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跨学科的思想史——以“废科举”的讨论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21-03-29 11: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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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进入专栏)  

  

   摘要:经济学中的传讯机制可以用于解释科举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科举实际上是一套以特定指标传递的、用于人才选拔的“第三者机制”。清末停废科举以后,这套传讯机制中断,官方与民众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此引起一系列后果:一方面,新的传讯指标与以往大不相同,甚至很多时候处于模糊未知的状态,成为新精英的管道变得不可预测,而横向的传讯机制则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科举的传讯功能也并未完全失效,功名可以转化成社会声望,并与其他的传讯渠道互相竞合。总的来说,科举停废使社会失去了公认的人才标准,多元竞合的传讯机制则进一步使精英的身份不易识别,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未来思想史研究的新课题。

  

   2005年,当“废科举”百年时,笔者曾有过一次发言,其中以“传讯系统”(signaling system)的观念来说明“废科举”使得行诸久远的一套识拔人才的“传讯系统”失灵了。因此,在本文一开始要强调“人的现象”包含各个方面,可以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各种方面来了解。许多历史现象可以从其他学科得到“说理的资源”,社会科学便是其中一种。在比较深入地考虑“废科举”与“传讯系统”这个问题后,这个主题所要讨论的主要有两点:(1)人群学(prosopography)的问题。凡涉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事务时,不管是人才的选拔、好坏的评价制度等,因为人们无法一一直接接触,加上“真理”不会从天而降,所以往往有以下将会讲到的种种特质(譬如“相互不透明性”),故需要一套“第三者机制”。(2)经济学的“传讯机制”是一种“第三者机制”,可以借用来解释晚清废除科举事件,而上述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本文将先讨论“人群学”中的五种特质及“第三者机制”的形成,这五种现象及“第三者机制”是了解许多制度或现象的一个辅助。接着以科举与“传讯机制”为例来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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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花费一些笔墨讨论数目较大的人群与人群之间所会产生的五种现象:

   第一,人们习惯从“全知全能”的角度来理解事物,然而许许多多事物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未知的。当人群之间产生交涉时,相互之间基本上是不透明的,所以人才的识拔也一样应从相互不透明的想象出发。

   第二,任何“呈现”基本上都只是部分的,不是全部的。以对人才的识拔为例,任何时代被认为好的人才,都只是所有关于好的人才定义中的一部分,被人们所识认的才能也是某人的部分才能,而不是一种笼统的所谓“全方位”的能力。

   第三,既然在实际上没有全知全能,没有全方位,一切都只是部分的,那么便有“什么是什么”或“什么等于什么”的问题。这条思路使我想起17至18世纪的圣公会教师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话:自由即是自由,自由不“等于”其他东西。20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伯林(Isiah Berlin)便常常引用他的话,拒绝为自由再作定义。1而美国思想家伯克(Kenneth Burke)表述“什么是什么”,2便也在这个时候悄悄走近我们的思维世界,在什么“等于”什么之下,有许多可能性,而且它的定义经常随着时代环境而改变,譬如什么时候人们觉得“德”等于“才”?什么时候“美丽”等于白胖?什么时候“美丽”等于棕褐色的皮肤?又如什么是“人才”?在西方,“人才”是能操办各种事务的干才。在清朝,所谓“人才”是指擅长八股考试的人。

   在涉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实务时,“什么”等于“什么”便是经常要面对的挑战。每年我都要为一个基金会审查数以百计的申请补助计划书,顾名思义,我的责任是要选出值得补助的研究计划。但是,如果问什么主题等于是“好”的历史研究计划时,我注意到,包括我在内的委员们,每每会受到史学新潮的影响。通常很容易被计划书中出现的一些概念或字眼所吸引,如“新文化史”、“医疗史”等。计划审查如此,日常生活亦如此。以前人们崇拜理性与科学的力量,所谓的“好”是指尽量改变自然。现在所谓的“好”则往往是尽量保持自然、偏好有机。以前偏好化工产品,现在则偏好天然、无添加物的产品。

   第四,“未来”是不透明的,人们通常在思考未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时,往往需要依靠各种符码的暗示。正如哈耶克所说的,人在无垠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时,对规则不是事事思考而决定是否跟随,往往是先服膺再想。3因为事情往往具有“部分性”,所以每个时代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拔人才时,往往会突出几个特质,并将它们作为传讯的符码。譬如在东汉魏晋乡举里选的时代,人们评鉴人才时,要依靠许多“名目”。譬如《晋书·武帝纪》中说:晋武帝“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这六条分别是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这些“名目”便是人群与人群沟通的“符码”。在这些“符码”的传讯下,官方尽量依这些“名目”选人,而百姓也尽量表现出符合这些“名目”的行为以求中选。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名目”与今天政府或公司所希望征求的人才特质是有不小出入的。人群与人群沟通的“符码”或“传讯符号”都有形成的过程,有些可能是偶然出现的,有些则是顺应时代现实而刻意设计的,但它们总是带着“部分性”。

   第五,人群与人群之间基本上是相互不透明的,所以任何评价的确立,往往需要一个“参照系”。这就好像在网络评价尚未出现之前,一群游客初次走进风景区的老街,要如何在无数烤香肠的摊贩中选择较好的一家?如何在一个满是温泉的区域中选择一家汤屋?除了装潢的好坏之外,初来乍到的人群要透过什么沟通“符码”进行选择?是ISO认证,是执照,还是悬挂的名人照片、“电视台报道”,或是依靠排队人龙的长短,或是按招牌的新旧程度来选择?

