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亮:试析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4 次 更新时间:2022-11-14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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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亮  


【内容提要】丸山真男是日本战后著名的思想史学家,为战后日本思想史学科的确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本文主要利用丸山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梳理其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以期为宏观性地把握战后日本思想史学提供一个路径。丸山将思想史研究对象分为理论学说、感性经验、主义和时代精神四类,并提出了分析思想史研究对象的两个不同维度——学科维度和浓度维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具有内在逻辑性和合理性,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要么立足于对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意义的深入分析,要么基于文化接触论视野下对日本思想史的宏观把握,既体现了学理化讨论的严肃性,也有落脚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民族主义情怀。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看似不完全成体系,但这种多元性恰恰提供了思想史研究的多元思路,为未来开拓创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甚大,其研究方法对我国学界开展日本思想史研究亦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丸山真男  思想史  方法论   价值


所谓思想史是以思想的发展历程为考察中心的研究。作为学问的日本思想史学在日本大约形成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村冈典嗣、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等为日本思想史学的科学化和理论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直至战后,日本思想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未获得“市民权”。丸山真男是战后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学家,其诸如《丸山真男讲义录》(全7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1960年)、《近代日本思想史方法的形成》(1961年)、《思想史方法的摸索——一段回想》(1978年)、《日本的思想》(1961年)《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我关于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历程》(1984年)等著述,为战后日本思想史学的学科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思想史学界,无论是他的继承者还是反对者,几乎都以他为坐标轴来进行自身的构筑。[①]

中国学界,关于日本思想史学多有研究。葛兆光在《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一文中认为,日本学界近代思想史研有两大特点,即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②]刘岳兵、王萌对村冈典嗣的思想史学贡献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③]区建英、韩东育、徐水生等深入讨论了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④]王鑫、张慧对丸山真男有关思想史方法论的著述进行了较为深入分析,[⑤]邱静对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做了深入研究。[⑥]本文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讨论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以为宏观性地把握战后日本思想史学提供一个路径。

丸山真男从1943年到1968年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开设“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1966年以前在制度上曾被称为“东洋政治思想史”)。这一讲座是丸山最重要的职业活动,他格外重视,投入了很大精力讨论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可以说,学科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丸山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某种意义上也是落脚点,对日本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一直贯穿于他整个研究生涯。

一  思想史学何以难成为一个独立学科

丸山在《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一文开篇指出,在日本思想史学科没有完全确立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从内部看,思想史这门学问本身在日本还不很发达。对于这一点,丸山在《日本的思想》一书的前言中做了进一步讨论。他认为,在日本,虽然有研究儒学史或佛教史的传统,但对于追溯时代的知性构造、世界观的发展或历史性关联的研究却非常贫乏,至少没有形成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虽然有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中所表现的我国民思想之研究》、和辻哲郎著《日本精神史研究》等积极尝试,但后来思想史研究的方向发生了偏转,从日本“精神史”变貌为“日本精神”史,“不久便可怕地向独断和狂热信仰的方向发展”。“虽然日本思想论和日本精神论从江户时代的‘国学’到今日不断以各种变奏曲或变种形态表现出来,但日本思想史的概括性研究,与日本史及日本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也还是显得非常贫乏。”[⑦]

丸山认为造成日本没有形成思想史研究传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1)思想没有被作为一种传统积淀下来;(2)“传统”思想糊里糊涂地延续和无关联地潜入近代。按一定时间顺序引进的各种思想,在精神世界内部都只是转换了空间配置而已,可以说具有无时间顺序的并存倾向;[⑧](3)近代天皇制不能成为将思想进行实质性整合的原理,而只在否定性的同质化(异期的排除)作用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它对于人格性主体的确立,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成为决定性桎梏的命运。[⑨]值得说明的是,对近代天皇制的反思不仅是战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内因,也是丸山在战后急于建立独立的思想史学科的现实背景。

