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华:徐遵明与北朝经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9 次 更新时间:2023-06-29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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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 (进入专栏)  

徐遵明(475—529年),字子判,华阴(今陕西渭南)人,北魏经学家。《魏书·儒林列传》和《北史·儒林列传》均专置《徐遵明传》。另外,这两部史书和《北齐书》《周书》当中的《李业兴传》《李铉传》《马敬德传》《熊安生传》《乐逊传》亦均提及徐遵明相关事迹。如,《魏书·李业兴传》记载:“业兴少耿介,志学精力,负帙从师,不惮勤苦。耽思章句,好览异说。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北齐书·李铉传》记载:“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铉以乡里无可师者,遂与州里杨元懿、河间宗惠振等结侣诣大儒徐遵明受业。居徐门下五年,常称高第。”《周书·熊安生传》记载:“熊安生字植之,……初从陈达受《三传》,又从房虬受《周礼》,并通大义。后事徐遵明,服膺历年。”此为《徐遵明传》之外的相关记载,关于徐遵明的求学、授徒传经以及为人、学术贡献等情况,更多地记载于《魏书》和《北史》的《徐遵明传》。

《魏书·徐遵明传》记载,徐遵明自幼好学,17岁起开始游学,曾先后从学于上党(今山西长治)的王聪、燕赵的张吾贵、范阳(今河北涿州)的孙买德,但从学“每不终业”,时间均不过一年。好友田猛略劝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徐遵明则回答,自己之所以“每不终业”,在于“凡所讲说,不惬吾心”,而学须依从“真师”,“真师”便是“吾心”。在徐遵明,不是师择徒,而是反转为徒择师。终于,他找到了“惬心”之师——平原(今山东聊城东北)唐迁。之后,徐遵明足不出户,苦读六年。“乃诣平原唐迁,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

从师屡迁反映出徐遵明学有主见的特点,这种特点既有利亦有弊:一方面,使其在儒林能够较快地学有所成,脱颖而出。如,基于对服虔注本《左传》之专攻,徐遵明著《春秋义章》三十卷。《魏书·徐遵明传》载:“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本,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另一方面,也使其注经、解经出现附会甚至曲解之处。《北史·徐遵明传》载:“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其僻也皆如此。”徐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中“书以八寸策”,误以为是“八十宗”,且枉加解说,此足见其学有偏执之处。

在学有所成之后,徐遵明便在燕赵区域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授徒生涯。《魏书·徐遵明传》载:“是后教授,门徒盖寡,久之乃盛。……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虽然刚开始时受业者不多,但随着徐遵明声名远播,众多学者“延首慕德”,“不远千里”前来求学,以致“束修受业”、编录在册者多达上万人。“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类,延首慕德,跂踵依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修受业,编录将逾万人。……若慕奇好士,爱客尊贤,罢吏游梁,纷而成列。”无论是好奇尊贤者,还是辞官游学者,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形成求学空前盛况。关于徐遵明长期授徒之规模与成效,《北齐书·儒林传序》言:“凡是经学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北齐书·李铉传》则载,尝从师徐遵明长达五年的李铉“年二十七,归养二亲,因教授乡里,生徒恒至数百。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

在徐遵明,授徒是为了传经;在生徒,从学是为了学经,故,师徒之授受实际上即是经典之传授。关于徐遵明的经术传授情况,《北齐书·儒林传序》和《北史·儒林传序》均有叙述,只是后者文字略减,而所叙述内容基本一致。在《北齐书·儒林传序》中对徐遵明的经术传授情况作了如下具体解释:

关于《易》之传。在当时,《周易》之传有南北朝之异:北朝所传为郑玄所注《周易》,南朝所传为王弼所注《周易》;北朝传《易》有师徒授受规模之盛,南朝传《易》则“师训盖寡”。北朝传《易》的脉络为:徐遵明讲郑玄所注《周易》,传授给范阳卢景裕和清河(今山东临清)崔瑾,卢景裕传授给河间(今河北河间)权会和郭茂,“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

关于《书》之传。北魏后期,儒生治《尚书》者较少,唯徐遵明精通。徐遵明在从师王聪时习得《尚书》,后将其传授给浮阳(今河北沧县)李周仁、渤海(今河北沧州)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需要说明的是,徐遵明所传为郑玄所注《尚书》,而非孔安国所注《尚书》;后者在当时不被关注,直至北齐季年河间费甝《义疏》被发现后才被留意。

关于《礼》之传。“《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于李铉、沮俊、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这段话的要点有三:其一,《三礼》之传源自徐遵明。其二,《三礼》传衍之主脉为徐遵明——渤海李铉——阜城(今河北阜城)熊安生——熊安生门人。其三,在《三礼》当中,所传以《小戴礼》为主,《周礼》《仪礼》及《大戴礼》为辅。

关于《诗》之传。在北朝,《诗》之主要传授者为“二刘”。“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博陵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诗》之传与徐遵明无干,因为《诗》亦为其授徒讲经之重要内容。如,《北齐书》和《北史》的《马敬德传》均记载:“马敬德,河间人也。少好儒术,负笈随大儒徐遵明学《诗》《礼》。”《周书》和《北史》的《乐逊传》均记载:“乐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也……魏正光中,闻硕儒徐遵明领徒赵、魏,乃就学《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大义。”马敬德和乐逊均向大儒徐遵明“学《诗》”,此足以反映《诗》在北朝之传与徐遵明相干。这也是《北齐书·儒林传序》将《诗》之传列于“凡是经学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之后的原因。

