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恩裕先生在考订曹雪芹卒年的大作中屡引“脂批”，曾谈及曹雪芹在壬午年九月有向脂砚斋索书事。检《庚辰本脂批石头记》第二十一回内此段眉批，原文是这样的：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原吴作“词”），为郡守毁为己祠（原误作“词”），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原误作“固”）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此下略去所改诗句）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
在这段话的下面，另有一段话道：
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
这里所说的“因索书甚迫”，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意思：脂砚斋主人借到了一本《秋树根偶谭》，《偶谭》的所有者在“壬午九月”向脂砚斋“索书”，所“索”即《偶谭》是也。由于“索”得太急迫，脂砚斋主人就匆忙地把书中有关杜甫祠的记载，过录到手边的《石头记》上，并加上几句说明——“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云云。可见这事不但与曹雪芹无干，甚至与《石头记》也是无干的，不过是借《石头记》的书头空白当速记簿耳。而吴恩裕先生却把它理解错了，还进一步引用了来作为曹雪芹死于癸未年的一条证据。这样的考据方法我看是欠妥的。
二
以上这则札记曾在1962年6月5日的《光明日报》东风版发表，题为《读〈脂批石头记〉随札》。我对《红楼梦》夙无研究，可以说没有发言权，平时也从不写有关“红学”的文章。1962年6月，正值影印脂批甲戌本《石头记》刚刚出版，我曾用以对照影印脂批庚辰本《石头记》翻阅了一下。披览之余，便信手写了上面的札记。在拙文发表五天之后，陈毓罴同志的大作《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答周汝昌、吴恩裕两先生》也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四一八期上发表了。文中也谈到上引庚辰本第二十一回的这一条脂批。他的意见同我是不谋而合的（我写札记时根本不知有陈文，而拙文之发表仅早于陈文五天，可见毓罴同志在写他的答辩文章时也并不知有拙文，因此不存在互为影响的问题）。到6月23日，吴恩裕先生《〈读脂批石头记随札〉读后》的大作也在东风版发表了。他指摘我没有把那段脂批的文字引全，是断章取义，各取所需。这在我是感到十分惶恐的。由于他知道俞平伯先生是我的老师，便把俞先生也牵涉进来，言外之意说我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也是有所“师承”的。这就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了。其实我当时只是为了节省篇幅而已，却未想到连老师也跟着受了牵累。为了以理服人，现将当年未引的批语迻录如下：
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现在我们退一步说，即如吴恩裕先生所论，脂砚斋主人引《秋树根偶谭》是由《石头记》中宝玉续《庄子》（原批作《庄子因》，乃浦初林云铭所作的一部诠释《庄子》的书，兹不蔓论）之文而发，而脂批所谓的“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的话，我以为仍当解为因索《偶谭》甚迫而“姑志于此”，单从《脂批》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索”的主语是曹雪芹，更体会不出这个“书”字就是指《石头记》。再退一步说，即使脂砚斋主人与曹雪芹不住在一起，所“索”之“书”就是这部《石头记》，而吴恩裕先生的立论之点，乃在于曹雪芹既因儿子生病，就必然不可能“索”回这部“书”去进行修改（这里又必须假定“索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修改原稿）；如果向人“索”了“书”，则儿子必未生病；儿子既未生病，则曹雪芹必不会因痛子之天殇而病逝于壬午年；所以曹雪芹就一定死于癸未。这种“逻辑”推理几乎全部借助于个人的主观想象，而缺乏想象力者如不佞之辈，只好是望洋兴叹，甘拜下风了。
其实当年争论曹雪芹究竟卒于壬午抑卒于癸未，本与《红楼梦》思想艺术的评价无干，只是围绕着《红楼梦》的上下四旁展开争论而已。不过从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总感到主癸未说者不免近于凿空而缺乏力证，不像主壬午说者毕竟还有一条甲戌本脂批可为依据。故虽不学，也不禁要来凑一下热闹了。
三
主张曹雪芹死于癸未年的同志不相信《甲戌本脂批》所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话，理由是这条眉批乃“甲午八月”所记。甲午是1774年，上距壬午（1762）已十二年，因时间太久，批书人可能误记了一年。最近读《甲戌本脂批》影印本，发现批语的款式是这样的：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原误作“余”）不遇癞（原误作“獭”）头和尚何！怅怅！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原误作“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甲午八月（原误作“日”）泪笔
