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61 次 更新时间:2023-08-21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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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用“地图”作为隐喻,在汉语学术界似乎也已经很流行了,我所看到的,除了董启章的《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外,关于城市的有《城市地图》,关于权力的有《权力地图学》,就连一本描述台湾色情行业状况的书,也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情色地图》。这一切也许都要归咎于福科(Michel Foucault )的影响,他在一个本来很单纯很学术的地理学问题上,也推广了他关于“话语”和“权力”的理论,于是在“领土”、“地平线”、“等高线”等等地理学术语中,他引入了他一贯关注的“权力”(power)和“话语”(discourse)的概念,并使它具有了政治、法律和文化的涵意 ,于是,学科之间原来明确的界限被瓦解了,一切都在“话语”一词中,成了思想分析的对象。不过,仿佛他还没有特别说到地图,幸好,也没有人真的用地图作中国思想史研究 。我曾经很犹豫,在地图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后,是否还要加入这个关于“地图”的合唱,想了很久,决定把这个话题引申扩大,讨论图像资料如何进入思想史 ,因为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常常忽略图像资料,比如古代建筑、造像、图画、器物等等,当然在讨论这一话题的时候,我仍然用地图为主要的资料。

思想史特别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常常顾不上关心图像的资料,仅仅是文字文献,再加上新出土的文字材料,就已经足够对思想史加以制作和诠释了 。所以,在过去的思想史或哲学史一类的著作中,很少有分析图像的,也极少有插图本,也许,一半是因为思想史习惯地主要讨论文字文献,一半是因为很多研究者心底里多半不大看得起配图的书,仿佛一用了图就沦落到“看图识字”的水准。

在撰写文字文献比较缺乏的时代的历史时,使用图像资料似乎不大有人反对,像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报告,早期社会史和文明史等等,这是因为无可奈何。但是,在文字文献已经足够的时代,思想史研究是否可以大量使用图像?似乎也没有看到反对,只是也没有看到明确的支持。其实,思想是一种容易消失的东西,如果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本是思想史的基本文献,那么,同样要用思想来生产的图像,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当做思想的叙述文本?所以,关键的问题只是在于,思想史研究者如何从这些只有空间性的图像中,诠释出思想史需要的观念意义。

图像表述空间,而空间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在科学世界中,空间主要只是“物理空间”(space),在政治世界中,空间主要只是一个和领属关系相关的地域(domain)--在传统的地图上落实的,常常也是这两者--但是,就算是加上现代的交通图、物产图、地形图、植被图等等,实际上“空间”的内容也并不止此,而且,这个“空间”也绝不等于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空间的客观描述。因为被描述的任何一个图像,不仅涉及面前的具体空间物像,而且关涉了描述者的位置、距离、方位,甚至关涉到描述者历史形成的观看方式 。当现代人用业已习惯的透视方式来描述被观察物像的时候,他总是从一个定位出发的视觉图像,这说起来好像很客观很科学很准确,似乎无争议地“还原真实”,但是也并不尽然,因为这只是一个视角的“有限真实”,就连这种“有限真实”也很有问题,从一个方向看过去,就有了依照观看者立场确定的左右上下,而根据观察者自身感觉而来的比例,又确立了描述物像的大小高低,每个人对色彩的不同感觉,又给这一物像涂抹了感觉不同的颜色,这固然是以“我”为中心,以科学思维为基础,对于方位、比例、色彩的判断--用时髦的话来说是“现代性”(modernity)的产物,据说是科学和客观--其实,本来固定的空间物像,也就在被如此这般地描述之后,成了叙述者的主观叙述,经过了叙述者的凸显和隐没、选择与淘汰,于是,图像就被描述者的观看、想象、回忆、描述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皴染和携带了人的感觉甚至观念。

