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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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四、古今中外的佐证


人类总得为自己的失误或非善举的行为付出代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此并非新中国之特有。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他们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类不该遗忘的。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


(一)元朝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元末明初人才处于低谷


笔者在明清区域文化考察中发现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若一个地区某一时期学人鼎盛,那么,这一地区一般是五十年前教育发达的地区。相反,若一个地区某一阶段的教育不发达,那么,这一地区在未来的五十年内就不可能专家绝俦。以上规律同样反映在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中。如一个新朝在初期时专家学者辈出,那么,说明其受到了前朝还在发展的文化的影响,如(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都出现过文化小高朝。这很大程度上可看作前朝文化的余波或恩赐。相反,若一个新朝在初期时学术没有起色,那么,一般可看作是前朝文化衰退的“后遗症”。(元末)明初就属这种情况。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思想家抑或是教育家的人数,元末明初都处于南宋至清的最低值[1]。此百年间(1340-1440)似乎没有出现诸如朱熹、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阳明、徐光启、黄宗羲、戴震、康有为、王国维等式的人物。这是元朝推行民族歧视和“逆淘汰”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蒙元统治下,汉族政治地位低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南人很难入仕,也不能享受最好的教育。第一,元代前期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恢复科举后的科考中,录取进士、举人平均每年的中式者远远低于宋、明、清。更严重的是,元代实行的是“四等人制下的科举取土”,进士中额,拥有百分之九十几人口的汉人、南人仅占一半,另一半给了享有特权的蒙古、色目人。第二,作为最高学府的元代国子监,规模小,且三个国子学都不招南人,汉人也只占其中的小部分。第三,元代重吏轻儒,各级政府官员主要通过吏员出职的途径选用,且任用的官员尤其是比较重要的职位与各“等”的人口极不相称。韩国学者周采赫根据《元史》等有传可稽的3419位元朝官员统计出族种比例:蒙古族占22.64%,色目人占26.88%,汉人占39.84,南人占10.24%,另有0.41%不详。可见,占元朝总人口82%、撑握比较先进文化的“南人”在官员队伍里只占据很小的部分[2]。凡此种种,都可看成是“逆淘汰”。


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官僚群体及其家属享受着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也是文明的主要建设、传承者。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边缘化,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亦不高,使得原处于较高文化水平的汉族知识分子学术承载力降低。又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争,作为中、高级官吏主体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其书香世家不是被消灭,就是北遁,以至他们的后人在明代的进士中少到可以不计的程度。这样,就在元末尤其是明初出现了一个学术世家的“真空”,这至少是宋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千年史上的唯一“真空”。


我们以钱茂伟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记载的进士户籍资料论证之。明代开科的洪武四年共录取进士120名,其中户籍为“儒籍”即南宋书香后裔的有64人,占是科的53.3%,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稽考的儒籍进士之和155人的41.3%。此后五科资料阙如。建文二年共录取进士110名,其中出自儒户者6人,占该科的5.5%。此后有据可查的75科,儒籍进士总数才85名,不足这些科年全部有“户计”可析进士的0.4%[3]。这一权威的史料告诉今人:元代儒户制度虽使南宋科第仕宦世家之家学、家风的延续得到了保障,也构成了联系宋明两代江南精英阶层的桥梁[4]。但到了朱元璋时代,仅见南宋书香之家的回光返照[5],至建文朝已成强弩之末,新科进士遂被新兴地主尤其是军功地主所取代了。也就是说,公元1400年左右,文化家族出现了“准断裂”。通俗地说,换了“一批人”。我想,明初君主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发展经济,安定民生;设科取士,重文兴教;国力强大,可称盛世。唯独学术建树不彰,这应与元末明初书香世家的“准断裂”有关。同时也说明,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决策失误的后果,没有几代人的时间是难以消除的。


(二)纳粹德国对以犹太人为主的文化精英的迫害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


为不重复,对此问题的一般性述论,可参看本文“之一”中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心的洲际转移”一节。读者诸君欲更深入的了解,请参阅李工真:《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之于后来的西德1945年以降仍保持科学强国的地位,如又出现了30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绝对人数超越了战前的“西德”,若与战后“东德”的“全军覆灭”相比,最明显的原因莫过于遵循了成材与教育的一般规律——既没有对原精英阶层及其子女采取歧视的国策,又回避了高等教育“大跃进”(详后)。


(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悲剧


1、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冰火“二重天”


