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将带来深远影响，甚至可能是颠覆性影响。贸易壁垒的骤然提高将降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全球生产力的提升，世界经济体系“碎片化”风险可能变为现实，全球可能被割裂成几个小范围的自由贸易圈子，全球合作应对共同经济挑战的能力亦将减弱。在这种背景下，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定维护国际贸易领域的多边体系，各国唯有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防止贸易争端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关键词：对等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碎片化”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执行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从4月5日起对所有进口美国商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并从4月9日起对一些被视为贸易“违规严重国”征收更高关税。美国此举将对世界市场经济体制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对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权威性形成重大挑战，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由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向的一个重要节点。尽管美方试图借助“国家安全例外”来为其行为开脱，但这一理由在国际法上是无法站住脚的，其明显破坏了“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诚信使用原则，给遵守国际经贸规则的国家树立了反例。
一、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加国际贸易体系的分裂风险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至少10%关税，并对特定国家商品加征更高关税的做法，将直接冲击全球贸易量和贸易流向。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之一，美国每年进口总额约占全球进口的15%左右，其进口政策的变化对全球贸易格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此次全面关税上调将导致全球贸易总量下降、贸易流动重新配置，并对主要出口国的贸易形势产生显著影响。
第一，在全球贸易量方面，关税大幅提高将抑制贸易总量的增长。关税相当于对跨境商品交易征税，10%的普遍关税将使许多进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上涨，需求相应下降。美国此番对全球征收高关税的政策若全面实施，可能导致全球贸易额明显下降，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下行压力。
第二，在贸易流向方面，美国进口结构和全球贸易流动将发生调整。一方面，美国自被列为“违规严重国”的进口将显著减少。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等在内的数十个经济体，关税提高幅度从20%到40%不等（例如中国34%，欧盟20%，印度26%，越南46%等）。如此高的关税将削弱这些国家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美国进口商可能转向其他未被列入清单或关税较低的来源国采购替代品。例如，过去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后，不少制造业订单转移至关税较低的国家（如越南、墨西哥等）。本次政策将10%关税适用于所有国家，使得即便未在“违规国”名单中的贸易伙伴也面临较高贸易成本。因此，贸易转移效应将是相对的，未被美国列为高关税对象的国家（例如某些拉美或盟友国家）可能因为仅需承担10%的关税而相对获益，在美国市场取得比“违规国”稍好的价格优势；但整体而言，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国家的竞争力都将不同程度下降，从而压缩对美出口规模。
