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理想的冲突——金陵八钗的人生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21-08-01 11: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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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红楼梦》的文化分析主要集中在宝黛两个主人公身上。但伦理型文化的压迫感与非人性,至少在理论上,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何况,大观园里的女儿们,哪个不是玲珑剔透、有见识有个性的?她们生活的时刻和环境,也在突显着这种伦理文化的迂腐冷酷。巍峨庄严的红楼,奠基在先辈们的尸体和勋业之上。“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焦大爷原说的不差。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后人来说,红楼是权势和富贵的象征,既维持着他们骄奢淫逸的享受,也规范着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岁月不居,风摇雨蚀,在“赫赫扬扬,已历百载”之后,红楼终于岌岌可危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在崩溃面前,大观园的女儿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由此开演了一出“理想的冲突”的人间活剧。

  

   1、秋风正萧瑟

  

   统一和稳定历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太平盛世和英明君主的标志就是河清海晏九洲一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而,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一旦转化为对个体存在的设计,便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个体性和主动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国一体,父君同威,个人被牢牢束缚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人世伦常关系的网络中,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就在这网络之中,人只是关系,人的“自己”不见了,个体、人格、自由被关系、“集体”伦常所淹没而消失。人被规范在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他(她)的思想感情、行为、语言都必须符合这“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存在或本质,几乎没有丝毫自我选择、自我设计的空间。其结果,常常只有在版图破裂,易姓更代之际,个体才能在社会的裂缝中崭露头角而风云际会,才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从而战国、魏晋、近代等历史时期都是以国家多难、思想解放、人才辈出而著称的。所谓“乱世出英雄”,良有以也。

   于是,我们的先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只有社会角色的不同,而没有精神个性的差别,尤其是贵族家庭,公子是读书求仕、荫袭祖爵,就像贾赦说的:“咱们的子弟原该读些书,不过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小姐则是深闺静守,择婿而嫁,薛宝钗就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子子孙孙,莫不如是。这是以国家和家族的长治久安为条件的,并且家庭必须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不幸的是,这里所要谈论的几个女子都没有赶上好时光。在他们刚刚露脸的时候,已经有两个人这样评说她们的境况了:

  

   (冷)子兴叹道:“老先生休这样说。如今的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呢?”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贾府已经是“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当家的凤姐不得不承认“大有大的难处”,九泉之下的荣、宁二公更是从人世命运的角度叹息:

  

   吾家自国朝皇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极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世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

  

   贾府的没落不过是传统中国社会濒临崩溃的前奏和象征,“秋风正萧瑟,客散孟尝君”。现实的困境迫使每一个人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礼教文化及整个上层建筑制约力的相对松弛,又使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红楼梦》写出了王熙凤的才干、探春的抱负、林黛玉的专情、宝钗的器识、睛雯的正直、妙玉的高洁……于是,红楼戏剧的帷幕拉开了。

  

   2、诸芳摇落时

  

   林黛玉:爱(情)的两重性

   爱情之所以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正由于她在不同的社会时代、不同的个人那里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和实现形态,因此才蕴含着亘古常新的意义潜能。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就不能用通常的意义来理解,在贾宝玉,是他走向存在的实现,也是他逃避真实的契机;在林黛玉,是她的短暂生命在困境中的唯一寄托,也是她在贾府败落之际一种选择。

   黛玉非常聪明,对生存有着最真实,也最残酷的认识。当贾宝玉为人世的烦恼而“呆了半晌”时,黛玉却告诉他:“原是有了我,便有了;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怕,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碍。”(第九十一回)这是一句大实话,由于有了这一认识,黛玉对人生的欢乐和幸福本没有什奢望,喜散不喜聚,安于“风尾森森,龙吟细细”的潇湘馆的静谧。她的理由是:“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羡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第三十一回)这样一种冷彻的心性原本可以无视生活中的一切大波微澜,像惜春、李纨那样生活下去的。但黛玉却又不是这样明晰而简单,她的内在世界其实要丰富得多。

   尽管黛玉清高拔俗、远离尘表,对贾府的现状却不乏清楚的认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毫无疑问,这类问题显然不是黛玉注意的中心,她双亲早逝,寄居贾府,自感安全和幸福难以保障,个性难以自由地伸展,况“生来有不足之症”,“五内郁结着一股缠绵不尽之意”,每每临风洒泪,望月自伤。黛玉自我意识的一个主题就是“无”。小说第四十五回,黛玉对宝钗说:

  

   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亲戚的情分,白住了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

  

   这就是时刻萦绕在黛玉心头脑际的问题。她永远无法回避自己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依靠别人的处境。贾母、王熙凤等人对她是好的,但她要经常与之发生关系的“这里这些人”大多对她颇有微词。外部处境和内在天性都注定了她不可能有快乐的生活。“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黛玉的特点是把某些具体的生活遭遇泛化为整个生命情调和生活风格,用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术语来说,黛玉往往不是对某一特定存在的“恐惧”,而是弥漫到全人格的对生存本身的“畏”:

