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涵义及其三个向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1-04-30 06: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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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承槐  

   内容提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是国家与人民的相互关系即人民性。我国国家体制的“人国合一”特征,标示着我国拥有最为先进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架构。然而,在当前,这一先进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架构的优势并未得到完全体现,仍有许多有待于改进的方面。进而,文章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当沿着国家治理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向度、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行为合规、协调、高效的自我向度、国家治理的现代技术向度三个方向推进。

   关键词: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三大向度

   作者简介:胡承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设定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以来,学术界理论界展开了广泛而有益的讨论。然而,据笔者所了解,仍有一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作更为深入的讨论。比如,何谓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者说国家治理达到怎么样的状态可称之为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式(模式)是唯一的还是多样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民性及社会结构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新工具技术的采用是开放的还是有边界限制的?为推动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笔者将已有的一些思考记录于下,以抛砖引玉并向学界同仁请益。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命题的一般讨论

   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和分析工具,它最基本的涵义是指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紧张关系,现代化标示着对传统社会的超越和进步。它的具像化形态包含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进步,商业理性和商业模式的变革进步,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个体独立、自由及相互之间平等性的增长,科学理性和文化教育的普及、提高,国家理性的不断增长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及扩张等。相应地,这些变迁可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科学)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等概念加以表述。将现代化概念和国家治理概念相结合,组成一个新的概念和命题,是一种理论、学术创新,它拓展了理论学术视野和研究的深度,同时也是一种实践创新,揭示了我国政治建设在当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重点和突破方向。

   由于现代化源起于欧洲(主要是西欧)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关系,它具体地针对着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历史状态,而所指的发展方向往往也同样指向欧洲(英法及后来的美国)所达到的状态。因此,将现代化与西化、欧(美)化相等同,就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其中日本表现得最为极端,“脱亚入欧”成为长期国策和基本国策,成就也相当巨大。但是,由于现代化又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地域(国家、民族、地区)不断扩展的过程,是一个现代化程度量上不断累积和变革的过程,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将遭遇远比先发现代化国家更大的挑战和复杂性(这种挑战、复杂性及其克服的可能性,也是“西化”论主张遭到愈来愈多的反对、抵制、批判和超越的重大原因),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将给后发现代化带来巨大的困惑,其一,现代化对于西欧国家来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对广大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则更多地是被挟迫的过程,或者半是被迫半是自觉主动的过程;其二,尽管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短暂的时间内会享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当这些优势发挥完毕之后,将更有可能遭遇的是后发劣势,比如技术壁垒、规则壁垒;其三,如果说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技术领域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引进、学习及创新等途径达到现代化的目的,那么在文化、习俗等价值领域及技术与文化价值相关联的那些领域,则很难与既有的西方现代化方式、路径相连接,其出路只能求助于创新现代化的新方式(模式);其四,现有现代化格局是一个分层的等级序列,在民族国家全球竞争的当下,占据先行和高层级位次的发达国家不仅享有种种现代化特权,且能利用这些特权及自身的软硬力量阻击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故而,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到一定水平程度之后,必须在技术上引进、模仿、学习的路径之外,立足于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另辟蹊径,以追赶乃至超越先发现代化国家。

   进而,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和命题及其实践探索,可以将之理解为是我国自行全面追赶乃至超越西方先发国家现代化水平一个重大举措。这一命题得以成立、实现的必要性、可行性依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现代化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在这一快速进程中,尽管仍有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国家政治体制、国家治理不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诸多环节存在,但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证明,我们的国家政治体制,国家治理体系在总体上是有效的、优越的,而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现代化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时,则愈来愈显得笨拙,故而无须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国家政治体制、国家治理范式加以替代;2.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国家体制、国家治理理性的生成是西欧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有它非常确定的历史前提、人学前提、社会结构(变迁)前提,有它非常确定的国家属性、功能定位、边界范围,离开这些确定性谈迁植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体制、国家治理方式的可能性不仅少之又少,①且往往祸害很大,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战争和乱象,往往是强行植入西方国家体制、国家政治运行方式的结果;3.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相异的国家政治现代化之路,创造出一种与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范式相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范式,从而实现中国国家政治的现代化;4.中国恰恰具备这种可能性、现实性:其一,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在封建制的土壤上新起现代(民族)国家组织形式不同,中国有着悠久的国家组织形式、国家实践理性;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有效地将中国传统国家实践理性与现代国家理性(人民性、人民主权等)结合在一起,创立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框架模式,改革开放又对这一国家体制的功能职责作了重大调整,使之兼容于市场经济体系和个人自由、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而焕发出更为巨大的优越性、灵活性;其三,中国国家体制中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制度优势未能完全转化为治理效能,仍有相当一部分体制机制安排没有跟上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与之并不完全相适应,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而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政治建设、国家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则是一个十分现实和合理的选择。