第三，主要出口大国的出口形势将受到重大冲击。在新一轮全面对等关税政策之下，欧盟作为整体被征收20%额外关税，成员国中德国、法国等对美出口依赖较高的国家将深受影响。例如：欧洲汽车、机械等行业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将下跌，出口企业必然出现产能过剩和利润下降的现象。日本和韩国被分别征收24%和25%的附加税，其汽车、电子产品对美出口将遇到显著障碍，日韩企业可能考虑通过在美国本土投资建厂或转运第三国等方式减轻关税影响。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而言，此次美国关税政策亦是双刃剑：诸如越南、孟加拉国等近年来承接中美贸易转移而出口激增的国家，这次却被列入高关税名单（越南46%、孟加拉国37%），服装、电子组装等对美出口可能骤减，过去的贸易红利化为乌有；而未列入名单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如果能保持仅10%的关税（或被美国豁免），反而可能趁机扩大对美出口份额。在美进口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全球初级商品出口国也可能受到连带影响——例如石油、金属等大宗商品需求下降，国际价格下跌，将冲击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各国可能对美国此举采取报复性反制措施，这将进一步影响国际贸易格局。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单边提高关税时，其贸易伙伴常通过对等或更高的关税报复来施压。针对本次美国的关税行动，许多国家势必提起强烈抗议并准备实施报复。这种你来我往的关税报复将导致国际贸易萎缩，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越来越多国家被卷入贸易冲突，从而破坏多年来逐步形成的自由贸易网络，增加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和分裂风险。
二、破坏多边贸易体系，动摇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
美国大规模提高关税的单边行动，对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了严重冲击。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WTO的核心规则和美国作为成员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并动摇了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第一，就WTO规则而言，美国的新关税政策涉嫌违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相关协定的条款。根据WTO规则，成员需遵守已在减让表中承诺的关税上限（GATT第II条），并对所有WTO成员适用最惠国待遇（GATT第I条）。美国目前对绝大多数产品的WTO承诺税率（约束税率）远低于10%——美国的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仅约3.3%。将所有进口关税提高至至少10%，势必使许多税目超出美国的承诺上限，违反GATT第II条关于关税约束的义务。此外，从4月9日起美国对不同国家征收不同幅度的附加税，这明显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因为美国未能向所有WTO成员提供相同的关税待遇，而是进行差别对待。除非美国依据WTO允许的例外行事，否则此类区别性关税构成对WTO规则的直接违背。GATT第XXI条允许成员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利益在战时或国际紧急情况下采取例外措施。不难看出，美方试图援引国家安全例外将经济领域的贸易失衡定性为“国家紧急状况”，以规避WTO规则的约束。然而，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极具争议。传统上，“安全例外”主要针对军事、安全危机（如战争、国际和平受威胁等）而非经济政策分歧。鉴于此次美国“对等关税”以贸易不平衡为由，牵涉范围极广，其他成员国很可能不会认同这是出于安全考虑，而视其为对WTO义务的公然违反。
第二，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美国此举将使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严峻挑战，甚至可能加剧其危机。按照WTO《争端解决谅解》（DSU）的规定，成员遇到贸易争端应通过磋商或提交WTO专家组/上诉机构裁决。然而，自2019年底起，由于美国长期阻挠上诉机构法官遴选，WTO上诉机构实际上陷入瘫痪，无法正常履行职能。这意味着成员即便在专家组胜诉，如果美方上诉，案件也无法得到最终裁决确认。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推行违法WTO规则的关税政策时，其他成员即使提请WTO争端解决，也可能因执行机制失灵而难以获得有效救济。更何况，美国已表明不接受WTO对此类国家安全相关争端的裁决结果。因此，可以预见多个国家将针对美国关税提起申诉，但美国可能通过上诉机构瘫痪和拒不履行裁决来拖延或规避多边法律责任。WTO争端解决机制赖以运转的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因此受到严重削弱。