的确,任何一个被描述出来的空间物像,都是这样的感觉和思想产品。而且进一步说,空间不仅是人处理各种视觉物像的感觉框架,而且这个感觉框架也是一种历史建构起来的,相当有笼罩性和普遍性的观念。比如说,古代中国对于“天圆地方”的特殊空间感觉,它当然是历史建构起来的,形成也相当早。很多年以前,张光直就曾经从象征“天圆地方”的古代玉琮中,猜测到中间的圆孔可能是“通天地”的渠道,这一思路很有趣,也启示我们对古人观念中的空间感进行构拟 ,而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濮阳蚌堆龙虎、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北斗和龙虎图案,各种墓室顶部接二连三地出现的天文图像,加上古代仿效天圆地方用来占验的“式盘”、指示方向的司南,以及如《禹贡》、《周礼》等经典文本中想象的五服、九服、九州等方形的大地,更暗示了古代中国关于“天圆地方”这种观念的普遍存在,而这种观念,又建构了古代中国自居天地中央的观念,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中国在天地中央,四周一层一层地环绕着异邦,越往外文明越低,直至舟车不至的荒服,那里居住的是重译而至的蛮夷 。

古代中国这种“天圆地方”的空间观念,其实绝不止在于描述自然的天地,古人们会把这种空间观念推衍到各个领域,不仅祭祀天地的场所要与天地的空间结构相对应,而且皇宫的格局常常是模拟天像的,城市的格局也是仿效天像的,甚至政府的行政架构也要模拟天地四季,连人的身体、五官、骨节和内脏也可能是仿效天地的,这是因为,在古人那里“天地”是一切合理性的根据,在所有的领域,如果能够“取像天地”,就自然地获得宇宙的合理性,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最近特别热门的话题之一,是在郭店出土的楚简里面有一篇《太一生水》,它一开头说的“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有人说就是对于宇宙生成过程的想象,太一就是天圆地方里面那个不动的圆心,一切是从圆心中一正一反地旋转而出,以后渐渐生成天地、神明、阴阳、四时等等,让人想起来后代的太极阴阳双鱼图 。

空间感觉不仅能够生产观念,而且它构建的观念也能够生产真正的空间物像。除了上述的圜丘、宫室、都市等等,还有很多,如果我们看南京的中山陵、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联想到秦陵、北宋皇陵、明清的皇家陵墓,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政治观念中的高大、永恒、正中以及象征的权力意味,是如何浸透到这些空间设计中的,而且也可以理解风水观念中的方位、形势、阴阳等等以及其中的幸福和永久意味,是如何影响它的空间关系的。其实不止是这些,像古代中国皇城由南北中轴、玄武门、朱雀门及太极殿为中心,承天门为前卫,两仪殿为后卫的结构布局,像北京城的天坛、地坛、先农坛、日坛、月坛的位置安排,其实都有相当深的政治象征意味 ,而佛寺由山门、四天王、前弥勒、后韦陀,而经过放生池到达大雄宝殿,以及它的两厢和后面的藏经阁的设计,也蕴涵了相当丰富的观念性内容,它们都暗示着某种深刻的感觉和思想。至于福建客家的围楼、贵州苗族的山寨,前者对外的姿态象征着内部宗族认同的取向,后者中央火场的位置则象征了族内的中心所在,而古代泰山封禅的位置,当然暗示着这里与“天”的特殊关系,古代道教静室的方位,则摹拟着天地五行八卦九宫十二辰二十八宿的格局,在这样的场合进行仪式,无疑有特别的功效。再说得远一些,道教炼丹的鼎炉,要按天地人三才五神,分三层,各模拟九星十二辰八风,并配合四方五行八卦,似乎不如此则不能获得大宇宙的永恒性质 。至于千年来争论不休的太极图,更是以空间图像表示思想意蕴,在这种阴阳交融互生的图形中,可以解释出多少意义!

当然,观念世界的空间感觉与实际世界的空间状况毕竟不完全一样,在无法完全掌握的巨大空间中,人们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想象天圆地方等等,来安排所面对的空间位置,但是,一旦碰上实际的空间状况,人们就会按照视觉观察的结果,来进行描述。比如要具体描绘一个地理空间的方位、布局、大小等等,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想象,力求准确地复述实在的空间地形。所以古代既有想象的空间,也有实测的地图。前者比如已经遗失的《山海经图》和后来人根据古籍复制的《五服图》,假如李约瑟所说的博山炉(象征蓬莱山形的立体图像)、《五岳真形图》(道教入山符,据说是泰山最早的等高图)真的是地理图像,那么也可以算在其中。后者比如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发现的铜版《中山王陵兆域图》,它描述着具体中山王??陵圆的平面图,如1986年在天水放马滩发现的秦代木牍地图,它绘制的是战国时代??县地理状况,当然,最精彩的是马王堆汉墓发现的画在帛上的地图,据现代研究者说,它的精确程度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与今天的地形几乎可以丝丝入扣地对照 。

