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袁隆平生平三问:兼呈吸纳国内外科学大奖获得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84 次 更新时间:2021-08-23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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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因病逝世,享年91岁。[1]

袁公是因为有以上诸多的功绩,使其身后哀荣备至。人们哀思的广度和表达的情感,甚至可以说,从庙堂来论,是邓小平以后的第一人;以民间而言,是周恩来以后的第一人。

而袁隆平生前,介绍、宣传、涉及他事迹的文章已成千上万,其中,尤以传记出版物种类之多在当代名人中为甚。仅笔者收集的“袁隆平传”就有28种,[2]而这些书绝大多数又一再重版。笔者估算,目前国内出版的“袁隆平传”有近百个版次。可以说“袁隆平传”,可能是新中国出版的当代中国科学家人物传记中最多的。

遗憾的是,众多的“袁隆平传”,传主成名前的材料并不特别丰富,这可能主要与袁隆平本人,对其一九四九年后家庭的若干情况和自己的处境低调处理有关。据我初步分析,各种版本的“袁隆平传”的早期史料,以2010年出版的《袁隆平口述自传》(袁隆平口述,辛业芸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修改补充后以《袁隆平自传》为名再版,以下均简称《自传》)为界,此前传记的早期史料,基本上出于袁隆平的学生谢长江写的“袁隆平传”的开山之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自传》出版后,各种传记的早期史料,就大多源于《自传》和谢著。

而谢著是作者受《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编委会之约,袁隆平“本人慎重推荐”,接受“采访”,又“亲自逐章逐句修改审定”的,[3]故似也可以看作“袁隆平自传”。(按:为节约篇幅,以下对人们熟悉的引文,以及从百度上搜索的资料,一般不标注出处)。也就是说,目前公开出版的对袁隆平早期人生轨迹构建的资料,主要来自袁隆平本人,则袁隆平口中透露的角度及内容多寡,就成为了解袁隆平的家世和其早期生活丰富与否的决定因素。

袁隆平是一个十分豁达大度、坦诚率真、实事求是的人。其《自传》口述的内容,包括家世和他的成长经历,不仅都是真实的,而且有些还是一般的成功人士不愿透露或不想如实表达的。如当他功成名就后,仍坦陈其家族是靠路遇横财起步的;当他子孙满堂时,仍披露大学时代曾暗恋同届的康杏媛同学。他一方面,一再强调“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杂交水稻得以成功的关键”,“祖国是我最牢靠的靠山”,另一方面,他多次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母亲”,还直言博学中学(教会中学)“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袁隆平最崇拜的是几被人遗忘的民族英雄卢作孚。[5]他没有豪言壮语,60年代的大饥荒,唤起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让老百姓挨饿”,是他投身杂交水稻研究的最大动机。他是个知恩图报,有情有义的人。他不仅一一感谢多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杂交水稻研究的锦上添花,更念念不忘对杂交水稻研究的雪中送炭者。

《自传》中袁隆平重点感恩的5个人,除了生他养他的母亲、相濡以沫的妻子,其他三人——赵石英、华国锋、陈洪新,都是雪中送炭(母亲和妻子也可作如是观)的人。尤其要指出的是,当人们远离华国锋,甚至一些传记的作者连引用也不敢表华国锋的大名时,袁隆平没有忘记杂交水稻研究还未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自己也感到“有些愧对大家的期望”的20世纪70年代初,是时主政湖南的华国锋给了他“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支持”,[6]华国锋调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后,仍给“杂交水稻研究怀着极大的关切”和厚爱。袁隆平“始终怀着对华老的感念之情”,《自传》中的《序言》,也是袁隆平请华国锋写的。

由此可见,《自传》口述的是一个率真的、可爱的、甚至略显“背时”的袁隆平,是一个顶天立地、有血有肉、有独立人格和遒劲风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写的袁隆平。我想,这也是大家喜欢袁老爷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大智若愚的袁隆平,书写了钱学森之后的当代中国第一传奇。

读“袁隆平传”,使我深切领会了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演讲中曾说过的:“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之含义,这也是我写此文的直接动因。

然而,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袁隆平,至少不是一个家世、经历比较完整的袁隆平。

这是因为,袁隆平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中的杰出代表,是当代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党和国家给予他无上的荣耀。故袁隆平必须与执政者和主流媒体保持一致,或者说,他应该遵守基本的政治纪律。

所以,《自传》对父母建国后的工作、政治境遇和生活状况,其本人在成长过程中有否被家庭出身所牵连,以及他的人生信仰等,统统保持沉默。这就导致其某个时段的家庭背景,以及早中期的人生轨迹出现了若干“真空”。

而我们要研究、学习、推介袁隆平,首先要了解一个比较完整的袁隆平及其成功背景。同时,作为世界级的科学家,袁隆平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故“袁隆平传”中存在的若干“真空”,海外作者也会提出和填补,所以,若干“真空”我们不仅不能悬着,而且应积极面对,争取主动,确保袁隆平在中国,袁隆平的全面、深入研究也在中国。[7]为此,笔者不揣冒昧率先提出,袁隆平去安江农校是否因祸得福?袁隆平是否基督徒?袁隆平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因为他的研究不够新的诠释是否服人?等三个问题,并就当今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存在的瑕疵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抛砖引玉。


二、袁隆平生平三问


01.1953年袁隆平西南农业院毕业后,分配到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任教,是否因祸得福?


