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8 次 更新时间:2019-08-25 23:41

进入专题: 人才培养   人才断层   科学家   代际积累  

沈登苗  


五、精英循环与急功近利涛声依旧


20世纪的历史证明,统治阶级、社会精英的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的子女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更能成功的规律同样适合社会主义国家。正如立足于学术价值中立的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评述“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时强调的:“有利于扩大特权和有利于社会地位的世代相传的结构上的因索,是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中的共同特点。尽管是有意识地努力想急剧减少阶层形成上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却是重复出现”[1]。苏联如此,新中国也不例外。


(一)社会主义国家也改变不了精英自我循环的“主旋律”


有必要说明,本文所谓的精英循环,不是生吞目前学界流行的理论——在东欧剧变后非上流阶层的一些人转变为精英人物或替代老精英;主要获益者将是那些转型之初处于劣势地位的人[2]。因为,撒列尼等精英循环理论不仅与汉语上对“循环”之本义的诠释大异,更重要的是与东欧转轨的实际相悖。我们说的精英循环,实质还是成功者的“重复”,类似由艾尔曼提出、李弘祺发挥的中国科举考试中式者主要是“圈子内”“优秀分子的轮转”[3]之观点。在中国科举社会,排除若干特殊年代,多数时期进士祖上三代有官职或有较高功名的占“三分之二弱”,横向(水平)流动是科举社会流动的“主旋律”[4]。此“主旋律”也适用于相对稳定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精英的再生产。如苏联中后期,上流社会的“新血”以特权阶层内部循环为主体;19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流动率也不过是三分之一[5]。新世纪的流动率应更低。故具有普世价值的一些社会学现象和社会形态与性质并无关系。


1、苏维埃时期社会流动频繁的仅是第一、二代人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盲的大量扫除、初级教育的迅速发展,中高等教育在校学生阶级成份的急剧改变,曾使苏维埃人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第一次根本改变了——“一切都倾向于使一端从工人的和农民的子女中再生产出体力劳动者,而另一端从有产阶级的儿童中再生产出‘选择出未来的精英’”的教育制度[6]。“由于教育在决定个人职业位置和物质的、社会的报酬中的关键作用,所以在这一特殊领域中的改革是所有改进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最重要举措”[7]。教育上的翻身,保证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社会职业地位的普遍上升成为可能。


然而,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些社会学和教育学现象:社会上下流动的频率快速是暂时的、相对的,社会分层的存在是长期的、绝对的;各级教育都有可能高速发展的,但优质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教育的平等是相对的,教育的不平等,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不平等是绝对的;家庭富裕的、不需要子女做较多家务,更不需要他们去打工的家庭培养的学生与经济拮据,校外的学习、休息时间都得不到保证的家庭出来的孩子的学习成绩,多少是有差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的严重的不平等也许是可以调节的,但父母为知识分子的家庭比父母没有多少文化的家庭,其子女在竞争性考试中容易胜出的概率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父母的文化(通常也是遗传)优势可以不受任何外部,如社会的、经济的甚至空间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会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自然延续的。


因此,即使不考虑特权的因素,苏维埃政权一旦稳定,招生制度回归正常,“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出身于较富裕家庭的子女,特别是出身于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的子女,和来自师资水平特别高的大城市的学生等等,就有较多的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8]。


苏联193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占总人口17.7%的职员家庭的子女在高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是42.2%,占总人口79.7%的工农家庭的子女在高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是50%,则职员家庭的子女与工农出身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3.8:1。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职员”的概念非常笼统,泛指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人员,其文化水平大致是接受过中等普通教育和不完全中等教育以上者。也就是说,若从“职员”层面再析出中高级官员的家庭与工农家庭相比,他们之间的差距会更大。同时,“3.8:1”仅是表面的数据,若按大学的性质或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毕业的学生分,还有不少的层次与门槛。“如国际关系学院或外贸学院,据说都是专为那些上等阶层子女保留的”;“那些主要的技术学院显然也有招收更大特权的阶层的子弟的倾向”。


也许苏共已有所意识。1938年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类似“社会集团和高等学校学生”方面的比较完整的官方资料再也不公诸与众了。但为数不多的“职员”阶层“为全日制高等学校提供大多数学生”的事实,人们仍不难察觉。斯大林去死时,“学生成分中社会上层的子女所占的比例很高”。出身微贱的赫鲁晓夫曾“不惜一切代价想为贫穷的学生争得较多名额”,但他的“企图”不仅从整体上讲没有成功,还“被正式指斥为轻率的谋划”。继赫氏之后的苏联,“如同许多别的国家的高等学校一样培养出来的那个与众不同的特权阶层的优势”,仍无法撼动[9]。