第三，在成员义务的履行和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方面，美国此举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多边贸易体系陷入信任危机。WTO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各成员遵守共同商定的规则，并本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信守合约”的原则履行条约义务。然而，当世界最大经济体单方面公然违反条约义务而未受实质惩罚时，其他成员遵守规则的意愿也会降低。如果美国可以借口“对等”或“安全”对全球征税，那么其他国家或许也会效仿，以本国利益为由采取违反WTO规则的措施，而不担心法律后果。例如，一些国家可能以保护本国产业或回应美国为由，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同样不遵循WTO争端解决程序。还有国家可能援引国家安全例外，对其自身关注的问题（如数字经济、本币稳定等）采取贸易限制，使安全例外被滥用成贸易保护的漏洞。这样的发展将侵蚀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WTO规则将被频繁架空，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碎片化和体系失灵的危险。
此外，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可能促使一些国家重新评估其对多边体系的投入，转向区域或双边贸易安排以寻求替代。若各国对WTO体系失去信心，他们可能倾向于组建或强化区域贸易协定和联盟，从而都求得在小范围内实现贸易稳定性。例如，欧盟可能加深内部市场和对外FTA网络建设，以降低对美贸易的不确定性；亚洲国家可能更加依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或重新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等合作，以在美国之外的框架下稳固供应链。结果可能是全球贸易体系分裂成若干贸易集团，削弱WTO在制定统一规则方面的作用。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经济碎片化”可能将世界经济分割成竞争的阵营，降低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例如：金融危机、全球性疫情、气候变化等）的能力。
三、对全球消费者与企业成本形成冲击，成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源头
高关税壁垒不仅是法律和外交问题，也直接影响全球范围内消费者物价和企业经营成本。美国对进口商品普遍征收10%以上关税，将在全球引发价格连锁反应，进而波及消费者福利和企业生产成本结构。
第一，对于消费者而言，关税相当于对消费品征税，其成本往往最终转嫁给终端消费者。美国实施的新关税将导致进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价格上涨。新一轮全面关税相当于对美国家庭征收了“隐形税”，将明显侵蚀消费者福利。
美国从世界各地进口大量日用品、食品和消费电子等终端产品。10%的关税将使超市中的进口食品、酒类、日化用品价格上扬；而对来自“中国制造”等主要来源国的消费电子、电器征收更高关税后，手机、电脑、电视等价格涨幅可能更大。例如，以前美国消费者购买一部进口智能手机，若成本$800美元，在零关税条件下售价可能为$800-$850；如今加征比如20%关税，价格将上升到至少$960以上，增加的成本由消费者承担。短期内，美国国内生产商产能无法立即填补这些进口商品，因此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支付更高价格或者减少消费数量。
高关税也将推高汽车等大件耐用消费品的价格。现代汽车产业高度全球化，一辆美国市场销售的汽车往往包含数百个从各国进口的零部件。无论是整车进口还是零件进口组装，10%关税都将使制造成本上升，并反映到终端售价上。欧美日系品牌的进口汽车关税若从2.5%升至10-25%，加上零件成本上升，车价有可能上涨数千美元。消费者可能推迟换车周期或选购二手车，汽车市场需求因此降低。此外，家具、电器等耐用品因进口成本增加也将变贵，抑制消费者购买意愿。
高关税还可能使部分进口商品退出市场或短缺，减少消费者可选择的商品种类。许多小众商品或依赖进口的特色产品在高关税下进口变得不经济，供应商可能停止进口该商品或寻求替代。对于依赖进口商品的国家而言（包括美国及受到美国关税连锁影响的他国），消费者将面对物价普遍上涨的压力。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而言，生活必需品涨价带来的负担尤为沉重，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生活水准可能下降。
第二，对于企业而言，进口关税直接提高了原材料、零部件和资本设备的采购成本，进而影响生产和投资决策。美国的制造业和农业等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深度融合，此次关税措施将对诸多行业的成本结构产生冲击。
美国此举会导致制造业原材料和零件成本上升。汽车、机械、航空、电子等行业大量进口钢铁、铝材、电子元件等投入品。尽管美国此前已对钢铝进口加征25%关税（基于2018年的国家安全232措施），此次全面关税可能使其他金属、化工原料、机械零件等也一律涨价10%以上。企业要么接受更高的投入成本、压缩利润，要么将成本转嫁给下游客户（进一步推动产品价格上涨）。例如，一家美国汽车零件厂需要从墨西哥和中国采购零部件，现在每件需多付10-25%的关税税款，年度成本支出将大幅增加。这将削弱美国下游制造商在国内外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新关税可能重演类似情形：原料涨价令许多下游制造企业不堪重负，甚至可能裁员或关闭。