许多传记资料都绘声绘色地说到,1953年7月下旬,西南农学院在礼堂举行分配动员大会,向毕业生们发出了号召,服从统一分配,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8]甚至有人称袁隆平分配到安江农校是“如愿以偿”。然而,没有一个传记作者列举除袁隆平以外,还有谁被分配到偏僻的农村?公开能看到的资料恰恰相反。那届毕业生中,除了杨其佑作为保送生,到北京农学院读研外,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明珠,本来是留校当助教的,她立志到生产实践中去干一番事业,被分配到西南农林局(不久调到中央农工部工作,她又要求去新疆,开始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地委农工部),张本分配到贵州省农科院[9](应为在贵阳的贵州省农业试验场吧?),王官远可能分配到武汉的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10]总之,那届毕业生除了袁隆平,给人的感觉都在省城和大单位。就是1958年西南农学院毕业,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向仲怀,初次分配的四川省蚕病工作组,应该也在省城成都吧?

笔者一时找不到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生分配的相关资料,仅对1949-1959年大学毕业(含肆业),后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家的39人做过统计,除了13人读研和留学外,其余26人当年全部分配到京城或省城。其中,除陈景润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外,其余人员全部落实在大单位或留校任教。[11]又如,2002年获国家最高科学奖的金怡濂,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与清华、北大的其他9个,共10个毕业生分配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12]

1953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总数为48091人(不到目前的百分之一),其中农科为2633人,内本科毕业生1842人,减去考取研究生的159人,[13]再减去留校任教的(数字未知),则除了京城,其它省份当年平均只能分配到区区几十个农科大学毕业生。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各级政府的农口部门,均需要人才。故上世纪50年代初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也属天之骄子,不存在分配难的问题。从吴明珠的分配和调动来看,当时还存在一定的挑选空间。综合以上的信息,笔者认为,袁隆平那届的西南农学院128个本科毕业生,[14]一般不会分配去地级市以下的城市和部门工作。那么,袁隆平为何去了远离大城市的安江农校,成了“一个乡村教师”呢?这是否与袁隆平的家庭出身有关?

袁家在明时就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畈,世代务农,至曾祖辈,在太平天国时期意外获得一笔财富——押送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从此弃农经商起家。清光绪年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畈,来到德安县城发展。同时,开始重视后代教育。祖父袁盛鉴考中举人,废除科举后又转变为新型的知识分子, 从此步入政界。

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早年在平汉铁路局供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任上校秘书,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科长。因此,袁父不得不举家乘坐最后一批火车,去往重庆。而正是“上校秘书”和副司级[15]“科长”的其中任何一个职务,在1949年后都妥妥地划入“历史反革命”的行列。所以,尽管袁隆平那代的大学生,几乎都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而袁隆平的家庭,还得加上一个“敌对”,[16]这势必影响袁隆平的人生。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普遍采取了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们不该忘记的。新中国也不例外。如1950年代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进行了限制。大学生毕业的分配,也常常受制于出身:工农子弟、党员,尤其是革干子弟往往留在大城市、大机关;出身不好的,就去边远地区、工矿企业。[17]故袁隆平的毕业分配,有否受出身不好的影响呢?

安江农校,归属湖南省农林厅,是个农业中等学校,实行从高小毕业生中招生的五年一贯制,所授的文化知识,接近于完中。故大专、本科毕业生分配到农校任教都比较正常。问题在于那里偏僻、贫穷,难以分配到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袁隆平是唯一来自大城市的教师”,当时就有人认为,出自书香人家和名牌大学、很有学问的他来到农专,“真是屈才了”。[18]再如,袁隆平“是全校第一名外语过关的专业教师”,这也说明,1949年后袁隆平之前,鲜有比较好的大学出来的学子去安江农校任教。

此外,袁隆平学的是“遗传育种专业”,湖南农林厅开具的介绍信也是“任作物教员”,可学校最缺的是俄语教师,故袁隆平第一年教的是俄语。则姑且不论当时非师范的大学毕业生,去中等农业学校做教师是否普遍现象,这至少说明,袁隆平所学的专业,不是安江农校最急需的。换句话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老师,更没有想到先做一个“代课教师”。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推理,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很少愿意去安江的,而袁隆平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他不敢不去、也不得不去;而安江不管急需不急需,一个本科生去总是有用的。可能就这样,袁隆平来到了安江。

尽管袁隆平是一个“不记伤痛”的人,其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来安江是家庭出身的原因,诸多传记作者似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从相关论述中,仍留下了一些情绪低落的蛛丝马迹。如袁母得知孩儿被分配到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安江时,“不觉黯然神伤”[19],如果正常的分配,会有如此阴暗的情绪吗?再如,袁隆平第一次给同样出身不好的邓则的情书中,有“穿越凄风苦雨”一句,这里的“凄风苦雨”,仅仅是形容天气恶劣吗?又再如,他在《寸草仰春晖——从杂交水稻这项科研成果看党的领导》(《湖南日报》1981年6月30日)写到,“即令在十年内乱中,党也在关心、扶持着科研工作,而不是只留下创伤和荒漠”,这里的“创伤和荒漠”,仅仅是指工作中的艰辛和生活中的困苦吗?[20]