可以说,从30年代中叶,即离阿芙洛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开始,直至苏联解体,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无论是入学概率还是所上大学的类型,上层集团的子女都占据绝对的优势。这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改革”或“叛变”无关。这是苏联半个世纪来既得利益集团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教育学、社会学内在规律的合力使然。


教育是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决定条件。据对我国学者黄立茀就苏联社会两大集团十一个阶层整理的资料分析,总体上,个人所受的教育高低与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父母的社会地位又决定了子女所受的教育,也影响了子女的社会地位。苏联革命胜利初期的基本阶级,重新分化后又形成的阶层各自又开始了新的循环[10]。


事实上,又正如利普塞特所揭示、前苏联学者所归纳的:“‘一开始’,即紧跟着十月革命之后,在苏联就产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动,但是,‘随后’,社会开始稳定,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越来越‘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似之处将越来越大”[11]。到了苏联解体前后,曾经的权贵阶层及其子女对资本占有的便利和对俄罗斯社会高级职位的垄断,恐怕比沙俄时代的特权阶层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如在社会资源再分配中有些管理干部一夜暴富,“在短短数年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大部分过程”,而“1993年时的大企业家61%曾是任命官员”,其余部分则几乎都是官员子女[12]。换句话说,“八·一九”后,俄罗斯的大实业家的职位被前苏联的官员及其家属瓜分了。而共处社会转型期的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精英来源与俄罗斯同出一辙。同一时期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以及俄、波、匈的文化精英的家庭背景,也与经济精英大同小异[13]。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转型以后,有更多过去的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奋斗进入社会上层”[14],而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形,也无不如此[15]。这不都是反证了原苏式社会体制运行到后期,向上流动的门户渐趋封闭了吗?一批曾经解放了的人民,弹指之间,要等“解放”者的权力终结或蜕变后向上流动的门户才开大,这是何等的讽刺与悲哀!这难道不是“苏东波”危机发生或“易帜”的根本原因之一吗?历史的教训何其可取?


由此可见,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职业世代交替中,不仅没有改变循环尤其是精英循环的“主旋律”,而且,“无产者”自己塑造的“主旋律”比一般的社会形态还快——似乎没有超过五十年约二代人的时间的。而俄罗斯帝国后期,中高等学校学生的社会出身的主体,即使在横向层面流动——城市中产阶级、富农以微弱优势取代贵族、僧侣——也花了六、七十年[16]。更遑论西谚所云的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


2、新中国优质教育资源与向上流动机会逐渐向精英集团倾斜


与苏联一样,1949年后的中国,原统治阶层和剥削阶级的子女垄断教育的局面迅速打破,中高等学校学生的工农成分逐年提高。到1965年,“大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64.6%,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9.4%;中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77.9%,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5.2%”[17]。但尽管如此,仍有人抱怨,“文革”前“贫下中农子女上小学不易,上中学更难”[18]。那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这里固然有“文革”话语的夸张成分,但也说明教育是受社会的与家庭的种种因素制约的,而当时上不了中小学的贫下中农的子女,许多是受制于自己家庭的经济条件。这倒不是入校的学杂费问题(当时出身工农而家庭困难的基本上免费),而是劳动力和家务问题。在生产率低下而又多子女的1950-1960年代的中国农村家庭,多一个孩子上学,就意味着家庭劳动力直接或间接的减少,经济负担加重。这一现象在城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故到急风暴雨式的时代过去、人们正常过日子时,在经济的(如上)、政治的、地域的与文化的作用下,教育的分化也马上出现了。就政治条件,我们免谈“根正苗红”与“黑色部落”之间的不平等,就是“根正苗红”的内部也分等了。如建国初,各级政府遍设的干部子女小学办学条件优渥。姑且不说休息日接送子女动用了大批的“高级干部的专用车”,也不说师资水平与学校环境,仅从学生与教职员的数量比,“根据1954-1955学年度小学报表材料,干部子女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平均为6:1,而一般大城市普通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19]。也即一个干部子女小学所配备的教职员工,可供5-6个同样规模的普通小学教职员工之需。对干部子女的照料,在中学也不含糊。自1953年中央决定设立重点中学至“文革”前,这些名校的学生“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弟占了绝大多数”[20]。如北京101中学的学生多为高干子弟,办学条件无与伦比。据以数学、语文双百分考进去的资本家的女儿王容芬介绍,“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21]。又再如,1950年代,入住天津“五大道”的皆为行政13级(含)以上的官员,他们的孩子“多在天津市实验小学上学,中学则集中在耀华中学和当时的女一中、男一中”等名校[22]。时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各实验小学、重点中学、大学“附小”和“附中”,几乎都设在城市。还有,父母的文化程度在子女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如北京景山学校,经严格考试入学的工农子弟本来就少,进去后在“层层淘汰”中又相形见绌[23]。总之,“文革”前夕,新的统治阶层、知识分子的子女在接受教育上的特权与优势已显山露水了。