美国此举也将使美国出口企业遭受报复和成本提升的双重打击。一方面，他国的报复关税将使美国出口商品在海外变得更贵，市场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制造出口产品所需的进口零部件成本因美国自己征税而上升，削弱出口产品竞争力。这对农产品和制造业出口商是双重挤压。例如，美国大豆、小麦等农产品在上一轮中美贸易战中因中国报复关税失去了大量市场份额，美国政府不得不提供数百亿美元补贴弥补农民损失。在本轮冲突中，更多行业（如飞机、汽车、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等）可能遭各国报复关税或采购抵制，不仅订单减少，还要负担更高的部件进口成本，盈利能力大跌。美国政府虽可以财政补贴部分受损行业，但这进一步加重本国纳税人负担，并非长久之计。
美国此举也会使全球供应链相关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和冲击。不仅美国本土企业，全球其他国家企业也将受到连带影响。许多国家企业为美国市场生产配套中间品，美国需求下降将使这些供应商企业订单减少。此外，一些跨国公司可能需要为避开美国关税而调整采购渠道。比如欧洲或日本的企业，原本在中国生产零件供美国市场，现在可能考虑改从未被列为高关税国的地区采购（如果有的话），或者直接将部分生产移至美国国内。这种供应链调整会造成短期的生产中断和额外成本（重新认证供应商、建设新产能等）。东亚地区许多国家在区域生产网络中为中国等国提供原材料，间接供应美国市场；当中国对美出口受限时，这些上游供应国也会感觉订单减少的寒意。可以说，美国关税的扰动效应通过全球供应链传导，带来广泛的成本上升和效率损失。
归根结底，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由国内消费者和下游企业支付成本的政策工具，美国此次全面关税几乎注定会由美方消费者和企业买单，许多消费者将因为贸易战而承受更高的生活成本，全球企业也会因为供应链受扰和成本上升而面临盈利压力。物价上涨和成本推升不仅削弱了消费者福利和企业竞争力，也可能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这些微观经济层面的影响通过市场传导，可能转化为宏观经济挑战，如更高的通胀、更低的投资和产出，形成世界经济新的不稳定因素。
四、对投资与供应链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撕裂全球供应链体系
美国新对等关税政策在重塑贸易格局和价格体系的同时，也将对全球投资流动和供应链布局产生深刻影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壁垒提高往往会改变跨国企业的战略决策，包括供应链重组、生产基地选址和投资规划。此外，发展中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过去数十年，全球供应链一直朝着效率最大化方向发展，各国企业根据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环节。然而，突如其来的关税壁垒迫使企业在成本与风险之间重新权衡，可能导致供应链区域化和本地化趋势加剧。
美国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措施促使跨国公司更注重投资和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例如，美国和欧盟可能寻求构建更紧密的跨大西洋供应链联盟，减少对被美国视为“违规国”的供应来源依赖。同样，在亚洲，企业可能调整供应链，更偏向在同一贸易协定框架内的国家间合作（如RCEP内部），以降低贸易摩擦风险。这实际上推动了“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或“盟友化供应链”的趋势——将生产和供应链限定在政治关系稳固、互信的伙伴之间。虽然这种区域化、集团化的供应链可能牺牲一部分效率，但能够降低不确定的关税风险，被视为企业在地缘经济动荡时期的风险对冲策略。
投资者通常厌恶不确定性，而大国贸易战和关税壁垒升级正加大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跨国直接投资可能减少或重新布局。由于未来贸易政策难料，跨国公司在决策新的长期投资项目时会更加谨慎。一些原计划面向全球市场的工厂可能推迟建设或缩小规模，直到贸易形势明朗。这种变化意味着全球投资从追求最低成本转向更看重地缘安全，资本流动的效率下降。
美国此举无疑会极大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在美国宣布新关税政策后，全球股市大幅波动，金融风险陡然猛增。一些跨国公司利润预警、下调业绩预期，投资者可能撤离相关股票或债券市场。资本流向变化可能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使其宏观经济稳定受到考验。
在这种紧张背景下，各国保护主义势必抬头，使全球投资环境更加恶化，不利于国际产能合作和技术扩散。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在供应链和投资层面将推动去全球化倾向，使企业更多考虑地区化、本土化生产。国际投资流动短期内会趋于保守，长期可能重构为几个相对封闭的经济板块，并以内部流动为主。这种转变将对全球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可能牺牲效率换取安全，全球经济运行模式因此发生深刻变革。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