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转向孙中山:共和先驱易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21-05-14 08: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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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通行的认识有别,清季共和观念的引进和思想的勃兴,梁启超实有开创之功。正是由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不顾康有为的高压,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依托,进行坚持不懈的宣传,才使得共和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并造成共和思潮初盛的局面。许多亲历者回忆早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物,不约而同都会提到梁启超。而且梁不仅发挥了启蒙的作用,导致了“种瓜得豆”,更是正面倡导鼓吹共和观念的先行者。只是当共和思想开始发酵蔓延之时,从新大陆东归的梁启超却告别共和,退到开明专制。这一大幅度的倒退之举,使得热血青年和激进人士纷纷弃之而去,转而拥护坚持反清革命的孙中山,使得梁启超失去共和先驱的历史地位。而后者适时趁势采用原来因为容易引发歧义而不以为然的汉语共和概念,很快就化身成为中国共和革命的旗帜北辰。

  

   第一节 共和学校

  

   《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密集的介绍宣传,使得“共和”的观念越来越普遍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1901年4月19日,杭州方言学社开学,蔡元培演说道:“吾闻学校之事,与国宪之变迁有关系。国宪三变:曰专制,于春秋为据乱世;曰立宪,为升平世;曰共和,为太平世。学校亦然。专制体为学堂,为初学导门径者也。其总理谙于学问之事,管理之法,延访教习,进退学生,皆符公理则效,否则脂聿敷衍,为学官、书院之附庸而已。共和体为学会,为成学结团体者也。其会友皆有确实坚忍之气,相借相长,以求进步则效,否则剽窃时论,苟以哗众榜名,则亦征逐嬉游之变相而已。若乃立宪体,则以学会之体,举学堂之实,议事取公论,治事有专责,既不阏自由之权,又不为无法之形,舍短取长,殆无遗憾。论者谓今世界政体,惟立宪最宜,吾于学校亦云。”[1] 三世说与近代政治相关联,与康梁师徒不无关系。蔡元培此说虽与政体相联,却未必是为君主立宪政体张本,而是从教育的角度说明学堂以仿立宪体制协调各方为宜。至于共和体,则适用于学会团体的层面,而且必须成员已经具备相应素质,否则有害无益。

   是年6、7月间,孙宝瑄仔细阅读了吾妻兵治翻译的伯伦知理《国家学》,觉得“共和国纵令制度得其宜,要之须使政府势威,足以立万民之上,大权足以制御国民”。他显然赞成君主立宪,认为“君治世袭之国,不可不扶民权。共和政体之国,不可不重君权”,批评“世多谓立宪共和政体,其君可以拱手无为,谬也。《国家学》曰:无为素餐,非人君之道。忘山居士曰:君岂可无为,立宪政体特存世袭君位,以杜觊觎争位之乱,其实徒有君之名耳。国中之事,举听命于相,故君可以无为,君之实已移于相,是故立宪国惟以相为真君。若共和国,则不立相,君即相也,相即君也。观于立宪国之相,共和国之君,皆不能无为,则知能无为者实非君也”。所说共和政体,正是上下共和的君主立宪,而共和国虽然无君,却将不同政体的实际权力之所在一概视为君,所重视的还是威权。

   孙宝瑄原来“惟知君权之专制,及读《国家学》,乃知复有民权之专制。何谓民权专制?即乱民之横暴,荡坏宪法,恣行无忌弹也”[2] 。由此悟到,无论君权、民权,都应该分权并有所限制,以防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专制。1902年10月,他又比较中西政体的异同,以为“西人以立法、司法、行法三部,组织而成国家,使互相牵制。此与我国设官,外使总督、巡抚、布政使及将军等互相牵制,内使军机大臣、六部满汉尚书侍郎等互相牵制,用意正同,皆所以杜人之擅权也。然而我国则因不能擅权者,遂不能行权。西国则虽不能擅权,而可以行权。立宪之国,共和与专制同时而并用,立法用共和,行法用专制。共和,民权也。专制,君权也。留一尊严不可犯之君,使为一国之代表,而阴削其权,归之于相,故相负责任,而君不负责任也”。次月又进而论道:“专制,君权也。共和,民权也。余每主君民二权兼用者,盖立法须用共和,行法须用专制,万古不易之理。今人于二权之界不能划清,于是主民权者,并行法亦欲用共和,主君权者,并立法亦欲用专制。此大悖也。”[3] 这样的领悟,既抓住了中西体制迥异的根本,又指出了误解新制的关键。