“文革”以低层、群众向各级当权派造反开始,却以官员的子女更青睐、更能成为干部结束[24];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进驻、领导学校闹起,却以各级领导及其亲友“走后门”上大学收场[25]。看1976年厦门大学学生的家庭职业分布,农民子女由1965年的47.05%下降至26.08%,而干部子女由1965年的8.05%上升到36.17%,这不仅遥居当年各阶层的榜首,也是解放初到1980年7个统计年份中的最高值。1977、1978年新生的家庭职业分布更好玩。工人子弟占16.9%、农民子弟占11.6%,合计占28.5%;干部子弟占28.9%;学界子弟强烈反弹,解放后第一次取代了工人、农民阶层——达到了24.3%。在厦大历史上政界、学界子弟头一回联手过半[26]。北京大学1977、1978年新生中工农出身的也仅占27.5%,是1957年以来的再低点[27]。要不是恢复高考后头几年招生中“左”的思维还在,“许多优秀青年被‘政审’刷掉”[28],占总人口九成的我国两大领导阶级的子女在北大、厦大所占的比例将更低,“一朝回到解放前”,也绝非戏言。可见,虽然纵向比,1949年后工农及其子弟接受教育的条件明显改善,生活、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诚如郑若玲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所敏锐观察到的“总体上看,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例如,尽管农民阶层在建国后享有了与其他阶层同等的政治地位,但其社会资本尤其是文化和经济资本占有上的弱势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是一个处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金字塔底部的弱势群体……工人阶级的情形也大致相同”[29]。


改革开放后,随着各阶层、家庭财富差距的拉开,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日益趋向于依赖私人进行的成本补偿”的力度逐年增加[30],父母经济收入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开始突兀。从此,权力、经济、文化——新中国第一次组成的“三驾马车”——沿着为各阶层子女铺设的教育轨道行进。


1990年代,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与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农民相比: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子女在高校中占不到45%[31],在名校中的比例更低。如1991年,北大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仅占37.1%[32]。近年,谢作栩、王伟宜根据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归纳的十大阶层为分类,“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对陕西、上海等10省市的50所高校的学生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从收回的11645份的有效问卷表明:出身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等五大较高阶层的子女比出身于“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五大较低阶层的子女有2-6倍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私营企业主阶层子女进民办本科院校的机会”“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子女的87倍”。各阶层的子女差异还表现在不同科类中的入学机会上。此外,“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越是优势的文化资源,其代际传递性越强”[33]。


如果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再析出“干部”,甚或在“干部”中又划出等级,恐怕权力尤其是较高权力拥有者的子女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将更为明显。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曾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34]?如此话语从一个长期从事、分管教育的高官口中说出,意味着什么呢?再如,“某些部队内部至今仍在开办干部子女班”。这些首长子弟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学业,并分配到不错的单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子女班主要招收的对象还是些师团级干部的子女。也就是说,真正的高干子女还根本瞧不上这条道呢”[35]?联系到“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1年的历史过程中,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36],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权力拥有者的子女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更能获得权力或较高社会地位的规律始终没有打破。


更令人不安的是,“赢者通吃”的逻辑在向中小学甚至幼稚园舒展。如最新的调查显示,作为首善之地的北京,公立幼儿园奇缺,一些小区,“没关系,没门路,上公立园,休想”。而私立幼儿园“月收费3000元是起步价”,比上大学还贵[37]。而“小升初”在拼父母,则是“和谐号”中国当代教育的一道风景。再如,“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在不少省份,北大清华一半的招生名额被几所高中占据”[38]。又据早几年的估计,“在重点中学,干部、知识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39]。


