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提要：在恢复高考的过程中，邓小平既没有遵循“两个凡是”，也没有公开顶撞“两个凡是”，而是智慧地采取了回避“文革”、绕过“两个凡是”的策略，这是当年能恢复高考的主因，尽管最后以找到了所谓的毛主席“指示”定乾坤的。本文还将对忍辱负重的刘西尧在恢复高考中的作用，做出重新评估。如果说邓小平为恢复高考杀开了一条血路，没有邓小平力推，哪怕1978年夏季能否恢复高考也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刘西尧对最高领导人作用和思想认识的务实是十分必要的，没有刘西尧组织起草的招生意见中体现了毛泽东28年的教育红线，吻合了华国锋当时的认知和理念，当年能否恢复高考也是一个问号。从招生意见在高层通过，而同时期邓小平两次提交的，《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关于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精神，写的评论员文章，未获准发表的结果看，刘的一系列应对、处置可谓恰到好处。现有的研究低估了恢复高考的难度和复杂性，如对当时的主流舆情涉及甚少，忽略了华国锋的存在，对刘西尧的评价更是不公。

1977年恢复高考，是由不少教育工作者提出、由邓小平首肯并主推，最终由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集体决定的。这既是事实，也是中共正确的政治遗产。

在纪念恢复高考的不少文章中[1]，很多人会轻松地讲邓小平“20分钟拍板恢复高考”那个脍炙人口的故事[2]，却不太愿意费较多的笔墨把此后走了两个多月的流程讲透，自然也对邓小平审阅了《人民日报》的社论稿《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批送华国锋等后，拖了一星期才见报的细节无人关注，更不会对恢复高考的决策告之全国人民后，华国锋、邓小平联袂急于推出为之实施扫清思想障碍的一组批判稿之原委感兴趣。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3]，以邓小平绕开“两个凡是”力主恢复高考的过程，及关键人物的策略和作用为主线，几乎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提出与学界主流不同的看法，希望有助于该研究的进展。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时代背景决定了邓小平策略的选择

如同邓小平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4]，但1978年仍要对此开展大讨论，却一度抵制的力量不小一样。恢复高考本来是恢复常识，并无创意；适龄考生报考大学，是把素来就是他们的权利还与，这与公与私都是天经地义的，不用千恩万谢。但1977年恢复高考原先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的重大意义，再怎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对力推恢复高考者的感恩，是人们发自肺腑的。因为这是共和国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决定的。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如孔丹所说，“没有华国锋主持打倒‘四人帮’”，“中国历史可能真要重写”[5]，邓小平能否复出也是个问题。汪东兴同志因他身处特殊的岗位，从中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重要贡献。

但是，出于当时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也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因索，不久，华国锋同志推出了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两个凡事”，本人知道的其经过大致如下：

1976年10月8日，刘西尧奉命去国务院，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指令刘立即去《光明日报》主政，除了给他一份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外，他们还叮嘱刘“凡事毛主席说过的话，凡事毛主席定过的事，都不能动”[6]。这是笔者见到的“两个凡是”之最早的版本。10月26日，华国锋同志在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汇报时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7]。11月30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提出：“凡是毛主席指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8]。1977年1月，在一篇讲话稿中，华国锋同志有这样的警告：“凡事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一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9]。这些话，都同“两个凡是”如出一辙。

1977年2月7日，由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直接指导并定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同志具体负责，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批准同意，在“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事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事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将“两个凡是”规范化，昭告天下。据说，当时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任人耿飚同志看了社论稿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件也办不成了”[10]。由此可见，“两个凡是’，首先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当即就定下基调的，有维护政治稳定的需求。“两个凡是”其形成有个过程。虽然由华国锋同志、汪东兴同志作为一个战略方针而提出，但这决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潮，在高层有一定的共识。 

同时，该社论一再强调纪律，要认识一致、步调一致，故“两个凡是”现实的立足点是“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正如沈宝祥同志所说，“提出‘两个凡是’的人本身，也是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信奉者，‘两个凡是’一出来，许多人就看透了它的实质”[11]。笔者在《新华月报》1977年第8期上惊讶地看到，前页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像，接着是“英明领袖和统帅华主席”像，第3页又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像，不知“文革”时期毛泽东同志有没有这种待遇？因此，“两个凡是”既是“护神”，更是“造神”，要达此双重目的，自然要落实到行动中，这个行动的“总指挥”是中央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同志。他犹如目光敏锐的老鹰，紧紧盯着媒体的一言一语。如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影响恶劣的文章。只因“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2月4日，汪批示，只能“不点名”批评，并把此批示印发给中央各宣传单位[12]。  

再如，“四人帮”被粉碎后，悼念周总理的记录片重新制作，并于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正式与观众见面。原电影说明词里，说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却坚持要删去。说这是原来总理悼词里没有的，而悼词是毛主席看过三次的。以后，中联部的悼念文章里又有这句话，汪马上追问，通知各报以后不得再用[13]。

在大批“四人帮”的日子里，只因毛主席看过，连“四人帮”写的反动文章也不能直接批，这说明“两个凡是”推行的范围是：严防死守无死角。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且他人已逝世，不会影响任何人的政绩，只因毛主席看过三次的原总理悼词里没有的评价，不仅不能加，删去后还要追问，这说明“两个凡是”执行的底线是：不怕得罪任何人、任何群体和任何感受！俨然是又一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之版本。

本来，1976年10月后，既然能把江青送进“秦城”，且邓小平已复出，如果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同意，只要不涉及高层人员变动（特指下来，以免国际影响），像恢复高考这种纯业务性的事，邓、华沟通后，应该当即可以“拍板”的。但是，由于华国锋同志如此雷厉风行地推行“两个凡是”，而“两个凡是”的本质是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首先是向文教领域开刀的，废止高考，又是“文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且毛泽东同志又按自己的意志，“教育要革命”，推出了与“十七年”不同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如果恢复“文革”前实行的考试制，就要从招生方法到招生对象，从录取标准到专业设置，从大学学制到毕业分配等，与毛主席同意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及其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等发生全方位、多层次的冲突[14]。这就妥妥地碰到了“两个凡是”的“高压线”，可能犯方向、路线性错误。

同时，在党内虽然邓小平同志的资历远比华国锋同志老，邓小平复出是党的事业需要，不存在个人感恩的问题。但是，邓小平同志的第三次复出，毕竟是在华国锋在党的主席任上。这好比一个董事长找聘了一个总经理，总经理一上任，就把董事长的经营方针推翻了，这与情与利、与公与私都不宜做的。且若沟通不畅，双方都会尴尬，今后要恢复高考就更难。

