增加,从2022年的59%上涨到了2023年初的70%。在俄乌冲突发生后,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力,在短时间内让国际社会了解本国立场,明确本国关切,从而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讨论,进一步影响国际舆论。它们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针对性强的、能够引起公众共鸣的信息,有效引起公众的共鸣,激发他们的情感,使他们支持本国立场。[51]可见,网络舆论战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舆论引导,通过发布新闻、论坛帖子等方式,引导公众关注本国的问题,从而在立场、思想和行为上影响他们。[52]

通过网络舆论战影响国际舆论,可以吸引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关注与支持,赢得国际舆论支持。在网络信息时代,社交媒体、新闻网站和公共社区等虚拟空间为影响国际舆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网络舆论战能引导国际舆论的走向,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国际社会的认可度和信任度,让更多的人理解并接受本国的立场和理念,从而在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国际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往往会影响国家和组织的政策制定,通过塑造国际舆论能够影响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策立场,推动国际政策的制定朝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三)获取民意支持从而影响战场进程

在混合战争中,操纵网络舆论的目标是影响公众的观点、态度和行为,参与者通过争论、辩论、宣传等手段,塑造网络舆论,争取民意支持。赫克托·佩拉(Héctor Perla)通过构建政策目标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 of Policy Objectives)分析了民意对军事力量使用的决定性因素,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媒体为民众和有影响力的政治行为者搭建了相互影响的沟通渠道,当公众认为政策旨在寻求防止损失时,支持会增加;当公众认为政策旨在寻求收益时,支持会减少。[53]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战争叙事的。在俄乌冲突中,交战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威胁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而美国和欧洲国家也更愿意将乌克兰描述为被实施侵略的受害者,自己则是捍卫正义的一方,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交战国政府通常需要公众支持其军事行动才能维持国内的局势稳定,这样,国家的战争决策就会受制于民意支持与否。西格德姆·西林(Cigdem Sirin)认为,国内民意的构成可以划分为政治知情者和政治不知情者,在战争开始时,不知情者对战争的支持声更高,而随着更多的信息被揭露,不知情者的支持开始下降,知情者在整个过程中持较稳定的态度。[54]由此可见,如果国家无法持续获得民意支持,就会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甚至会遭到民众的反对,这可能导致国家改变其战略或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应付战场进程,从而放弃既定的战争目标以迎合民意换取国内的社会稳定。除了民意支持外,作战士气也是混合战争中网络舆论战的另一个重要着力点。如果士兵和军事力量得到民意的积极支持,他们可能更有信心和动力执行任务。相反,如果国内舆论对军事行动表示反对,士兵可能感到沮丧,进而影响军事行动的效力。[55]

综上所述,民意支持在混合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国际社会的支持、战场中的士气,以及敌方行为,进而影响战争进程。混合战争中的网络舆论战常常以获取民意支持为首要目标,通过争取民意支持获得在战争中的优势。因此,网络舆论战双方必须密切关注民意支持,以确保其决策和行动在国内和国际上得到支持。

五、结语

在混合战争中,战争不仅在现实空间中展开,而且也在虚拟空间中展开,这既是网络信息技术在战争中运用所带来的重要结果,也是混合战争在网络信息时代展现出来的突出特点。在混合战争中,舆论、心理、情报和文化等方面战争手段的运用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这些非暴力手段与暴力手段高度结合在一起,深深嵌入到了战争进程中,共同影响着战争态势的演进。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便捷化,网络舆论战在混合战争中的作用愈益突出,混合战争在虚拟空间以及观念层面的展现也日益显著。网络舆论战对塑造意识形态、操控战场信息和左右民意归属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对战争胜败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甚至可能决定战争胜败。对于中国而言,深刻把握混合战争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充分认识网络舆论战的重大作用,不断增强网络舆论战的能力与水平,是极其重要的。

(本文发表于《国际论坛》2024年第3期。)

[①] 卡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页。

[②] James N. Mattis and Frank G. Hoffman, “Future Warfare: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roceedings Magazine,Vol.132, No.11, 2005, p.18.

[③] James K. Wither, “Making Sense of Hybrid Warfare,” Connections, Vol.15, No.2, 2016, p.73.