   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命题所含的核心涵义,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向度,或者说应从这几个方面去探寻。其一,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国家组织与国民性、社会发展的契合,其要义有国家理性的构建不仅要与国民性、国民的深层社会心理结构相适应,而且要形塑国民性,使国民性更具现代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适应、反映、体现和引导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其二,国家组织及其运行体系(制度、机制)的自洽性、廉价性,其基本要义是高效,成本收益性价比高。其三,国家治理技术手段的科学性、合规性、道德性。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民性和社会向度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及其国家理性的生成、发育,从其政治理念的渊源来看,是与古希腊(民主)罗马(代议制)政体的隔空对接,而非连续的历史过程;从其现实性上来看,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生产方式(家庭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国民性的变迁②、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和独立个人的逐步生成,对封建君主制、绝对君主制的解构、超越而逐渐生成的。与此相比较,从形式上看,中国的国家体制却是现成的,大一统国家体制及国家理性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传承,统一的疆域、统一的政权、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军队、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税收财政,统一的人口和户籍等现代国家要素,古已有之,所以,从形式上讲,中国的国家体制及国家理性是非常现代的。更为关键而重要的还在于从内容上讲,我国的国家体制的总体架构属性和国家理性同样有着非常现代和先进的一面,其现代性、现代化程度远超西方现代国家体制。国家体制、国家理性的首要属性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属性。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体制建立在“契约论”的基础上,其前提是天然独立、自由的自然人和他们的绝对权利,国家存在于人及人的权利之外,国家只是一个功能非常有限的工具性存在物,其主要功能主要是防止国家内部发生“每一个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及对外安全(主要是对外掠夺或阻止被人掠夺)。与此不同,中国的国家体制是一个“人国合一”体制,国家是全体国民的集合体,人在国中,国在人中,它建立在社会化(国家化)的人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全新性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理性。之所以说“人国合一”国家体制远较“契约论”国家体制具有更高的现代性,一是因为“人国合一”国家体制的人学前提更为现代,它以直接社会化的人(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为基础,二是因为其国家理性更具普遍人性、更具人民性,社会化(国家化)的人民塑造并规定和要求国家职能具有人民性、全民性,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③比如,全民与国家紧密配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比如全面脱贫的国家行动计划等等就是我国国家体制这两大现代性的具体体现。

   进而,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和命题时,讲的对传统的紧张关系、讲的对传统的超越,并不仅仅是指西方现代国家生成时对它者(封建君主制、绝对君主制)的紧张关系和超越,更不是指要把我国国家体制改造成西方国家那样的国家体制,而讲的是我国国家体制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因此,从没有可模仿的对象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是相较于经济现代化等现代化过程更为综合、更为复杂和艰难的伟大事业。

   人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进而以怎样的方式生成怎样的国家,生成怎样的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同样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一系列社会改革、思想改造和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运动解决了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使人成为直接社会化(国家行政性的社会化)的人,以阶级联合的方式生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构建了“人国合一”的国家体制,以国家计划的方式统制了人们的行动及与国家的关系④,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引入、发育、成熟,则使得人们在人的行政性社会化属性之上又增添了市场性社会化属性,从而丰富了人的社会化内容,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阶级,催生了国家与国民相互联系的市场方式,并极大地压缩了国家与人们相互联系的计划统制空间;⑤那么,在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之后的今天,提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历史性任务,其核心要义可理解为将“人国合一”体制与改革开放和培育发展市场经济体系而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实现有效对接,消除二者之间龃龉之处,并使“人国合一”国家体制和市场体系发挥出最佳效能。具体来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1.构建“国家本体”与“个人本体”有机统一的“双本体”价值观。“双本体”价值观是将国家和个人(权利)都理解为个人幸福、社会发展、国家民族强大之源的价值观,把国家认同、尊重和服从国家与尊重个人及其权利有机统一起来的价值观。“国家本体”观,在深受西方契约论学说影响的人士看来或许是一种奇谈怪论,但在深受中国传统历史和政治文化影响的普罗大众那里却是一种政治习见:尽管国家由国民集合而成,但国民也在特定的国家体制下生成,犹如孩子(个人)总是在特定的家庭中生长;对于生活在国家之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方式的人们来说,国家是每一个个人所面对的天然存在物,其真实性并不亚于每个个体的肉体存在。故而,个人的幸福、国家的生成和强大,固然离不开个人,同样也离不开家庭、社会和国家。进而,西方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只承认个人权利的本体地位,视国家为思维抽象物,而不承认或忽视(在国民集合的层面上的)国家也是现实的存在物,视感性直观层面上的国家(政府、法庭等)为“必要的恶”,其局限性不遑多论,即便我国的“人国合一”国家体制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片面强调“国家本体”而忽略“个人本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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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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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治理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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