不过,即使是后一类这种地图,也不能完全免除观念与想象,毕竟地图都是人画的,绘制地图本身就有凸显有隐没,在显隐之间,不免就有人的思路在里面。重视交通的,会凸显道路而忽略其他,关心古今沿革的,会忽略物产而凸显城镇关隘的变化。堪舆家的地图注意的是朝向、方位和龙脉之所在,旅行者的地图关心的却是旅游景点和shopping地点。但是,古代的历史地理学却主要关心官府所在(州、县、郡的治所)和行政地理范围的变化 ,明清易代的时候,像顾炎武、顾祖禹特别关心军事要塞和险要地势,是因为心中犹存战争的记忆。然而,古代那些非常重要的甘肃嘉峪关、秦岭大散关、河北居庸关、四川剑阁,即使在今天的军事地图中,也已经不是人们视野的焦点,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也使十五世纪以来航海图中相当重要的好望角也不再凸显,绘制地图的人的观念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在他们新地图上再也不会着重凸显大散关或好望角了。不仅如此,通常我们说地图的几个要素,像方位、位置、比例、示意的色彩以及国家的边界等等,其实也会随着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方位,是固定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还是另有设计?又如位置,本来地理上的位置是固定的,但是是否会有意外的挪动?再如比例,精确的比例虽然一直是地图的必要因素,但是难保某种意图下的地图绘制者会有意改变。最后是色彩,同一色彩是同一个政治领土的标志,不同色彩则标志着不同的领土,可是会不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在上面用色彩暗示着某种意图?至于边界,更是地理上没有而只是出现在地图上的线条,那么这种边界钩勒的版图形状,会不会引起另类的政治联想。

说到地图的方向,我曾经有一次深刻的经验,当一个朋友拿着一张绘制了某个海岸线的地图给我辨认的时候,我实在不能看出它是什么地方的海岸,但是当朋友大笑着把地图颠倒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中国东海沿岸,这只不过是一张上南下北、东西相反的地图。这当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说明人常常是有先入之见,而且这种先入之见相当深,甚至成为认知的习惯。不过,如果我们知道,古代的地图是上南下北,那么我们就应当追问,究竟为什么人们要把它改成以及什么时候改成下南上北的?如果说这一问题不易有结论 ,那么我们再看,当人们已经习惯了上北下南地绘制地图以后,明代关于海防的地图,比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筹海图编》和万历十九年(1591)的《全海图注》以及稍后的谢傑《万里海图》,却总是不按习惯的北上南下,而是把中国大陆绘在下方而把可能入侵的日本以及大海等放在上方,在中国沿岸画上了警戒的旌旗标志和密密麻麻的烽堠营寨 ,这究竟是为什么?曾经帮助胡宗宪编过《筹海图编》的郑若曾在《图式辩》中的一段话相当有意思:

有图画家原有二种,有海上而地下者,有地上而海下者,其是非莫辩,若曾以义断之,中国在内,近也,四裔在外远也,古今画法皆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内上外下,万古不易之大分也,必当以我身立于中国而经略夫外裔,则可,若置海于下,则先立于海中,自列于外裔矣,倒视中国,可乎?

这里的关是“内”、“外”、“上”、“下”与“中国”、“四裔”的分别,尽管郑若曾也承认北上南下的通则,也看到了通常地图不嫌北狄在上的事实,甚至也可以接受“天地定向,以北为上,以南为下”的说法,在同样的著作中,绘制普通地图也遵循北上南下的规则,但是一旦涉及到国家与民族,他一定要坚持这种“内中国而外夷狄”的画法 ,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方向,而是一个关涉到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拒斥、确立自我和他者的心理方向 。同样的,1930年日本军方绘制了《中国沿海图》,绘制者也不管东西南北的规则,把自己隐没在地图的下方,而把韩国和台湾放在下面的两侧,仿佛两只巨钳对着上方的被缩小了的中国,那么在这地图的方向的象征中,是否也有一种敌视的对立姿态和侵略的心理因素在内?