关于《春秋》之传。“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徐生”即徐遵明。《春秋》的传衍脉络为:徐遵明传授给平原张买奴、河间马敬德和邢峙及张思伯、北平(今河北保定满城)张雕、阜城刘昼、渤海鲍长暄、王元则等。在北朝,除了徐遵明所传服虔所注《春秋》外,亦有传杜预所注《春秋》者,还有通讲、通解《春秋》多种注本者。同时,在南朝,儒生“俱服膺杜氏”,所传则为杜预所注《春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北朝,还是在南朝,所传《春秋》主要为《左传》,而较少关注《公羊传》和《穀梁传》。

由上述可知,在北朝,儒家“五经”主要经典之授受均与徐遵明相干,故而才有“凡是经学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之言。

徐遵明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不仅学有主见,而且人生亦有鲜明特征。

其一,性情恬雅,委心学问。徐遵明之出身既非名门世族,亦非书香门第,幼年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家庭亦无很高教育期许,但他自己却“置情恬雅”,故能“垂帘自精”,钻研儒家经术。他不喜仕途,甚至不喜京都。他曾响应北魏广平王元怀之征召,但到京都后不久即辞别而去。正因为他性情恬雅,委心学问,终而成为“海内莫不宗仰”的一代大儒,或称“海内”之“大儒”、“日下”之“明师”。《魏书·徐遵明传》称其志言:“莫不入其(指经典、圣贤——引者)门户,践其堂奥,信以称大儒于海内,擅明师于日下矣。”

其二,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徐遵明讲学于外20余年,生徒由少而众,除了其懂“经纬之微言”,明“圣贤之妙旨”外,独特的讲授方式亦为重要原因。《魏书·徐遵明传》载:“是后教授,门徒盖寡,久之乃盛。遵明每临讲坐,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其学徒至今浸以成俗。”“执经执疏”“然后敷陈”的讲授方式颇受生徒欢迎,且有极佳授受效果,被众多生徒继承保持下来,以致渐渐形成经学传统,成为儒师的讲授模式。

其三,确然守志,忠洁不渝。虽然徐遵明性情恬雅,委心学问,终生未仕,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志向。实际上,他不仅有政治志向,而且对其志向“忠洁不渝”,甚至最终死于此志。北魏孝庄皇帝永安二年(529年),北海王元颢发兵叛乱入洛阳,任城太守李湛起兵平叛,徐遵明前往共同起事,但夜入民间,终被乱兵杀害。《魏书·徐遵明传》记载:“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风靡,遵明确然守志,忠洁不渝,遂与太守李湛将诛叛逆。时有邂逅,受毙凶险。”由此来看,徐遵明可谓杀身成仁之志士。

其四,行道树德,天爵所存。从根本上讲,徐遵明之志在经术,所重在德行,所乐在求道。《魏书·徐遵明传》记载:“遵明以硕德重名,……处心守壑之志,潜居乐道,遂往不归。”弟子李业兴曾评价道:“臣闻行道树德,非求利于当年;服义履仁,岂邀恩于没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闾之礼;民望攸属,终有祠墓之荣。”不过,《魏书》和《北史》亦有如下记载,述徐遵明“颇好聚敛,有损儒者之风”。《北史·徐遵明传》言:徐遵明“颇好聚敛,与刘献之、张吾贵皆河北聚徒教授,悬纳丝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质,有损儒者之风”。“悬纳丝粟”以为“影质”,明码标价以招生徒,似与其“守壑之志,潜居乐道”相抵牾。实际上,徐遵明此举并非为“聚敛”,而是为显示其“海内莫不宗仰”之大儒身份,此颇类似于现代社会教育资源的“优质优价”,且“束修受业”乃自古以来所施行的传统。因此,所谓“颇好聚敛”者非徐遵明一人,同时代大儒刘献之、张吾贵亦然。质言之,“悬纳丝粟”不可谓“颇好聚敛”,亦不可谓“有损儒者之风”,只能谓其大儒身份“清高”之显示。“人爵”已为徐遵明所不屑,“行道树德”乃其“天爵”之追求,丝粟财物自然不在其话下。

自魏晋之后,南北朝受其影响,承其传统,“更尚玄虚”,“衣冠道尽”,儒家经业处于低谷,呈现衰落之况,玄学、佛教则处于高潮或呈上升之况。这样一种大的形势,无疑给儒家经业带来莫大影响。尽管如此,因为儒家“其为教也大”,故无论世之升降,而终究“斯文不坠”。当然,能够保证“斯文不坠”者主要为历代“儒林”。不过,南朝与北朝经学虽然宗旨不异,但解经路径有别,以致形成“南学”“北学”不同特点:南学解经重“义疏辨证”,特点为“约简”,结果是“得其英华”;北学解经重“章句训诂”,特点是“深芜”,结果是“穷其枝叶”。《隋书·儒林传序》和《北史·儒林传序》均言:“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就北学讲,徐遵明作为北朝“儒林”代表人物,对维持儒家“斯文不坠”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此进行研究,对于今天我们弘扬儒学优良传统,发挥其当代价值,会有启示和推进作用。此正如《魏书·徐遵明传》所言:“遵明冠盖一时,师表当世,……逝者长辞,无论荣价,文明叙物,敦厉斯在。”

(作者:程志华,系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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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12日 15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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