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孙中山民族复兴思想的国际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0 次 更新时间:2022-10-15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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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华  


孙中山民族复兴思想的国际视野


俞祖华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从国际视角看,孙中山所呼唤的民族复兴是要使已经跌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恢复往昔曾有过的“东方首出之邦”、“世界中的独强”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他确立了“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目标定位,一再表达了建设最富强、最先进、最文明国家的愿望,反复阐述了“驾乎欧美之上”的赶超思想;他提出要采取“开放主义”的实现路径,强调“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1];他要求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尽到更大的责任,希望通过实现民族复兴使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再次做出较大的、更大的贡献,一再倡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实现世界大同的使命担当。

【关键词】孙中山   民族复兴  开放主义  大同主义



“孙中山先生为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第一个响亮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2],发出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声;同时,他躬行践履,为振兴中华民族进行不屈不饶的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闸门。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思考与对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始终离不开国际视角的观照,始终离不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考量,其“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目标定位、“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的实现路径、“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的全球使命,无不体现出宏阔的世界视野与深远的人类情怀。



从国际视角看,孙中山所呼唤的民族复兴是要使已经跌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恢复往昔曾有过的“东方首出之邦”、“世界中的独强”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民族复兴是指雄居于世界东方之颠的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衰落之后,重新走向兴盛、辉煌,重新发展成为处于世界先进前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强国”[3],“复兴的基本含义,当指中国恢复到如同中国古代盛世之时,在国际上的强国地位”[4]。孙中山回顾了古老中国曾有的辉煌,分析了近代中国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表达了“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使中国重新处于世界前列的愿望。他对往昔强盛、当时衰弱与未来复兴的描述,都立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一视角。

孙中山阐述了古老中国的昔日辉煌。他在1896年11月的《复翟理斯函》中指出:“足下昔游敝邦,潜心经史,当必能恍然于敝国古先圣贤王教化文明之盛也。”[5]他在1913年初的演说中指出,“吾中华民国,为世界最伟大之国”,只是近世落后了,“中国此次之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6],“我中华民国历史上数千年称为文明古国”[7]。他在1914年为《战学入门》一书所写序言中称“我中华为世界独存之古国,开化最早”[8]。他在1917-1919年写成的《建国方略》中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之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之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又说:中国“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雄矣。”[9]他在1924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文化曾“较西方各国的文化高的多”,“几世纪以前,中国为现代世界上各文明国之冠”[10];在2月3日发表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中指出:“故中国最强盛时代,领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喜马拉雅山以南,东至东海以东,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最强盛时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邻,亚洲西南各国,无不以称藩朝贡为荣”;在2月17日发表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中指出:“中国的文化比欧洲文化早几千年,欧洲文化最早的时代是希腊、罗马,到了罗马才最强盛,罗马不过与中国的汉朝同时”;在3月2日发表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指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象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11]

孙中山痛陈了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他在1894年11月的《兴中会章程》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12]他在1895年10月的《拟创立农学会书》中指出:“我中国衰败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经年,全军几至覆没,丧师赔款,蒙耻启羞,割地求和,损威失体,外洋传播,编成笑谈之资。”[13]他在1921年12月对滇赣粤军发表的演说中指出,“革命以后,满清虽已推倒,而已失之国权与土地,仍操诸外国,未能收回”,“中华民国国家,尚不免成为半独立国”[14]。他在1924年的《民族主义》演讲中指出:“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做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消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叫做次殖民地”[15]。

孙中山呼唤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使中国重新发展成为世界领先、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大国强国。他立足于国际视野,提出了建设最富强、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使中国为世界第一”的目标定位。这种定位,首先是在世界上处领先地位,有诸如“凌驾全球”、“最大的强国”、“第一等强国”、“头等大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驾乎各国之上”、“驾乎列强之上”、“全球第一之强国”、“为世界之冠”、“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等各种说法;其次是一种全方位的赶超,不仅道德文明比外国先进,物质文明也要与外国并驾齐驱,在民主政治、铁路交通、物质文明、武力强盛等各个方面都要走在前列。他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就表达过“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架欧洲而上之”[16]的思想;在次年10月的《拟创立农学会》一文中强调“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17];在1903年的《致麦格雷戈夫人函》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每一精明的观察者,都认为它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国家,倘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并对其加以适当利用,则中国将来定能成为最大的强国”[18];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表示“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要求“建头一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19]。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对恢复中华民族世界领先的国际地位,更是充满信心。1912年8月29日,他在演说中表示“必使中华民国立于地球上为莫大之强国而后快”,希望同胞共同努力使“中华民国为最富最强之国”、“地球上最有名、最富强之国”[20];9月3日,他在演说中称“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21]; 9月21日,他在演说中表示希望“大家必须合力共作,则我中华民国始克进于最富、最大之列矧以我中华民国之人数当全世界四分之一,若从此猛力图强,不难骤晋于第一等强国”[22];10月22日,他在演说中称“以我国地方之大,人口之众,物产之丰,人材之众,革命之后,若能一心一德.从事建设,必能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23]。1913年3月,他在演说中指出:“若我四万万人,以爱身爱家之思想之能力,合而爱国,则我国之富强,对内对外,可以在地球上占第一强国。”[24]1919年,他指出:“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25]1921年7月,他在致廖仲恺的信中提出加强国防建设,使中国成为“世界一等大强国”[26];12月,他在演说中指出:“预料此次革命成功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27]1924年,他在《民族主义》的讲演中指出,“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要“恢复到头一个地位”,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28]。