第二,思想史往往与各传统学科紧密联系,存在各学科自身的思想史,譬如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学思想史等,与之相应,其研究方法又是多样的。

第三,没有形成学界公认的对思想史的方法、对象和范围的定论。[⑩]也就是说,思想史研究积累的不充分以及思想史研究边界的不清晰,在根本上制约了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真正确立。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呢?丸山批判脱离研究对象而空谈通用方法的“陆上练游泳”的做法,主张“只有在进入思想史的茂密森林,融进对象内部,从而遇到各种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思考思想史的方法。”[11]基于这一思路,丸山试图通过厘清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寻找推进思想史研究学科化的路径。

二  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丸山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在1949年“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丸山就已基于思想史研究的先期积累,尝试对思想史研究对象按照类型进行分类。他将思想分为特定个人的思想和不特定多数人的思想两类。前者具有人格性,后者或多或少具有非人格性的特点。前者又可具体分为具有体系性、抽象性的思想(理论、学说)和基于经验反省之上的类似于感性认识的片段性、具体的思想,后者可具体分为具有社会传播性、逻辑自恰性、内在整合性的通常被称为“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主要属于此类)和具有非人格性的不具有明确逻辑形态的思想(社会意识、时代精神即属于此类)两类。但是,这几类思想之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流动的可能性。譬如,理论和学说一旦经过社会性传播和历史性发展(有时甚至是有违作者原意的歪曲),也会演变成某某“主义”。[12]从与思想的关系性看,理论学说关系最大,感性经验和主义次之,社会意识和时代精神关系最小。

丸山认为在不同国家思想史研究的侧重点也有不同。德国学者多侧重以理论、学说为中心并加入社会意识、时代精神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说史研究,而英美法学者则多侧重对社会意识、时代精神为中心的社会思潮研究。[13]

思想史主要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和“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通常,研究学说、理论这种具有高度抽象性、体系性思想的变迁为中心的学问被称为“学说史”或“理论史”(History of Political),而研究“主义”、意识形态[14]等的变化为中心的学问则被称为狭义的思想史。但是两者的边界并不是特别清晰,要想进一步将两者区分开来就必须加入其它考察要素。由此,丸山得出结论:广义的思想史是以思想家的思想和“主义”为中心,并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思想或主义是如何为感性认识、社会意识或时代精神所规定或未规定的学问。[15]而与之相对,只以感性经验或社会意识为中心的研究则脱离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属于以个体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个人史或社会史的范畴。[16]

1960年10月3日,丸山应国际基督教大学武田清子教授邀请,在该校做了一场题为“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的讲座。大概想让听众更好地理解,丸山没有纠缠思想概念本身的界定以及思想史与学说史、理论史以及个人史、社会史间的微妙区别,而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清晰而简洁地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型是“教义史”(History of Doctrine)。其研究对象“一般是具有高度觉悟的、抽象度较高的理论体系或教说,‘教义史’就是要追寻这种体系、教说的历史展开过程,而其作为对象的人物往往主要是比较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第二类型是“观念的历史”。它是以某个文化圈里、某个时代或几个时代里一直通用的特定观念为对象,分析出这些观念的内部结构和其与其他观念之间的化合或混合关系,追寻其历史发展的线索。第三类型是“范畴的历史”。这主要是把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潮整体的历史作为对象来探讨,其任务是总体把握特定时代政治、社会、人文、艺术等各领域出现的思维方式,及其相互关联和其与社会政治状况的关联。此外,还有综合性地把握时代意识形态的整体结构,从而解明其历史的发展状况。[17]

就思想史的学科化而言,丸山认为第一类型的“教义史”贡献不易被确认。因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思想发展的历史容易被视为教会中教义的继承,或学院中科别学问的继承……特别是在‘学说史’领域里,各个专门学科越是发达,其思想史便越被分解在各个具体学科中。因为,在那里,思想的历史严重地受到教会、学院、或教义、科别理论等的横跨或凌驾,所以难以产生作为独立学问领域的觉悟。”与之相较,“只是在第二类型的‘观念的历史’和第三类型的‘时代精神的历史’的研究领域中,思想史渐渐被承认为独立的学问领域。”[18]