可以假设和预测,今天,占全国总人口10-20%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占据了重点大学三分之二的席位;若不发生意外,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重点大学的学生主要将在这些阶层内部自我循环。也可以这么说,今天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群体,其父母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与1949年前甚至科举时代垄断教育的那一族的家庭背景,并无太大的区别。


总之,新中国优质教育资源与向上流动机会向精英集团倾斜已成趋势。也正如李路路教授所总结的:“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虽然中国城市社会在阶级阶层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但阶级阶层的自我循环或复制能力远強于它们的流动性”[40]。而在眼前的中国精英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干部群体作为既得利益者,在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很少会考虑到草根阶层的利益……”[41]


呜呼,真如世纪之交那位红色公主曾感叹的“二十世纪发生的所有事情让许多话题已经无法讨论”[42]……


那么,我们汇辑这类史料,并做一些社会学分析,除了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之必要性、合理性乃至道德性进行反思,对活生生地折断中华民族千年文化薪传的严重后果更感痛惜外,还要拷问的是,占有新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强势群体,是否如同民国或苏联那样创造了无愧于时代的科学和文化?


3、16:0——转型后俄罗斯与中国获一流科学奖之比


苏联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基础科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苏联解体后长时期的政局动荡、经济衰退、两极分化、社会失范,也曾使俄罗斯的教育陷于危机,导致人才大量外流。说实在,许多人并没有高看俄罗斯。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1992年以来,主要由原苏联时期培养的学子在世界科学舞台上大放异彩——19年中共收获了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等16项世界顶尖的科学桂冠,获奖数量在同一时期仅次于美国,与英国、法国难分仲伯而并列第二,俄罗斯民族的精英文化仿佛又重返了前斯大林时代,这也显示了苏联后期的教育至少是世界准一流的。


可曾处于同样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思想解冻与经济体制的转型比苏联早,发展的速度比他们快,国门洞开的时间与苏联同步,向西方派遣的留学生也众多,教育经费的投入更是巨大,且社会相对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提高。遗撼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与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仍无缘。尽管前苏联的教育、科学本来就比中国强,但也不至于如此悬殊吧?更何况许多苏联培养的科学家的获奖成果是在西方国家做的。如包揽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俩位得主——海姆(已入籍荷兰)、诺沃肖洛夫(英国/俄罗斯籍),他们的创造性贡献都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问世的[43]。


我们认为,造成俄罗斯与中国“16:0”的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代际积累的差距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苏联/俄罗斯,哪怕从二战后算起,到今天也已有六十多年,在二、三代人的时间里,家庭积累上从未产生过整体的断裂,多数职员、知识分子家庭的物质和文化都得以比较自然地延续,用不着未来的科学家们徒手拼搏;客观条件和崇尚道德与精神的传统使转型前后的苏联/俄罗斯知识分子,除了权力与金钱,吸引他们的还有文化和学术。可中国大陆,由于“双重断裂”,浩劫过后家庭方面的“物质”、“精神”几无继承可言;改革开放仅三十多年,还不到一代半人的时间,至今活跃于前沿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白手起家的,当他们进入求学的关键期或科学创造的最佳年龄时,很难得到家庭多方面的帮助与支持,宝贵的精力会耗在非学术甚至本能的生存上。而对科学竞争更不利的是,家庭初升时期的中国人,最聪明的脑袋大都会选择做官或发财,鲜有献身需要积累、不存在任何侥幸的学术的。随着“官本位”思想的空前启后,这一“国粹”将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即使那些选择了做学问的,许多人一旦在学术上遭到挫折,就会气馁;而有了一定的成就或机会(包括留学生),又易移情权力或财富。此外,不同的学风也会带来不同的收获。


(二)急功近利的主导可能会给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带来新的灾难


本文以很大的篇幅,论证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歧视乃至剥夺原统治阶级、有产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及急于求成、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决策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的高端学术人才,既普遍不如革命前,又不能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之最直接的两个(技术)原因。


今天,极“左”岁月时的“血统论”之思潮不会再来。正常的话,自“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后代开始,也即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出现诺贝尔科学奖级成果的可能性会逐步增大;加上成果转化的周期,我们预测,202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学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级奖项的概率会明显提高。可遗撼的是,当前急功近利的主导,将延长我们出人才的代际或获成果的周期,说可能会给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带来新的灾难,也不是危言耸听。


上揭苏联/俄罗斯的史料显示,从帝俄时代过来的读书人能在苏维埃政权下成为著名的学者;“十月革命”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不仅能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获得各种诺奖,而且,在转型后的俄罗斯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能问鼎诺贝尔科学奖、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一句话,出不了或鲜有学术大师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无必然的关联。可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从苏联到东欧,从朝鲜[44]至中国又到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领域大都会急功近利、发生高等教育“大跃进”呢?更使人费解的是,已进入“知天命”的中国,又为何再搞更高速度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呢?


