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观念的强力——评王国维、蔡元培、毛泽东的红楼论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 次 更新时间:2021-08-01 11: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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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秋,我开始写作红学论文,第一篇就是《在一面小说面前:王国维、蔡元培和毛泽东》。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人,固然是因为他们虽非红学专家,但其有关《红楼梦》的论述却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由此进入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论域。偶然的因素是这一年第4期的《哲学译丛》有一个“解释学专辑”,其中选译了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几篇文章,它们成为我写作的理论依据。这篇文章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好评,后来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也收入《人与梦——红楼梦的现代解释》一书。

   今年(2018)暑假期间,得暇重读旧作,发现需要补充之处甚多,反复考虑,决定还是以此三人为中心,重写一篇。尽管旧作中的一些材料仍然留用,但全文则是一篇新作。

  

   1、三种理论,一本小说

  

   古中国的文学评论不以理论性、逻辑性见长,但现代中国的文学评论却多有系统性的观念和逻辑作背景和支持;《红楼梦》研究中学术性最强的是有关作者家世与版本演变的考证,但红学成果中影响最大的却是援引西方理论所进行的意义阐释。王国维、蔡元培、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代表。

   王国维是现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和杰出的学者。他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贡献,可简单归纳为三点。一是率先引进西方现代人文思想。西方力量于19世纪中期直接影响中国,但严格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则始于严复所介绍的英国社会科学与20世纪初王国维引进的西方人文哲学。此即王国维所说:“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人,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人于中国。”[1]经由自己的生命体验,王国维由欣赏、认同而传播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兼及康德(Immanuel Kant)、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美学。二是通过理论述评、作品评论的方式,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美学/文艺理论,以至“后来中国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大致都没有超出他的范围”。[2]三是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艺、文献与文物的研究,附带地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艺观点。王国维在美学/文艺理论上的贡献,集中表现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

   在王维之前,有关“红学”的言论,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评点,二是索隐。索隐中又以张侯家事与纳兰成德家事二说为主。王国维对所有这些均不予认可,通过把《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联系起来。其文主要有三个观点。

   一是人生痛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籍,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否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3]这一段基本上是对叔本华论说的简要概括。

   二是审美解脱。“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着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4]这一段也是用中国语言转述叔本华。

   三是红楼悲剧。王国维以叔本华解释《红楼梦》,其论以为:贾宝玉代表着全人类求生的本性,“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但其所生活的“花柳繁华地”和“温柔富贵乡”,只是给他带来种种烦恼、纠结和痛苦。贾宝玉绝望于人间,终于随一僧一道而去。“《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红楼梦》一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5]王国维尤其激赏的是,大观园中并无极恶之人和意外事故,其中所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性,通常之境遇,而贾宝玉终能彻悟人生即痛苦的本质,而主动放弃生存之欲。所以贾宝玉的遭遇乃“悲剧中之悲剧”。《红楼梦》就在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其美学上之价值,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红楼梦》不但提出问题,而又解决了问题 “提出问题”是《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揭示了生活的悲剧本性;“解决问题”是《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引导人以美灭欲解脱出世。总之,《红楼梦》是一部形象化了叔本华哲学。

   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文学思想界有大量评论,而以叶嘉莹的观点较有普遍性。这位对王国维极为同情且又理性客观的学者认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有三个长处。一是完全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的理论基础。“因为任何一篇有深度的文学作品都必定会多少反映出作者对人生的感受和观点,而愈是有深度的作品,对人生的透视也愈深,因此批评者便可以从其中掌握到一种可以据为批评的哲理观点。同时任何一篇作品也必定都具有一种表现的‘形式’,批评者也都可以自其中归纳出一种可以据为批评的美学观点。所以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文学。这在今日的文学批评界说起来已被认定为一种性当遵循的途径”。二是建立了一种批评体系。第一章确立了哲学与美学两个理论基础,第二章配合前一章来说明《红楼梦》精神哲理之所在,第三、四章对小说之美学与伦理学上的价值予以理论上的评价,最后再辨明旧红学的错误,指出新红学的途径。这是一篇“极有层次和组织的著,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6]三是文章所表现的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为一般红学家能脱离旧日猜谜的附会之说,而为后来胡适、俞平伯等人的研究,指出了明确的途径。叶嘉莹认为,此文的一个根本缺点,那就是它想要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的错误。这也是文学思想界的普遍看法。

   但我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王国维并非只是把西方理论套用到《红楼梦》上,他的红学论述有其独立的价值。