我们再看当时的实际情况。在粉碎“四人帮”后，教育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心里面临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如何对待《纪要》及其“两个估计”，二是与之相关的高考入学制度。在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及太原招生会议上，与会者对此都发生争议，教育部也为此多次向中央反映。当时主管教育的政治局同志总是说去请示，请示回来总是反问《纪要》及“两个估计”经过毛主席没有？刘西尧的回忆录没有表明被请示的是否华国锋（尽管按常理推知就是华）[15]？但蒋永清的文章明确表明，至少招生会议上的争论上报中央时，“华国锋首先问‘毛主席是怎么批示的’”[16]……蒋先生没有标注这一史料的出处，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的蒋永清同志，应该有不便公开的史料来源吧？因此，太原招生会议上讨论的教育部起草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草稿）》及其按“十六字”方针为基调的定稿，与其说是“经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原则同意”[17]，不如说招生工作本身就是按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坚持‘七·二一’指示、坚持‘十六字’招生办法的前提下”开展的。

当时的舆论氛围更是不容乐观。即使在科教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即8月5日《人民日报》还刊载了《教育部向各地教育部门发出通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七•三0指示〉》。通知的核心思想是：为“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坚决走《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0指示》指引的光辉道路”[18]。高等教育办学的指导思想与“文革”无疑。

这就是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历史背景。因此，恢复高考只得另辟蹊径。 

二、邓小平绕开“两个凡是”的三步骤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至少进官学要考试在中国实行了千年。中国近代的大学、民国时期的大学、新中国建立之初（1949-1965）的大学，几乎都是通过考试入学的。世界上至少代表性的国家，在现当代也几乎都是通过考试入学的[19]。

在现代世界，不考试入大学，一般只有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打到四人帮后，中国社会逐渐回归正常，仅凭这一点，许多人就察觉中国就要恢复高考了。虽然，中央动议恢复高考是1977年8月以后的事，可社会上，早在1977年春节前后，就有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这种消息就是先知们从常识出发做出的判断。这里，民间的传闻我们略去，仅举党内两个高级干部的反应。例1，时任吉林省宣传部部长的宋振庭同志，早在1977年初就发出了“恢复高考”的呼声，他的观点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评价[20]。例2，在第一次招生会议前，时任天津市领导的蒋南翔同志，给刘西尧部长打电话，要求高校招生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21]。因此，在1977年夏天提出或同意恢复高考，并非什么非凡之举，而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不可为而为之，在明知1977年仍按“十六字方针”招生，且尘埃落定的情况下，果断地责令教育部追回向国务院上报的《招生意见》，立即召开第二次招生会议，力主恢复高考，成了为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邓小平复出时，百业待兴，情况复杂，作为一个指挥过百万野战军的战略家，为了人民的事业，也为了自己在新的形势下建功立业，他自然要选择一个突破口，而从教育切入，对他来说是比较自然的。

“文革”受害影响最大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集中在教育领域；“文革”造成了中国人才的断层，而人才的青黄不接，又与高考中断十年有直接的关系。前面已述，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且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只不过他人是无力改变现状而已。1976年后，邓小平事实上成为健在的曾经的最资深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他又是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年高考是如何废止的[22]，故他复出后，主推恢复高考，既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感由然，又是四量千斤，寻找改变现状的切入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恢复高考，也是邓小平的自我纠错。因为，虽然当年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但既然在宣布废止高考的社论稿上签了字，在形式上说邓小平对于当年废止高考，一点也没有责任是说不过去的吧？

邓小平复出前后，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其中，同方毅、刘西尧谈话时，刘西尧反映了“两个估计”问题，邓小平就：“要我们暂时避开‘文化大革命’”[23]，这个“暂时”，延伸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24]。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回避“文革”，也就是回避“两个凡是”，故回避“文革”、绕过“两个凡是”，是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既定策略。

揆诸史实，绕开或回避“两个凡是”并不是邓小平特有的思维，更不是笔者的异想天开，而是当时的一种思潮。如前面提及的华国锋本人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即将到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明明是冲着“两个凡是”去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出现“两个凡是”一词，以免发生正面冲突，影响大局。直至讨论开始一年，胜局已定后，才有《河南日报》1979年7月22日的评论员文章，撕开了这层窗户纸，《人民日报》8月3日头版，才以转载该文的方式，告之全国人民：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是批判“两个凡是”[25]。明乎此，我们才会知道，邓小平绕开“两个凡是”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回顾这段历史，会上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而更加珍惜。

根据邓小平的经验及事物的进展，该策略的实施可分为三步。

01

轻车熟路，恢复高考的事叫教育工作者提出来

前面已述，邓小平直接向华国锋提出恢复高考不妥。曾参与招生会议，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招生办公室主任的刘永强同志，也意识到，“当时小平同志有些话要通过别人来说，也不能发红头文件”[26]。

但是，如果由教育工作者提出，他首肯后再呈中央，性质就不一样了。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废止高考的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同时，又发表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和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学生，给毛主席要求立刻废止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两封信。交待废止高考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尽管后者“不是自发的””[27]。不过，这时废止高考的正式文件还未形成。

7月12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中国人民大学7名学生，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信中列举了现行教育制度的“十大罪状”，建议今后大学要招生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的优秀分子，不一定非高中毕业生不可”[28]。这个所谓的“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的建议，直接促使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的决策出台[29]。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高考制度，就这样在庙堂与江湖的合力下，稀里糊涂地废止了[30]。但当时仍没有取消高校招生。

在1977年7月29日，同方毅、刘西尧谈话时，邓小平已提出三个问题，要他们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前两个是招生对象和方法问题，是大学招生的两个核心问题，但在当时这两个不仅是专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时不能解决。1977年8月4日至

8日召开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可以看成是邓小平的一次调查，了解群众的想法。邓小平说，这次会议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就是请你们出注意”[31]。

事实也的确如此。会议的前几天，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同志，在发言中已提到“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32]等。但蜻蜒点水,邓小平不为所动。  

可当他听完査全性的比较系统地恢复高考的一番言论后，为之一振，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纷纷表示赞同，他又问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一些代表说来得及，于是邓小平当即表态：“既然大家要求（注意，这里的“要求”，似曾相识——本文作者注），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33]。我想，邓小平可能等的就是査全性的这番话，及其大家对此的态度，可能等的就是群众的“ 要求”。恢复高考，也就推翻现行的招生制度，这要有理由。查的发言揭示了现行高校招生的推荐制度，已“严重影响”了整个教育制度，也即影响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同当年炮轰高考制度何其相似？作为分管教育的党的副主席，就有责任向党中央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这既是对华的尊重，也是符合党的组织纪律的。 

后来査先生坦言，“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査先生的这番话，既是谦虚，也是事实。“果然，我的建议得到了几乎是所有人的赞成”[34]。