在孙中山看来,按国际标准达到“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民族复兴目标,可以在“最速时间”内实现。他多次提出了“媲美欧洲”、追赶美国、后来居上的时间表。如:他在1905年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讲演中满怀豪情地说:中国一度落后于西方,“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又说:“日本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29]。他后来提到“当革命之初,吾党有志用十年时间改造中国,使中国为世界第一”[30]。民国元年,他乐观地预期“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31]、“于十年内将二十万铁道筑成,中国富强可与欧美并驾”[32]、“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强极盛之国”[33]、“十年后未尝不可成为极富之国”[34];称日本“四十年以前,亦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四十年间,俨然称为列强……我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比日本亦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兄弟可决定,比日本富强十倍”[35]。民国初年发生了刺杀宋教仁事件,孙中山痛感确立民主共和、实现民族复兴之艰困,其所设想的“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时间表有了从长计议之意。1913年5月,他在《国民月刊》发刊词指出:“今中华民国新出现于世界,即欲进至各文明国之程度,已非数十年不为功。而数十年间,各国之进步,仍日新月盛也。必也学问事业,彼进一步,我进是十步,夫然后使中华民国确列于世界文明国之林”[36]。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接连失败后,他似有恢复了“十年可强中国”的信心。1917年,他在《建国方略》中表示:“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37]又说:“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已推,中国欲达富强之地位者,不过十年已足矣”[38]。1921年6月,他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上表示,日本经过五十年成为强国,可以借鉴西方与日本经验,自己又规划了《建国方略》,“十年兴国,可望成功”,要求国民“有一种十年可强中国之信仰”[39]。

对孙中山尽快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思想,毛泽东曾对其有所评论:“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40]



孙中山对实现民族复兴途径的探索,具有宽广高远的世界眼光与国际意识。他强调实行开放主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认为只有走向世界,才能让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充分吸取人类文明成果,才能使中华民族再次对人类社会做出重要贡献。

孙中山一再强调了学习西方、实行“开放主义”。他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通过“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实现“架欧洲而上之”;稍后强调“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41];在1905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42];民国初年,他正式提出了“开放主义”、“实行开放门户主义”[43],称“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44],又说“我若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各国对于我国种种之希望,必不能再肆其无理之要求……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难,惟有欢迎外资,一变向来闭关自受主义,而为门户开放主义”[45],“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46]。他晚年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强调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要恢复固有的道德、知识与能力,同时,“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47]。

孙中山所主张的开放主义是一种全面、全方位的开放,是要全面学习西方文明成果。开放的地域是全中国,“将来共和国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48],“开放中国本部全部,以供外人经营,无须复用护照”[49]。开放的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经济上“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50],“向世界贸易开放门户”[51],“利用今回世界大战争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为开发我富源之利器也”[52];政治上要“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53],“建立政府,效法美国”[54];思想文化上,要“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55]。开放的内容包括全面利用外资、外智、外国先进技术、外国管理经验等,如他于1912年4月在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鄙意以为三次[项]皆须利用外人:一、我无资本,利用外资。二、我无外国人才,利用外国人才。三、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56]

孙中山以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各国兴亡的经验,阐释了实行开放主义使国家走向强大、实行封闭锁国使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规律。1912年10月,他在演讲中指出:“况开放主义,我中国古时已行之。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学生到中国求学,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是。彼时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不反对,因中国文明最盛时代,上下皆明白开放主义有利无弊。”[57]此前,他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开放民族,他批评“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佛教、景教以致晚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明证;清王朝建立以后为了维护统治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因此,“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58]。