二战前,德国作为欧洲和世界科学中心,不仅反映在她的科研实力上,也同样显示在她在欧洲所处的地理位置中。据笔者初步归纳,二战前的约半个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绝大多数产生在大致以德国黑森州的马尔堡为圆心,以一千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也即战前的东欧多数地区,尤其是“东德”、匈牙利和波兰诸国也属于产生一流科学家的沃土。例如,止1945年,东欧地区贡献了19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正好与同时期的美籍得主相等),占当时总数的13.5%;1946年后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仍有30人(有28人在二战前,或战后的西方接受高等教育)出自东欧(正好与同时期的“西德籍”得主相等),占总数的7.4%。这都表明,直至二战末,东欧地区不仅是诺奖得主最多的地区之一,而且,人才的出现还处于高峰期。可事态发展的结局不堪回首:30个诺奖得主有29人是在西方国家(内6人归属西德)获奖的。以东欧公民身分赢得最高荣誉的仅是1959年的化学奖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1人而已。遗憾的是,这一特例,其成就是在“解放”前取得的。也就是说,兑换诺奖的科研成果二战后东欧各民主国家颗粒无收[6]。再如,20世纪上叶,匈牙利和波兰的数学双双进入世界前十强[7]。可今天,匈、波两国作为曾经的数学强国,雄风早已不在。


世界人才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才高峰期形成的时间十分漫长,然一旦出现,其峰值也不会立即消失。可二战前后的瞬间,东欧的诺奖得主怎会演绎成冰火“二重天”呢?


也许人们会联想到体制。体制当然难辞其咎。但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解释“十月革命”后苏/俄有11人获诺贝尔科学奖,同时挤身于数学强国之林[8]。我们撇开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仅从教育的视角,寻找这些国家是否发生过内部共有又独立于“外”的、违背教育规律的举措?


2、二战后东欧科学衰落的两大原因


①高等教育“大跃进”的苦果。《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显示,高等教育的发展一般是循序渐进的,且各国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速度与项尖学者的出现和数量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


二战后的头几年,许多国家的在校大学生都出现了快速增长。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10个国家,除中立国的瑞典、瑞士,以及日本外,其他国家在校大学生都较快地增长。但除苏联再次“跃进”[9]、荷兰仅在1946年出现超常增幅外,其余的美国、英国、西德、法国、奥地利都属恢复性增长。此后,至少在1993年前,这些国家以及世界上的其他教育强国,似乎都不曾出现高等教育“大跃进”的现象[10]。


二战后,东欧地区一片废墟,高校教师和优质生源大量流失。可“在全日制高等教育上,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战前相比都出现快速增长”[11]。且这些国家呈现的不仅仅是恢复性增长,而无一不是“跳跃式”发展。如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在校大学生5.49万,是战前的2.1倍;南斯拉夫1946年在校大学生3.92万,是战前的1.8倍。更有比较意义的是“两德”。1951年,东、西德在校大学生分别是3.15万与11.8万。可到了1954年,人才大举西逃、经济负重前行,且还在实行供给制的东德的在校大学生已发展到7.07万,三年间递增124%;而在美、英、法扶植下,经济已起飞的西德仅上升至12.3万,踢除其中的“不在校”因素,实际增加似不会超过10%[12]。


欲速则不达[13]。即使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无限稀释后也必然会变质,且影响不止一代人。


②高校招生对有产阶层子女的限制。与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二战前的东欧各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也被有产阶层和统治阶级所垄断,无产阶级子女所占的比例很低。二战后这一结构得到迅速改变。“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通过强加配额体系,或者通过其他筛选程序,对中产阶级的孩子都有一些区别对待。无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在升大学的竞争中有优先权,即使他们的正式资格不如非体力劳动家庭出身的孩子。因此,在匈牙利,1945年、1950年,66%的大学生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这一比例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为11%……在波兰,调查表明有48%多的大学生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出身。因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改变了大学学生的社会构成,这远比任何西方国家包括曾由劳动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所做的都要激烈”[14]。与之对应的便是对旧时代上流社会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限制与歧视,很大程度上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读书种子,学术天才的造就难免不受影响。


曾几何时?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宣传教育成就时,突出宣传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在校学生阶级成份的突变。可我认为,与中国相似,正是当初作为新制度优越性炫耀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共性的这两大特征,是导致优秀学者难出,科学技术一落千丈的重要原因。


(四)与前苏联高等教育有关的几个问题


无论是对原有产阶层和社会精英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还是高校“大跃进”,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都是始作俑者。故当我们回味中国、东欧这段苦涩的历史时,自然会把症结追溯到源头——“老大哥”。


1、十月革命后苏联大学学生社会成分的急剧改变,以及高等学校招生阶级挑选政策的戛然而止。帝俄时代,“受高等教育是有产阶级的特权之一,对劳动者来说,高等学校的大门实际上是关闭着的。因此,1914年,在俄国8所大学的学生中,僧侣和资产阶级的子女占43.2%,贵族和官吏的子女占38.3%,上层富农的子女占14%,而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子女仅占4.5%。大学生的生活条件决定于他们的社会出身”。


