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公去世以后我写了一个小文章，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其实那个文章我在庞公去世后就写了，没有急着发表，想看看山大或是哪儿是不是要编个论文集，一起集中地来纪念庞朴先生。后来我也没有收到邀稿信，就先独自发表了，主要就是谈谈九十年代与庞公的一些交往。
今天上午不是有同志说庞公“独学无友”嘛，我想可能庞公从个人学术渊源来讲，不像我们这样的，在大学里念研究生时有导师，但其实庞先生跟一些老师辈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我看庞先生跟张岱年先生的关系就不一般。大家可能没注意，就是张先生去世了以后我编了一本叫《不息集》，庞先生就有一篇文章，就是讲七六年的事。庞公不是七六年到北京吗？说张先生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当然这是他先去看张先生，张先生就回拜他。还有，七九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会，具体什么会我现在记不清了，有可能是中国哲学史学会刚成立回到北京开的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上张先生先讲话，讲话以后就让大家发言。一开始没有人马上说“我说”，就有那么一两分钟没有人发言，于是张先生就点名：“庞朴，你说吧。”可见张先生跟庞朴比较熟，也比较信任。也可以说那个时候张先生对庞朴此前发表的文章比较欣赏，我相信还不是孔子的那个文章，应该是他讨论五行的文章，张先生比较欣赏。张先生是二零零四年去世，零五年因为买了墓园，有雕塑家给立了像，骨灰安放仪式就在那里。当时像我们这样的门弟子肯定在场，包括羊涤生等，还有谁呢？就是庞朴先生。照相的时候，张先生的铜像在中间，我在左首，庞先生在右首，这么照的相。可见庞先生跟有一些老一辈的先生其实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也不会找到庞先生去，庞先生也不会去，就跟我们作弟子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提供这一个信息吧。
我要讲的一个什么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八十年代庞先生的作用。我想把这个问题提的更加具体一点，庞先生不仅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引领者。他在文化讨论的角色，大家只是说他是一个文化讨论的推动者，我觉得这个定位还不是特别明晰，我的界定是，他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先觉者。从八十年代前期，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五年，文化热真正应该是八五年开始的，八四年底到八五年开始。像中国文化书院是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做的。中国文化书院在文化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以前是我最先写的文章，把《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书院放在一起，我把《走向未来》叫做主张科学精神，把《文化中国与世界》叫做突出文化意识，中国文化书院就是关注传统。但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书院里各个学者的文化观念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李泽厚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那时候他们的主要观念，我觉得是比较靠近启蒙一路的，或者叫做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而不是对儒家文化价值有同情的了解。庞先生的角色和思想则是偏于同情了解的，但是这不是文化书院全体的倾向，文化书院里还有老包呢。庞先生是在最这边，像老包是在最那边的，后来汤一介先生讲过，他说在文化书院内部，庞朴是保守的，包遵信他们是激进的。所以从这话可以看出来，在文化书院里，庞先生的立场，是我们大家现在比较都接受的，就是对儒家文化意义价值比较有同情了解的。这在那个时候应该还是非常少的。当然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这样的人慢慢的多起来。
庞先生的文化主张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认为这应该是八五年，要说这个转变呢，先得说前面。前面就是办《中国哲学》初期那段，广辉应该也了解，我看他也讲了。《中国哲学》那一段是庞公、楼宇烈、包遵信几位先生，他们是主要推动者。其实这个推动，就像黎澍、丁伟志他们办《历史研究》，办《中国社会科学》，这些刊物当然是有学术性，但是就他们的理念来说，是要贴近改革开放的，是跟着党内改革派的思路走的。庞公、楼宇烈和老包，他们那个时候办的《中国哲学》，后面有个宗旨，就是改革开放的。那个时候针对的对象是中国哲学界内仍然坚持两个对子、两军对战，是针对那个的。那时候的斗争还是蛮激烈的。七九年开夏季讨论会，《中国哲学史研究》召开的，不同的观点交锋，斗争还是很激烈的，思想的转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我记得一九八零年的时候，可能九月十五还是九月十六，在民族宫开的《中国哲学》讨论会，上午是李洪林代表中宣部讲话，意思说有党中央在，你们才能在这开会，讲改革开放的话。可见那个时候，《中国哲学》虽然是一个非常学术化的刊物，水平非常高，但是就他们推动刊物的目的来讲，是开放、改革，那个时候还没有“保守”的声音。庞公后来到了文化书院却是扮演了“保守”的角色。前面一段是改革开放，于是后来就跟一些老先生也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尤其是老包，老包比较激进，我们张先生是很不满意的，也是当面批评了他，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老先生也是不满意的。但是到了八四年以后这个慢慢地化解了，好像大家都步伐整齐地一起都走向改革开放了，也不讲这些事了。庞公当时就是属于开放的群体之一，所以我就说八十年代最早期，虽然庞公写了孔子的文章，还是奉命写的，但总体来讲，这个阶段庞公是一个开放派、改革派，是以这么一个的姿态进入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但是到了庞公接受教科文的工作，到了庞公八四年去美国，应该是是八五年回来的，八四年下半学期去了，八五年上半学期回来，我觉得这段历程其实对他是有作用的。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到美国的人一定都会有改变，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从参加教科文的工作再到美国的这段工作，对庞公的文化观有影响。