袁隆平在黔阳一中代课时,曾与该校化学教师王剑兰谈恋爱三年,结果仍不成功。当事人应都早就知道对方的家庭出身不好,作者描述的内容是袁隆平在反右时期思想右倾,王剑兰遭到一中领导的劝阻。可袁隆平却把原因归结为“由于自己出身不好带来的恶果”。[21]这可否使人有某种联想……

袁隆平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可令人费解的是,他1953年离家,直到1963年春节,即参加工作整整十年后才第一次回重庆探望父母。[22]而这十年中,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起步,也即没有后来那样的繁忙。更何况教师每年有两次长假,1958年开始国家又增加了探亲假(还可报销全程路费)。因此,和平时期一个单身的男孩放弃近乎公款旅游的探亲假,十年才回家,是不能用工作忙、旅途远来解释的。[23]同时,从《自传》看,1949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他对父亲只字不提,整本《自传》其本人对父母在新中国的生活境遇,也无片言只语。[24]那么,袁隆平是否一度对父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产生过抱怨?抑或是为了进步,他曾产生过与家庭划清界限、脱离关系的意念?因为这些,都是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提倡的。

如果袁隆平的确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来安江的,那么,人们会对这位赤子报以更多的敬意。

但无论如何,安江是袁隆平的福地,没有安江,也许袁隆平不会如此辉煌。

其一,远离了政治中心。从1953年西南农业院毕业,到1976年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的20多年内,我国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许多知识分子遭到冲击。如他的老师管相桓教授和同学张本,反右时都打成“右派”;管相桓和西南农学院副院长何文俊在文革中都含冤自杀,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爱自由的袁隆平如果在大城市工作,很有可能被卷入。而安江远离城市,也就远离政治中心,自然平安得多。

其二,杂交水稻研究是应用科学,如果在大城市研究,难有大片的农田,不见得有优势。安江农校有近在咫尺的水稻实验田,旁边更有人民公社的大片水稻田,袁隆平他们正是在这些稻田中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株的。

其三,袁隆平在成功之前的杂交水稻研究,是牺牲家庭的全身心投入。他曾连续七个春节都没有回家,家里的担子都由“厚道、善良、贤惠”的妻子邓则一人挑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在“文革”初期袁隆平身处绝境时,邓则坚定不移地支持,甚至激将袁隆平,“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之一”。相对于何文俊在“文革”中含冤自杀与其妻划清界限有直接的关系,有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妻子的全力支持,也就没有自己事业的成功”。

此外,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前期碰到的三次人为的破坏和困境,有两次是由他的弟子李必湖、尹华奇挺身而出解围的。这些,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总之,袁隆平分配到安江,是到了最适合的地方、从事了最适合的研究、找到了最适合的伴侣。


02. 袁隆平是否基督徒?


新中国涌现的先进、模范人物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余的为数不多的也十有八九是民主党派成员。如据对迄今为止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33个科学家的统计,其中中共党员27人,占总数的82%,民主党派人士5人,无党派人士仅袁隆平1人。又据对新中囯成立60周年评出的“100位感动中国人物”的统计,内中共党员89人,其余11人中,若析出少年3人,民主党派1人,则中共党员比例高达93%,另有2个道德模范及陆建芬老师信仰不知。剩下的4个无党派人士中,邰丽华、陈景润、袁隆平信仰不知,但后两者出生在基督徒家庭,林巧稚是基督徒。[25]

可见,像袁隆平这样的知名人物中,无党派人士极为罕见。尽管《自传》对此似乎只字不提,但仍有不少文章称:1986年,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亲自上门引导,要袁隆平入党。袁隆平表示感谢党的信任和关怀,但自谦地说,我还不符合入党的条件,

“与其空有其名,还不如暂时不入。等将来我把科研上的事情做完了,有时间学习党的知识时,或者在我行将就木之际作为最后归宿,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吧。”

部长尊重了他的选择,但接着说,“不过,恐怕不入党,你也得准备当官呢……织组上想让你担任省农科院院长,正厅级”,袁隆平仍谢绝。[26]从中可知,袁隆平虽然拒绝做官,但还“表达了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为政治上最后归宿的意愿”。[27]可出乎意外的是,纵是2021年3月10日,已91高龄的他在三亚南繁基地不慎摔跤住院,[28]到5月22日告别人世,头脑清醒的他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他可能的承诺(若此时仍以“不符合入党的条件”来辞让,那就不无虚伪了)。然袁隆平最后仍没有“归宿”。而组织上也没有搞追认、接收(宋庆龄在病情恶化第二天、离世前14天被接收中共正式党员)等形式,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精神信仰产生了好奇。

有人认为,袁隆平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谢长江语),是“信奉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祁淑英语),“是无神论者”(郭久麟语),但都没有提供依据。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不等于唯物主义和唯物论,袁隆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是把它作为思维科学和方法论运用的,不等于袁隆平信奉唯物主义和唯物论。如果袁隆平“是无神论者”,他应该不会谢绝入党吧?事实上,袁隆平不愿加入政党、政治团体,不仅仅是成名后。他在学生时代,也既不加入国民党的“三青团”,也不加入共产党的“青年团”(他曾说“我读大学时,入团很容易,但我没入”),后来也拒绝加入各民主党派。