也许,特别容易引起政治联想的,是地图上视觉的中心与边缘位置安排。中心和边缘,实际上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问题,而且也是在分辨价值的差异,更是在确认“自我”与“他者”,语言中就常常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当人们说“外地人”的时候,常常是无意识地把自己定位为“本地人”的,而“本地人”的背后,又是有此地为中心的意味的,这就像巴黎人说“外省人”,香港人说“北佬”,北京人说“外地民工”一样。大陆传媒中常常用一个词叫做“边远地区”,看上去是一种对边地的关心,实际上,它意味着说话者已经预设了自己的中心立场,而把其他地方看成是离中心很远的边缘。而当上海人在瞧不起人的时候,常常说他人是“江北人”和“下只角”,其实,隔江而划和上下之分,就意味着自己是站在“江南”和“上只角”的立场的。同理,地图上的中心与边缘也一样。如果说,利玛窦的(Matteo Ricci)世界地图把中国放在中央的位置,还是照顾到中国的天下中央的传统观念,是传教士的策略性安排,不过,明代梁(车舟)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则是在看到了世界万国以后,还把中国放在中央,把利氏地图提到的各国国名罗列在中国周围,这幅万历二十一年(1593)南京吏部四司在正巳堂刻的地图,显然不仅反映了中国官方的天下观念 ,而且反映了普通士绅阶层的中国中心观念,一个叫魏睿的人就激烈地抨击利玛窦的地图,尽管利玛窦已经很注意地把中国画在了中间,但他仍然愤愤不平,“中国居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其肆谈无忌若此!” 。更有趣的是,在250年以后,清代道光二十五年(1845)叶子佩所绘的《万国大全地图》,据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绘制的第一张世界地图,还是以京师为经线的中度,维护着中国中央的观念和自尊 ,但是仅仅三年以后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程承训刻的《海宇全图》,却已经把地球的经纬中经线挪到了巴黎,这也许象征着世界的中心与边缘发生了悄悄的转移。当然,所谓地图上的中心与边缘,不仅关涉绘制者,也关涉到观看者,看地图的人在看图的时候,常常也会把本来固定的空间位置进行转移。就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香港艺术中心刚刚举办了《地图大揭秘》的展览,在展览中最先看到的是用九九金箔制成的《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图》,这是一个传统清帝国的地图,本来,香港在图中,只是地图下端(南方)一个并不特别引人注意的位置,而且已经割让给英人,但是香港撰写的解说词中却有“香港于光绪年间的天下图中,作为南中国的重要对外城市,守卫着南大门”,在这种凸显中,香港成了观图人眼中的地图的一个中心,那么,这种凸显里面究竟有什么思想寓意呢?

关于比例,比例说的是空间大与小或者距离远与近的问题。大和小虽然是空间概念,不过,实际上大小远近只是相对的形容却并没有绝对的尺度。正如哲学家们指出的,大和小实际上是以人的感觉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空间概念,常常都是以人为标准的,比人大的大,比人小的小,古代所谓的“蜗角”、“槐安国”,就是从小的角度看,一切都大,而“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泄”,则是从大的角度看,一切都很小。特别是所谓“大”和“小”的感觉,其实在不断地变,地理上“远”和“近”也一样。比如《水浒》里面林冲从开封发配沧州,这段路在现在看来只是几小时,但是在那时却很遥远,董超、薛霸还有那么多的机会来捣鬼;现在一句流行的话说“地球很小”,其实也就是有了飞机、有了电视、有了网络以后,感觉变了,当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环游世界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如今却仿佛到邻居家串门一样简单 。

不过,在地图上的大小,背后却还有更多的思想史意义,比如说,宋代的《华夷图》、《禹迹图》、《舆地图》在画东西各国如日本、暹罗等等,都会画得很小 ,直到前面提到的明代《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也在明明得知了世界地理以后,仍然把各个听说的国家画得好像一处处的小岛,这种空间比例的安排显然有天朝大国的自我想象在内。直到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徐继畲,在《瀛环志略》卷首的地图中,还是把中国画得仿佛占了整个亚洲四分之三。

