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华 胡素杰:哲学之极——关于儒学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1-08-31 11: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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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 (进入专栏)   胡素杰  

  

   内容摘要:自杀、尤其是大学生自杀不断引来学界关于死亡的话题,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和解说。然而,这些探讨和解说往往忽略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作为意义诠释基础的哲学在其中的责任是什么?具体来讲,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担当是什么?从一定角度来讲,哲学应当承担起“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之两种使命。然而,与西方哲学相对照地看,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在肯定世俗生活并强调“现实关怀”的同时,却边缘化了“终极关怀”这一使命。在对现实利益过度追求的现时代,面对自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儒学如何完成其“终极关怀”的使命,是时代给当代儒学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死亡;现实关怀;终极关怀;儒学;使命

  

   面对屡屡出现的自杀尤其是大学生自杀问题,人们不禁会一次又一次地产生很多困惑,而且也不断引起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多种形式的解说。在这些困惑和解说当中,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死亡这样一个与生命同样重要的问题。当然,对此问题,专家、学者可以从很多方面、诸多角度去寻求答案。但是,无论哪个方面、哪个角度的解说都离不开哲学层面的解说,因为哲学问题是一切问题的终极问题,哲学答案是一切问题的终极解答。西方哲学的圣哲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399年)和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都曾说过,哲学就是“预写死亡”。[1]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都认识到,人终究要有一死,故死亡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哲学不能袖手旁观,而必须担负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柏拉图甚至认为,有无自觉的死亡意识,是鉴别真假哲学家的试金石。在他看来,那些缺乏自觉的死亡意识、对死亡问题看不透的人,即使看起来十分博学,也不能算是一个“真哲学家”;只有那些不懈地追求死亡而“专心致志于从事死亡”的人,才配得上“真哲学家”的称号。

   一

   归结起来,人生的基本问题可以有三个:第一个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这个问题包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等。第二个是人的处境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个是人的价值问题。它主要是指人生价值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如果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又可以归为两类:第一个问题可以归属于“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的范畴,后两个问题则可归属于“现实关怀”(practical concern)的范畴。所谓“现实关怀”,是指对人生现世和世俗事务的思考及解答,它的范围圈定在“生命”之内;所谓“终极关怀”,是人指对死亡及其死后事务的思考及回答,它的范围圈定在“生命”之外。既然如此,就人生的角度来看,作为提供意义解释基础和根本性答案的学问,哲学应该包括“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之两极①(polarity)。哲学之“现实关怀”这一极的目的是为人的世俗生活提供原动力,也就是说,它为人的世俗生活提供根据和力量;而哲学之“终极关怀”这一极的目的则是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原动力。因此,在对自杀和死亡问题进行研究时,从“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两个极点契入进行探究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相对于“现实”有限的世俗人生来讲,“终极”永远存在于人生的上方或前方,“终极”和“现实”在人的精神中形成了上下、前后两个张力场。因此,“终极”和“现实”是人生的两个支点,少了哪一个支点,人类生活就会失去平衡。人类的文化史表明,人生是基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之双重维度上的价值判断。而且,人生的“现实关怀”不仅是“终极关怀”的“逻辑”起点,也是“终极关怀”的“现实”起点。所以,由“现实关怀”出发进而解决“终极关怀”问题,使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是科学、宗教以及哲学等诸种文化形态的共同使命。正因为如此,“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作为哲学之两极,被许多哲学学说所共同关注和研究。如,佛教认为:“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诃衍义。”[2]“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3]佛教主张,依于众生心之“一法”开出“真如门”(对于本体界的说明,即“终极关怀”的范畴)及“生灭门”(对于现象界的说明,即“现实关怀”的范畴),以“二门”作为说明存有现象、原因、依据等等的理论纲骨。这种将存有论归结于“心法”及由“心法”开出“真如”、“生灭”“二门”的理论,即是著名的佛教“一心开二门”之说。

   不仅佛教哲学如此,说到底,许多西方哲学学说也是“一心开二门”的理论架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是既正视生命问题也正视死亡问题的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死亡应是哲学的首要研究课题之一。“因为死亡本身原已包含在生命中,并且是作为附属于生命的东西而有的;而死的反面,生,又完全和死保持着平衡。”[4]在叔本华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理性,而是体现对生命强烈欲求的意志。既然如此,那么,人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哲学必须为人类提供一种“善于死亡”的“形而上学的见解”,提供一种克服死亡恐惧的“疗法”。叔本华说:“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主要针对这种目的以帮助人们培养反省的理性,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各种宗教和哲学达到这种目的的程度虽然千差万别,然而,它们的确远较其他更能给予人平静面对死亡的力量。”[5]这就是说,哲学作为人生的工具,它存在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为人类“平静地面对死亡”提供精神力量,从而使人能够“毫不畏惧地面对面看着死亡”。[6]“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7],因此,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尼采同样注重死亡问题的研究。他认为,谈论死即是谈论生,怎样的死就反映了怎样的生。他主张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出无限,因此,他呼唤“酒神”精神、“强力意志”和“超人”,提倡人们以乐观甚至迷狂的态度来对待生命。可见,无论是在叔本华,还是在尼采,“死”之“终极关怀”的问题是与“生”之“生灭门”的问题紧密相关的。