这使我联想到袁隆平与基督教的缘源。

袁隆平母亲,名华静,1902年生于江苏镇江一大户人家,由英国人在镇江办的教会学校读完高中,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袁隆平的英语,就是其母亲发蒙的。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袁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袁隆平1930年9月1日生于教会医院——北京协和医院。1943年8月-1948年1月,分别在重庆和汉口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教会中学——博学中学就读。

尽管袁隆平本人没有在《自传》中涉及到人生信仰,更无公开的资料宣示袁隆平是个基督徒,但一些细节仍能反映袁隆平对基督教有一定的感情。

如他与邓则恋爱时,他希望“感动上帝”(谢长江语),而不是当时多数中国人说的“老天”。当他与邓则成天作之合后,他对另一半说:“邓哲,你是上帝赐予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到他遇到人生选择等时,想到最多的,就是其母亲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他去中南海瞻仰周总理曾工作过的西花厅时,感叹“倘若上帝让我再活一次……”[29]

虽然,以上诸多的“上帝”不一定出自袁隆平之口,但即使都是虚构的,至少也是他的学生或传记作者对传主的采访、观察、了解后才刻画的。而且,他本人对博学中学这所教会学校感情之深、评价之高,超乎人们的想象:“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般地说,对一个学者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这对最高学历是本科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可袁隆平把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归功于博学中学,我想,内有另一种情感吧?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没有宗教情怀的人,当他了解了袁隆平青年时代的经历后,往往也会发出“天意”的感慨:他学农是一个天意。如他第一次接触的“农村”(小学一年级学校组织的郊游),是某资本家开设的一个非常漂亮、充满生机的园艺场,他从此就爱上了农业。后来他自己坦言,如果当时看到的是真实的农村,就不会选择学农。再如,他在南京解放前夕,随家人来到了重庆,这就决定了当年报考大学,志愿已几乎没有选择了。又再如,1951年,他选考上了空军,第二天就要到航空学校报到了。可当晚接到通知,说经济建设急需大学生,空军就在高中生中招就行了。于是,他们一行8人就都退回了学校。复如,1952年,他在成都参加国家游泳队在西南区的选拔赛,因赛前吃坏了肚子,影响了他正常发挥,只获得第四名(取前三名),与国家游泳队擦肩而过。

这里假设有一个“如果”,他就进不了“农门”。

还有,在学生时代,袁隆平的其他成绩并不冒尖,唯英语突出,这在其后直接查阅外文资料、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和向世界推广杂交水稻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的事更神奇。就以那篇开创性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发表和作用来说吧。

其一,录用的幸运。当时在那权威的刊物上发表的作者,几乎都来自大的研究单位。如据对当期能在知网上查阅的18位第一作者的单位看,除了袁隆平,几乎都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权威的研究单位(不知为何,袁隆平、彭瑞伍、王天保等3个第一作者,文章中没有标注工作单位,彭、王的工作单位,通过其它渠道查到),作为一个名不经传的农业中专的普通老师,能在权威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实属罕见。惜目前似仍未知谁录用了袁文?

其二,发表的时间节点巧合。袁文发于《科学通报》(中文半月刊)1966年第4期(2月28日),据中国知网的“文献来源”推算,那期刊出后的三个月,该刊就停刊了。真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事实上,袁隆平发表第二篇论文,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其三,现在大家都在感谢袁文发后推荐的原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处长,和向聂荣臻副总理汇报,并以国家科委名义责成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的赵石英局长,盛赞俩位伯乐对工作的高度负责。但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细节。也许袁隆平当时的底气还不是很足,其文章的结论仅是:“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用作水稻杂种优势育种的材料。”文章并没有直接提到该项研究能使粮食增产。所谓的“三系配套”之术语,以及“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等文字,是以后的提炼和总结。俩位伯乐敏锐地洞察到该项研究的前景远大。从某种意义上讲,熊、赵当时比袁更看好这项研究,这就是袁的幸运。

其四,要不是造反派批判袁隆平时,欲“新账老账一起算”,查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国家科委的公函,这份对袁隆平的人生和杂交水稻研究起双重保护作用的“尚方宝剑”,也许会石沉大海,不起作用。[30]文革时期,仅凭他篡改最高指示(无意之中把毛主席提出的“八字宪法”,加了一个农时的“时”,说成“九字宪法”)一条,整死他也不意外。

以上四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假设有“如果”,可能就不是以后的那个袁隆平了。

一个人身上发生一二次幸运,包括是林巧稚接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许可以用偶然来解释。而一个人不断地遇到幸运,那至少是神奇了。

从允许他公开搞杂交水稻研究始,困难一个接着一个,可袁隆平每次都能逢凶化吉、有惊无险、转危为安、继续行进。

如“文革”初期,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造反派将他的60多个试验钵全部砸烂。幸运的是,他的两个学生听到砸的风声后,头天夜里,就把三种不同类型的试验盆藏了起来,否则,整个实验起码又要倒退两年以上。