   由于在人群与人群的互动中,经常出现上述五种特质:相互不透明及未知性、部分性、什么等于什么、传讯符码、参照框架,是“人群”与“人群”之间发生关系、进行某种选择时,经常出现的特质。所以涉及“第一者”与“第二者”之间——譬如政府与广大人民、雇主与求职的人潮等,既不能靠着古书中所说的逐一“貌阅”来进行,4再加上其他复杂的因素,则往往要靠“第三者”——即一套机制(set-up)来沟联。“评价”、“选择”、“制度”(或非制度性的机制),5乃至一般人所认可的“真理”、“好坏”等,也不必然都是“从天而降”的,它们往往要经过一套“机制”来产生。不过这里要强调一点,“第三者机制”通常不是由上述五个人群学的特质所派生,但是在形成过程中却与它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第三者机制”有各式各样的形式,有时是一套制度,有时是福柯所说的“真理产生的机制”(regime of truth)。福柯认为“真理”不是从天而降的,在“我”与“物”之间有一套“机制”(set-up),经过这套“机制”,也就是“论述”(discourse)才产生所谓“真理”(truth)。6“机制”往往需要镶嵌在特定的社会脉络里才能成立,而不是完全随机的。而它并不是我们所能完全掌握的。7所以“什么等于什么”之间要经过“机制”的媒介,真理不是从天上自然而降的,只有根据“论述”才能tell the truth, 或是他称之为truth game。人们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说某些东西,而对其他的却又从不说起,在某一特定时间,则有某些事可能被想看、想说的,它们是稀有的,是无形状的。福柯说:正因为所谓真理有一个运作机制,所以宣扬仁爱的古代基督教却从未想过废奴这件事。8正如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所说: “不是所有的东西在任何时间都是可能的。”(Not absolutely everything is possible at absolutely any time.)9政治学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一书中讲到,政府是透过各种“指标”来了解、治理国家。各种“指标”即是一组组“机制”,它们梳理或简化事实,10经济预测、景气灯号、教育评鉴等指标使得复杂的状态可被观察。指标只是实际事物的部分表征。然而没有各种指标,人们还真不知道有什么立即有效的办法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从各式各样的人群现象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不同样态的“第三者机制”。

   “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的研究也在讨论“中介性机制”,讨论人们如何透过这些中介性的机制来治理国家等,也出现“第三者机制”的现象,譬如在“文化技艺”(Cultural Technique)中提到了“第三序”(the third order)。作者认为在“第一序”与“第二序”进行沟通之时,需要有一个“第三序”。“第一序”可能是“俗”,“第二序”可能是“圣”,而“第三序”则是沟通它们的“机制”。在一段关于人类学的调查中,作者发现“闲话”其实经常是两个人开始正式进入沟通时必要的。先以一段“闲话”表示沟通的开始,就像沟通两端的电报,经常是以一段杂讯开始,所以“第三序”发挥沟通第一、二序的作用。又如门,它对沟通门里(第一序)、门外(第二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作者还举出了其他许多所谓的“文化技艺”来说明。11

   在Files一书中,作者讨论这种管理资讯的文件形式的出现如何帮助德意志帝国的治理。12如书中所显示的,法官、律师是靠着法律“案卷”(files)来治理广大的司法事务。案卷中固定的格式甚至限定或筛选了什么要被记录在案的资料。而且在“案卷”中记录的不一定就是真正发生的事,譬如一个青年学生骑摩托车超速,向警察求情之后,开了一个罚款更少的罚单(譬如摩托车误入人行道),而这就变成了此后处理这个案件的依据。

   沟通理论中所讨论的“文化技艺”或“第三序”,往往在人群“沟通”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与前面所提的第三者的“机制”有关却不尽相同。在万人对万人的格局之下,没有从天而降的“真理”或一眼即可望穿的“才具”,要靠“第三者机制”才能“传讯”出所谓的“真理”或精英的“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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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伯纳认为,政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量人”的工作,13而许多时代却发展出不同的“量人”的办法,“科举”是隋唐开始形成的一套量人取才的制度。从广大的人民中选取人才,涉及广大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事,不可避免地会有前述讨论的五个特质。由于人的才能是不透明的,没有一个人具有“全方位”的才能,人才不是可以直面的,所以要用一套“第三者机制”及“参照系”来选拔。在传统中国是科举考试,而不同时代的科举考试需要一套套沟通符码以鉴别考生的才能。同时,考生们也极力想趋近这些标准,这些符码的变化往往带动了士风与文风。

   上述特色都使人想到经济学中的“传讯机制”。“传讯机制”是在一个市场情境中,人们传达关于自己的讯息(people transmit information about themselves in a market like situation),讯息是以指标或讯号的形式传递的(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via indices and signals)。14我的第一个设想是:显然涉及人群学的,在无名大众之中的制度、“筛选”(人才、道理)或其他所谓的“文化技艺”,是不是可以用这五个前题来考虑。它们不一定是天然的,有些现实形成的时代成因、过程,及更迭的历史,而“科举”是其中一个好例子。

“传讯系统”是经济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人力资本论”,论教育培养人才的能力;而斯宾塞(Michael Spence)则认为人才是靠“传讯机制”来识拔,我个人以为“传讯系统”是一套“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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