窃以为，邓小平确信，如果创造一个畅所欲言的氛围，就会有人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笔者也认为，如果没有查全性首倡，也会有其他与会者提出来；如果这五天内没人讲，会议可能也会延续；即使这次会议无果，可以再开。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本来，邓小平提前给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领导，打了近似恢复高考的招呼，可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恢复高考而言，会上反应热烈的是一线的科学、教育工作者，尤其是科学工作者，而不是科学院和教育部领导。在査全性发言后，邓小平征求意见时，似乎没有一个教育部部级领导表态。再如，査全性恢复高考的发言是否系刘道玉建议，姑且不论。但是，作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刘道玉，自己不在会上就此发言却是事实，而且，平时健谈的刘道玉此前还在北京顺义县做过调查，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恢复高考[35]。我想有否这种可能，会前邓、方、刘达成默契：知高层意图的部级领导回避，免得给人以明知华国锋坚持“十六字”方针，却还要提出不同意见之印象。

笔者还有一个困惑，在我们看到的《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8-10期，各位发言者只列单位，不表姓名，以×××代之。这是否有对发言的代表保护的意思？如果是，当时的政治氛围是否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邓小平借鉴了当年废止高考上下互动的路径，采取的是由一线的科学、教育工作者提出恢复高考，他认可后报批中央的方式，在组织形式上避开了与华国锋的冲突。査全性的发言是具体实施的重要契机。虽然刘海峰的研究与我的角度不同，但就邓小平“借机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设想的一个场合”的判断，与本文是一致的[36]。

02

由28年的红线说推翻17年的黑线说

由于第一次招生会议已开过，且时间到了八月，邓小平原考虑77年准备，78年恢复高考的。看到在座谈会上大家的反应都那么强烈，且知道推迟入学还来得及。邓就当即决定，责令教育部立即收回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重开招生会议。这一步的重大意义在于，保证了77年恢复高考在时间上成为可能。在过程对应上，是“先斩后奏”，这就是果断和英明。

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原一年准备期的设想，与其以恢复高考为“支点”，力求迅速打开工作局面的设想并不矛盾。因为如果在78年夏季实施高考，决策也要在春季定下来，所谓的“一年准备”，是跨年度后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也不那么从容了。从笔者接触的上千人的77级学人回忆文章分析，无论是政治、思想、组织，还是物质及考生的备考，都是十分仓促的，留下诸多遗憾。当年的录取有一定的偶然性。当然，也有好处，“遭遇战”方显英雄本色，使一些真正的读书种子脱颖而出。

为使恢复高考具有合法性，8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招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河南省教育局局长的王锡璋同志，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初步计划准备开十天，前五天讨论邓副主席报告，后五天讨论高招”[37]。这说明，刚开始，这个会议就按科教会上推迟2个月，即1978年1月15日前入学的计划实施的，后来的实际说明，若不是招生会议的停滞，这个计划是可行的。这更说明，至少当时邓刘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可能刘西尧原认为邓小平在科教会议上的“拍板”，会在高层能迅速形成共识。

但是，会议的进程被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会议的精神所打断。

自8月21日开始，教育部第一时间就组织与会者学习大会新闻公报等重要文件，刘西尧要求“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大的文件上来”。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是“胜利结束”，“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基调是坚持“两个凡是”，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具体到教育，十一大政治报告只提到“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没有提到类似恢复高考的教育改革。华国锋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与真实的《纪要》大同小异。而毛主席的《七·三0指示》、《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是这一理论的组成部分。9月8日《人民日报》的重磅文章，仍称“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组成部分，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培养和锻炼无产阶级的干部队伍指明了正确的途径”[38]。《五·七指示》中，耳熟能详的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的定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 这就与邓小平的十七年“红线说”发生了直接的冲突。究竟听邓副主席的讲话，还是统一到十一大精神上去，教育部及其高招会议的与会者无所适从，邓小平也无对策，会议陷入议而不决的僵局。以至王锡璋同志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除排，虽然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过不来”。

9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扬邀请了这次与会者中，曾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议”的六位人士座谈。穆扬将座谈会的情况作了整理，《人民日报》9月15日以《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为题，以《情况汇编》（特刊628期）上报中央。文章强调《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据说文章详细写明“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从而为中央领导否定“两个估计”提供事实依据和有力支持。

这个内参写的是否真实，我们下面讨论，但高层可能认为，既然是“四人帮”定稿的，就是他们的私货，可以推翻和批判。

8月8日以来，对招生工作没有做过指示的邓小平，阅了这份内参后，看到了转机。9月19日，邓小平找来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等，结合内参，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明确提出教育部要解放思想，迅速地、明确地出台恢复高考的具体方案，并发出了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警告。

邓小平“9.19”训话掷地有声，刘西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招生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讲话精神，招生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形势立时扭转，

9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这一阶段的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讲话中，一再重申无论是17年还是28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红线说”就把恢复高考排斥在“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之外了。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等文件批送华国锋等。10月5日，政治局讨论并原则同意，此后又进行了一些修改。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关于1977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实质上恢复了统一的高考制度。

通常认为，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然而，笔者认为，这一决策的实施，可能仍有不确定性 。

与当年废止高考需要由《人民日报》发社论告知和诠释一样，恢复高考同样需要《人民日报》的社论推出。10月13日，邓小平在穆杨起草的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送审稿上批示，并报华主席等核阅。

根据惯例，这一社论应该在第二、三天，即14、15日见报，尤其是在时间已严重延误的情况下。可该社论直至21日才发表，比通常的可能延长了近一个星期。笔者未解。但我们在《邓小平年谱》里似乎找到了答案。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约见刘西尧等，告知从迟群的笔记本上，查出了毛主席“对十七年不能估计过低”等原始记录，“问题更加明确了。毛主席真正对十七年的估计，被‘四人帮’、迟群等人封锁了”[39]。则批判“两个估计”就更理直气壮了，恢复高考更名正言顺了。第二天，即21日，社论等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也就是说，12日中央定下恢复高考的决策后，可能还在寻找其合法性的依据。换句话说，哪怕是国务院的文件下发后，高层可能觉得恢复高考的政治条件还不成熟。我们仅以社论中的一个重点解释：“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是一九七二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提出来的”分析，毛主席何时何地有相关指示？大家没见着，而在毛主席、周恩来生前，招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设想，不仅没有实现，而且还遭到了批判，这是众所周知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红旗》杂志1975年第12期）一文称：“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决不允许重演”。因此，如果没有发现毛主席指示这个依据，当年能否实施恢复高考，可能仍是一个未知数。

胡福明同志早就认定：“恢复人们普遍关心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是从一本笔记本中找出毛主席的几句话作依据的”[40]。郭罗基同志则对此感慨：“虽然文句不太通顺，语录还是具有神奇的力量”[41]。笔者同意胡、郭的说法。