自“今而后”以下，乃是另起一段文字；以文义论，亦可断可续，不必非上下相属不可。然则“壬午除夕”云云一段话是否“甲午八月”所批实大成问题。如果这一段话不是甲午年所写，又有什么理由硬说其中的“壬午”字样是脂砚斋误记呢！
我对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实在没有研究，今写此札，乃近于南郭吹竽，殊不值专家一笑耳。
四
上面这一则文字是与前面的第一节同时刊载在《光明日报》上的。文中虽未指名道姓，实是对周汝昌先生而发，因为说脂砚斋主人误记曹雪芹卒年的论点本始于周先生。大约周先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十足外行，所以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到了1965年，我在俞平伯先生处得见南京毛国瑶先生寄来的夹存于靖宽荣氏《红楼梦》旧钞本中的一张单页，单页上录有一条脂批，基本上与上引《甲戌本脂批》的两段文字相同而合为一段，末尾一行则作“甲申八月泪笔”。如果此纸所录可信，那么写这一条批语的时间只后于壬午除夕一年又七个多月，然则脂之误记雪芹卒年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当时我曾怂恿俞老写文章，俞老虽同意而并未动笔。1965年7月25日，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了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的大作，同时还附有这张单页的照片。周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并未对这条过录下来的脂批加以否定，相反，他倒是用比较客观的语气来说明原委，给人以此纸可信的印象。及1976年《红楼梦新证》增订再版，周汝昌先生乃一反前说，在《靖本传闻录》的篇末附记中写道：
……甲戌本中的批语，钞写相当工整，讹错不多（与庚辰本情况大不相同，对比便见），“甲午”二字十分清楚，原件仍在，历历可考。……再说，此残叶所录的批，在甲戌本原是两条，它却接连而书。此亦十分可疑。充其量，夕葵残叶亦不过同出过录，我们能否即据此孤零怪异的残叶（它的存在好像是专为解决“甲午”问题而来的）以定甲戌本之“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有商量余地。
显然对此条脂批残页又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了。我则以为“甲午”乃“甲申”之误书，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周先生所怀疑的几点，都可以做出实事求是的答复。第一，甲戌本也是一个过录本；不得因那张残叶是过录的就轻易否定之，贬低其价值。第二，甲戌本并非没有错字，而且错得有时还相当严重。即如这几句文字，“癞”误作“獭”，“幸”误作“本”，倘无上下文，简直不知说的是什么。特别是“甲午八月泪笔”这一行，“月”本误作“日”。夫“八月”既可误作“八日”，而“午”“申”两字本来形近，只要“申”字上端的纸墨略有坏损剥蚀，传抄时就非常容易被认作“午”字。那么又何以见得“午”字就一定不是“申”字的误字呢？当然，这种悬揣之词未必能把人说服，正如别人用这种揣测之词也未必能说服我一样。倒是我远在见到这张残页之前，就对一事感到可疑。即“甲午”这一年分（去声）上距脂批最集中的年份（如己卯、壬午、丁亥）毕竟隔得远了一些。它去壬午十二年，去丁亥亦有七年，与前面的年份差距太大。我实在怀疑脂砚斋主人是否比曹雪芹多活了这么多年。如果这批语是在甲申年写的，则上距己卯、壬午，下距乙酉、丁亥，都并不远，似乎更符合批书人的实际情况。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更多的资料的被发现，这里只不过提出我个人的一点想法而已。
五
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胡适主张生于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俞平伯、王利器主张生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周汝昌主张生于1724年（雍正二年）左右。俞说用张宜泉《春柳堂诗稿·伤芹溪居士》自注：“年未五旬而卒。”周说用敦诚《四松堂集·挽曹雪芹诗》：“四十年华付杳冥。”（诗的初稿是：“四十萧然太瘦生。”）我过去主观上是这样的看法：生年基本上宜从周汝昌先生说，即生于1724年或略早（“略早”与“左右”微异，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卒年应从甲戌本脂批。原因是：胡、俞、王说皆无力证，只凭考订者的主观愿望（如希望曹雪芹赶上曹家的繁华岁月，以及什么从某年到某年乃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这种不大科学的说法等）是说不服人的。如用周说而略有提前，则符合于敦诚诗句，且与张宜泉语亦不相悖。若谓曹之卒年为四十八九，则敦诚诗应说“五十年华”，而不应在诗的初稿、定稿中始终揪住“四十”字样不放，周说是也。