显然,这种招生制度在列宁时代必须废除。早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第一个学年,新政权就对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彻底铲除了工农进入高等学校的一切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碍,凡年满16岁、有志进入高等学校的青年都有可能入学。这就“立即摧毁了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15]。为壮大自己的人才队伍,创立并大力发展新型的工农速成中学,其毕业生除了“享有不经任何入学考试”就可进入大学的特权,还具有“优先升入共和国一切高等学校的权利”[16]。简直可随心所欲了!同时,把部分文化水平较高而阶级成分不好的青年拒之大学门外。通过这些措施,苏联在校大学生的社会成分得到了迅速改变。用不了十年,到1926年,“高校学生的工农成分已达61.5%”,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


但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高等学校招生的阶级政策在苏联也就立即终止了。1935年底,苏联正式决定废除高校招生的阶级挑选制度,取消限制非劳动者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规定,保证不分社会出身、财产状况,全体公民一律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17]。由此可见,虽然高等学校招生推行阶级路线始于苏联,但以阶级出身为主要入学标准在苏联推行的时间并不长。即使贯彻阶级挑选原则期间,也采取过“向资产阶级和某些社会阶层出身的人征收了学费”[18]的灵活方式,使这些阶层的部分子女因此而得以进入大学,从而使大学生社会成分激烈改变的过程多少有所缓和,且一举多得。


2、高等教育“大跃进”之始作俑者


加速工业化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最主要的任务。为了配合这一中心任务,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苏联在1928/1929-1932/1933学年,在校大学生由17.7万猛增到50.4万,拉开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大跃进”的序幕,也使欧洲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但与二战后,在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欧列国和稍后诞生的新中国不同,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值得庆幸的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终结前,也即到1928-1929学年,在苏维埃政权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仅比沙俄时代(1914/1915)的12.7万增加了39%,十年间的累计增幅还不足后来一年的跃进[19]。即苏联高校“大跃进”是在革命胜利十年后搞的,时国民经济早已全面恢复和发展,且已培养了一代人。故苏联高等教育“大跃进”开展的条件与东欧及中国是不一样的,结果也有区别。


3、对苏联相关教育决策的初步评估


大学招生阶级挑选和高等教育“大跃进”都发轫于苏联,但与后步其尘的东欧及1950年代的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联共(布)执政后并没有同时推行以上两大决策。苏联是在大学学生社会成分基本改变后才开始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即先“换人”后“提速”的。而东欧诸国与中国,共产党一上台就立即同时推行大学招生阶级挑选和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即“换人”与“提速”并进的。故后者的举措对旧教育体制的冲击必然要大于前者,教育质量也就更难保证。此外,苏联大学招生对原上层社会子女的歧视政策大概影响了一代人(1918-1935),可在中国,执行了相似的时间跨度(1949-1965)后,大学招生阶级挑选的政策不仅变本加厉,而且把新贵的子女也全都搭进去了。


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十月革命后肇始的大学招生阶级挑选原则、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实施的高校“大跃进”,只能说,没有给苏联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就培养一流的人才而言,也算不上很成功。


①苏联1930年代后培养的杰出学者还没有超越以往。考虑到教育的周期性,我们若以1930年为界,对苏联诺奖得主接受大学教育的时段作一考察,权当论证。在21个诺奖得主(含经济学、文学及后加入其他国籍的)中,有13人在1930年前读完本科(含肄业和自学),此后由高校培养出来的仅8人,而在百年诺奖总数中,1931年后毕业的大学生已成主体。再如,苏/俄1917-1930年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成为诺贝尔科学奖、经济学奖和沃尔夫数学奖得主的有14人,正好是年均1人。这是一个世界水平的成材概率[20]!


可此后,苏/俄总共才培养了13位这样的得主[21]。内1931-1947年17年中大学毕业的仅3人;1948-1967年20年中毕业的大学生已有7人。这说明,苏联不仅在高等教育“大跃进”开始后的十几年间,一流学者的培养陷入了“低谷”[22]。而且,此“低谷”与东欧诸国及新中国一样,是由“高峰”直接跌入的,又正好与高等教育招生的阶级挑选的“后遗症”吻合。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30年代后政治对教育、学术的干扰加剧。又如,斯大林主义盛行时期对外学术交流的基本停止。但是,高等教育“大跃进”和一度歧视、剥夺原精英家庭的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包括斯大林晚年对苏联境内的犹太人的不信任),都是重要的原因是不容置疑的。在此,援引著名的英籍俄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的——1922-1928年是“苏联科学的黄金时代”之观点[23],以及《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的作者得出的——“斯大林时代的杰出科学家并不是那个时代培养的,他们是在斯大林主义出现前,在西欧或最好的俄罗斯与苏联的大学受教育的”之结论[24],是否可与本文的论点互为印证呢?