这也可以解释，按理说，国务院的文件下发后，各地可以公开执行，立即对高校招生进行动员部署了。但是，虽然从8月开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在有的地方、群体中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可从笔者读过的上百篇论著，以及上千个77级学子的回忆文章观察，在10月21日前，除了个别省份，如浙江省，早在9月12日，就自发地决定在桐乡县进行全省高考工作试点。由省教育局和各市（地）招生委员会组成工作组，在省教育局工作人员的直接率领下，于9月29日进入桐乡县工作点，指导和组织了桐乡县在10月17日进行的全县初试和11月1日至2日进行的全县统一文化考试及招生相关的工作[42]。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江苏省在10月21日前教育界内部公开外[43]，绝大多数省份，在21日前没有对外公开，更不见有哪一地区的教育部门公开组织学生备考，是否还在等待中央公开的告示，免得意外而形成被动？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21日前实施高考是否还存在不确定性，还有待史实的检验，也希望健在的亲历者来说明。

同时，原计划77级新生是78年2月底入学的，可许多学校是3月上旬才报到的，不知与这一星期的可能延误是否有关？

03

批判“两个估计”，为实施恢复高考在思想上扫清道路

由于发现了毛主席指示，为实施恢复高考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华国锋责令教育部，从“四人帮”封锁毛主席指示及“两个估计”与毛主席无关的角度[44]，写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有邓小平负责、把关。文章几经送审（包括华国锋）和修改，定稿于11月17日由邓小平签发，第二天（这也衬托恢复高考社论发表的可能延期），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由《人民日报》发表，同时又载《“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一文。以下这两文合称《批判稿》，《批判稿》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制度扫清了思想障碍。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拨乱反正的檄文，成为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其巨大的积极意义应该充分肯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组《批判稿》在史料运用和行文上极不严谨。笔者在余焕椿和李刚先生质疑、批评的基础上[45]，曾从史料的层面做过进一步的澄清和反思[46]。

这组《批判稿》揭开了批判“两个估计”的序幕，以后数十篇批判“两个估计”的专论和上百篇涉及“两个估计”的文章，它们的主要材料和观点，皆出于此。因此，相关史料和观点有必要再简述一下。

笔者主要根据当时周总理的联络员、“全教会”会议领导小组主持人、后出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回忆录，对“全教会”召开和会议《纪要》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大致经过陈述如下：经毛主席、周总理批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31人。为便利患白内障的毛泽东阅读，二号字体的会议简报每期必报送毛泽东。周恩来应该通读过《纪要》讨论稿全文。“全教会”和《纪要》始终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注。由于会议实际由毛泽东指定迟群负责，故“全教会”纪要由迟群主持起草，根据当时政治局分工，周恩来委托分管文教工作的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7月27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8月13日，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批准。1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全国。故全教会和《纪要》，其组织程序，可谓中规中矩，说“私货”讲不过去。 

再分析《纪要》内容。首先，《纪要》的核心内容并不是“两个估计”（1万余字的《纪要》全文并无“估计”一词），如谢静宜在大会发言中“根本没有提建国十七年教育战线的事”[47]，而“是‘文革’期间关于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48]。其次，《纪要》的全部内容，包括“两个估计”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的集结，是应景之作，毫无新意。如“16字”招生方针，貌似在《纪要》上确立的，但实际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970年招生时，就是按“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生的[49]。而“16字”方针中的“自愿报名”，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哪有人被强制报名的？笔者在《纪要》上找不出被“塞”的私货。第三，《纪要》言必有依据，政策把握比较到位。如“对原有教师队伍要继续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落实。第四，《纪要》的文字，以整个“文革”时期而论，对知识分子是相当友善的，尤其要说明的是，真实而不是断章取义的“两个估计”，与后来发现的毛主席“指示”，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这是因为，1971年中期，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毛泽东可能对发动“文革”的必要性有了新的思考：否定十七年等于否定自己，但又不愿公开承认，于是，在全教会召开期间的6月4日，在谢静宜向他汇报、请教时，私下给谢静宜打了招呼，“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等，意思是在全教会上要把握尺寸。谢又把毛泽东的招呼透露给了迟群[50]，故《纪要》不得不体现毛泽东的意志。笔者多次通读过《纪要》，并与“文革”时期的相关文章比较后认为，与其说《纪要》塞进了“四人帮”的私货，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小字辈，把不便公开的新的想法，渗进了《纪要》。谢静宜、迟群对毛主席的私下交流，无论是思想领会还是传播力度上，都处理得恰到好处[51]。如《纪要》对知识分子的主体评价是“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谁和为谁服务，是立场和行动，远比作为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来得重要，请问，纵贯十年“文革”，无论是领导讲话（包括最高指示），还是各种《纪要》（当时普遍的载体）、文件，抑或是重要文章，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有比“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更高的评价吗？

那人们看到的“两个估计”，为何是这样的呢：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是因为，穆扬邀请的6位曾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代表，是选择性的：“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52]。他们说的《纪要》形成的过程是事实，但不一定知道迟群主持、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是毛主席、周总理指定的。尽管《纪要》和“两个估计”都是“文革”时代极左思想的产物，理当否定和批判，但邓小平复出后对十七年的正确评价，与“文革”中对十七年的主流评价不是一回事；“两个估计”在当时无可厚非，在全教会上，认为“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在当时各省主管教育的领导中，只有广东的王首道和四川的谢正荣两位[53]。换句话说，穆扬邀请的6位，他们，或者说他们所在省带队的领导，在71年的会议上，并没有反对“两个估计”。但站在1977年的角度，也的确是错误的。另，穆扬的座谈，可能一开始就有引导的意图：“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一个会议肯定下来的东西，只能管一段时间”[54]。启发大家《纪要》过时了。而对同一个事件，因涉及的当事人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看法发生变化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我们似乎没有看到（不等于没有），这6个人中的任何一人，后来在公开场合谈及他们在座谈会上说了什么？而这本该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亮点。 