近读1979年第三期《北方论丛》，内载张锦池同志《〈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大作一篇。文中有一节专论“作者著书时的年龄”。张锦池同志根据甲戌、庚辰等脂批本《石头记》中的三条批语，认为曹雪芹可能生在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丁酉）。这三条脂批是：
一、“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第十三回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指出府中五大弊病，见庚辰本眉批。着重点是原引述者加的，下同）
二、“树倒猢狲散之语，余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第十三回之始庚辰本眉批）
三、“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原误作“今”）余悲（原误作“想”）恸，血泪盈□（原缺一字）。”（第十三回论五弊甲戌本眉批）
张文的考证步骤是：一、据施瑮《陏村先生遗集》卷六《病中杂赋》诗自注，指出“树倒猢狲散”是曹寅生前常说的话；二、列兴曹寅家中所遭到的三件大事，即曹寅之死、雍正上台和曹家被抄，从而往后各推三十五年，以确定这三条批语的时限；三、根据张锦池同志本人的分析和判断，认为这三件事中以从曹寅之死往后推算三十五年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张说实际上是以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即曹寅之卒年为起点，往后推三十五年到1747年（乾隆十二年丁卯），作为这三条脂批的写定年代，然后再上溯三十年至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为曹雪芹的生年。果依此说，则曹雪芹卒于壬午或癸未（张说对曹的卒年采取两存态度），年四十五或四十六，与敦诚、张宜泉两说均无大矛盾。这个说法，比胡适的主张早一年，比俞、王的主张迟两年。但张说是有具体数字作依据的，故与前人凭空臆测者并不相同。
这一新的说法究竟达到何种准确程度，还要经过检验才能判定。但我个人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比较有依据的考订方法，其说服力至少比只凭主观臆测然后横加武断的做法要强些。如果说什么叫作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看首先得持之有“故”，然后再看是否能言之成“理”。有故与成理相结合，即所谓“言之有物”。具备这个“物”，才有条件谈得上是不是唯物主义。
六
以上札记五则，于1979年8月写讫。虽炒冷饭，亦三易其稿。当时乃应《红楼梦研究集刊》之索，挥汗而作。不料《集刊》编委同志以为既属回锅剩饭，自无发表价值，遂尔搁置。原稿几经追索，直到1980年末，才物归本主。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吴恩裕先生不幸逝世，我的答辩文章，殆已近于无的放矢。现收入《漫稿》，聊志雪泥鸿爪之意而已。顷见1980年第四辑《红楼梦学刊》载有赵学端同志《对脂批“索书甚迫”的我见》一文，对当年吴、陈两家（鄙札实附陈文骥尾而已）的争议提出了新的看法，自足成一家之言。而1980年第三辑《学刊》所载香港梅廷秀先生《曹雪芹卒年新考》一文，对甲戌本脂批“壬午除夕”做了新的解释，这就给有关曹雪芹生卒年的研究工作打开了一条新路。尽管我是主张曹雪芹卒于壬午年的，但对梅文这一论断仍感到佩服。夫学问之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错了就改，后来居上，本属正常现象。固执己见，于人于己两无裨益，自不免为通人所讥也。
梅文第一段详析多少年来主张曹雪芹卒于“壬午”“癸未”的两派学说，以为皆有扦格难通之处，其说甚辩。虽不无可商榷之点，以其无关宏旨，姑不详论。而文章最精彩部分乃在第二段，即“‘壬午除夕’非雪芹卒年‘明文’，乃畸笏加批所署之日期”，确乎发前人之所未发。此说倘能成立，则证成主“壬午说”者都在被胡适的错误句读牵着鼻子走（包括我自己在内），真读书得间之笔。这里只想提出一点，即作为“壬午除夕”的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两句，与下面一段批语的内容确有相连贯之处；因为下一段批语也涉及“哭”与“泪”。这是过录者偶然把这几段批语写到一处呢，还是原应一气呵成地读下去？如属后者，则胡适之说亦并非毫无道理。正如梅文在注脚中所说，“胡适还不至这样浅薄”。即使搞错，也算“观过知仁”，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梅文第三段正面阐述了他的看法：“曹雪芹卒于甲申年春天。”在这一段末尾，梅氏认为他“得到了另一个有力的佐证”，这即我在上文谈及的“甲午八日”当依夕葵书屋过录的脂批残页所记，为“甲申八月”之误。私心窃所欣幸的是，梅文反过来也为证成鄙说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篇札记写到这里，确实可以收煞了。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能得出更精确的结论。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即庚申除夕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