②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基本上产生在有积累的家庭。苏联1920-1930年代招生的大学生以工农及其子女为主体;此后,在校大学生中工农成分也长期占一半左右。且数十年中给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机会也很多。可令人信服的是,苏联时期培养的杰出科学家仍基本上来自有产有文化的家庭,出生在纯粹的工农或贫寒之家的概率很低。如主要是苏联时期成长的19个有家世可考的诺贝尔科学奖、经济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得主,以及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设计者科罗廖夫、著名的天文学家伽莫夫等,合计22人,只有2人家境寒酸,且还没有证据能表明此俩人就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或无文化的家庭。其余20人都孕育在知识分子或中产者家庭。如2005年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同时也是1970年的菲尔兹奖得主)、俄国数学家S·P·诺维科夫出身于数学世家,父母都是杰出的数学家[25]。


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工农子弟成为一流学者的概率(按人口比)也仅是知识分子或有产者家庭的子女的几十分之一,则古今中外的文明的创造者的家庭背景就可想而知了。换句话说,“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同样适合工农当家作主的苏联。


(未完待续)


2019-08-25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  释:

[1]科学家,根据本人对杜石然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下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统计;思想家,根据本人对王蘧常主编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统计;教育家,参见姜国钧、杜成宪:《试论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周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 萧启庆:《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七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详见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第308-31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沈登苗:《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9期。

[4] 同注2。

[5] 1977、1978年级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明代开科之年有若干相似。新生中,原精英家庭出生的强烈反弹,而工农子弟则从返低谷。可见,当文教机遇突然降临时,得益的往往来自知识型家庭。但这也不过是千年薪传的回光返照,标志着按传统模式构建、传递的书香世家的终结,新的精英和循环的开始。按:相关的考述有待笔者日后的耕耘,在此仅提出问题。

[6] 沈登苗:《从沃土到荒漠——对二战前后东欧地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变迁的思考》,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

[7] 缪进鸿:《试为20世纪前3/4叶的世界各国数学列排行榜》,载《宁波大学学报》(理工版)2003年第1期。按:20世纪至今匈牙利和波兰的杰出数学家,基本上是1945年前培养的。

[8] 苏/俄的沃尔夫数学奖获得者仅次于美国;菲尔兹奖得主也名列前茅。

[9] 1945-1955年,苏联在校大学生以10.6%的速度递增。参见伊·阿·凯洛夫等主编:《苏联的国民教育》第370,37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10] 参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三卷本,教育),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 F·帕金著,张展编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层》,载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2] 详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欧州卷)第948-952页。

[13] 稍后,东欧诸国的高校规模停滞甚至倒退了(中国也如此)。哪怕从纯数量上讲,到1990年前后,这些国家与同一时期(1945年后)的西方国家相比,总的发展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如1951年,西德与东德的在校大学生比是3.7:1,可到了“两德”统一前的1988年,两者的比值扩大至8.4:1,东德被西德甩远了。参见注12。

[14] 同注11。

[15] [苏]B·II·叶留金著:《苏联高等学校》第42-43,299页,张天恩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6] 《工农速成中学条例》(1924年始行,1928年修订)第168页,载翟葆奎主编:《苏联教育改革》(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7] 王义高:《苏俄教育》第266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8] 同注15,第301页。按:是书俄文版印于1980年代初,作者长期任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该书论述比较客观、全面。但我觉得鉴于当时的世界大势,叶氏对苏联曾经实行的高校招生阶级挑选的政策做了淡化处理,对旧俄时代的教育也不再是基本否定了。可见,早在苏联解体前,教育界人士已对自己国家所经历的是是非非进行反思了。

[19] 同注15,第42,48,51页。

[20] 其实,我们更可以把此看成是沙俄精英文化的延续。也说明,以往人们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教育的实际缺乏了解,如很少有人知道苏维埃政权接收时的高校规模是雄踞欧洲之首的。或者说,曾经有人故意贬低当时俄国的教育水平。很难想象,若没有几代人的接力而形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相当水平的精英教育,一流人才何以集中暴发?而且,包括巴甫洛夫、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列宁、约飞在内,那时培养的人才学科分布非常广泛。不像今天的俄罗斯,在基础科学方面似乎仅数学一枝独秀

[21] 其中,1978年才设立的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就有7人。故从可比性(时间)上,1931年后培养的人数还应打点“折”。

[22] 如果考虑到苏/俄8位菲尔兹奖得主都是1960年后在这个国家的大学本科毕业的,则此“低谷”会显得更加明显。

[23] [英]Z·A·麦德维杰夫著:《苏联的科学》第12页,刘祖慰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4] [英]洛伦·R·格雷厄姆著:《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第224页,叶式辉等译,[上海]复旦出版社2000年版。

[25] 李心灿:《当代数学大师——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及其建树与见解》(第3版)第244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8期,第94-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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