在1966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丸山又将思想分为“生活上的”和“学说、理论上的”两种。他认为:“思想之下层结构的连续性与上层结构变化的迅速性,两者看似矛盾,结构上却是互补的。”[19]一方面,处于下层的思考方式从古至今从未中断过,在不知不觉中一直规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处于社会上层指导人们行动的高度理论化的学说、主义则属于意识形态,其与处在底层的人们不自觉地思考方式不断相互作用,也发挥着修正人们行为的作用。[20]

综上,按照丸山的思路,如果再借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来解释,上述问题或许能说得更加清楚。拉卡托斯认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是在“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在“硬核”的周围则会被发明一些“辅助假说”来起到“保护带”的作用,保护带是“可反驳的变体”。在面临挑战时,“保护带”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守护“硬核”。而一旦“保护带”完全失效、“硬核”被证伪,则意味这个理论纲领失败。[21]就思想史学科而言,在为思想史学科正名的意义上,第二类型“观念的历史”和第三类型“范畴的历史”是“硬核”,而第一类型“教义史”则属于外层“保护带”。没有第二类型和第三类型的思想史研究,思想史作为独立的学科很难确立。但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思想的层次看,则是另一番景象。丸山认为按照思想所包含的“浓度”可以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分为由高到低四个层次,“理论”和“学说”最浓,“主义”和“感性经验”次之,“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潮”的“浓度”最低。[22]从这个意义上,“理论”“学说”和“主义”是“硬核”,而“感性经验”“时代精神”和“时代思潮”则属于外层“保护带”。如果不关注“理论”“学说”和“主义”,思想史会失去中心,而不将“理论”“学说”“主义”与“感性经验”“时代精神”或“时代思潮”相结合,则思想史会失去作为独立学科的依凭。正因如此,丸山认为着眼具有较高抽象性的普遍性的教义、学说以及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思考方式、感觉、思想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研究方法更具有生产性。[23]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四种要素,还是三种类型,它们都是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于此,丸山指出:“要建立具有独自规律的思想史,必须超越传统学问的专业领域。这样一来,思想史自然要变为光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进行研究的学问,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产生出多种专业部门共同协作的必要性。”[24]

三  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厘清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丸山尝试对思想史研究方法进行多维讨论。丸山认为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也会有差异。他在1949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将思想史研究方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逻辑性研究方法,即把思想家的思想看作一个独立的完整体系,研究历史上的各种思想与这一体系间存在何种逻辑上的关联。这种方法主要以理论、学说为研究对象,被称为精神史研究方法或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研究方法。[25]另一类是功能性研究方法。如果把前一种方法称为“内在性研究”(Innererkenntnis)的话,功能性研究方法也可称为“外在性研究”(Auβererkenntnis),即把思想主要放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来把握,也就是说从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的现实中把握其中的思想。这种情况下思想不是被看成一个独立完整和自足的体系,也不能仅仅将其理解为是过去思想的逻辑性发展,毋宁说其在本质上被视为社会性实体的一个函数,思想史学者要分析的是其与社会实体的关系及其所具有的一定社会功能。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的研究对象多为时代精神、意识形态等,注重对其社会制约性和社会功能性的讨论。[26]