   另外一些西方哲学家的研究显然与叔本华和尼采不同,但他们的研究依然透显着“一心开二门”的格局。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研究“存在”问题是受到由于“存在”被遗忘而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刺激。因此,他要通过“诗”与“思”清理人“存在”的基地,进而“拆毁”自柏拉图以来的“存在论史”,从而恢复柏拉图以前“存在”的古义,并由之开出其所谓之“基本存有论”。由佛教“一心开二门”之模型来考量,海德格尔的这种努力就是在开“真如门”,而自柏拉图以来对“存在”的遗忘及其种种后果则属于“生灭门”。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把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造始的近代科学精神看作希腊哲学原有方向的一种“转折”。他认为这种“转折”后的科学精神既是发现,又是“掩盖”。因此,胡塞尔主张把这些“转折”用括号“括住”并暂时“封存”起来,以便向希腊哲学的原有方向之源头回溯。若以佛教“一心开二门”之模型来考量,胡塞尔的这种理路同样是在开“真如门”。事实上,不仅西方哲学如此,对于开“真如门”,中国哲学之佛、道两家的传统向来也能够正视,它们不仅对此意识得很清楚,而且能够把它充分地展示出来。具体来讲,作为“解脱的形上学”[8],佛家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道家的“玄智”都是“真如门”;佛家的“明心见性以证如来”,道家的“守静致笃炼神以还虚”,都是达至“真如门”的途径。由上述可见,哲学其实就是通过现实的“生灭门”以开“真如门”的理论致思。

   二

   然而,作为中国哲学之主干的儒家哲学不仅与上述西方哲学不同,也与中国哲学之佛、道两家不同。若就“一心开二门”的架构来看,儒家哲学具有重实用轻精神的明显倾向,它主要是在“生灭门”内打转,主要讨论怎样处世做人、怎样处理人际关系等,儒学通往“真如门”的路实际上是被阻滞了。牟宗三(1909-1995年)曾以“具体感”和“抽象感”一对概念还解说此问题。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中国人的脾性对于抽象的东西是不感兴趣的,这自然有其历史的根据。洪荒远古不必说,就从孔子起已是如此,传至于今,还是如此。……这种脾性也可以有好的倾向,也可以有坏的倾向。中国这方面所发展的,老实说:是在坏的一方面。若把它的责任重大化起来,中国现在之有今日实在是由于这种脾性作祟。”[9]在他看来,“具体感之坏的方面,中国人可谓发挥无余矣!”[10]而这些是与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所创立的儒学有关的。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1]死亡是一个大问题,在孔子同时代,无论是老子(约公元前600-500年)还是苏格拉底都喜欢讨论它,而孔子却以不知了之。老子认为,生、死都是大化运行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死亡不必恐慌,要顺其自然。如前所述,苏格拉底也说,对于哲学家来讲,哲学的定义就是“预写死亡”。因此,牟宗三进一步认为,在儒学,“生死这种抽象问题俱不必知,便只好去注目日常生活之可见可闻了。这是具体感的表示。推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了。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这也是平居撇开抽象问题不谈,只谈经世文章,所以门人也只好只闻经世文章,不闻玄妙大道了。夫子……所以只能授文章,不能授天道。”[12]

   显然,牟宗三的议论语言已显偏激。但是,这偏激之语言却清楚表达了儒学重实用轻精神的倾向。[13]关于儒学这种倾向,有学者分析说:“整个中国的轴心时代,如果从公元前800年算起,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而转向超越的无限存在,理性的发展不是向神话的诸神进行伦理的反抗,更未导致唯一神论的信仰。在中国的这一过程里,更多的似乎是认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而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对于它们来说,与其说是‘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人文的’转向。”[14]也就是说,人类的其他文明在经过轴心时代②之后都走向了宗教,惟独中国文明没有导致唯一神论的信仰,而是由此走向了人间,走向了世俗社会。孔子所创制的儒学自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源问题,直接进入到经验世界讨论君臣之道和人伦关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5],“子不语怪力乱神”[16]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于是,在儒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顿悟以及对理想的向往等统统被纳入到了亲身实践和现实经验之中,用当下的伦理尺度去规限一切成为儒学的重要特征。这种理路常常被表述为“天人合一”和“体用不二”等。

信仰无疑是“终极关怀”的重要内容。然而,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体用不二”,在儒学,应该处于形而上层面的信仰却被糅合到世俗社会中了。尽管牟宗三以“超越而内在”为儒学的这种特征进行辩护,但这并不能掩盖儒学与西方哲学在此问题上的差异。在西方哲学,形而上问题与形而下问题区分得界限分明,而信仰问题是严格地限定在形而上层面的。举例说,在人生的某一具体阶段会有具体的目的,但是人生总体上还会有一个“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的根本目的。这个根本目的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目的所可体现的或可涵括的,它是超越于任何一个具体目的的更高目的。关于这个更高目的的根据,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下,许多哲学家认为宇宙有一个精神本质,这个精神本质就是人们信仰的对象。无论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关于“上帝存在”的设准,还是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的“绝对精神”,它们都反映了西方哲学的这种传统。与西方哲学这种传统相对照,儒学显然缺乏关于这种信仰的研究。虽有诸多哲学家认定儒学就是宗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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