在这种氛围下，穆扬把原本中规中矩的全教会及其四平八稳的《纪要》，描述为是黑帮操作的会议和炮制的假货，这在“文革”遗风尚存的时代，不算太离谱。内参上达后，令忐忑不安的作者自己也想不到的是，这正是高层需要的堆翻“两个估计”的“依据”。所以，穆扬在恢复高考的过程中，是作出过特殊贡献的，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教育部组织撰写的对“两个估计”的《批判稿》，就继续沿着“内参”的思路，遵循华国锋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无关的指示，又被“党内一支笔”胡乔木同志，把谢静宜讨教毛泽东同志的问答，点晴成“毛主席指示”[55]，并说这个指示与“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就这样，掀起了“文革”后罕见的专题批判高潮。批判的主要目的，当时解释为“它仍然束缚着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阻碍着教育革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早出人材、多出人材的进程”。这个理由成立吗？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同志，1977年6月29日，《在一九七七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开幕时的讲话（节录）》中曾说：“粉碎了‘四人帮’，广大干部、师生员的革命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56]。9月15日，刘西尧《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中也说，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师生员工意气风发、斗志昂扬”[57]。那为什么邓小平复出，十一大召开，高考已决定恢复后，“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反而被“束缚”了呢？这说得过去吗？显然，这不是目的。

由党的主席和副主席，联袂督办一个具体领域的批判文章，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罕见的[58]。其中的《论战》，《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均于19日至20日前后全文载登。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影响之广，超乎想象。然而，批判“两个估计”的目的，只能会意，没有言传[59]，2万余字的《批判稿》，无一处涉及高考，其意图至今仍鲜有人知。

前几年，笔者接着《批判稿》的实际负责人，吉伟青先生回忆文章透露的谜底：“批‘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批1971年全教会《纪要》这个经毛主席圈阅过的中央文件”[60]说，“《批判稿》出台的内在逻辑：通过批判‘两个估计’来否定《纪要》，再通过否定《纪要》，推翻其中包括‘十六字’在内的一系列高校招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在思想上扫清障碍，或者说，为了防范恢复高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提前做出预警”[61]。

最近，我才悟出：定性“两个估计”是错误的，且与毛泽东无关，这说明“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毛泽东的红线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现在恢复高考，就是恢复毛泽东的红线，那么，请反对高考者闭嘴。同时告诫，恢复高考，不受“两个凡是”之限。就这么简单。

本节结束之前，“两个估计”中的对知识分子（确切地说，《纪要》特指“原有教师”）的估计，还要唠叨几句。前面提到，《纪要》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在《批判稿》中，把“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最主要、最积极的评价，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删除了，这就把一个肯定为主，否定为次的评价，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否定评价，以此激起广大读者尤其是教师对“四人帮”的仇恨！直至今天，在笔者读过的数以百计的相关论著中，除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的相关记载，基本保留《纪要》原貌，有“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的这句话（同时都删去了《纪要》中没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62]，其他，包括《邓小平年谱》在内的所有论著叙述的“两个估计”，都没有“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的这句主语。这说明，相关的学者可能都没有通读过《纪要》，而没有通读过《纪要》，就难以体察恢复高考的难度和复杂性，甚至会误解刘西尧部长的用心良苦。

三、刘西尧的忍辱负重和超强定力，在恢复高考中的作用

恢复高考的论著数以百计，笔者看后觉得存在两个较大的问题。一方面，许多文章是重复；另一方面，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鲜有人涉及。如对当时的一号人物华国锋同志的忽略、对相关的主流舆论缺少关注，因而导致对主政教育部的刘西尧的工作不甚理解，也就低估了恢复高考的艰难和复杂性。

01

对华国锋的忽略及对华国锋看待恢复高考的分析

作为过渡人物的华国锋，由于较早地退出政治中心舞台，他的从政经历很快被人遗忘，包括在恢复高考期间具有定夺权的片断。但仍有学者记得华国锋，认为，在恢复高考一事上，华国锋与邓小平的观点一致，并没坚持“两个凡是”[63]。笔者认为，对此要做具体分析。窃以为，在9月15日穆扬写的“内参”上达前，不存在华国锋对恢复高考的表态问题，因为此前的招生意见（一至四稿），相对于太原会议并没有大的突破，至于此前华国锋的一系列同意，是例行公事，详后。否则，

就可能不会有邓小平对刘西尧的训斥。此后至10月19日左右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毛主席指示前，华国锋对恢复高考开了口子。然而，即是“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的私货，其源头主要来自毛泽东，对恢复高考仍觉得缺乏合法性，所以告示高考的社论可能因此搁了一星期。10月19日左右找到毛主席指示后，华国锋可能才定下决心，支持恢复高考，并责令教育部按他的要求批判“两个估计”。

由此可见，在恢复高考一事上，华国锋不是没坚持“两个凡是”，而也是按“两个凡是”套。最后的同意，可能是因为“两个凡是”套不上恢复高考。笔者认为，华国锋未必不知道，毛、谢之间的私下交流，能否当“毛主席指示”及其含义，因为如果恢复高考不算忤逆“两个凡是”，那“两个凡是”就成了空气。华信胡乔木的“加工”，犹如当年毛泽东相信钱学森的亩产万斤。可能他认为，恢复高考必须名正言顺，这个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的“毛主席指示”，可能为其“放水”“两个凡是”找到了自己下的一个台阶。当然，也可以看作华的大局观。须知，当年华如果不同意，也是名正言顺的，且无人能阻挡。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要感谢华国锋！

02

与招生会议上形成反差的主流舆情

虽然，早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同志，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但中央一直没有向下传达，相当级别的干部也不知情[64]，故从1977年2月正式提出“两个凡是”，至少到78年6月初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的《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前，“两个凡是”一直主导着全国舆情，反映在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与科教会议和第二次招生会议上热烈讨论恢复高考的情形不同，同一时期会议外是另一番风景。 

除了前面提及的，8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教育部通知，高等教育办学的指导思想与“文革”无疑等外。我们再引入几则当时权威媒体的相关话语来讨论。

如稍早的《红旗》杂志1977年第7期上，发表了陕西师范大学大批判组写的《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批判“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划等号》一文，仍认为: “十七年”的教育战线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就世界观来说，“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通行的“两个估计”并无本质的区别。

再如，在科教会议结束的8月8日，《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林尽染的《一定要把教育搞上去》一文，强调“当前教育革命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坚决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七•三0指示》等一系列指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教育事业多快好省地健康发展”。“继续办好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变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

继9月8日《人民日报》文章（详见上揭），仍称《五•七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组成部分”之说，1977年9月18日以后[65]，才出版的《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上，程锦的《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搞好教育革命》一文，所归纳的“毛主席教育思想体系的精髓在于‘教育要革命’”的六个基本内容，坚定不移地“走《五•七指示》的道路”，贯彻的仍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把学校办成无产学校专政的工具”。这说明，当新的招生政策即将出台时，主流媒体强调的“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培养什么样的人”[66]不是很明确吗？这是否也意味着，能否恢复高考还不确定吧？

要之，1977年八九月份，科教会议和招生会议外的主流舆情，仍是沿袭了“文革”后期的话语，高校如何招生，不言而喻；推倒“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的消息，在主流媒体滴水不漏。

