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对何炳棣“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若干笔误的修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48 次 更新时间:2022-09-29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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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摘要:目前学界所见的、何炳棣先生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之9个版本,都存在着川粤两省数据串换,相关的18个数字皆张冠李戴之笔误,影响了何文的严肃性及其使用,理当修正。本文已对“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之底稿完整复原,并希望《明清社会史论》再版时,请徐泓先生对该表予以更正。

关键词:何炳棣;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川粤两省数据串换;笔误;修正


一、一个几被遗忘的话题


1995年,笔者去北京旅游时,在一爿偏僻的学术书店购买了《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如获至宝。因为内有史学大师何炳棣(1917-2012)教授的《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以下简称《人文》)、著名比较人才学家缪进鸿教授的《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修改稿)》等重要论文。这两篇经典论文对我的学术志趣有直接的影响。其中何氏的进士的地理分布“是研究‘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也是研究广义社会‘力量’(Power)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的著名论断,坚定了我专攻进士地理分布的信心;而其中动态统计的方法,更使我在撰进士地理分布的系列论文时,[1]受益匪浅。

不过,当我完成了明代进士的籍贯分布后,[2]与《人文》中的“表1明代分省进士统计表”(《明清社会史论》中称“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详后)进行了比较[3],发现该表有不少问题,主要是各省进士缺口较大(尤其是第一阶段即正统四年前)和四川与广东的数据串换,后者使川粤两省相关的18个数字皆张冠李戴,这影响了何文的严肃性及其使用。当初便产生予以更正的冲动。待我学会了电脑、上了互联网后,便斗胆写了《对何炳棣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的修正》(以下简称《修正》一文,发表在网上。因时间久远,发表的具体时间和网站都忘了,事实上,把这件事也忘了,以至于不久前我在一篇搁置的文章中,虽又提及了何文的相关问题,但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当初写的那篇小文。总之,对《修正》已忘得一干二净。

想不到,本月初,中山大学的曹家齐教授给我发来了短信,说他曾读过《修正》,现想引用,但在网上已查不到了,嘱我告知拙作新的出处。可我那次网上发表后,就把文章放下了,现在自己的电脑上也找不到,无法满足曹教授的需求。然而,曹教授的短信提醒了我,我迅速核对了近几年才付梓的、载有《人文》“明代分省进士统计表”的何著《明清社会史论》两个中文版本,发现何先生的那些问题,包括川粤两省的串换笔误,仍没有引起包括何先生本人在内的人们的注意,“硬伤”依旧[4]。觉得有必要再撰文厘正。

我边写边找,终于在一星期后找到了《修正》的原稿,打印稿的落款时间是2003-07-14,这可能是我原来完稿的日期,首发的时间应为同年,可能发表在当时著名的学术网站——“世纪中国·世纪周刊”(香港)上。

坦率地说,何氏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统计是不完全的。因为有籍贯可考的明代进士至少在24550以上。[5]但是,一代有一代人的学人和使命,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何氏的研究是受他所处时代的客观条件制约的。因此,本文所谓的修正,并不是按今天的资料积累和统计精度,[6]去观照六十年前的学术成果,而是类似“修旧如旧”式的厘正,仅对何氏文本进行梳理,对何先生本人在统计后把数据移录到表格时出现的失误,直白地说,是对他抄错的部分,也即底稿的还原,展现何氏“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固有的严谨和水准,并希望何著再版时更正。


二、“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笔误的原委和文本的流布


下面,拟对何氏笔误的原委和文本的流布做一陈述和分析。

1、何炳棣“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原始出处及“硬伤”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的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改为《明清社会史论》),英文原著于196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文章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资料也难以企及的。[7]由于从史料的证引到方法的采用及得出的结论,都是开创性的,且至今仍代表着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故《明清社会史论》已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享誉学界。

该著第六章“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第二节“以省份区分的科举成功者之地理分布”,内有“表27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英文初版第227页),以省为纬,以7个时段为经,动态地反映了有明一代全国进士的地理分布。此开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研究之先河,且其方法令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人耳目一新。故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该表在形式上忘了广东省,而四川栏上的数据却列上了广东省,实际漏掉了四川省,这等于使占“十八省”九分之一的2个省的信息都没有或无效了,也使各省的排名从第8位开始都乱了。当然,这些都属于笔误,都是统计数据输入表格时的遗漏和错位。