再如,1968年5月18日发生毁苗案,2分试验田的秧苗被人全都拔掉,一株不留。他悲痛欲绝,接连几天,在校园里到处乱转,八方寻觅,终于到了第四天在一口千年古井里发现了水上浮起的五株试验秧苗(其余的全沉井底了),才使研究得以继续。如果没有发现,或许再迟一二天发现,这五株秧苗还能成活吗?则“前四年的工作就全部废了”(袁隆平语)。

又如,1970年11月,当杂交水稻的研究处于“高原”阶段时,他们团队在三亚意外地发现了“野败”(袁隆平也承认,“这里有运气的成分”。现在所有的杂交水稻都是其后代),使研究峰回路转,“我才如释重负,终于看到了曙光”(袁隆平语)。

总之,看袁隆平生平,觉得有两个“注定”:袁隆平注定是学农的,袁隆平注定会成功的,似乎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袁隆平走某条路,举托着袁隆平翻越一座座高山,最后必达顶点。正如陈启文所言,“每当关键时刻,袁隆平总有一种如得神助的幸运”。[31]

也可以这么说,“近距离”看袁隆平,他似乎在荆棘丛生的路上跋涉,十分曲折。但“远距离”看袁隆平,他似乎在草原上策马扬鞭,一帆风顺。在除了国防以外几乎所有的科研都受到影响的时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从未间断和耽误。保证科学研究的连接性,尤其是保证出成果周期较长的农业研究的连续性,是何等的重要。十年内乱时期,他可能不仅是全国唯一“名正言顺”地开展研究并保证研究连续性的科学家,而且,其研究成果还以世界良种推广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推广。这是意外之外的意外,神奇之外的神奇。袁隆平是中国六七十年代最幸运的科学家,没有之一。所以,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感激是完全出自内心的。

因此,窃以为,袁隆平可能从小就信仰基督教。一路走来,看似迈不过的坎,都被他一一征服了,这在基督徒看来,是神给予了启迪和智慧,是神帮助他成功,跨越的一座座“山”,就是一个个见证。则就益发坚信了。所以,信仰始终如一。

当然,我还不能肯定袁隆平是个基督徒,更不是说把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归结于耶稣。我只是根据相关的史料和教徒的心理特征,做出自己的推理和判断。

事实上,如果袁隆平真的是基督徒,我们也不必忌讳,相反,这不正是在我国宪法允许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的绝好证明吗?[32]


03. 袁隆平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因为他的研究不够新的诠释是否服人?


袁隆平是获得国内外奖项最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几乎囊括了除诺贝尔科学奖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外的所有与农业有关的奖项及荣誉。因诺贝尔科学奖不设农业奖,所以,人们关注的是后者。却正如人们所言,袁隆平落选院士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

因袁隆平、屠呦呦、李爱珍、饶毅、颜宁等著名科学家的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的科学性、公平性、公正性,受到了不少质疑。但中科院似乎仅对袁隆平落选有过直接的回应。那是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路甬祥“个人认为,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其落选“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如果仅仅是如此解释,那也无非是自嘲,权当他没说而已。问题是其前面的铺垫:在当时有投票权的院士认为,是袁隆平的方法、手段、思想不够新(以下简称“不够新”),“所以没有能够选上。”[33] 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的院士作出了符合当时眼光的专业判断。此一时彼一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袁隆平落选院士无可厚非。

那么,我们要问的果真是袁隆平的研究不够新吗?

笔者对生命科学是外行,但常识告诉我,如果是研究不够新,那么,应该有人超越了袁隆平、超越了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

然而,至少到《自传》修订版出版的2015年,既没有发现有人用类似袁隆平那样的方法、手段胜出袁隆平,也没有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超越袁隆平,那么袁隆平的研究何“旧”之有?

从1976年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至少到2015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取得了领先世界近40年的骄人成绩”,这也包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且如果说袁隆平的研究不够前沿,那不是无意之中贬低了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水平和贡献吗?

退一步说,即使有人的方法、手段、思想超越了袁隆平,也不影响中国杂交水稻在国际上的地位,毕竟“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1982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国际水稻学术报告会上提出来的,是国际公认的。任何学科“创始者”的地位是永不动摇的。

还须指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的特点,始终是理论走在前头,实践一直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大概每十年袁隆平发表一次重要的论文,都是对以前的理论、技术、经验和问题进行总结和展望,而各阶段基本上沿着理论构建和战略设想方向发展的。正如樊洪业所言,袁隆平院士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使理论与实践达到完美结合。所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完全满足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条件——“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

我想,这些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学富五车的院士们应该更清楚吧?

反过来说,1990年代的前五年,路甬祥担任的是浙江大学校长,袁隆平落选院士与他无关,他没有必要“编”理由。故窃以为,袁隆平落选院士,可能有难言之隐吧?

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在落选院士争议较大的5个科学家中,除了2011年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之前,还没有多大声誉的屠呦呦是中共党员外,其余4位(袁隆平、李爱珍、饶毅、颜宁)都既非中共党员,也不是民主党派人员。虽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条件,没有“政治面貌”一项,但从4个当选呼声较高,最终却都落选的科学家,均没有参加政党、政治团体来说,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参加政党、政治团体的“群众”,一般不予考虑?