当然,丸山也客观地指出,上述方法都有内在缺陷。第一,逻辑性研究方法注重学说的逻辑体系性和客观定型性,但容易忽视学说归根结底是人的某种社会欲求和愿望的高度凝练性表现。此外,该方法还容易产生对思想史之历史性的忽视。第二,功能性研究方法也容易产生机械地理解有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理论的危险。丸山认为生产关系既然是人们行为的组合,“关系”本身已经同时包含了精神性的契机。如果无视这一点,只把它当成物质性的东西,就无法产生和规定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27]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或精神归根结底就是作为对这种关系之自觉的主观精神。丸山也承认:“大概在思想史方法上,要不陷入单纯的‘反映论’而又具体地阐明所谓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联,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28]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对内在于这些经济基础的精神之自觉的抽象之物。而根据抽象程度的不同,会产生学说史、意识史等不同层次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史的任务就是把对作为客观实在的社会关系之内在结构关系的自觉作为研究对象,使之抽象化、逻辑化。

逻辑性研究方法和功能性研究方法的区别是相对的,两者具有共通的观念,即思想是人社会性实践的构成契机。人的实践既不是纯精神的,也不是纯物质的。经济基础之学是以作用于精神的作为媒介的物质为研究对象的,与之相对,作为上层建筑之学的思想史则以作用于物质的作为媒介的精神为研究对象。[29]

为了进一步厘清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丸山还通过区分思想史与思想论、事实史的不同,阐述了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特色。丸山认为思想史是介于“思想论”与一般历史叙述之间的学问。丸山将单纯以过去的各种历史遗产为素材,完全脱离其历史的来龙去脉,随着主观的关心点自由议论思想的方式称为“思想论”。与之相对,思想史是由历史的考证严密地确定的。在剖酌资料和使用资料方面,它与一般历史学具有共同特点。但是,思想史也不同与事实史。事实史注重研究事件本身的时间性关联,而思想史重点研究对事件的意义赋予。另外,相比事实史受史料的完全限制,思想史学则强调按照历史顺序积极对历史对象发挥能动作用。在判断资料价值方面,思想史与事实史也不完全相同。丸山曾借用艺术形式来说明这一区别。他用演奏家来形容思想史家,用画家、文学家来形容思想论者,用乐谱来形容史料。他指出,一方面,与作曲家乃至画家、文学家不同,演奏家完全不能随心所欲地任凭幻想飞翔,需要考虑作品自身的形式结构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理念、时代背景等等。另一方面,演奏家也决不是单纯地、机械地再现乐谱,而是要在尊重原本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nachsch?pfen)。[30]

基于此,丸山将思想史研究者的工作定位为“双重创造”。思想史家埋没于历史中时表现得傲慢,从历史中脱出时表现得谦逊。一方面,思想史很容易掺杂研究者的主观想法和价值判断,[31]因而要严守历史的约束性,“不管是多么与自己意见不合的立场和思想,也要做到超越性地一刀两断,必须暂时将自己置于思想内部尽量忠实地观察体会其思想的未来。”[32]另一方面,要发挥自己对历史对象的能动性。思想史研究者“不仅仅是像商店里的售货员一样对所陈列的思想进行一一解说,而要将其与伟大的思想家结合起来,发现其思想中的内在必然性,通过其曾说过的话读出其所没有说出的东西”。[33]在这种辩证的紧张关系中再现过去的思想。这就是思想史本来的课题,也是思想史之妙趣的源泉。[34]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思想史与历史学一样也面临着如何把握古与今的关系、历史思想与书写者主体意识关系的问题。对此,丸山在发表于《展望》1965年第5期的《幕末观念的变革——以佐久间象山为例》一文中提出了如下具体操作方式。首先,进行想象的操作,即“设身处地地体验过去”[35]。将我们置身于历史上蕴含着各种可能性的时点,尽量在当时的语境下,用当时的价值标准对思想进行考察。其次,对思想家所生活的历史状况不要采取只发生一次或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发生的特殊事件来看待,而要将其抽象化为一个或数个典型状况。虽然一切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反复出现,但如把历史状况及当时人的应对抽象为各种“型”,就会成为今天或今后我们可能面对的东西。通过如此操作,历史上的过去不是直接被“现在化”,而是某种程度以过去为媒介被“现在化”。[36]