   蔡元培和孙宝瑄,都是趋新的知识人,关注新思想、新学说,自在情理之中。有趣的是,政体问题还成为科举考试的题目。1902年,湖北乡试的策论题为《俄主专制、英主立宪、美主共和,政策之宗旨不同,国民之感动顿异,试抉其利病得失之政策》。获得头名的考卷破题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何,政体之范围是也。”并以俄、英、美三者为代表,说明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各自的利弊。[4] 该省乡试的论题及考生答卷表现出来的倾向,引起一些争议。《申报》刊载《君权民权释义》,指湖北士子受君民平等之邪说的影响,并批驳共和弊政。[5] 考试的举子未必真的相信新知,而是科举改革,增加策论,依据各种选编时论的科场书,临时抱佛脚,将一二新词敷衍成文。尽管如此,科考对士子的强大泛吸引力,促进了大范围的政治学说传播,普及速成的效果相当显著。

   “共和”观念及其学说的快速蔓延,引起当局的警觉,盛宣怀因而奏请推广译书,理由之一,是要在林林总总的思想学说中“审流别而定宗旨”。他认为:“泰西政俗流别不同,有君主专制之政治,有君主宪法之政治,有民权共和之政治,有民权专制之政治。美民主而共和,法民主而专制,其法律议论,判然与中夏殊风。英之宪法略近尊严,顾国体亦与我不同。惟德意志自毕士马以来,尊崇帝国,裁抑民权,划然有整齐严肃之风。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后之政绩。俄虽号君主专制之国,其法律多效自法人,制度与国体参差,故邦本杌陧而世有内乱,不若日、德之巩固也。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适宜而可用。”[6] 如此具体明确地规定政治导向,预示了清廷预备立宪的蓝图和目标。

   在整个社会中,青年学生是“共和”观念的信奉者,同时也是共和制度的谋求者。1902年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最能体现“共和”观念在大都市的学界深入人心的情形。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源于个别班级反抗教员和校方的专制,而全体学生齐心协力,一律退学。为了善后,避免出现此前其他学堂风潮虎头蛇尾、牺牲过大的问题,同学林洲髓、项炜臣提出对策。在他们看来:“一致退学者,消极的而非积极的也,破坏主义而非建设主义也,脱专制之扼而未由共和之途也。”他们为同学诸君所陈建设之策:“拟名之以苦学界,而分之为共和学校、共和营业之两部。共和学校:一、定章程立学课延教员皆公议,以多数决之。一、立自治制以全共和学校学生之资格。一、揭公学退学始末记及张园影相公启告白等种种有关系之稿于会堂,以防他日渐趋专制之弊。共和营业:一、共有资本,有财者出财,无财者延长劳动若干时以当之。一、协同劳动,若干岁以上每人每日劳动皆若干时,能著作者能译述者能编辑者能词章者能书画者,为书为报为美术品设肆售之。一、旁求赞助。……一、公配利润,以若干分为学校费,若干分为保险费,其有赢,均分于各人,以为赘泽,若储蓄之需。”

   这样的共和学校及共和营业,显然不仅仅限于民权即政治平等的范畴,更深入到经济平等的层面,所以善后策明确指出:“呜呼!我同学诸君果能以此主义贯彻始终,吾同学诸君者,实学生社会之中心,而社会主义之现象也。”政治平等为资本主义,经济平等为社会主义,如此清晰地分界,显示学生的学理把握相当准确。

   南洋公学退学生的要求得到中国教育会的积极响应,为此,教育会在张园召开特别会,会上发表演说,说明:“今日所以特别会之故,以南洋公学学生不受无礼之压制,全学告退,欲组织一共和学校,陈意见于我本会请协助。……我等理想的国家,决非俄罗斯,决非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我辈欲造成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世界之事,有主因而助因,理想在共和,而办事稍带专制气味,其结果便不能纯粹。本会办事所以纯用共和法也。但欲办共和的事,必要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曰独立自尊之气节,一曰舍己为群之公法。前者谓之权利,后者谓之义务。”南洋公学退学生“为一二人受压制而全学争之,牺牲个人之利益于同学,是真舍己为群之风,所以诸君真有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与本会会员理想相合无间。本会如不协助,是自杀其主义,今日便当解散此会矣”。