  

   ……黛玉心中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了早起的事来,……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第二十六回)

  

   每次与宝玉发生矛盾,每次遇到不顺心的事,黛玉总会联想,总会引发为普遍的人生悲剧意识。这一心理定势,使整个家族的现实危机在黛玉这里转换为个体存在的悲观感受,获得“有了人就有烦恼”的悲剧感受。

   一个青春少女,主观上与客观上似乎都注定与安全、快乐、自由无缘,这是多么大的悲慨?“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孤独总是在本根存在的层次上激发与他人合一的渴望。当生活把黛玉剥夺得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时,她和宝玉的爱情在亲密无间的童年交往中萌生了,心有灵犀情有独钟,爱情使黛玉实现了“共在”和“同情”,以自身的存在承受着潮湿的气压,那“三日好了,两日恼了”的恋爱心理,那种种探究、猜忌、关注、担忧的精神折磨,恰恰是黛玉一生中难得的美好时光,“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是小说中最动人的场面,也是中国文学中爱情描写的最佳诗篇。“你放心”,“你的话我早知道了”,爱把他们凝结为一体,黛玉才得以找到精神的家园,变得鲜活流动、青春焕发起来。

   她从小就没有受过标准严格的闺范教育,进入贾府以后,一方面以其特殊身份受到“老祖宗”的庇护宠爱,一方面因其体弱多病,心性高洁,而被人视为需要特殊照顾的对象,“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人们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迁就她,而她自己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自由发展,潇湘馆的疏疏竹影、淡淡药香是她人格心态的同构对应。在黛玉,爱不仅与功名门阀、富贵风流无涉,也与正直善良、聪明才智无关,而完全是精神灵性的寓所,没有任何外在于个体情感、生存寄托的东西,这就向“发乎情止于礼义”的传统提出了根本否定,爱情的全部真谛和精义也才充分实现出来。

   爱,首先是对生命,对人生的一种态度,一种关切,通过爱,人才克服了个体存在的狭隘和孤独,在你中发现我,在我中体验你,“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更强大的东西。”[1]爱情就是黛玉生活中的太阳,她的精神人格和身心状况完全取决爱情的发展,“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黛玉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爱情和人类一样永恒不灭,黛玉以自己的生命敞显出爱情的本体性意义,人可以忍受任何痛苦、折磨,却不能失去爱。对于黛玉来说,没有爱,生活就没有了一切,而她获得了,在这一点上,她无疑比宝钗幸福得多。这并不是爱情至上论,而是一种生命意识,即把爱情和整个生命联系起来,从爱来遭遇生命。

   然而问题也在这里,爱情作为积极的生存方式,她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活动之一,就是说,爱本身就有主动创造而丰厚深广的存在内容。“人类的爱,并不像人们常认为的那样,不是一种对一个具体人的爱的抽象,而是对一个具体人的爱的前提,尽管人类之爱总是在某个具体人的爱中获得。”[2]健全的爱情是和对整个人生的爱分不开的,她是一种存在的意趣,一种丰富情性资源、推动恋爱者投身生活世界、和现实人间建立一种肯定性关系。这是黛玉的爱所没有的,她的爱从本质上看是对痛苦的回避,消极性、防御性使她的爱从一开始就带着秋天的萧瑟和冬日的冷缩,她时刻惦念着“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己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从弗洛姆“爱就是创造爱的能力”来看,黛玉的爱显然缺少创造性和进取性,爱情不是促进、推动她走向社会人生,反而使她失去了争取生活中的位置和生存空间的主体意向,在爱情中获得相当的抗压力而安然于孤独自处。“心理治疗学者应该有办法承认,自我之所以有病就是因它脱离了整体,同时也和人类精神失去了联系。”[3]爱情更多的是黛玉的自我防护而非自我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黛玉充满灵性的爱又是病态的,不健全的,其必然结果是,即使在爱的暖流中,黛玉对自身的存在也依然是—腔孤寂和忧虑:

  

   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

   归雁蛩病可相思?

  

   生存的一切都是困惑和茫然,连心灵的慰藉和安顿都没有达到,黛玉诗中多疑问词和反问句,正是这种心态的无奈传达。她只能在爱情中焦灼地延捱着时日,可怜的黛玉!

更何况,这种奇特的爱情居然是萌生在中国。在高扬社会伦理和讲究实际的传统中国,给纯粹的爱情留的位置实在是太小了,社会通过婚姻把个人组织成家庭来加以控制,青年男女的关系以婚姻为唯一鹄的,爱情至多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古中国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个性张扬,当然也没有真正的自由恋爱。“我们的公式是先结婚,再讲爱,能爱固然好,不能爱也是活该。为了防止活该起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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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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