尽管1950年代,中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上搞了三次跃进,在校大学生增长世所少见,但由于此后近20年大学的停滞乃至倒退,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并不快[45]。到了上世纪末,随着国力的强大、经济需求的增加和人民教育消费承受力的提高,以及当时国内外的其它因素,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故本来几乎没有人会反对高校“扩招”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向人们的意愿向反的方向走。


我们认为,在这次高校“扩招”中,没有把握好“增长速度”、“时间跨度”和“层次广度”这三个“度”。对此,海内外学者曾进行过多方面的论证和严厉的批评。如资深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朱九思明确指出:“从1998年以后的十年,大学的发展相当地混乱,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有两项重要的、错误的决定:第一是大学的合并,第二是高校扩招”[46]。国内公开批评还在执行的政府决策,尤其是批评决策者还健在的政府决策是错误、失败的,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可对高校“扩招”的尖锐批评却不绝于耳。如杨建业认为:“1999年高校大跃进式的扩招对教育界简直不啻是一场大灾难”[47]。又有学者责问:“这场闹剧将以怎样的谢幕形式收场?谁来为这场闹剧承当应有责任和历史拷问”[48]?海外人士的抨击更加毫不留情:“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能够造就大跃进和泡沬,但不可持续”,“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在“粗放型、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下,大学不能履行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的基本功能,从而导致“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已经开始走上恶性循环”[49]。


笔者仅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统计资料的角度作一补充与讨论。


包括美国在内,多数国家尤其是高等教育搞得比较好又人口比较多的国家,一般不会以超常的速度去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如以美、英、德、法、瑞(典)、瑞(士)、荷、日、奥(地利)、丹、意、加、澳(大利亚)、比等14个诺奖大户为例,除了一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的恢复性增长外,几乎不存在超常发展现象。据对上述国家1949-1993年(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历程就是此时完成的)628个学年的初步统计,在校大学生的年增幅达到或超过10%的有91次,占总数的14.5%,其中,年增幅超过20%的仅7次(内30%以下的6次),只占总数的1.1%。[50]上述国家在这45年中,“扩招”力度最大、时间最长(年增幅连续10%以上)的是北欧小国丹麦,该国1961-1967年连续七年在校大学生的年平均增幅为16.6%。其次,也属北欧的小国瑞典,该国1964-1969年连续六年在校大学生的年平均增幅为15%[51]。


可我们这次高校“扩招”是怎样“给力”的呢?“从1999年至2004年,我国本专科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6.1%,研究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8.6%”。高校规模,1998年在校大学生643万,到2005年这个数字窜升至2300万,是7年前的3.6倍;年增长率平均为20%。此后几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也不低[52]。也就是说,这次“扩招”速度是发达国家(还是小国)“最高速度”的1.2-1.4倍!至于“扩招”的规模和绝对值更不能同日而语了。


不要忘了,丹麦、瑞典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GDP人均排名在世界名列前茅,“扩招”时的在校大学生分别只有1.08万和4.93万。可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GDP人均排名世界100前后,“扩招”时的在校大学生数的起点是丹麦的600倍、瑞典的130倍!


从这一连串的数据比较,中国本轮的高校“扩招”是“超大跃进”[53],说它“走火入魔”也不冤呵!


可问题的真正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让我们回顾一下1950年代影响共和国高等教育的两件大事。第一,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影响之所以深远,是因为它从领头的大学和共和国中枢之地发轫的,是毛泽东等战略家们对民国遗留的高等学校做了釜底抽薪式的整合。第二,在一般人看来,1958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声势浩大,负面的东西可能更甚。可实际上,相对而言,其“后遗症”远远小于“院系调整”或生产建设中的“大跃进”。这是因为,那次跃进,以成人高校为主而不是以普通高校为主;以单科性学校为主而不是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以建新校为主而不以原校挖潜为主;以内蒙古、江西等次要地区为主而不是以北京、上海等核心地区为主[54]。概而言之,高校主力未伤筋动骨。


又,众所周知,两战后,美国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职责主要赋予美国初级学院,也即今天所说的社区学院。换言之,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影响其精英教育。