   其一,王国维的红学论述是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思想的融合。王国维自幼好学深思,对人生的痛苦极为敏感。“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问题日往复于吾前。”[7]虽学术生涯数度变迁而此究极关怀始终不变。而其所处时代剧烈的思想文化冲突及社会政治的昏暗,又加剧了其悲怆厌世的感受。叔本华吸引王国维的,是其赋予人生的痛苦感受以形而上学的阐明,这不是的生命无常的古老叹息,而是现代人生哲学。王国维强调:他对叔本华哲学。“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释神怡也。”[8]时刻萦绕在王国维心头脑际的“人生问题”,终于在叔本华诗化哲学中找到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并在《红楼梦》的想象世界中得到了充分展开。对王国维来说,《红楼梦》也好,叔本华也好;艺术形象也好,哲学美学理论也好,都在回答着亘古如斯的“人生问题”,而且其答案也完全一致。王国维所作的评论,所依据的不只是叔本华哲学,也是他自己的思想。缪钺指出:“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9]通过《红楼梦评论》,王国维不但把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合起来,也第一次表达了他对人生、艺术、伦理问题的系统看法,这些看法既是叔本华的,也是王国维的。

   其二,叔本华固为西方哲学家,但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贡献,恰恰在于提前昭示了理性主义文明的根本危机。其思想既有基督教原罪说的色彩,也部分地来自古印度。1814年,叔本华在印度学家弗里德利希·迈尔(Friedrich Majer)的引领下进入“古印度”精神王国,在此后的四年中,他熟读过《奥义书》、《薄加梵歌》、吠陀文集等古印度经典,定期阅读《亚洲研究》杂志上有关印度的文章,搜罗了他能够找到的有关印度的文献资料。他明确说:“此外我承认,如果事先不是《奥义书》、柏拉图与康德同时将他们的光辉投向一个人的心灵,我无法想象能够形成自己的学说。”[10]对叔本华来说,《吠陀》中的“幻”(Maja)与康德的“现象”(Phanomenon)是一回事;《奥义书》中的“梵”(Brahma)与康德的“本体”(Noumenon)也是相通的。关于叔本华与古印度思想的关系,他的传记作者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评论说:“作为‘幻’的世界和作为‘梵’的世界,对于叔本华而言,这两者似乎是同一种东西,这正道出了他自己的构想:作为‘表象’的世界和作为‘意志’的世界。来自印度的拯救方式是,人从千变万化的形体世界中解脱出来并潜沉入‘虚无’之中,这似乎和叔本华所说的‘对意志的否定’有共通之处,尤其吸引叔本华的是,除了上述世界的两个层面(幻、梵)外,《奥义书》中找不到与西方文化中的造物主、彼岸、超验这些概念的对应物。叔本华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此时的叔本华正在寻找一种没有天国的形而上学,对于他而言,这似乎恰恰证明了他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11]叔本华是第一个融合东方古典思想的西方哲学家,他从此扩展了西方哲学的视界。因此,用叔本华解释《红楼梦》的合理性,不只在于叔本华所论的美学理论在分析文学作品方面的普遍性,也更在于他所吸取的古印度思想,与《红楼梦》的佛教观念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陈铨后来明确指出:“在思想方面,叔本华与曹雪芹有一个同一的源泉,就是解脱的思想。《红楼梦》以一僧一道起,以一僧一道终。作者写宝玉隐于情网,几经奋斗,才达到解脱之域,其中屡次谈禅,一到不得意时,即云出家做和尚。佛家的思想对曹雪芹的影响是很清楚的。至于叔本华在1813年的冬天,25岁的时候在魏玛会见迈尔,迈尔介绍他印度的思想,从此以后,印度的哲学家特别是佛家的思想,对于叔本华就产生了伟大的影响。在他的著作里边,佛家色彩是极浓厚的。实际上,叔本华是西洋第一位把佛家的思想融化在他的系统里的哲学家。”[12]如此,则王国维使用叔本华评论《红楼梦》,就不只是简单的套用,而有其内在依据。《红楼梦评论》并不只是用“西方”哲学评论“中国”小说,东西方在这里是相互交融的。

其三,王国维对叔本华是有批评的。其关键就是:一人之解脱是否即世界之解脱?如依叔本华“意志同一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然而,“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说,不能两立者也。”王国维以为,在伦理学上,叔本华与印度婆罗门、佛教,与希伯来基督教实为异途同归,皆曰解脱。佛教常言:“若不度众,誓不成佛。”叔本华将此解释为圣者“有能之而不欲”,而王中维则认为非圣者不欲也,是“欲之而不能 ”。以释迦、基督为例:“试问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架以来,人类及万物之欲生奚若?吾知其不异于昔者也。”所以,王国维以为叔本华之说“徒引据经典,非有理论的根据者也。”[13]这说明,他也只是接受、使用了他所认同的叔本华,被他用来评论《红楼梦》的,是他所认可、所接受的叔本华。换言之,既可以说王国维是用叔本华来评论《红楼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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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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