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日记里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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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伊始,尚处于对峙状态的中国南北方分别改用阳历,只是开始实行的时间略有不同,光复的南方各省,从1912年1月1日起即遵照南京临时政府的命令改用阳历,而袁世凯控制的北方省份,则是从旧历新正才改行阳历。

   历法正朔关乎统系,即统治的正当性,晚清以来,又成为文明与否的指标。辛亥年草拟宪法之时,纂拟宪法协理大臣李家驹就以颁历为中国历史上大权之一,要求增入正文。而反清人士早就纷纷改用算法各异的黄帝纪年,以示与清王朝脱离关系。各省独立后,新政权也多采用黄帝纪年。1911年12月中旬,湖北军政府各部总稽查苏成章等呈请大都督通电各省,一律剪发不易服,并颁行新历。内务部遵批议复:“原呈内称‘颁历尤属急务’一节,查尚寅之建,相因已非一世,骤更为难。该总稽查等所谓不为无见。属部业经开工刊印中华民国黄帝纪元新历,并仿照泰西各国月份牌式将西历附载”。“十月二十六日奉大都督批发各部总稽查处,请颁壬子年历书以新天下耳目。于是由印铸科长方作舟等刊印黄帝纪元壬子年历书,附戴【载】西历月份牌式,为习用阳历之预备,颁发各属一律通行。嗣因南京政府成立,始改用纯粹阳历焉。”12月31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开会,决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于次日起实行。当日,上海军政分府即电告各省:“现奉孙大总统谕,中华民国采用阳历,期于一新耳目,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即以十一月十三日改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日”。要求转饬所属,出示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遵照。

   本来清廷也有自1912年1月1日改用阳历的打算,九月三十日(11.20),资政院开会讨论剪发、改用阳历各案,议决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元旦,用阳历而不废年号。十月初一(11.21),恽毓鼎闻知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极为不满,“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改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议员见识若此,何值一钱?”并指资政院谘议局为亡国三妖之一。十月十七日(12.7),清廷降旨臣民准其自由剪发、改用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可是此时清王朝已经焦头烂额,于此不急之务,无暇分心旁顾,结果不了了之。阳历新正这一天,郑孝胥记到:“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辛亥十二月三十日,即1912年2月17日,坐上临时大总统大位的袁世凯发表布告:“现在共和政体,业已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应自阴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日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署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年正月初一日字样。从此,整个中国从法理上进入通用阳历的共和时代,本义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进入民国的各色人等,在日记中采用何种形式纪年,大体可以反应其在新国旧主之间亲疏向背的态度。沿用宣统年号者,即自认为遗老遗民,改用民国纪元者,则是拥护共和,或接受民国。若二者兼用,不是出于方便的考虑,就是心绪上依违两可。虽用旧历却不用宣统年号,或另有曲隐,或不过习惯而已。

   阳历1月1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叶绍钧照常到校上课,有同学说中华民国已经改用阳历,“众未信,电话询民政长,果然。则今日元旦也,年假之期当于是数日前矣。以未及知,故未及放,而习惯上有所未便,故知之亦不即放年假。特元旦则必须假,遂放假。”叶绍钧的日记,从也这一天起改用阳历。新年新国新气象,处置罪犯由杀头改为枪毙;剪发去辫者日多,学生家长也纷纷将辫子剪去;同学们为了与校长合影留别,不愿着虏廷服饰,决定改穿西装,没有的只好到处找亲友借;书肆出售孙中山总统的肖像,印制精美;一般人事事节省,易服与时尚者改穿皮鞋,旧式鞋业价格大跌;民国的第一个元宵,同学们集资庆祝,张灯结彩放炮,提灯游行,炮竹声中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