思想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具有流动传播性。丸山利用文化接触论对日本思想史研究后发现:日本思想史上的主旋律是成为教义的意识形态,但从儒佛开始,“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是外来思想,因此日本思想史的主旋律就是外来思想。[37]那么,该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挖掘日本传统呢?丸山认为应该注意两个问题。其一,不应把重点放在研究外来观念在输入时发生了什么变化上,因为如果过于神经质地注目于外来思想歪曲和变质的尺度,日本的思想也许会在某种意义上被全部描写成对原物的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或者会导致思想史研究上的所谓“思想缺乏论”。“这样又会在思想史研究上出现与‘思想缺乏论’相对立的倾向——力图从日本的‘固有’思想中寻找西欧思想在日本的‘对应物’”。[38]因此,在发掘过去的思想传统时,与其拘泥于这些思想本地化的程度,不如更加关注这些思想的出发点,着重弄清这些思想孕育时的多重价值及未来的可能走向以及其是否能解决问题,是否具有多产性。“日本思想史是由多种思想相杂居的,那里不存在本来有条理的传统结构。要从日本思想史中抽出具有生产性的思想传统,就不能忽视其思想发端时的多重价值所包含的可能性。”[39]其二,不以现在的结果和基准去评价过去或用现在的想象力去装饰过去。丸山认为诸如“亚里士多德虽然伟大,但因为他不懂量子力学,表现了局限性”这样的评价是不科学的,因为对当时没有出现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没有做出回答是很自然的。作为思想史学者应该关注当时人们对出现的或没有出现的什么问题,在多大范围内做了何种回答。在这种文脉中进行比较分析,才有可能论述某思想家的相对的“独创性”或相对不足。[40]

在1964年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丸山还进一步从思想的意义,尝试讨论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他通过刺激——反应模式来解释思想的意义。他认为人通过通信接受事件的“刺激”,再通过思考事件与自身的关系、对事件进行价值判断(即对事件的意义赋予),而后做出反应。人们通常会通过对事件意义的定型化来积累经验,从而形成思维习惯。而一旦出现从未出现过的新状况,就有必要对该事件进行新的意义赋予,由此产生出新的思想。从这个思路上说,思想史不仅要讨论对事件解释的变化,还要关注认识事件的“眼镜”(认识的工具和评价标准)本身的变化。[41]在1966年“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中,丸山又进一步指出,有规律的生活一旦确立,就不再需要意义赋予,意义赋予只有在人类为环境所抛弃时才是必要的。当人面对日常生活中无法理解的异常和非常事态时,优秀的思想就具有了意义。[42]

那么,哪些思想值得研究呢,也就是说如何衡量思想的价值呢?丸山在1953年撰写的纪念著名日本文学家野间宏的《关于野间君的回忆》一文中指出,一个人的生活要有思想史意义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其中重要的是:“‘思想’对人而言不单单是像戴帽子一样,而是必须具有从内在驱动这个人肉体行动的力量。其思想的发展,不仅仅是通过读书和观念性的反省来实现的,而是成为他的经验,通过他的行动被验证而得到发展。只有如此,他的思想变化和发展才具有内在、必然的一惯性。不管外在的表现发生多么大的转向和飞跃,其精神上的发展都为一贯的法则性所支配。这是古来思想家的典型特点。”[43]1960年在“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讲座中,丸山进一步提出了五个衡量思想价值的标准:1.思想的分量,即思想对问题做出解答的透彻性程度。思想的意义在于对人所面临的问题、状况做出解答,因此思想对问题解答的程度越透彻,其越有思想史意义;2.思想的渗透范围和流通范围,即思想影响越大、流通范围越广越有意义;3.思想的幅度,即思想所涉及的问题范围越广越有意义;4.思想的密度,即思想内在逻辑越严密越有意义;5.思想的多产性,即思想的生成力和启发性越大越有意义。[44]