孙中山多次提到了日本因为实行“开放主义”而获得崛起并成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子,如其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到了日本明治维新:“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成效已大有观。”[59]1905年,他在演讲中也提到了日本崛起:“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60]1912年10月,他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中指出:日本的土地不过我中国两省大,人民亦不过我中国两省多,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的国家,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四十年间,俨然成为列强。全球上能称为列强者,不过六七国,而日本俨然是六、七国中之一国。他是用何种方法,始能如此,亦只是用开放主义。我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亦比日本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兄弟可决定,比日本富强十倍”[61]。1913年2月,他在演说中指出:“日本自四十年以来,输入欧美之新制度,改革国政,迩来国运发展,以成一大强国。”[62]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因为日本人能学欧洲,所以维新之后便赶上欧洲,当欧战停止之后,列强在华塞尔讨论世界和平,日本的国际地位列在五大强国之一”,“日本维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则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当时之知识学问尚远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觉悟,知锁国之非计,立变攘夷为师夷,聘用各国人才,采取欧美良法,力图改革”,不过50年已成世界强国[63]。他晚年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又结合日本通过学习欧美成为世界列强的例子谈到,我们要迎头赶上,争取“后来者居上”,“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国人一起致力于“恢复民族的地位”,有朝一日“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64]。

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此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世界格局的演变,终于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孙中山注意到了“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注意到了世界格局中的权势转移。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与实行开放主义是分不开的,如其发展实业,靠的就是对外开放,“当其发展实业之初也,资本则悉借之欧洲,人才亦多聘之欧洲,而工人且有招之中国”[65]。其他西方国家也实行了开放主义,“如俄国之制造厂、兵工厂,皆用英、美人为之,日本、意大利国其关于制造事业,亦多由英人主之”;在非西方国家中,“暹罗在前清之时,视之不如高丽、安南,人口仅有五百万,且为专制政体,较之我国从前时代,殆有过之。然至今能保其独立国之资格,其领土如故,主权如故,无他,即用开放主义”[66]。



孙中山既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着宏阔的人类情怀,有着实现世界大同的强烈关怀。他多次批评过“黄祸论”,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觉醒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人类社会。针对外国人士有关中华民族觉醒、发展“将会酿成真正‘黄祸’”、“一旦醒其渴睡,则世界必为之震惊”等说法,他强调“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民族”[67],“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断言中国复兴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指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面,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68]。

孙中山从不同角度谈到了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世界经济、对于人类文化、对于世界大同,应尽的责任、应发挥的作用。

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表示:“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今布此和平善意宣言书于世界”,希望“与各国交相提携,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69]。不久,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强调“促进世界的和平”是中华民国国民之天职,“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表示自己解职后要尽“促进世界的和平”这一“国民之天职”,“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70]。他晚年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指出,热爱和平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之一,不但要保存,还要发扬光大。他以“王道”与“霸道”区分中西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71],“中国征服别国,不是像现在的欧洲人专用野蛮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谓‘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72]。中国不像欧洲国家推行帝国主义,从汉朝开始“一般大言论家都极力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弃珠崖议》,此项文章就是反对中国去扩充领土,不不可与南方蛮夷争地方”[73];他强调中国一旦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不能走列强以强凌弱的老路,指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世界究竟要负甚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74]。

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孙中山强调,拯救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但“涉及全世界的利害关系”;指出利用外国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发展中国实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外国,有利于世界,可促进“中外利益均沾”。中国当时虽处于赤贫状态,对世界经济贡献不大,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廉,市场潜力巨大,具有发展经济、发展实业的有利条件,中国经济一旦发展起来,对世界经济将是巨大的贡献。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则中国不特可为各国余货消纳之地,实可为吸收经济之大洋海,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不论在中国抑在全世界,所谓竞争、所谓商战者,可永不复见矣”,“自美国工商业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75]中国发展起来了,“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黄祸毕竟还可以变成黄福”;对于美国经济而言,中国也是需要其高度关注的,“中国是美国货物的一个巨大市场,如果美国要把它的商业与工业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国就是它必须注目的第一个国家”[76]。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了会导致“抢饭碗”之类的说法,孙中山进行了回应:“或谓外人投资中国之后,华人商业大兴,必将祸及全世界之商业。孙君对于此说颇非笑之,谓:中国果能日臻发达,则全世界之境况均可借以进步”[77]。

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古代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唯一未曾中断的古典文明。到了近代,中国文化落伍了。随着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思想将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孙中山对学界寄予厚望,他希望学界“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从此研究文明学问,铲去野蛮学问,使我国之道德日高一日,则我国之价值亦日高一日”[78]。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主要是在物质文明上,“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79],“欧洲人之所以驾乎我们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80]。中国人之心性理想、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库之一。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文明中一些时髦的新思想、新文化,已蕴涵在中国的旧学说里,“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譬如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所说的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我们中国的青年,未曾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是世界上顶新的了”[81]。他甚至把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称“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82]。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对于西方、对于世界、对于人类文明仍有其借鉴意义,中国文化将会在世界上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期待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并以此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他说:“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83]