可是,到了1875年申浦两宜轩为皇室制作的礼品扇面《大清一统廿三省地舆全图》,不仅“台湾一岛以及日本以幅隘,移上寸许”,而且把日本放大了不少,据说是因为这是为了对友邻示好的意思,那么这种大和小的变化中,是否也有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变化,和天下权势的转移和倾覆?至于1930年日本人所绘制的《中国沿海图》中,台湾和韩国不同寻常的大和中国相对地小,达赖喇嘛想象中的大西藏地图和中国政府观念中的西藏自治区地图之间的大与小,台湾出版的中国地图与大陆出版的中国地图对于蒙古的不同描述,至少它关涉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空间冲突,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历史纠葛,这里又有太多的政治意味和历史记忆在里面,这种在地图上的空间印象,曾经影响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人们的认同。因为地图不仅是纸上被缩小的空间,它会唤起对真实空间的联想,正如现在流行的理论所说的,“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没有什么人真的踏遍过国家的每个地方,因此纸上的空间图像常常是他们想象的基础,纸上的空间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对真实空间的认同感的变化,就像台湾的人看大陆出版的中国地图觉得上面凹陷,而大陆人看台湾出版的中国地图觉得无缘无故地鼓起一块,彼此都不习惯一样。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还记得,文革中发行的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中,由于漏掉了台湾,它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本来只是邮票,但是仿佛邮票漏印了台湾就丢掉了台湾,没有把台湾也涂上红色,全国就不全了,那么,在这张错票中,有相当深的关于国家、领土甚至历史的观念在背后。确实,国家与领土在地图上可能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地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绘制政治控制范围,地图的色彩就是在象征政治控制区域,而这种有时超出了实际,而带有一些想象的色彩涂抹,虽然只是在图纸上,有时候就表达了一种愿望,比如英国人在1898年画的《中国东部地图》,就用同一色彩,把蛇口算在了香港一边,而稍早一些1890年德国人画的《中国东部及韩、日地图》,则把新界还画成黄色,与中国一致,对空间的色彩安排,背后有对政治领土的承认,而1942年日本军方大本营海军报道部绘制的《大东亚战争世界要图》,朝鲜、日本和台湾已经是同一色彩,则充分象征着日本的扩张。而记忆中最深刻的,可能就是至今还让人耿耿于怀的“钓鱼岛”,它在日本地图和中国地图中的色彩不同,背后有一段长长的历史。

在不同的地图上观察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变化,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这种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政治和文明的想象,在这种想象的历史里隐藏着很多观念的历史,因此它是思想史的内容。我在前面提到的论文《天下中国与四夷》里,曾经用传统中国的《禹域图》、《广域图》、《华夷图》等等为例,说到古代中国的地图,曾经不管当时实际的地理知识已经无远弗届,始终坚持汉族地区为中心的绘制方式,只是把外部的世界当做“藩属”、“夷狄”附属在周边,其实这很表现古代中国长期延续的“天朝中国”的观念和朝贡体制的想象,而这种观念和想象在很长时期里支配着中国知识和思想世界。同时,我也曾经用南宋佛教著作《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地图说明,本来佛教进入中国,有可能给中国中心观念的瓦解带来契机的,因为这是一个真正可以与中国汉族文明相抗衡的另类文明,也是一个真正可以与中国汉族区域相对比的另类空间,但是,这种机会稍纵即逝,直到十六实际末十七世纪初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才以他的《坤舆万国全图》真的给古代中国的空间想象带来震撼,这种知识震撼,虽然曾经由于明清易代时期的政治变化而暂时蛰伏,但是它一直是知识和思想世界的另类资源,仿佛一道潜流,不时在瓦解着中国观念世界中的“天下”,当中国在近代遭到西洋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的激烈刺激时,它又会再度凸显,使得中国思想世界发生“天崩地裂”。

《坤舆万国全图》很有趣,从陈观胜、洪业等人以来,研究它的人很多很多,不过,我关心的是它的出现对古代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整体影响,过去,研究者都把这种影响具体化为关于世界地理空间的单纯认知,但是我更想说明的是,一种知识的变化,对于思想史来说,也相当关键,特别是如果这种知识又是很多思想真理的基石的话,这种看来具体的知识的倾复,就会瓦解整个思想大厦,而传统中关于“地”,也就是“天下”的观念和想象恰恰就是这种作为基石的知识,连同传统中关于“天”的知识一道,它们一旦崩溃,就会构成对整个中国思想世界的威胁。