四  结语

本文并不企图深入丸山具体的思想史研究成果之中去讨论丸山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迁过程,而主要利用丸山围绕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相关文献,尝试分析他为思想史研究学科化而付出的努力。从整体上看,丸山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是从战后开始,在此之前他对曼海姆意识形态论等学说的认识主要是从构思论文结构而加以学习参考的。[45]这其中既有他反思战前、战中日本思想史研究畸形发展的动因,也是其思想史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知识社会学等影响下而逐渐走向成熟的自然发展过程。丸山较为集中讨论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作品是《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但就如松泽弘阳在对该文的“解题”中所说,丸山对思想史方法、对象、范围的讨论,没有给出唯一正确的方法,而是提出了复数、多元的研究方法。[46]除此之外,丸山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还散见在“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等诸多作品中,这使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看起来并不具有体系性。但恰如松泽弘阳所说,这就要求我们在析出这些多样性的基础上,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丸山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建立在其对思想史学在日本战后尚未真正确立的现状分析基础上,其目的在于推进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化。而思想史研究学科化的前提是厘清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边界。丸山经过分析指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有四个要素和三种类型。四个要素是理论学说、感性经验、主义和时代精神。三种类型是教义史、观念的历史、范畴的历史。但不同的分析路径,这些研究对象在思想史研究中所呈现的情况有所不同。譬如,从对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贡献而言,主义、时代精神相比理论学说更为重要。但如果从思想的“浓度”来看,理论学说最浓,主义次之,而时代精神最低。由此可见,每个对象都是思想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也正因如此丸山认为思想史学科要真正确立,只有多个专业部门共同协作才有可能实现。

丸山认为思想史研究方法是多元的。他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研究方法大体分为逻辑性研究方法和功能性研究方法。前者以理论学说为研究对象,后者以主义和时代精神为研究对象。前者把思想当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而后者则把思想看做社会性实体的一个函数。前者注重对思想进行逻辑分析,而后者注重思想的结构功能研究。从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考虑,丸山主张思想史研究者应该进行双重创造,既要“追体验”地置身于历史之中观察体会思想的意义及其未来的可能性,又要超越史料发挥对历史对象的能动性;既要立足于现在,又不能直接把过去“现在化”,而应该把过去作为媒介使之“现在化”。只有在相互的紧张关系之中,才能发挥思想的真正意义。从思想的传播来看,丸山强调日本思想史研究与其重视外来思想的本地化程度,不如重点关注外来思想在接受之初的多重价值及其蕴含的可能性。从思想的意义来看,丸山强调对异常和非常事态的思想史研究。丸山强调评价对思想研究的意义,他提出了衡量思想价值的五个标准,即思想的分量、思想的渗透范围和流通范围、思想的幅度、思想的密度、思想的多产性。但实际上,这些标准对我们选择具体的思想史研究对象也有参考意义。

这些研究方法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丸山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立体网状结构,其核心支柱有二:一是使日本思想史研究更加科学化,以探寻思想史研究的规律性、非人个性的一面。丸山曾言,“现在流行把所有的‘学问’都还原为‘思想’,再把‘思想’还原到‘人’。我反对这种做法,我想强调的是学问的非人格性的一面。”[47]二是使日本思想史研究学科化,厘清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他认为“学习思想史,如果仅仅大概地记住过去有过哪些思想,或者仅仅按照时间顺序摆出结论,是毫无意义的。学习思想史的一个意义是重新认识我们以前未曾反省就作为前提的观念和在刻意宣扬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底层所潜藏着的、我们自身尚未意识到的为意识形态所制约的思考方式,以此将我们自身从这些思考方式中解脱出来。”[48]在丸山的头脑中,这大概是有效提升现代日本人主体性的重要途径吧。


(唐永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 区建英:《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