顺便讲一句，我八六年不是要去美国吗，五月份杜维明先生给我打了电报，说鲁斯基金同意你可以去哈佛访学。我就回过头来打听，谁用鲁斯基金去过，说庞公去过，田余庆先生去过，他们都是在美国西部。我就赶紧跑庞公家去请教。庞公说，原来以为去个半年一年英文就拿下来了，结果去了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放弃了，说后来几个月到处跑，因为英文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去哈佛的时候，我是八六年去的，八八年回来，我到美国时也弄了英文，但是没有把英文作为一个主要的事，就是吸收了庞公的观点。当然我也没有像庞公那样到处跑，我是钻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实实在在看书。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跟港台还是隔绝的，大陆根本看不到港台的书，我们好几十年港台的书都没有看过，我想得利用两年的时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把这些书好好看看。当然，早知道到八八年两岸就开放了，我就不用那么死看书，也可以到处转转。所以，就是那两年，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使劲看过去几十年他们的书。当然当时田余庆先生家我也去过，这里我想回应早上有人讲的，就是我觉得把庞公说成好像是一个信息很不开放、什么事都闷在里头，好像庞公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不全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心的事情，每个人也都有闷的一面，而且人与人的交情也不一样，你和人家交情也不深，对你也不了解，哪能说把所有的话跟你说一遍？不可能。庞公是我接触的学者里面笑容最多的学者，很多也是开心的笑，大家回想看看，是不是这样？我到田余庆先生那里，田余庆先生话很少，非常严肃，不苟言笑，和在庞公那儿完全不同。庞公是谈笑风生地跟我讲了在美国的那些事，田先生则非常严肃，没有多少话。当然人的性格不同，我就是回应早上的一个讨论，对庞公的刻画不是很全面。
庞先生在这一阶段，从参加教科文到美国回来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就是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讲法，新的讲法就是“儒家人文主义”。用儒家人文主义的概念，概括这时候他对儒学价值的“平议”，平议就是平实的、有同情的了解。因为在八十年代初，像八零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部分人对儒学的态度还是批判封建主义，把儒家当做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用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刻画，不讲学术的研究，思想理论上来讲把它更多地做封建主义，包括我们任先生也是，任先生之所以要讲儒学是宗教宗教在这里不是好的意思，它是不好的意思，是说儒家是宗教，所以儒家不好。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因为文革后1980年政治局作了决定要反对封建主义。当时大家反思文革，认为有一个反封建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个反封建的任务就是要批判儒家，把儒家从宗教的角度去批判。反封建是当时启蒙思潮的一个主要的运动。但是庞先生从参加教科文到美国回来，我觉得他已经转过来了，他不是用这个，他是用人文主义，中国人文主义、儒家人文主义，用这个在理论上讲他对儒家的了解。其次，就是早上大家提到的民族性，文化的民族性。大多数的人那时候主要是讲文化的现代性，就是我刚才讲的，包括文化书院多数人，是强调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认为光有四个现代化还不够，还要有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是强调这个。谁讲文化的民族性呢？我觉得还是庞公，庞公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讲这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庞公是在八五年这个时期形成他的观点。应该说在当时，在这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学者里面，庞公就是先觉者。就是对我们怎么全面看儒家文化、怎么了解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庞公就是先觉者，当然在这以后慢慢的人多了。我觉得这是我要补充前面的。
最后再讲一个小的故事。就是九五年我和庞公受杜先生的邀请到夏威夷大学开会，庞公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用笔记本了。那天晚上我正和庞公聊天，有人敲门，我一看，是成中英，拿着他的笔记本来了，让庞公给他修他那个电脑，他怎么知道庞公可以帮他修电脑呢？应该也是听说庞公有这个本事。他是在美国买的电脑，里面的软件应该都是美国的东西。庞公就帮他弄，这个线接那个线，反正后来就帮他搞好了。庞公还真是能下工夫，下我们别人下不了的功夫。因为九十年代刚用电脑的时候，是用这个dos命令，dos命令都是一个一个背的，不像今天有鼠标。这些命令庞公脑子都可以记住，我们根本记不住。到了九七年，夏天我们在哈佛，庞公就送给我一个笔记本电脑，是他女儿新给他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笔记本电脑可用了。我要说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庞公已经用了一阵子了笔记本电脑，庞公的电脑那个时候已经有《十三经》的软件，就是可以检索的软件。庞公是很先进的。因为我跟广辉九二年到中央研究院的时候，那时只有傅斯年图书馆里面能检索，那个机器非常大，可是没几年庞公的小电脑里已经有了，不知道他是怎么就有了那个东西。过了一年，九八年我们做简帛的时候，庞公上手就比别人都快，必先利其器，庞公对电子资源已经开始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互联网，与今天还是有差别的，现在有了互联网就方便更多。比方在哈佛的时候庞先生写了一张纸给我，说我做《东西均》注释有些问题，他说我碰到了几个问题，让我看看。我当然也只能解决三、四个问题，其他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现在百度上一搜索就出来了，时代在变化，庞先生他是始终能跟上时代的。
（2015年12月26日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儒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纪念庞朴先生逝世一周年座谈会”的发言）
（尼山学堂 王学成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