华国锋的认知和变化，主流舆情的导向，必然会影响刘西尧的态度，而这些是分析77年恢复高考不可或缺的因素。

03

刘西尧的忍辱负重和超强定力，在恢复高考中的作用

恢复高考如此艰难，通常认为是受“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制约。之所以如此，因为“两个估计”出台的《纪要》，是经毛泽东圈阅的，这就撞上了“两个凡是”。但是，笔者认为，“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都不是钢性的制度，而是意识形态的主观判断。

虽然，毛泽东生前曾批评过“四人帮”，但被捕他们也非老人家所愿。相反，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是毛泽东提议的[67]。在1977年7月17日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不是全都恢复了吗？不要说与拿下“四人帮”比，就是请邓小平复出，可能也是比恢复高考难。因为，毛泽东的提议，尚墨迹未干，而“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指示或者主张废除高考”[68]。

因此，即使“两个估计”与毛泽东有关，也是可以变通的。更何况，以“两个估计”为祭台，本身就是回避。“两个估计”与恢复高考并无直接的关联。全教会确立的是“文革”时期的高校招生方针，毛泽东圈阅的不是“两个估计”，而是反映全教会精神的《纪要》。因此，在后毛泽东时代，如何评估《纪要》，决定因素不是毛泽东生前的态度，而是现在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知。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华国锋日理万机，他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做具体的指示。没有资料表明，第二次招生会议开始后，教育部有过直接向华请示的举措。但是，各级政府、部门，一般来说可以按中央的相关文件指导的主流舆论判断上层的精神，把控工作的方向的。从6月底开始的第一次招生会议，到第二次招生会议的中后期的近三个月内，主流舆论没有变，那么，也说明这期间华国锋对高校招生的态度，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故，当几乎所有人把恢复高考的希望，都寄托在打破“两个估计”的桎梏时，可能仅刘西尧一人，把焦虑集中在华国锋的态度上。

作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全程参与和主要领导者、最早面命耳提“两个凡是”之一的刘西尧，他深知如同全教会上的《纪要》，最终要毛泽东点头方能通过一样，恢复高考最后还得过华国锋这一关。故刘西尧重点考虑的是如何过这一关？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说，1971年召开的全教会和《纪要》，“就在既要肯定‘两个估计’，又不要对十七年估计过分的矛盾中做文章”[69]。那么，1977年召开的第二次招生会议，教育部长就得从华国锋和邓小平不同的认识之间求得平衡。在此，笔者先要回答前面一个悬着的问题。

陈侃章先生认为：“在恢复高考一事上，邓小平与华国锋观点一致，是一致行动人”，“华国锋没有坚持‘两个凡是’”[70]，并以一系列的配合来实证。笔者前面已述，在9•15穆扬“上书”前，华坚持的仍是第一次招生会议的那一套。那何以诠释华此前对恢复高考的报告、请示一路绿灯呢？

这是因为，在9•15以前，讨论的招生意见并无实质性拓展。如8月18日在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邓小平批示的理由是：“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连招生改革都没有提到，9月6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信》，也没有明确招生的方式和对象，尤其是没有对应届生放开。也就是说，此前向华国锋的报告、请示，仅是修修补补，没有涉及恢复高考的实质，哪华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或者说，这些支持能代表华当时就同意恢复高考吗？

9•15前，对于恢复高考华国锋与邓小平的倾向是否一致，我们是否可以在邓小平的9 •19讲话中，做出判断？

邓说，他在8•8讲话中，“照顾了一点现实”，而在这一星期前，邓小平就对刘西尧开门见山地说：“我可是不客气的”。哪邓的“照顾”原因何在？由于第二次招生会议开了一月余，几乎是原地踏步，邓小平就大为光火，竟当着刘西尧的面，发出“不赞成的，就改行”的警告。邓此前为何不严厉批评？ 再如，在9•19讲话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邓小平说，恢复高考“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不是我个人的胡言乱语，是中央定的”[71]。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搬出“中央定的”，并一再强调，哪是否意味着，此前中央还未定？换句话说，如果华邓的思想一开始就一致的，刘西尧有什么理由和动机不表态、不积极呢？相反，我们也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理解他的“怕又跟着我犯‘错误’”这句话。如果他与华国锋或中央的认识一致，会犯“错误”吗？甚至，站在邓小平的位置，如果他与华国锋或中央的认识一致，而说“跟着我”，不是犯忌吗？当然，这些仅都是推理。

我们再以刘西尧的言行来讨论，刘是怎样在华国锋和邓小平之间求平衡的？

刘西尧一方面，要大冢学好华主席的政治报告，贯穿党的十一大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即继续沿“文革”路线走；另一方面，学习和传达邓副主席8月8日在科教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教育战线掀起一个揭发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的新高潮。直至9月15日，刘西尧在《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还一方面肯定二十八年教育战线是毛主席的红线占主导，另一方面又承认，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许多指示，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和实施。

正是在这样一个双重矛盾指导下的会议，组织者与会者都难以适应。上下就把矛头指下刘西尧，除了受到邓小平的严肃批评，来自与会者的责难更多！

说，“刘西尧死抱住《纪要》不放”的有之，说他在对待批判“两个估计”上“有抵触情绪”的有之，说他检讨不够的有之，甚至提到了“站在什么立场，什么感情”的高度？受此影展，迄今为止，涉及恢复高考过程中的当事人的相关文章中，除了查全性对刘西尧的评价是积极的外，其他作者，包括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对刘西尧的品评，几乎都是负面的。

笔者认为，刘西尧的所为无可厚非。

因为根据组织原则和约定俗成，对待高层的指示，在1号领导和3号领导之间，应以1号领导的为重；在红头文件与个人讲话之间，应以文件，尤其是中央文件为准。因此，刘西尧唯一能做的，只能拖着，静观其变。而来自同事的批评，也情有可愿，无可指责。因为刘西尧内心的想法，不便透露，无法解释，也讲不清楚，只能独自扛着，心中的委屈只能咽下，直至人生的尽头[72]。

9•19后，大家的思想得到了统一，反映在理论上:建国二十八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但同样肯定的一句话，凡是派主张是继续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做法，至少是保留一部分，而邓小平选择的是十七年的那一套，“文革”中的所为，基本弃之。仍是神仙打架，凡人难辨其套路。而刘西尧的睿智和贡献，反映在他主持的招生意见中[73]，求得了以上两方面的平衡。

既然28年都是“红线”，那么，招生意见如果仅采纳17年，那是不客观的;虽然邓小平明确指示，“不要总是扭到‘七•二一指示’，能避开就避开”[74]，但这无法向华国锋交待的。事实上，直到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论及教育战线时，没有提到恢复高考，却对“最近几年，从工农兵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选拔大批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培养”[75]，做了较高的评价。这可能就是华国锋对待恢复高考和“文革”中高校招生的真实态度。也许是孤陋寡闻，笔者没有看到华国锋对恢复高考作过积极的评价。从中，我们是否可体谅刘西尧一度不表态的原因呢？  