2、何炳棣对“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修正时的再失误

时隔30年,何炳棣为响应1992年11月在杭州-湖州召开的“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以《明清社会史论》第六章“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为基础,撰写并向大会提交了《人文》一文,这自然少不了“明代分省进士统计表”。这时何先生发现表中缺广东省,于是补上7个时段的数据:62、195、227、241、231、206、261,总数1377(详后)。但今人遗憾的是,何先生似乎延续了当年的思维,制表时仍把四川与广东串换了,[8]这等于没有修正,何先生也因此失去了本人弥补失误的机会。

3、王振忠的译著对真相的发现擦肩而过

几乎与何炳棣《人文》问世的同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王振忠博士,依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英文第三版(1980年),翻译的何著第六章《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由《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刊行。王博士以历史地理学家的专业敏感,翻译时发现了“表27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遗漏了广东省,于是,“将表中总计数,减去各省相加的总和,得出一组数字,即62;179;227;241;231;196;241;1377”(详后)。也许当时的学术界相关的参考数据阙如,王博士对这组数据的归属有所保留:“这组数字究竟属于何省,未敢确定”。[9]由此可见,王博士较早发现了问题,惜无深究,与川粤两省的数据串换的真相发现擦肩而过。

4、徐泓译注的何氏《明清社会史论》沿袭了王振忠的操作

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1962年英文初版(1967、1980英文再版)后,虽然意大利文(1974)、韩文(1987)、日文(1992)版也早已问世,但直至本世纪初,仍未有中译本刊行。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徐泓教授,在台大读研究生时就试图翻译该巨著,后在何炳棣本人惠允和协助下,徐泓先生在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上完成了翻译,翘首以盼的《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才于2013年在台湾联经出版。《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的问世,不仅填补了中文学术界的重大空白,而且译者注释详尽,又优化了原著的结构,得到了何炳棣先生的首肯。这是明史大家徐泓前辈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但是,何公“惠允和协助”时,其本人已垂垂老矣,而徐泓先生在译注时尽管用力甚勤,且也注意到了《人文》及王振忠的译作,[10]不过,译者没有提及何炳棣的“补正”,仅从王振忠的提示中发现了广东省的遗漏,并沿袭了王振忠的做法,即没有把那组数据嵌入“表27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以脚注的形式附之。换句话说,《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仍没有把四川和广东串换的笔误更正过来。繁体字的台湾联经版(三次印刷)如此[11],简体字的大陆中华版同样如此。[12]要之,徐泓先生译注时也一再错过了更正的机会。

5、艾尔曼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做了与王、何相似的处理

在科举研究史上,与何氏的《明清社会史论》堪称双子星座的、美国加州大学艾尔曼教授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英文原著于2001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远致、夏丽丽译的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推出。该著附录三“表5.8明代进士地理分布”是对何氏的引用,引者也发现原文中缺广东省,于是采用总数减差额的方法,在表内直接补上“广东”的数据,惜四川与广东的数据串换的问题仍没有发现而进行更正。[13]中文版如此,则英文版也必然如此。

也就是说,至少目前海峡两岸学者常见的、何氏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之9个版本(4个英文、5个中文),其内容无一完整,都存在着瑕疵。故应该更正。


三、“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底稿之完整复原


通过对何氏笔误的原委和文本的流布做了陈述和分析后,“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全部复原似水到渠成。但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辨别和确认。

我们看前面何炳棣补正的一组数据和王振忠推理的另一组数据,发现有3处,即第1时段(1440-1472)、第6时段(1572-1604)、第7时段(1605-1644)是不一致的,这自然还将导致这3个时段的全国小计和四川及全国总计等5处的不一致。按理说,前者的数据出自著者本人,应该是权威的;而后者也是通过著者的资料推理的,同样不该怀疑。但当两者出现矛盾时,人们该相信哪一组呢?

由于王振忠的数据推理的依据,是“将表中总计数,减去各省相加的总和”,方法是纯数学的,各时段人数和小计及总数不会发生技术性失误的问题,暂且不论。

故需要讨论的是何氏补上的那组数据。我们首先看何氏的一组数据与各省的人数相加,与各阶段的小计和总计是否一致?我们看到,凡与王博士推算一致的四个阶段的数字,与各省相加的小计一致,反之则不一致。而何氏一组的总数相加的实际数是1423人(不是何氏错加的1377人),比王博士推算的1377人多了46人,则总数也由原文的22980人变成了23026人,显然,这组数据导致的问题太多了。这可能与时间太久及何氏补正时,对一些细节不留意有关。

其实,我们只要从何氏“记忆”中的“广东”的总数,与王博士推算的1377人一致,就可做出判断了。为谨慎起见,我们再从何文中寻找答案。何氏虽然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形式上忘了广东省,而四川栏上的数据却列上了广东省,实际漏掉了四川省”,但在讨论“表29 平均每百万人口进士数(以省区分)”