不过,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可能还有更深的意思可以发掘,在这份地图中,不仅有世界的图像,还有很多文字和图像,这与后来的地图相当不同,倒是继承了欧洲古地图的传统。图中除了后来被改称为《天地浑仪说》的题识、赤道南北半球图之外 ,还有《九重天图》、《天地仪》、日蚀月蚀说明等几个图像,关于经纬线和太阳出入赤道的两个表,关于看北极法等一些说明文字,以及歙人吴中明、浙西李之藻、蜀东杨景淳、泚阳陈民志、东郡祁光宗的题识,这些图、表、文的意义何在?我没有特别仔细去研究它,不过我想,在地球图上附有关天文的图像,显然是要依靠天学知识和原理论证地图的合理性,没有天,就不能说明地,不能说明地,就不能证明这种关于大地的地图绘制方式的正确性,这是无庸置疑的;至于李之藻等人的题识,则是用中国士大夫的语言和词汇来凸显这些知识的意义,如用“漆园氏”、“子思子”的话语来委婉承认中国古代知识挂一漏万 ,如用“蔡邕释周髀”、“浑天仪注”、“元人测景”来缓解这种知识的震撼性 ,用邹衍的想象来转译西洋诸国人的世界观念 ,是否也是一种知识传授的策略?显然,这幅图中还有很多需要重新诠释的东西,比如这幅世界地图中依照西洋地图的惯例,不仅绘上了航海的帆船象征西洋人的足迹所至,而且画了一些“殊方异物”,比如大鱼、异鸟、怪兽等等,是否背后有西洋人对异邦的想象?图中的文字也同样如此,伯西尔(约在今南美洲西北部)是“好食人肉,但食男不食女”、革利国(约在今美国西北部)“惟食蛇蚁蜘蛛等虫”,哥尔墨(在今俄罗斯北部北冰洋沿岸)“死者不埋,但以铁链挂其尸于树林”,是否这里杂揉了类似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式的想象和西洋人对异邦文明的蔑视?

索雅(Edward Soja)曾经在《后现代地理学》(1989)中说到地理学应有三个维度,即历史性(historicity)、空间性(spatiality)、社会性(sociality) ,这可能太学术了一些,其实,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的一段相当有趣的话,已经可以说明这个意思了,他说“旅行通常被认为是在‘空间’中进行,但同时也是‘时间’与‘阶层’的转换,任何印象必须与这三者相连,才能看出意味”。阅读地图似乎也是如此,虽然它常常被称为“卧游”,只是纸上的旅行。在一份地图的不同空间描述上,可以看到绘制者区别“自我”和“他者”的立场,在一整个地图上,可以看到绘制者眼里和心中的“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在不同地点绘制的地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未加明言的政治意图,而在不同时代绘制的各种地图中,还可以看到各种观念的历史,在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描述的地图中,更可以看到各种阶层和民族的观念差异,正如哲人常说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世界”。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上来,关于图像在思想史中的使用,其实并不应当有异议。据说,最容易引发人们往事回忆的是翻阅发黄的照片或翻检旧时的物品,所谓“睹物伤情”和“触景生情”一样,虽然老照片并没有文字,但它可以使记忆再度复苏,虽然旧物品不会说话,但它却储存了曾经有过的历史。其实,关于历史的记忆也一样,很多关于历史的记忆,不仅是写在文献中的,也是储存在心灵深处的,当一些似曾相识的图像唤醒它的时候,它就可以像连环画一样一页一页地呈现,而这种历史记忆在某种触媒的激活中,不断复苏和重构,就等于是在不断地建构着新的历史,也许它会有变异、挪移、扭曲。但是正是在这种不断地移动中,旧学加上新知,往事羼进近事,于是延续着旧的历史并书写着新的历史。思想史尤其如此,所以,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在唤起历史记忆的时候,图像和文字的功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如何能透过地图看破它的底色,并且在其中诠释出古人的所思所想,把无言的图像转化为有言的历史。

本文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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