笔者虽然没有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政治面貌”做过统计,但给人的感觉是,两院院士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以2017年(颜宁落选)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为例,13人中除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徐涛院士政治面貌不知外,其余12人均是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员。这至少说明,非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员,在院士竞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可能存在的无形的设计,对人才评价和吸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需要主事者权衡的。

我们再具体讨论袁隆平落选。

《自传》透露:“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南省人民政府曾三次推荐我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却三次落选。”但《自传》没说清楚竞选年份和名称。许多“袁隆平传”也大都按上迻录,唯袁隆平弟子兼同事谢长江,以及祁淑英把竞选年份和名称说清楚了。[34]

袁隆平作为院士候选人被提名推荐共经历4次。前两次(1991年、1993年)参选的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两次(1994年、1995年)竞争的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姗姗来迟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35]

那么,新的问题,甚至说更大的问题来了。袁隆平不仅两次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且首次竞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败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的是基础科学或理论研究,袁隆平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多或少有些理由。而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的是应用科学及其推广,如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的水平和效益,达不到“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这一标准,那么,1994年,也是首届当选的126个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几个能真正符合条件?然而,袁隆平又确确实实落选了。那么,其中必然是非学术性因素。故我认为,除了他天马行空般的性格,与他的“政治面貌”是否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哪怕真的受制于“政治面貌”,并不是说组织上在政治上不信任袁隆平,相反,至迟从1976年开始, 党和政府各方面都高度、极端信任袁隆平。只不过,从执政者的角度,袁隆平能加入执政党更好罢了。或者说,执政党对袁隆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袁隆平作为“知名群众”或“社会贤达”的“政治面貌”,是不够亮丽的。[36]

那么,袁隆平为何1995年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呢?笔者以为,学术之外的因素可能有两个。第一,如果第一届不能当选,可以用时间仓促来解释的话,第二届又名录186个被当选者外的话,无法向外界交待;第二,是李鹏总理的干预。1994年11月23日,在国家科委领导向李鹏总理汇报全国农业科技问题时,李鹏质问“湖南的袁隆平为什么不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37]总理虽然质问的是中国科学院,但中国工程院也归口国家科委,实际质问的是一回事。由于1993年后湖南省人民政府不再推荐袁隆平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所以也不再存在是否当选的问题。依我之见,如果湖南省人民政府继续推荐,1995年应该会当选。因为即使真的有“约定俗成”那回事,也由顶层扛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否也可以看成第二个问题的延续,是精神信仰的一个问题的两个维度?至此,我们是否对袁母那句名言——“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是否有新的认识呢?

以上三个貌似已自答的自问,并不是笔者的结论,一切以事实为准。本人只不过提出假设和演绎,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事实上,相关问题都还有健在的当事人,若能迅速开展相关的调查,弄清真相应该都不是问题。且哪怕笔者的假设和推理都不成立,也有利于还原一个比较完整、真实的袁隆平。


三、建议吸纳国内外科学大奖获得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本文提出的三个问题,分别反映的是人事制度、宗教信仰和人才评价制度,故折射的不仅仅是袁隆平个人生平。然而,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及其后代采取的歧视政策,已成为历史;宗教信仰,在看得见的未来,在我国不可能形成主流;唯院士评选制度仍在运行,咱们继续探讨。

我们先从对国内外两个曾经的落选院士的不同遭遇及其反馈说起。1911年1月,在获得第二次诺贝尔科学奖前夕的居里夫人,参加法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因涉及妇女能否进科学院的问题,以一票之差落选。此后,她不再参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就此,法国科学院百年后仍被人诟病。因为“她曾经将自己最优秀的科学家拒之门外”。[38] 相反,袁隆平1994年落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1995年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则人们不仅不再批评中国工程院,而且,连袁隆平1994年落选该院院士这件事,也几无人知晓了。而袁隆平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事,仍不时遭人非议。

我们仅谈谈袁隆平自己对落选院士的看法。袁隆平“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人,据他的学生兼助手尹华奇回忆,即使在“5.18”毁苗案后悲痛欲绝的情况下,他也“丝毫没有追究谁干的?”[39]唯独对待落选院士是例外。

2008 年3 月20 日,应邀出席广东科协论坛的袁隆平,回应有关他十几年前落选中科院院士,以及几天前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推卸责任的解释。请看袁隆平“哭笑不得之余”是怎样回应那个“历史误会”的:

“在两院院士的评选当中,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门户之见,有些不正之风,例如在同等的条件下,中央单位的学者得票比地方上的高;换言之,自己落选,不是什么‘历史误会’,而是有人在搞‘门户之见’与‘不正之风’”。[40]

对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死不认账,袁隆平毫不客气,真可谓针尖对麦芒。[41]如此回应,对袁隆平来说是罕见的;即使对其他功成名就者来讲,也是不可想象的。袁隆平是人而不是神,他在乎这个荣誉是很正常的。[42]因为“同行认可大概是现代科学中首要的激励因素”,[43]真正的学者一般不太在乎社会评价,但在乎同行评价;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便是同行认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当接受推荐程序后就进入同行评价,则未能获得“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在同行看来还不是顶尖的中国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荣誉是最纯的。我们要理解袁隆平可能出现的这样的心情:被排斥在中国科学界的顶级“俱乐部”外,给人以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的错觉,各种奖项的“含金量”也可能都要打折。尽管这丝毫不影响袁隆平的工作及其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执著。