[②] 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③] 刘岳兵、王萌:《村冈典嗣的“日本精神”论与近代日本思想史学》,《历史教学》2018年第18期;王萌:《村冈典嗣思想史学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④] 徐水生:《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古层论初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韩东育:《丸山真男“原型论”考辨》,《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区建英:《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

[⑤] 王鑫、张慧:《丸山真男の思想史方法論》,《外语学界》总第2辑,2013年。

[⑥] 邱静:《“非西方”的可能性: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及启示》,《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

[⑦]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3页。

[⑧]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第12页。

[⑨]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第64页。

[⑩] [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2页。

[11] [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04页。

[12]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3-4頁。

[13]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6頁。

[14] 丸山在为《政治学辞典》撰写的“意识形态”词条中指出,观念形态或意识形态最广义就是指马克思所谓的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所有上层建筑。即,1.对人最初的意识形态上的权力。这是一种国家的政治结构;2.法律体系和家族形态等社会制度;3.宗教、道德、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诸形态就是全部意识形态。狭义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第三种。更为狭义的用法就如曼海姆,他通过与乌托邦概念相对比,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维持或拥护现存秩序的支配层的观念形态。参见:「政治学辞典執筆項目 イデオロギー」、『丸山眞男集』(第6巻)、岩波書店、1995年、81-82頁。

[15]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6-7頁。

[1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6頁。

[17] [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04-206页。

[18]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07-208页。

[19]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六册)》,唐永亮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20]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六册)》,第19页。

[21][英]伊·阿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7-69页。

[22]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5頁。丸山在1960年的“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讲座中,又进一步将思想由高到低分为四个层次,最高层次是高度抽象化的体系性理论、学说、教义,第二层次是较有总括性的世界观,第三层次是意见、态度,第四层次是生活感情、生活气氛等实际感觉。丸山认为,一般来说,层次越高,其体系性、抽象性越高。层次越低,其与生活结合的密切度越大。通常各种层次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带有目的意识或“方向性”的思想一般是从高层次向低层次扩展的。而与之相反,思想的能源或推进思想发展的动力,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上升的。

[23] [日]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六册)》,第20页。

[24] [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13页。

[25] 此为教义史通常的研究方法,但丸山也承认存在从思想家个人成长过程来研究其思想,分析其思想内在统一性的方法。参见: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7頁。

[26]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7-8頁。

[27]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10-11頁。

[28]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09-310页

[29] 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二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49』、13頁。

[30] [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20页。

[31] 丸山眞男「偶感一束」『丸山眞男集』(第12巻)、岩波書店、1996年、15頁。

[32] 丸山眞男「自分勝手な類推」、『丸山眞男集』(第5巻)、岩波書店、1995年、87-88頁。

[33] 丸山眞男「自分勝手な類推」、『丸山眞男集』(第5巻)、87-88頁。

[34] [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21页。

[35] 日语称之为“過去の追体験”。

[36] 丸山眞男「幕末における視座の変革ー佐久間象山の場合ー」、『丸山眞男集』(第9巻)、岩波書店、1995年、206-208頁。

[37] 丸山眞男「日本思想史における『古層』の問題」、『丸山眞男集』(第11巻)、岩波書店、1996年、180-181頁。

[38] [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23-224页。

[39] [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25页。

[40][日]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22-224页。

[41] 参见: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四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64』、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13-18頁。

[42] [日]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六册)》,第22页。

[43] 丸山眞男「野間君のことなど」、『丸山眞男集』(第6巻)、1995年、9-10頁。

[44] [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第217-218页。

[45]丸山眞男「思想史の方法を模索して」、『丸山眞男集』(第10巻)、332-333頁。

[46] 松沢弘陽「解題」、『丸山眞男集』(第9巻)、440頁。

[47]「『一哲学徒の苦難の道』対談を終えて」、丸山眞男『丸山眞男集』(第9巻)、岩波書店、1995年、365頁。

[48] [日]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六册)》,第289-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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