[④] Frank G. Hof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Virginia and Arlington, December, 2007, pp.14-16.

[⑤] Katri Pynnöniemi and Minna Jokela, “Perceptions of Hybrid War in Russia: Means, Targets and Objectives Identified in The Russian Debate,”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3, No.6, 2020, p.828.

[⑥] Valery Sergeevich Gerasimov, “The Value of Science Is in the Foresight: New Challenges Demand Rethinking the Forms and Methods of Carrying Out Combat Operations,” Military Review, Vol.96, 2016, p.23.

[⑦] Vladimir I. Batyuk, “The U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Hybrid Warfare, Strategic Analysis,” Strategic Analysis, Vol.41,2017, p464.

[⑧] Jan Almäng, “War, Vagueness and Hybrid War,” Defense Studies, Vol.19, No.2, 2019, p189.

[⑨] Danyk, Yuriy, Tamara Maliarchuk, and Chad Briggs, “Hybrid War: High-Tech, Information and Cyber Conflicts,” Connec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Vol.16, No.2, 2017, p5.

[⑩] 韩爱勇:《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嬗变——以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为例》,《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2期,第71-82页。

[11] 徐舒悦、高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混合战争”理论与实践评析》,《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4期,第76-96页。

[12] Benjamin Jensen and Divya Ramjee, “Beyond Bullets and Bombs: The Rising Tide of Information Wa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cember 20,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eyond-bullets-and-bombs-rising-tid e-information-war-international-affairs.

[13] Ryan Shandler, Nadiya Kostyuk and Harry Oppenheimer, “Public Opinion and Cyberterrorism,”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87, No.1, 2023, P.92.

[14] 陈翔:《美国“混合战争”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国际论坛》2024年第1期,第1-18页。

[15] Media Ajir and Vailliant Bethany,“Russian Information Warfare: Implications for Deterrence Theory,”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2, No.3, 2018, p70.

[16] R. S. Vykhodets and K. A. Pantserev,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dern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Warfare,” Eurasian Integration: Economics, Law, Politics, Vol.16, No.4, 2022, p.139.

[17] Andrew Dowse and Sascha Dov Bachmann, “Information warfare: methods to counter disinformation,”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38, No.4, 2022, p.453.

[18] Sascha Dov Bachmann, Dries Putter and Guy Duczynski, “Hybrid warfare and disinformation:A Ukraine war perspective,” Global Policy Journal, Vol.14, No.2, 2023, p10.

[19] Christine Große, “Hybrid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Challenging Topics for Risk Commun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3rd European Safety and Reliability Conference, Singapore, September, 2023.

[20] Wesley R. Moy and Kacper T. Grad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Cyberspace,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p.47.

[21] Ofer Fridman, Vitaly Kabernik and James C. Pearce, “Hybrid Conflicts and Information Warfare: New Labels, Old Politics,”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14, No.2, 2020, p.349.

[22] 斯维特兰娜·伊戈列夫娜·科达涅娃、张广翔、苏宁:《混合战争:概念、内容与对策》,《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2期,第100-111页。

[23] Valery Dzutsati, “Geographies of Hybrid War: Rebellion and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Ukraine”,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Vol.32, No.3, 2021, p.450.

[24] Ofer Fridman, Russian “Hybrid Warfare”: Resurgence and Politic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8.

[25] 岳爱武:《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战略思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51-57页。

[26] Sarah Ellen Graham, Culture and propaganda: the progressive origins of 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1936-1953,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53.

[27] David Betz, “The Virtual Dimension of Contemporary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Smal Wars and Insurgencies, Vol.19, No.4, 2008, p.510.

[28] 陈翔:《“混合战争”与俄乌冲突》,《外交评论》2023年第2期,第104-126页。

[29] Blaise Cronin and Holly Crawford, “Information warfare: Its application in military and civilian context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15, No.4, 1999, p.257.

[30] 方兴东,钟祥铭:《算法认知战:俄乌冲突下舆论战的新范式》,《传媒观察》2022年第4期,第5-15页。

[31] Kirk Hallahan and Derina Holtzhausen, Betteke van Ruler, “Defining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Vol.1, No.1, 2007, p.3.