   会前学生事先向中国教育会提出意见书,要求设共和学校,开共和报,派游学。限于实力,中国教育会当场认可协助建设共和学校事宜,其余则须后续再议。[7]

   严格说来,南洋公学风潮不过是学生与教员及校方的冲突,可是退学生乃至中国教育会却视为专制与共和的对抗,并且在后来的叙述中,不断凸显风潮的反专制求共和的性质。1903年,南洋公学退学生编辑出版了《教育界之风潮》,详细叙述风潮的渊源、过程、结局和反响,除了与风潮相关的历史文本如学生团体的历次演讲外,还有后来附加的评述性文字,在这部分中,学生追求自由共和、反对专制的理念和形象明显较前清晰。该书称:

   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时代也,民族主义普行之时代也,专制帝国昔也以为常,今也以为奇,专制政体昔也治民易,今也治民难。法君主也,今民主矣;日本专制也,今立宪矣;俄君主也,全国之风涛已震动矣。……专制一物,诚二十世纪全世界所屏斥者矣。空气自由,天日自由,观听自由,所遇皆自由,而强欲其不自由,人孰有不起而争者。……学生者,爱自由最盛者也,彼爱之而公等恨之,何哉?学生者,谈共和最广者也,彼谈之而公等禁之,何哉?学生非能别创一见,故与旧说相抗也。风潮激之,见闻动之,游于共和之乡,达于共和之地,优游焉,梦寐焉,思想于是而大变,天道循环,物极必返,专制弊不以共和继之,逆天也。吾闻之,逆天者亡,万物皆贱,惟道独尊。人欲共和而我独专制,谓之失道。……公等当顺天,当求得道,则顺天者共和也,非专制也,得道者共和也,非专制也,惟共

   和能久存于世界,惟共和能深得夫人心。[8]

   与之相对,个别教职员和校方则被描绘成专制的化身,沈曾植首当其冲,“二十世纪,举世皆共和,不共和则为鄙夫;举世谈公理,废公理则为野蛮;举世尚新学,仇新学则为群贼。有一人焉,不识共和,不知公理,不喜新学,而甘为鄙夫、野蛮、群贼,沈曾植也”[9] 。其实沈曾植虽然在固有学术文化方面主张守成,政治上却并非纯然守旧。此类戊戌时的老维新派到新世纪开端即被视为保守,正是社会求变之心日趋激进的体现。

   专制与共和在校园和学界里的冲突,毕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随着风潮的蔓延,局部的矛盾很快便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所以《教育界之风潮》的编者“爱国青年”论道:“专制之弊也久矣,大清律法何人所定耶?亦曾商诸人民耶?以不公之法,强民以必从,且科以重罪,俾四万万人群居天罗地网中,为风中之烛、涧底之鱼,岌岌无以自存。令彼立宪共和诸国以议院组织政体者,群嗤其愚。且非特不广采舆论,以诏风俗而全人情也,变本加厉,夷灭平民,鱼肉贫苦之苍生,剥削四方之膏血,无事之时,强人以必从,有事之际,又制人使不得不从,使居其下者,侧目而视,裹足不前。凡政府诸人之守法律者,皆为其仇敌,众怒难犯,发逆之蔓延,匪徒之恣肆,皆以此耳。且天下如是其大,四海如是其广,宁可以一人之私见成事乎。”由此看来,学校专制其实是由国家专制所决定和支配。

   与专制之国形成鲜明对照:“彼共和诸邦法律,经上议院认定,而未宣告于议院,犹不可著为定法,而况臆定法律。为国家谋权利,而于民之利害损益,绝不一措意,欲人民不与为难,不为偭规越矩之事,犹掣其肘而使之行,钳其口而使之谏也,可乎哉。”[10] 专制政治的不合理使得反专制言行如影随形,理所当然。

国家政治的问题,关乎每一位国民:“君主之利害,皆在臣下之手,专制政体推行之久暂,皆悬于臣下之举动,臣下而好共和,君主即酷好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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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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