当然,袁隆平在乎这个荣誉,不仅仅在于他个人,还关乎杂交水稻研究的地位和推广。袁隆平可能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科学院永远的痛。

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结局表明,优秀科学家落选院士,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落选者本人,也同样包括院士评选机构和评选机制。

截至2019年,共有1431名中国科学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1993年以前当选的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除了隐姓埋名的“两弹一星”等国防功臣外,中科院院士基本囊括了当代中国一流的科学家。然后,我们说袁隆平、屠呦呦两位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没有问题吧?那么尴尬来了,尽管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是绝对的主流,但同样不可否定的客观事实是:她把“最优秀的科学家拒之门外”。这在概率上可也是“百分之百”呀。而且这可能将作为永远的污点,使中国科学院长期蒙羞。所以,袁隆平、屠呦呦等伟大的科学家落选,伤害最大的恰恰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

世上没有完美的竞选制度。居里夫人落选法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科学奖没有给发现元素周期律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即是证明。问题在于减少失误和弥补缺憾。

那么,如何减少失误、弥补最优秀,或者说“完全有资格当选”的科学家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缺憾呢?

笔者对诺贝尔科学奖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机制做过初步的比较,觉得两者大同小异,故对中科院院士现行的评选制度无可厚非。但诺贝尔科学奖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荣誉,她几乎不存在弥补的空间和修正的参照,而中国科学院院士则不同。

尽管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定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但下半句是“为终身荣誉”。事实上,百度介绍中国科学院院士时,并不是把院士当“学术称号”而一般作为“主要成就”,即荣誉推介的。因此,我们可把中科院院士主要看作一种荣誉。

既然是荣誉,那么,中国科学院理当把高于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誉的中国科学家(不管是否竞选过院士),吸纳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先看国外,诺贝尔科学奖是世界性的最重要的科学奖,获奖的成果基本上代表了人类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在促进人类科学研究、技术进步、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中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44]其荣誉理当高于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沃尔沃奖和图灵奖等国际大奖获得者,在获奖前后都获得了该国的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45]这说明,非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获得国际顶级科学奖,换句话说,获得国际顶级科学奖中有非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这些都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但获得国际顶级科学奖后,授予其本国科学院院士似乎是当今的国际惯例。

再论国内,无论是逻辑涵盖,还是评选要求,不管是当选人数,抑或是荣誉颁发的隆重性,至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荣誉明显高于中国科学院院士。

为止,笔者在徐飞、赵明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议:

1. 为了尊重国际科学大奖及其获得者的荣誉,今后凡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沃尔沃奖和图灵奖等权威的国际大奖获得者中的中国科学家,如果本人同意,自动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为了维护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的权威性及获得者的荣誉,[46]弥补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的遗憾,提高院士的含金量,也为了对广大民众的议论有所回应,今后凡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获得者,如果本人同意,自动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若为避免院士评选中的若干规则产生矛盾,中国科学院也可增设荣誉院士(非资深院士),以上两种条件吸纳的院士,也可称中国科学院荣誉院士。同时,这些院士均不占当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名额。

这就从制度上弥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中的缺陷,有利于吸收和确保最优秀的中国科学家为中国科学院院士。[47]

从最近20年来的情况分析,这类国内外科学大奖获得者,即使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一完成者中的非院士在内,平均每年也不足1人,把他(她)们吸收为院士,根本不影响院士的正常评选。相反,多种关系即可因此理顺,相关诟病将大为减少,于公于“私”皆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乐而不为?

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吸纳新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诺贝尔科学家奖获得者、91岁高龄的屠呦呦先生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荣誉院士,避免袁隆平可能的遗憾,在屠老身上重现。

2021-08-09

*本文在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周尧云先生的指正,谨致谢忱!

本文拟发近期《社会科学论坛》。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注释:

[1] 据知情人士最新披露,袁隆平生于1929年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九),还是林巧稚接生的第一个孩子。见毛昌祥:《稻济天下——袁隆平鲜为人知的故事》,青岛出版社2021年7月版,第22-23页。如果这样,享年92岁。

[2] 相对于多达数百种的居里夫人传记,这不算多。见(法)玛丽.居里著,胡圣荣等译:《居里夫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插图。

[3] 郭久麟:《袁隆平传》,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页。

[4] 袁隆平口述,辛业芸访问整理:《袁隆平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5] 郭久麟:《袁隆平传》,第16页。

[6] 1970年6月,湖南省在常德市召开全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华国锋点名要袁隆平参加,开会时华国锋走下主席台,请袁隆平上主席台,并安排他坐在自己身边。从此,在政治和研究两方面,袁隆平不再遭遇不信任,杂交水稻研究一路绿灯,直奔世界舞台。袁隆平似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遗风。以至2006年6月,袁隆平有机会专程去华府看望他时,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紧紧握住对方的手长达半个小时,经历了世态炎凉后,再次感受到的人间温暖及知遇之恩没齿未忘的情怀,都尽在不言中。

[7] 笔者直言,目前国内对袁隆平研究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总数约五六百万字写袁隆平的论著(含文章),除了谢长江、辛业芸、陈启文、郭久麟、祁淑英、聂冷等写的作品比较优秀外,其它的几乎“千篇一律”,基本上属于推介、宣传或读后感型的。笔者担忧袁隆平研究被海外超越。