[32] Bastian Giegerich, “Hybrid Warfare and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flict,” Connec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Vol.15, No.2, 201, p.71.

[33] Edda Humprecht, “Where ‘Fake News’ Flourishes: A Comparison across Four Western Democrac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22, No.13, 2019, p.1975.

[34] 方禹:《个人信息保护中数据泄露通知制度的规范逻辑及其证成》,《经贸法律评论》2022年第5期,第91-104页。

[35] 喻国明,郭婧一:《从“舆论战”到“认知战”:认知争夺的理论定义与实践范式》,《传媒观察》2022年第8期,第23-29页。

[36]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38页。

[37] Lawrence W. Green, Ross C. Brownson and Jonathan E. Fielding, “Introduction: Fake News, Science, and the Growing Multiplicity and Duplicity of Information Sources,”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Vol.41, No.1, 2020, p.5.

[38] Zhou, Xinyi and Reza Zafarani, “A Survey of Fake News: Fundamental Theories, Detection Methods, and Opportunities,”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Vol.53, No.5, 2021, p.23.

[39] A. M. Huhtinen and J. Rantapelkonen. “Disinformation in Hybrid Warfare: The Rhizomatic Speed of Social Media in the Spamospher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Warfare, Vol.15, No.4, 2016, p50.

[40] 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1, No.2, 2017, p211.

[41] João Carlos Correia, Pedro Jerónimo and Anabela Gradim, “Fake news: emotion, belief and reason in selective sharing in contexts of proximity,” Brazilian Journalism Research, Vol.15, No.3, 2019, p.590.

[42] Shane Harris, Karen DeYoung and Isabelle Khurshudyan, “The Post Examined the Lead-Up to The Ukraine War. Here’s What We Learned,” The Washington Post, Aug16,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2/08/16/ukraine-road-to-war-takeaways.

[43] Julian Lindley, “The Russo-Ukraine-Western Intelligence War,” Jun 27, 2023, https://aspeniaonline.it/the-russo-ukraine-western-intelligence-war/.

[44] Koichiro Takagi, “The War in Ukraine and the Intelligence Revolution,” Mar 7, 2023, https://www.hudson.org/defense-strategy/war-ukraine-intelligence-revolution.

[45] Peter Warren Singer and Emerson T. Brooking, Like 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8, p.30.

[46] Kenneth Boyte,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Media Technology, Tactics, and Narratives Used to Control Perception in the Propaganda War Over Ukrain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Warfare, Vol.16, No.1, 2017, p88.

[47] Stephen G. Fogarty and Bryan N. Sparling, “Enabling the Army in an Era of Information Warfare,” The Cyber Defense Review, Vol.5, No.2, 2020, p.17.

[48] Flemming Splidsboel Hansen, “When Rusia Wages War in the Cognitive Domain,”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34, No.2, 2021, p.185.

[49] Drew Harwell, “Ukraine is Scanning Faces of Dead Russians, then Contacting the Mothers,” April 15,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2/04/15/ukraine-facial-recognition-warfare/.

[50] Bradshaw Samantha and Philip N. Howard,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of Social Media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1, NO.1.5, 2018, p.23.

[51] John Gramlich, “What Public Opinion Surveys Found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in Ukraine,” Pew Research Center, Feb 23,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2/23/what-public-opinion-surveys-found-in-the-first-year-of-the-war-in-ukraine/.

[52] Flemming Splidsboel Hansen, “Russian Hybrid Warfare: A Study of Disinformatio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anmark and Copenhagen, January 1, 2017, pp.12-16.

[53] Héctor Perla Jr, “Explaining Public Support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he Impact of Reference Point Framing and Prospective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1, 2011, p.139.

[54] Cigdem V. Sirin, “Public Support for Military Interventions across Levels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d Stages of Intervention: The Case of the Iraq War.”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38, No.2, 2012, p.252.

[55] Jokull Johannesson, “The Critical Role of Morale in Ukraine’s Fight against the Russian Invasion,”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8, No.6, 2020, p.255.

进入 熊光清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网络舆论战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新闻学 > 传播学实务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52076.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