对于世界大同的贡献。孙中山思想深邃,目光远大,既谋中国,也谋世界;既谋当下,也谋未来,形成了其富有前瞻性的大同主义。他曾说:“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世界各国方可。”[84]世界大同即为其未来世界秩序的设想。他经常书写“大同”、“博爱”、“天下为公”等词,多次阐释了世界大同的思想,主张发挥中国在实现世界大同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04年,他已与革命党人述及“世界大同主义”,冯自由在《革命逸史》记述:“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尝语人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85]他在1912年1月1日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与我友邦益曾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趋于大同。”[86]他在1912年9月3日的演说中指出:随着文明日进,“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亦未可定”,中华民族可以在实现世界大同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今世界先觉之士,鼓吹大同主义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人人类之利益焉。”[87]他在1912年9月上旬回访四国银行团的谈话中表示“深欲与列邦诸友携手以联中外之欢”,“更冀世界各国共进大同,永不至再有战事”[88]。他在1913年2月13日面向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演说中指出:“今日学生诸君,不但须担任亚东和平之责任,并要担任世界大同之责任。”[89]他在1924年的《民族主义》演讲中指出:“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分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90]他在同年10月8日欢迎苏俄军舰祝词中表示:要使中俄更加亲睦,“彼此互相提携,力排障碍,共跻大同”,这是“两国之福”,也是“世界之幸”[91]。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对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借鉴意义。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团结报》2020年3月20日“文史周刊”)



注释:

[1]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2]《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1日。

[3]俞祖华:《对异国异族观照下的文明再造——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对“列国经验”的借鉴》,《南国学术》2017年第3期。

[4]付开镜:《中华民族复兴标准论》,《党史博采》2010年第11期。

[5]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6]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页。

[7]孙中山:《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6页。

[8]孙中山:《<战学入门>序》,《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5页。

[9]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4、223页。

[10]孙中山:《与克拉克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1页。

[11]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00、227、242页。

[12]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13]孙中山:《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页。

[14]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页。

[1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189、201-203页。

[16]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5页。

[17]孙中山:《拟创立农学会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页。

[18]孙中山:《致麦格雷戈夫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5页。

[19]孙中山:《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

[20]孙中山:《在北京全国铁路协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0-422页。

[21]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9页。

[22]孙中山:《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8-479页。

[23]孙中山:《在南京国民党及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0页。

[24]孙中山:《访神户川崎造船所答词》,《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9页。

[25]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8页。

[26]孙中山:《致廖仲恺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72页。

[27]孙中山:《在桂林对滇桂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页。

[2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253、226页。

[29]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0、283页。

[30]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65页。

[31]孙中山:《在北京袁世凯欢迎宴会的答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9页。

[32]孙中山:《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5页。

[33]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9-440页。

[34]孙中山:《在北京回访四国银行团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2页。

[35]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

[36]孙中山:《<国民月刊>出世辞》,《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3页。

[37]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4页。

[38]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2页。

[39]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67-568页。

[40]《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41]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42]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8-279页。

[43]孙中山:《在东京实业家联合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9页

[44]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45]孙中山:《在北京迎宾馆答礼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8-449页。

[46]孙中山:《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1页。

[4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48]孙中山:《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

[49]孙中山:《在北京与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3页。

[50]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

[51]孙中山:《与檀香山<晚间公报>记者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52]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5页。

[53]孙中山:《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

[54]孙中山:《在巴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3页。

[55]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56]孙中山:《在北京招待报界同人时的演说和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9页。

[57]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2页。

[58]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0-251页。

[59]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60]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3页。

[61]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

[62]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页。

[63]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0、202页。

[6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52-253页。

[65]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5页。

[66]孙中山:《在北京迎宾馆答礼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8页。

[67]《与林奇谈话的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1页。

[68]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255页。

[69]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11页。

[70]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7-318页。

[71]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页。

[72]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73]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7页。

[74]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7、253页。

[7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2页。

[76]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254、248-249页。

[77]孙中山:《在北京与路透社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3页。

[78]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

[79]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

[80]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

[81]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

[82]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4页。

[83]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98页。

[84]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0页。

[8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12页。

[86]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87]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9-440页。

[88]孙中山:《在北京回访四国银行团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2页。

[89]孙中山:《在东京市长板谷欢迎宴会上的答词》,《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7页。

[90]孙中山:《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254页。

[91]孙中山:《欢迎苏俄军舰祝词》,《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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