故即使先前写的《汇报提纲》和发的简报都以《纪要》为框子，受到了与会者的批评[76]，但最终的招生意见，仍有《纪要》的影子。

1971年的《纪要》内容共十条，此后的招生意见或请示报告，都不是十条,而1977年的招生意见却又列了十条，此后到1999年，除1982年和1998年外，其他年份都不是十条[77]。因此，1977年的招生意见十条不应该看作是巧合，可能是迎合，甚至可能是刻意拼凑的。如招生意见中的五、六、九是《纪要》中的五分化出来的，这个框架似乎给凡是派看的。

招生意见实际内容有一半与《纪要》对应。具体来说，《意见》一、招生对象、条件，二、招生办法，都有较大改革。三、招生计划和分配计划，四、招生经费和学生待遇，八、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这三条与招生性质无直接关系。五、有计划地招收“社来社去”的学生，可对应《纪要》五“学员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社来社去是1975年开始的）。六、进修班、研究班招生中的“进修班”，对应《纪要》五中的“进修班、短训班”。七、共大、“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招生，对应《纪要》二。九、坚决反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对应《纪要》五中“坚决反对草率和从事“走后门”。《意见》十、加强党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对应《纪要》一。

以上的做法是把《纪要》的部分外壳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78]，与邓小平的改革内容捏合在一起。最后形成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通俗地说，留了邓小平的“里子”，给华国锋以“面子”。如果说，在批判“两个估计”时，胡乔木加上了一个“毛主席指示”是神来之笔，那么，在招生意见中，刘西尧在第七条上添加了“大力发展”“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同样也是生花妙笔。更值得回味的是，这条内容，在当年第一份招生意见中没有的，这可能给华国锋以为部分内容回归到毛泽东的教育革命道路上之感觉，力避“两个凡是”。

则，这个实质上“伤筋动骨”的恢复高考，貌似体现了毛泽东28年的教育红线，可能吻合了华国锋当时的认知和理念，使凡是派可能误以为当时的教育改革仅是“保守治疗”而已，于是就在最高层通过了。否则，当年能否恢复高考也是一个问号。 

这可以从同时期邓小平两次提交的，《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关于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精神，写的评论员文章，未获政治局通过而不准发表的结果得到反证[79]。

这说明，如同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样[80]，华国锋可能也不同意邓小平把毛泽东在“文革”中，收获的教育革命的“成果”全部弃之。这是否可反衬刘西尧的一系列应对、处置可谓恰到好处？

总之，刘西尧不一定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教育部长，但可能是在拨乱反正时期教育部长的最佳人选。故我们也要感谢委以他重任的华国锋同志。

四、余 言

讨论恢复高考的论著众多，似“题无剩义”，且在史料引用和观点展示上有固化的趋势。其实，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还很多。本文虽意犹未尽，但限于篇幅，最后仅简短地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01

关于邓小平 “拍板”恢复高考的问题

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在学界几成定论。但笔者认为要从怎样的的角度去看？没有邓小平为恢复高考杀开了一条血路，没有邓小平力推，哪怕1978年夏季能否恢复高考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随着华国锋的地位巩固，“两个凡是”的推行力度在1978年上半年处于顶峰。因此，如果从首肯并主推的角度，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也许说得过去。

但从“拍板”即一锤定音”及整个过程分析，邓小平“拍板”说是可以商榷的。首先，如果邓小平能“拍板”，那么，从8月6日同意到10月21日公开，整个过程为何比邓小平指挥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还要长呢？其次，邓小平可能吸取了他在第二次复出时，在重大决策上“既没有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的教训[81]，在恢复高考的过程中，他既是挺身而出、积极主动、步步紧盯，又是十分谨慎的。从8月18日至10月13日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他向华主席和中央至少请示（含信）了7次。以至与十一大精神发生冲突时，他也只好耐心等待。 

“拍板”说之所以盛行，可能今天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非要说“拍板”，当时只有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才有资格，邓小平一言九鼎的地位还没有形成。也许不使人们联想“复辟”之策略，当时的主媒，都没有出现“恢复高考”一词，相关的重要文章中，邓小平的名字，似乎也没有单独出现，恐怕当时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道邓小平领导了恢复高考。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恢复高考过程中绕不开的背景！

由是观之，1977年恢复高考，是由不少教育工作者提出、由邓小平首肯并主推，最终由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集体决定的。这既是事实，也是中共正确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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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恢复之过程，预示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呼之欲出

纵贯高考恢复之过程，我们感叹，一个事实上冲破“两个凡是”的举措，需要规避“两个凡是”来说服，规避的空间大小和变幻决定着恢复高考进程的节奏和张力；一个改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决策，却要寻找、加工毛主席语录来保驾护航；一个恢复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重大实践，还得以谁玩文字游戏更纯青而胜出；资深记者歪打正着，首席理论家“造字”逞能。而每个重大问题的推进，又不可能都对得上毛主席的“口型”，“出土”更难。这说明，当时我们的政治、社会生活极不正常，思想非常僵化。正如邓公所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2]。所谓否极泰来。接下来发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83]，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所幸我们拉开改革开放的左右帷幕时，我们最终都选择了最佳的途径，迎来了最好的结局。天佑中华！

笔者这几年致力于恢复高考的研究，就是希望我们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千万不要使浩劫的“文革”及其违反常识的废止高考这种蠢事重来。而历史研究者承担的责任，就是尽可能把这段历史讲清楚。否则，我们愧对恢复高考！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周尧云先生的指正，在此谨表谢忱！

本文由“学人”和“法律学术馆”公众号一并首推。

2025-06 -02

注释：                                                                 

[1]“恢复高考”一词，最早出现在1979年，当时一般用“改革”称之 。但为便与行文和阅读，本文仍以“恢复高考”叙述。

[2] 如金姬：《邓小平：20 分钟拍板恢复高考》，《新民周刊》2017年第11期上。

[3]代表性的论著有：龙平平等：《邓小平与恢复高考》，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附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7-59页。刘海峰：《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7-8期A。蒋永清：《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回顾》，《教育史研究》2017年第4辑。陈侃章：《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按：在拙文中，笔者已提出：邓小平等“形成共识的策略是：力避与‘两个凡是’发生直接的冲突，造成既成事实再说”。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02页。

[5]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33页。

[6]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四卷）》，第152-153页。

[8]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9]文聿：《中国“左”祸》，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页。