   该校监督袁希洛是同盟会员,光复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参事和江苏省代表,正忙于议订宪法,短期回校。他反对宪法赋予总统种种特权,以防同胞永远受无量之亏,又不赞成擅长文字的某君为内阁总理。考虑到“毕业后势难求学,不求学则必有所事事,方可免惰民之诮,更求免冻馁之忧”,该校几位同学联名写信给袁希洛谋职。(79)他们的想法是:“世界进化全赖工商,人生职业舍此莫属,我侪他日之职业,将于是选择矣。如云政治等界,为服务之事业,讵人生之至乐,并非可终身居者,于意殊无当焉。然吾侪实业专门之学曾未问津,虽求学之时日非缺,而求学之能力已殚,则得一正当之职业以立身而处世,且难乎其难矣,亦微可怜也。”(82)叶绍钧等人向南京政界谋职事,袁希洛颇不赞成,一则无位置,再则希望他们在地方任事,不行则小学教师亦可。

   恰在彷徨之际,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在留园召开成立大会,王伯祥、顾颉刚、叶绍钧等相约赴会,与会者有六七百之众,会上素抱社会主义的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发表演说,讲述社会主义的起源、进行方法、各国社会党状况,认为社会主义可将宗教家所谓人生最完美幸福的理想天堂的极乐世界,实现于现实;主张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消除贫富贵贱的阶级,提倡社会教育和工商实业,同胞的程度齐而经济裕,达到绝对平等自由。英国社会党最发达,而瑞士社会主义为模范,美、俄、法等国信奉者日多。至于东方,日本的社会主义难以发达,有待于中华,中国适合于社会主义。“其语详括简要,条理明晰,不愧为此主义之先觉者,而其演说才亦至可钦佩。”(80—81)随后,三人正式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苏州一地该党党员即达200余人。与顾颉刚相比,叶绍钧参与该党活动的热情较低,且对党人陈义过高,不能为一般劳动者所接受有所担忧,又对吸收党员过滥有所不满,不过他对社会主义则充满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唯我之力,可以发展于现世界,以至于消灭宗教。(90-91)

   1月28日,该校举行毕业仪式,袁希洛演讲,谓“经营缔造弥困苦艰难,而一国中之操大势趋向之权者,实在中等社会人。君等由中学毕业入社会,自必进中等社会矣,可不勉之。”(88)叶绍钧等人面向现实,改求小学教师位置,经多方努力,终于得到言子庙初小教员之职。虽然志不在此,也可以作为一种历练。而且胡先生告以小学教育可由学生转移其家庭,并为其他家庭所仿效,“其责洵非轻浅也”。(94)

   个人前途之外,叶绍钧继续关注时局,他坚决反对优待清室,认为“以君主而加于人之上,为不平等,故推翻之。而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岂以巨数金钱,作其甘心退之报酬乎?更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清帝之去易事也,最重要者其安固民生,巩斯民国耳。”(94-95)恰好这时社会党也对议和之事颇有意见,专门开会讨论,陈翼龙发言,指清帝逊位予以优待、袁世凯统辖北方等事,决非南京参议院中少数人可取决而实行之,“必待其逊位,是仿佛待命于清帝,而民国之建立皆清帝之主动矣。清帝既为君主,则即为民生之恶魔。试问有出巨资以优待恶魔者乎?况其资皆出之于民者也,试问民生果愿之乎?”既然南北相和,孙中山、袁世凯或第三人为大总统,“当合全国民之公意而定之”,不能即由袁世凯当然统辖北方。鉴于事关全体国民,提议派人到上海,联合国事纠正会,掌握实据,逐条驳斥,广泛宣传,“必至修正议和条件而止”。获得到场者的一致赞成。(96)

   叶绍钧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虽然用心良苦,“而孰知南人之心有大不服袁世凯者乎?袁世凯挟清帝以为奇货,要求优待,要求厚礼,无非以示自己之威耳;今果堕其术中,又复莫之奈何,乃多方运动,使之任总统之职。以专制之魔王而任共和国之总统,吾不知其可也!如火如荼之革命,大雄无畏之革命家,竖自由旗,策国民军,血花飞舞,城市灰烬,乃其结果则为不三不四之和议,为袁世凯任大总统。呜呼!吾希望者已失望矣,奈何!更可恶者则为参政院,选举而可预先约通,则何必选举哉??此中人大半皆清廷政界走狗,今则改面易目,居然民国议员,可鄙!于此一思,令热心人长灰心之念”。(97)