由此说明,对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是培养精英的综合性大学、名牌大学。故我们认为,在特定时期,对二、三流大学,特别是培养实用性人才的高职院校等超常发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工具型的专门家如同现代企业的产品一样,可按模式大批量生产、上市的。可对培养精英的重点大学千万不能说“扩”就“扩”的。首先,能胜任培养学术精英的教师不是一下子能“扩”出来的,而是需要长期磨练的;第二,也往往是一般人所忽略的,杰出学者,或者说既有天资,又有兴趣更以学术为己任的学子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代”的形式孕育的,而在以权力和金钱为主导、“食肉”阶层言行不一、大学成了名利场、“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专业信用和道德声誉破产[55]的当下中国,献身学术的“那一代”的涌现只会退迟而绝对不会提前。因此,哪怕我们有了足够的资金、天上又给中国丢下无数个教授,学术精英的大面积收获也仅是一厢情愿而已。相反,只会打乱大学固有的节奏,再次稀释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包括品牌与声誉。遗撼的是,我们真的是说“扩”就“扩”了。似乎除了朱清时任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等在内的名牌大学无一不“扩招”,甚至大“扩招”。而正如像吉林大学这样公立的“航空母舰”吞噬无数的优质生源,才使新时期中国的私立大学成了高收费、低质量的代名词[56]。


而这还不过瘾。“扩招”后,“即使是像北大、清华那样的国内一流重点大学,也办有成人教育学院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还有大量的网络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本来是中国最典型的研究型大学,却主要是为了创收而花费许多精力去从事一般社区学院就能够胜任的工作”,使“高等教育日益失去精英性”[57]。


所以,“一刀切”——把“扩招”的广度几乎涉及到所有地区、所有类型、所有层次的大学,这才是中国高等学校真正的痛!根据高等教育发展循序渐进的规律,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必将会这近乎疯狂的“扩招”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虽然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己积重难返,病入膏肓(肖雪慧语)。但教育决策的作用是长期的。如同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失误在几十年后大家才达共识一样,“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问题,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更严重”,也“可能会持续半个世纪之久”[58]。本文最后仅讨论两个已经出现的问题。


1、学风雪上加霜


学风是世风的缩影。学风下行不始于1999年,根源在“主席台”、“前三排”及其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如这次“扩招”,是政府制订和出台高校扩招政策在前,北京大学课题组完成扩招的必要性、可行性的专门研究报告在后,堪称正常时期的非正常之举,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没有任何政策实验的基础上就在全国高校大力实施。这种“教育决策过程是不可取的”[59],也即中央政府在决策程序的科学性上做了坏榜样。在事关民族千秋的问题上,执政者就这样“拍脑袋”了,那还有什么草率之举不可以做呢?接下来的数年间,在校大学生接连翻番,则意味着高校教师不胜重负。而面对民众对教育质量的质疑,教育部门要“看上去很美”,那就包括“高校评估”、毕业生就业在内,上下弄虚,师生作假,“逼良为娼”。于是,适者生存,“逆淘汰”盛行;学风雪上加霜,环境每况愈下。只好对大量的学术浮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学色交易等现象,听之任之或不了了之。因为若大家都当真起来,不就为难了教育部吗?——“扩招”大业如何进行?史无前例的政绩怎样去体现?尽管1949年后凡在文化教育上搞“史无前例”的,几乎都是以失败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而告终的。正如倪乐雄教授所担忧的:“一种可怕的蜕变在培养国家和民族精英阶层的象牙之塔中不可逆转地发生着,这种学风与我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严重不和谐,甚至对我们的未来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灾难!一代有一代之学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校学风怎么会堕落到如此田地”[60]?我的回答(指学风恶化的加剧)是:以决策为引擎,以“扩招”为契机,以大学为舞台,以部分人的升官发财为激励。