[10]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4页。

[1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503页。

[12]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0页。

[13]胡绩伟：《听话，不听话——回忆党报改革探索的一段历史》，载于光远等编《猛醒的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专辑》，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46-278页。

[14]“七•二一指示”是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所加的编者按。其中的“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主张，取代传统的考试（同时不准直接向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成为“文革”时期（1970-1976）高校招生方式。  

[15]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213页。

[16]蒋永清：《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回顾》，《教育史研究》2017年第4辑。

[17] 《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1977年8月4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7页。

[18]引自《新华月报》1977年第8期，第220-221页。

[19]见于钦波等主编：《中外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比较与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0 ]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6页。

[21]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213-214页。

[22 ]1966年6月16日，邓小平在陶铸报送的、宣布废止高考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教育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审阅后批示：“我看可用，少奇同志核阅后退陶”。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85页。按：为何周总理不用签字？

[23]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214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四卷）》，第445页。

[2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477页。

[26]教育部考试中心编：《难忘1977:恢复高考的历史实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4页。

[27]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第47页。

[28] 引自高军峰：《1966年我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文史精华》2010年第8期。

[2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1966年7月24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628页。

[30]今天，我们既不知道废止高考的决策，是那次会议、哪几个领导人决定的，也不知道那些给中央写信要求废止高考的高三学生，日后对自己当年的举措是否认可？

[31]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32]李琦：《1977:570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纵横》1997年第10期。

[33]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第5页。

[34]引自陈侃章：《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第192-193页。

[35]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第134页。

[36]刘海峰：《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7-8期A。

[37]见王征整理：《1977年两次全国高招会议实录——原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锡璋日记摘抄》，载《中国考试》杂志社编《恢复高考30年》（上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7-407页。

[38] 中共中央办公厅理论学习小组：《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引自《新华月报》1977年第9期，第67-75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四卷）》，第225页。

[40]胡福明：《历史的回忆——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修改过程》，《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41]郭罗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载于光远等编：《猛醒的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专辑》，第279-291页。

[42]孙钦梅：《1977年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1页；浙教高（77）第147号文件。按：该文件由浙江省高校招生办公室信息中心原主任宣成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43]教育部考试中心编：《难忘1977:恢复高考的历史实录》，第25页；石维军：《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个案》，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另，江苏省虽然在1977年6月，在江浦县城东公社和南京市机械局员系统进行了招生试点，但这主要根据国务院（1973）39号文件的改进，与77冬季的高考无直接的关系。详见浙教高（77）第147号文件。

[44]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214页。

[45]余焕椿：《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前后〉商榷》，《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李刚：《毛泽东和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46]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

[47]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178-180，179页。按：由于种种原因，刘西尧对“全教会”、《纪要》、“两个估计”的回顾，前后并不统一，思想认识也有个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

[48]李刚：《毛泽东和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49]《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和具体意见（修改稿）》。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第632-634页。

[50] 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179页。

[51] 详见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

[52]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第8页。

[53]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178，205页。

[54] 钱江：《人民日报内参与1977年恢复高考》，载微信公众号“返朴. 知领”，2020年7月7日。

[5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83-385页），当作谢静宜与毛泽东的问答收录，而《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59.2-1975.7），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970.6-1976.7）（（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都没有收录这一“指示”。

[56]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2页。

[57]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34页。

[58]不过，俩人的倾向是不同的。从华国锋的角度，并不是在“两个凡是”上开口子，而是恢复高考，没有碰到“两个凡是”，是一种自我安慰。而邓的意图，恢复高考，没有违背毛主席的意志，大家可以放手干。

[59]笔者在教育部的机关报：《人民教育》1977年第2期上发现了这样的版面安排：批判稿被安排在首篇，恢复高考的该报评论员文章：《认真做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被安排在最后的版面。似乎批判“两个估计”，比恢复高考还重要，或者暗示：是因为发现了毛主席的指示，高考才得以恢复。。

[60]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

[61]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

[62]《对中央转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批语》，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第155-156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九卷）》，第387-388页。按：两文对“两个估计”中的知识分子均特指“原有教师”。

[63]陈侃章：《恢复高考,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教育与考试》2020年第1期。

[64]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83页。

[65 ]因为文中出现了1977年9月18日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之字样。

[66]程锦：《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搞好教育革命》，《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按：顺便提及，人们对查全性能参加科教会议的原因说法不一，笔者在该期的《人民教育》上，发现有查全性的《高等学校应该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中心》一文，该文的观点当时来讲是比较前卫的。其中的“今后不少高等学校将恢复和扩大招收研究生”这句话，与恢复高考有直接的关系，且可能是“恢复”一词最早出现之一。故笔者认为，查的这篇文章和这句话，可能引起了教育部相关人员的注意（论文发稿有个过程）。

[6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第519页。

[68]李涛 等：《毛泽东与高考的革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7期。

[69]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179页。

[70]陈侃章：《恢复高考，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教育与考试》2020年第1期。

[71]见王征整理：《1977年两次全国高招会议实录——原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锡璋日记摘抄》，载《中国考试》杂志社编《恢复高考30年》（上卷），第397-407页。

[72]令人敬佩的是，当邓小平批评教育部和他时，刘西尧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更可贵的是，他在晚年说出了“全教会”、《纪要》及“两个估计”的真相，明确指出，华国锋为了维护他的“两个凡是”，用“迟群的小条子来证明‘两个估计’不是毛主席的，并要求教育部大批判组按这个口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见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214页。

[73]有必要先澄清一则史料，有2个学者（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隐去他们的姓名及各自的出处），不约而同地根据刘西尧回忆录，说邓小平指定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帮助教育部重新起草招生意见。其实这是张冠李戴。刘西尧说的帮助起草的是1978年4、5月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刘说得很清楚，且前后说了两次。见刘西尧著：《攀登与穿越——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214-215页。

[74] 见王征整理：《1977年两次全国高招会议实录——原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锡璋日记摘抄》，载《中国考试》杂志社编《恢复高考30年》（上卷），第397-407页。

[75]见《红旗》杂志1978年第3期。

[76]《教育部编1977年招生工作会议简报》（第15期），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55-58页。

[77]详见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下）。

[78]一旦恢复高考，非正规的大学机制自然失去地位，在1978年的招生意见中，这些条文都烟消云散。

[79]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第28，30页

[80] 《对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的批语》，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第512-513页。

[81]《对邓小年两次检讨发言的批语》（注释），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第494-496页。

[82]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53页。

[83]有意思的是，恢复高考——这个事实上开解放思想之先河、率先冲破“两个凡是”的大事，却在针对“两个凡是”而引起的真理问题大讨论（含开始准备和酝酿期）回顾中几无一席之地。这是不是说明邓小平“绕”得很成功，以至于当时的理论界精英也几乎都没有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