   2月18日,社会党举行党员大会,在上海办《社会日报》的刘铁民发表演说,“言袁世凯之必不能为吾民造福,而苟就今日之大势以遽已,则所谓共和非真共和,第二次革命在指顾间耳。”(98)语至痛切,与会者百余人皆鼓掌不止。该党议决反对袁世凯为总统的进行办法,分别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一为直接表明反对之意,一为请设法挽救。叶绍钧认为发电肯定无效,“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于死,再则运动军队及全国同胞以解散现今之参议院,更由全国人民公举议员以举定大总统。”如果参议院另举不适当者为总统,第二次革命仍然在所难免。(98-99)

   社会党定期举办演讲会,讲题包括遗产归公、教育平等、融化种界等,形式生动活泼,内容理真而辞显,反应强烈,效果显著。可惜好景不长,不久,社会党苏州支部主任干事陈翼龙辞职,前往南京就友人所与位置,顾颉刚等人深切挽留,陈告以此行欲集巨款,访密友,结秘密团体,一旦成功,必常来苏州。(103)陈翼龙去后,苏州社会党虽然照样活动,只是会场上已无精彩可言。

   就个人事业而言,拥抱民国的叶绍钧并不顺利,困于经济,他不能从事最心向往之的办报,初小教员的位置也受到解职旧教员的排斥。得知王伯祥家债台高筑,常常早出晚归,以避债主讨债,叶绍钧不禁悲人人快乐的黄金世界,只能悬诸理想。(117)自己的教书生涯也不轻松,辛苦,唯恐误人子弟。不过,这些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从革命变动中获益不少,社会主义之外,叶绍钧和顾颉刚等人常常谈论无政府主义、俭奢之心以及孔孟之道。叶绍钧觉得无政府主义无甚高妙之学说,尚俭与尚奢,随环境而变化。顾颉刚则指孔子之言为专制帝王之脚本,用以锢民奴心,以固帝制。孟子所谓王道、治民,与孔子相同。“夫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王道?同是人,何必受公之理治?视君王天子则若高出乎人类之中者,而其余同胞则悉处于被动之地位。若此学说有可尊之价值乎?且如为孔立庙,春秋祭祀,直是奴隶其心志,其害甚于迷信宗教矣。”(105)这番“蔑侮圣教”的小子狂言,可见其后来疑古,确有反对孔孟之道为帝制服务的渊源用心。

   吴宓后来自称:“宓当时对革命事业,既未参加,且甚不赞成。至若陈君衍表兄(之硕)之奔赴南京,参加新政府,并非热心革命(其对革命及新政府,批评尤深刻),而因必须积极活动(时年二十五),为全家老幼谋生计也。”虽然是当事人的自述,也有不尽不实之处。确切而言,吴宓虽然不愿意社会政治动荡,却痛恨专制,而且随着革命爆发后政局的变化,越来越不满于清朝尤其是满人的所作所为。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惶恐、愤懑、焦虑和内心挣扎之后,他终于和同学一起南下上海,投奔在《民立报》临时兼职的父亲。

   1912年1月22日,避居上海的吴宓到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报名。其父与于右任等关系密切,在《民立报》寄宿,兼助校对。由于父亲的关系,吴宓常到《民立报》社,每日看《民立报》。其时蔡元培等人发起进德会,吴宓看过章程,觉得主张合于自己的宗旨,且实行不难,很想加入为乙部特别会员。虽然最终未能列名其中,还是愿意破除嗜好,养成习性。他在电车上见有华人脑后犹垂长辫者,同乘西人执其辫问道:“此物何名?其人答曰:此物中国名之曰辫发。西人笑曰:中国人素无是物,焉得有是名乎?其人下惭,迨车停即下,趋理发店剪去其辫。事亦足解颐也。”

考取圣约翰后,三月开学,吴宓前往住校。该校虽然收费最贵、英文程度最高,吴宓开始还担心自己英文浅薄,力有不及。谁知各种科学并不完备,课程又多是学过的,相当浅薄。只有英文和世界史值得学习。管理则多舍本逐末,星期日亦不许外出,而每日必须祈祷,令人难堪。诸多不满之下,吴宓萌生回到清华复读的念头。只要清华重开,“则余等必弃此而归就彼矣。”(一,206)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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