2、最优秀的留学人才基本不回来


在所有关于人才培养的条件中,似乎仅学风看不见、摸不着,未能考量的。然而,学风是全部关于人才造就的“硬件”转化为学术成果的保障,它好比军队中的士气,在参与打仗的各方若其它条件相差不悬殊的话,士气是胜负的决定因素。在学风下沉的国内学术界,有良知的学者作为个体可以独善其身,但不能改变四周;而不能形成实事求是、进取向上的科研环境,则独善其身者们的成效也会打折。更不能形成“人才聚集效应”或“人才共振效应”——碰撞出爆炸式的能量。所以,败坏的学风已俨然成了留学人才回归的“拦路虎”。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成果表明,1997-2006年10年间,各学科排在前250名的高端人才,全世界共6097人,中国内地的只有4人;美国4016位中的2350人有出生地记录,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有46人”。这则资料至少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第一,在国际学术界的高端人才群体中,在国内工作的学人不到千分之一,少到可以不计的地步。或者说,中国大陆尚不具备高端人才群体产生的条件与实力,无论哪一个学科?第二,假设国内的那4人都是“海归”,也说明最优秀的海外学子九成以上不回国。悖论的是,正如作者所问,“这46人如果回到了国内,还能剩下几位上榜”?[61]第三,如果有人说诺贝尔奖不全面,那么,这几十个学科、各250人的排名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平心而论,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政治气候,当今是现代科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做学问条件最好的时期之一。可为何最优秀的留学人才不像战乱时的民国学子那样,义无反顾地回到生他养他的苦难的祖国共命运呢?为何不见如钱学森、华罗庚那样的众望所归的人物呢?我们认为,大陆糟糕的学术环境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而在“颂圣文化”如鱼得水、自信“风景这边独好”的国度,上层不愿承认“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则教育主管部门才有底气对众人的批评置若罔闻[62],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不会去改变它[63]。而“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64]的恶劣氛围得不到好转的话,最优秀的留学人才“用脚投票”的选择就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鉴于1950年以降,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发展中国家籍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几乎都是留学生的事实,则21世纪上叶,虽不排除中国大陆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级奖项的可能,但世界级的科技帅才成批涌现的可能性仍是很小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创造性人才的造就能达到民国教育那样的水平恐怕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科学技术毕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发展的,迄今为止,世界科学中心也是随着社会文明发达地区的转移而转移的。创造性科学家是人类聪明智慧的化身、是无私奉献的象征、是拚搏精神的代表、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总体上也是社会风尚和谐的产物。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较多的国家,基本上也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可以从当代美国是人们出国留学或高干子女、上流社会、各界精英移民的首选中得到最权威的注脚。故一个大国若长时期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或鲜有学术大师,那他就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地位就不会很高,他所取得的其它成就也会因此而消淡。故一个大国长时期无人问津诺贝尔科学奖或鲜有学术大师,也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经济问题……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65]时的反思,今天还值得继续吗?


(全文完)


2019-08-25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注释:

[1][美]S·M·利普塞特:《评述:社会阶层形成的研究与苏联学术界》,载[美]默里·雅诺维奇等编:《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第344页,秦仲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主要参见[美]伊万·撒列尼等:《东欧社会转型中的精英循环与再生产》,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

[3]李弘祺:《中国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解释——从艾尔曼对明清考试制度的研究谈起》,载《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

[4]沈登苗:《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5]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第23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按:许博士认为,这个流动率并不高,可我们认为,三分之一的流动率并不低,只是三分之二的内部循环形成太快了。

[6][苏]伊·阿·凯洛夫:《苏联的国民教育》第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7]F·帕金著,张展编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分层》第268页,载李路路、孙志祥主编:《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阶层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8][苏]M·N·鲁特凯维奇等:《知识分子队伍补充新成员的社会来源》。载[美]默里·雅诺维奇等编:《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第189页,秦仲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9][英]默文·马修斯著:《苏俄的阶级与社会》第300-318页,郑州大学外语系集体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0]参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163-17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1]转引自[苏]M·N·鲁特凯维奇等:《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的原则》。载[美]默里·雅诺维奇等编:《苏联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第171页,秦仲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2]同注10,第417,420页。

[13]同注2。

[14]同注10,第586页。

[15]同注2。

[16][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著:《俄国社会史(上卷)》第127页,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第158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8]1972年3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48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9]《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逐步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的批示》,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53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0]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第16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1]王蓉芬:《王蓉芬上毛泽东书》,载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第5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王晓:《天津“五大道”沉浮》,载《文摘报》2011年7月9日第7版。

[23]北京市骑河反修学校等:《从旧景山学校看“智育第一”的反动性》,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第1449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20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5]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1949-1999)》第201-20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6]郑若玲:《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第23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7]李文胜:《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载刘海峰等主编:《公平与效率: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第42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8]同注25,第258页。

[29]同注26。

[30]丁小浩:《对中国高等院校不同家庭收入学生群体的调查报告》,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31]李海涛:《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统计研究》第155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2]同注27,第425页。