时,并没有这样的笔误,而且我们从四川人口8百万,每百万人口出进士172人推算,四川进士是1376人(比1377人少1人,只是取了172人的整数问题,计算结果每百万人应出进士是172. 1人,若按此计算,就是1377人)。[14]

既然何著原文推算的四川进士就是1377人(同样的方法可推算出广东进士791人),[15]那何氏补上的一组数据之和应该是1377人,而王博士推算的就是1377人,这说明王振忠的推理是准确的。

现在,我们只要把王振忠推理的一组数据归为四川省,把原表中四川省的数据改为广东省,这不仅把“形式上忘了广东省,而四川栏上的数据却列上了广东省,实际漏掉了四川省”的笔误修正了,而且纵横各小计和总数都百分之百准确,再调整名次,则何氏“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底稿就完整、准确地复原了。详见表1。


资料来源:(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3页;(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16页。



四、何氏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泽被学界


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对明代进士做过全国性的地理分布研究,并把成果公诸于众的,除了何炳棣先贤,恐怕仅本人和吴宣德教授俩人。[16]但是,本人虽然以科年为经,以县为纬,对明清进士的籍贯分布做了十分详尽的动态统计,即明清两代任何年份、任何时段、任何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的进士人数,都能在我的原始资料库里便捷地找到。但由于种种原因,笔者还没有把明代进士籍贯分布的动态资料公诸于众。[17]而吴宣德虽然也把明代进士籍贯分布统计到县,但至少没有把动态资料公诸于众。

所以,尽管何氏的统计是不完全的,表中的数据略显粗糙,但一个甲子过去了,何氏公布的资料至今仍是唯一的,且目前还鲜有人去做这样的“傻事”(按代统计与分段统计的工作量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何氏揭示的明代进士动态分布的大数据,不影响宏观的趋向分析。如明代进士最多的三个省,由江西、浙江、福建转移到浙江、江西、江苏,最后被江苏、浙江、福建所取代的路径是比较清晰的,也与本人的研究不谋而合。

表1仍是观察明代全国文化空间布局的最佳参照系。也可以这么说,何氏无意间揭示了一个即使业内也鲜为人知的现象:唐宋以降,中国的文化重心貌似一直向南推进,南宋至明初全国的文化中心大致在“浙江中南部、福建中部和江西中部”,可实际上到了明中叶又折回往北。该表显示的进士重镇由赣闽向浙苏回归,这在展现明中下叶真正开启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这一点上[18],目前所见的任何单一的史料,都不能与该表相提并论。这就是笔者推崇表1的原委。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则对何氏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底稿之完整、准确的复原,既是晚辈的责任,也应是先知的心愿,同样也是后学的福份。因为何氏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泽被学界,无论方法还是史料。

故笔者乐意为之。也希望《明清社会史论》再版时,请徐泓先生更正。

最后感谢曹家齐教授给我的提醒,使我更好地完成了一个上世纪的心愿。


2022年9月18日初稿

2022年9月28日修改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注释:

[1] 相关论文有: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沈登苗:《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沈登苗:《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招生考试研究》(上海)2009年第1期;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沈登苗:《清代全国进士最小时空分布:县/科年的动态研究——以浙江为例》,《科举学论丛》2019年第1辑;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1辑。

[2]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3]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

[4]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3页;(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89页。

[5] 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一辑,第2-41页。按:笔者在《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中,统计的明代进士是24814人,主要是其中包含了崇祯十五年(1642)“赐特用出身”者263人。现剔除了这部分。又,虽然洪武三十年(1398)殿试分春、夏两榜,但由于其中夏榜的61人非全国性录取,本人不取。

[6] 明代进士详细的地理分布,可参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版。

[7] 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6页。

[8]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

[9] (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16页。

[10] 见(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译者序》,台北联经2013年版。

[11]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3页。

[12]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89页。

[13] (美)艾尔曼著,高远致、夏丽丽译:《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714-715页。按:该表把何氏的7时段简化为3时段,其中补上的“广东”(实则四川)的第3时段及合计,都少了100人。

[14]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1,285页。

[15] 这就充分说明何氏“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底稿是完整、准确的。

[16]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版。

[17] 对清代进士地理分布的动态研究,可见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18] 陈正祥先生曾断言,南宋后全国的文化中心已“转移到了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详见陈正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载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2页。可笔者否定了此说。详见:沈登苗:《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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