[8] 可《自传》(第33页)没有这种氛围铺垫,袁隆平自己只有这样一句话:“我在大学毕业分配志愿表格上,填上了愿意到长江流域工作”。

[9] 郭久麟:《袁隆平传》,第271-272页。

[10] 王官远:《湖北麻城县燎原四社早稻直播高产经验》,《华中农业科学》1958年第5期。

[11] 资料来源:《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部编辑,《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1-6集),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

[12] 赵建国等:《金怡濂——跋涉者》,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13] 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2,116页。

[14] 西南农业大学校史编纂委员会:《西南农业大学史稿(1950-1984)》,内部印刷,1990年,第359页。

[15] 郭久麟:《袁隆平传》,第6页。

[16] 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袁母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上岳父当过国民党黔阳县党部秘书而在解放时被镇压,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妻兄。在改革开放前,一个人只要有以上的任何一个至亲,该人就会受到歧视。

[17] 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

[18] 祁淑英:《袁隆平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19] 郭久麟:《袁隆平传》,第43页。

[20] 转引自谢长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94、137页。

[21] 谢长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第33页。

[22] 邓湘子等:《禾下乘凉梦——袁隆平传》,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66页。

[23] 据笔者对五十年代末的交通资料查阅,无论是全程陆行(火车郑州中转),还是水陆兼行(武汉换乘),如果买票不耽误,安江至重庆的去回行程合计均在半个月内。

[24] 倒自其妻邓则说过:“父亲母亲,晚年生活是黯淡的,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缺少一般老年人应有的色彩”。见吴雪琴等:《东方魔稻之父——袁隆平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25] 本书编写组:《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6] 聂冷等:《绿色王国的亿万富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179页。

[27] 项星主编:《走近中国科技先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28] 事实上,他2015年已卸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至迟在2019年就已不能正常工作了(不便下田应该更早),2020年出席活动要坐轮椅了。

[29] 祁淑英:《袁隆平传》,第57、153、261页。

[30] 县官不如现管。事实上,湖南科委落实国家科委的指示,已是半年以后的事了。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31] 陈启文:《袁隆平的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页。

[32] 顺便提及,笔者在当代中国科学家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尽管剥削阶级的子女受到整体的歧视与排斥,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主要是这个时期培养的新中国最负盛名的6个科学家(孙家栋、袁隆平、屠呦呦、陈景润、钟南山、王选),均是非劳动人民的后代,且都出自书香或知识分子之家。第二,上述6个科学家,都有教会学校的背景,包括本人或父母有在教会学校求学的经历,甚至两代人都有教会学校求学的经历。见沈登苗:《“钟南山们”为何都有教会学校的背景?》,“爱思想”网,2020年2月6日。

[33] 赵临龙:《从袁隆平落选看科研评价体系》,《教育》2009年第5期。

[34] 谢长江1993年开始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后又任党委书记,故他的说法应该可信的。

[35] 谢长江:《功勋科学家袁隆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页;祁淑英:《袁隆平传》,第204、206页。按:谢长江说的首次推荐袁隆平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1994年11月,这个时间恐怕有误,因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6月就产生了。

[36] 袁隆平的“政治面貌”,百度上介绍是“无党派人士”,然而,打开该链接,“无党派人士”的定义是:“特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而参加了人民民主运动的知名人士”。那袁隆平能算“无党派人士”吗?事实上,即使那些“参加了人民民主运动的知名人士”1949年时才30岁,到今天也是百岁有余了。当今应该是不存在的群体了。故把一个不存在的群体,今天仍单独列入13类政治面貌中的第12类,尤其是把1949年后才身生的(如邰丽华1976年生)社会精英冠以“无党派人士”,是否妥当呢?故以我愚见,今天的所谓“无党派人士”,实质就是知名群众,还不妨复名“社会贤达”——不属任何党派而具有广泛社会声望的人士。

[37] 谢长江:《功勋科学家袁隆平》,第108页。

[38] (法)玛丽.居里著,胡圣荣等译《居里夫人文选》,目录前1页、第168页。按:有人认为,居里夫人落选院士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法国科学院才一反常态,宣布无条件接纳她为院士。可实际情况是,居里夫人“不经申请”当选的是“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此院士不是彼院士。见此注同书第169页。

[39] 向郢:《袁隆平:像野稻一样自在》,《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第B11版人物。

[40] 孙玉祥:《“历史误会”》,《杂文选刊》2009第10期。

[41] 这与袁隆平首次落先后,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为了告慰关心袁隆平的广大民众和广大正直的科技工作者”(聂冷语),于1992年9月15日,破天荒地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可谓异曲同工。

[42] “袁隆平没有评上院士,尽管自己泰然处之,但细心的妻子还是看出了点什么,耐心地劝他说……”。见魏晓雯:《袁隆平》,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43] 引自徐飞等:《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学术界》2011年第11期。

[44]沈登苗:《诺贝尔科学奖在中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爱思想”网2020年10月20日。

[45] 赵明:《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46] 33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有11人非中国科学院院士,正好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一完成者中的非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比例),这至少是一方面有问题吧?

[47]顺便提及,已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有否必要再竞争中国工程院院士?因为从逻辑上讲,中国科学院院士包含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无论是荣耀还是评选条件。反之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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