[33]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载《教育学报》2006年第2期。

[34]杨亮庆等:《吴启迪:光骂教育解决不了问题》,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21日第6版。

[35]倪天龙:《从制度腐败到全民腐败》,载《杂文报》2011年6月7日第7版。

[36]同注24,第201页。

[37]田禾:《在北京上幼儿园到底有多难》,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7月6日第3版。

[38]王斯敏等:《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16日第7版。

[39]同注31,第152页。

[40]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第16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余洋:《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载《社会》2010年第6期。

[42]罗点点:《我的父亲罗瑞卿》第310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3]CCTV等众媒体曾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俄方的反思:当初为什么没有提供足够好的条件给两位科学家开展研究,导致了大量人才的流失。却鲜有人换位思考: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工作、以何国籍获奖?都有苏联/俄罗斯的贡献。而中国向欧美输送的人才不比他们少,为何在海外也无人获取顶尖的科学奖呢?

[44]也许是南北竞争吧,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很少搞过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国家之一。可在世界GDP排名比较靠前而人口较多的国家中,韩国是唯一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国家;在2004或2008年的奥运会奖牌前十名中,其他国家无一不同时也是诺贝尔科学奖大户,只有韩国与中国诺贝尔科学奖都为零。事实再次证明,经济、体育等其它领域可以“跳跃式”发展,唯独高等精英教育不能。

[45]1993年在校大学生比前年增加98%{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第1028页,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创共和国年增长率之最,但第二年就“刹车”了,加之当时基数较低,故总的影响并不大。

[46]朱九思:《我国高校发展的三个问题》,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47]杨建业:《部长新政》,载《杂文报》2009年11月15日第6版。

[48]南瞒:《管中窥豹:中国大学的若干现象》,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8期。

[49]郑永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载《参考消息》2009年5月21日第16版。

[50]详见[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三卷本,教育),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51][英]B·R·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欧洲卷)第948-950页,贺力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按:丹麦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是1958年开始的,有意思的是,丹麦9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此前接受高等教育的;瑞典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是1956年开始的。有趣的是,瑞典17个诺贝尔科学奖、经济学奖得主,3个沃尔夫数学奖、菲尔兹奖得主,合计20个(次)著名学者都是1956年前完成本科教育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自高等教育较快“扩招”五十多年来,还没有培养出获一流科学奖的大学本科生。这至少说明,即使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后,其数量与精英的出产也不一定是正比的。

[52]课题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重大历史事件》第182-18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53]这次“扩招”的前三年与1958-1960年比,增长率略低;但前五年与1958-1962年比,快了57%;再后退几年比,更是“大巫见小巫”了。详见《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课题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重大历史事件》第182-18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故本轮的高校“扩招”的速度已远远超过那次“大跃进”。又,当年东欧各国高校“大跃进”推行的时间,也仅一至三年而已,故我们这次的实际影响也要远大于他们。

[54]详见张烨:《重读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5]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

[56]这次“扩招”的不成功之一,就是中国私立大学的复兴真正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没有品牌的私立大学的崛起与公立大学“分庭抗礼”、像民营企业那样逼得国企非改革不能生存;未能为有棱有角或“不求闻达”的教授提供“避风港”;不能为有缺陷(主要是不会考或偏科)的少年天才提供成才的平台,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很难有作为的。可见,没有真正的教育家为中国教育运筹帷幄,不,是主政教育者不相信、坚持常识,即使振兴的福音降临时,也会把它搞得一塌糊涂。

[57]刘海峰:《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精英性》,载《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58]刘道玉:《高校之殇》(前言)第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9]祁型雨:《论教育决策过程的质量判别与质量保障》,载《上海教育科研》2006年第2期。

[60]倪乐雄:《高校学风现状分析》,载“学术批评网”2006年10月9日。

[61]王耀辉主编:《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第68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62]同注58。

[63]决定一个社会文明高度的毕竟是上流社会、成功之士的取向与行动,而绝对不是说教。嘴上功夫挺不起民族复兴的脊梁。既得利益集团不做出以知识、书香、践履、奉献、克己为荣的表率,缺少以民族崛起为己任的情怀,视而少见歌舞升平下的两极分化、信仰危机、道德滑坡,21世纪上半叶带给这个国家的可能依然是大师凋零的苦果。

[64]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65]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第110-122页。


    进入专题: 人才培养   人才断层   科学家   代际积累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教育学 > 高等教育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178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