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21-11-17 13: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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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进入专栏)  

  

   本文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老师王汎森2013年6月在第二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上发表的讲座,整理后刊发于《知识分子论丛》,2014年第1期。后收录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一书。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报告。在座有很多位学术界的先进和朋友,谢谢你们前来。我不常出门参加学术研讨会,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因为我对旅行总是不大适应。我想象的听众是学生,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个人经验,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不一定完全能做到。我有个习惯,就是随手写,然后把纸张放到卷宗里,所以今天讲之前整理一下,发现我这些废纸也有这么厚厚一叠,但里面有些只写一行字,有的写两行字。我并没有专门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我讲的是比较宽松意义上的方法,基本上是我的一些实践心得。

   精读文献

   第一件要讲的就是精读文献,这是老生常谈。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上课时,要学生每一件档案读两个礼拜。汤用彤先生在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时候,有过一个说法:每一个字,都不能放弃。这当然有它先天的原因,因为早期佛教史文献不多,所以每一个都不能放弃。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讲过这个意思:在一个思想文献里,凡一个词出现两次,就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因为古人文书较简,能写万言书就不得了,不像今天论文动辄就要三五万字。所以很多思想史的文献都不长,因此某一词汇出现两次,便应特别注意。

   在阅读思想文本时,我认为应该非常注意议论跟现实之间有没有相应的关系。有时候有,有时候不一定有。

   时潮的波动有紧缓之别。有时候,在一百年里,很少有文章跟现实有关。有时候时局异常敏感,一封信就可以起很大作用。譬如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疑虑曾通过刊在报上的书信表现出来,这么一封信也马上引起知识界的注意。有时候正经八百写了几百篇文章,却都不产生作用。譬如我个人觉得有时候唐朝的思想文本很难跟那个时代联系起来,如元结的《浪翁观化》,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认为它跟唐代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非常深入把握它们与时代的连结。可是在历史上有时候一两个月、一两年、三五年,思想就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像“五四”的时期,三四个月或一两个月思想的气氛就变掉了。原来不是主旋律的思想,很快就变主旋律了。这些也是我个人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

   此外,一份思想文献中的时间层次及思想层次也应注意。2011年,我帮新版《仁学》做了导论。为此我又仔细地把《仁学》读了一回,发现里面有好多层次,以前都没有好好注意到。这里面有时间的层次,也有意义的层次。康有为的《大同书》,亦复如是,前后成书那么长,里面叠压的时间、意义的层次是很多的。

   语汇和语境

   这是老生常谈,就是一定要把文章放在整个时代的脉络来看,要能深入了解其时代词汇、语言、思想的复杂状态。譬如黄宗羲说“工商皆本也”,很多人把它说成黄宗羲特别重视工商的思想,但早在20世纪70年代叶世昌在“关于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中即已表示,这句话放在黄宗羲的著作脉络中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明夷待访录》里面,黄宗羲说工商和农都是本,是都“不能轻视”的意思,并没有特别突出重视的意思。只是指它跟种田一样,是百业中的一种。事实上,黄氏的意思是工商和农一样虽然都是“本”,但实际上还是不如农。

   我在看我学生论文的时候,常常发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一些思想语汇在那个时代的全幅环境中的位置与意义不清楚,只就该文本看那位思想家的思想。比如,清代后期阳湖古文的代表恽敬,很多人夸奖他的《三代因革论》,不过《三代因革论》就有好几个层次,它有受理学影响的部分,也有部分是在回应当时考证学对三代的研究的成果。但更多的是,他在跟时代的困境作很密切的对话与回应。这要求熟悉整个时代,才能了解他对话、沟通和反驳的对象。

   我个人写过一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里面提到很多人强调“欲当即理也”是在鼓舞物质欲望,但是放回原文脉络,大部分都不是这个意思。像颜元,很多地方强调“欲当即理也”,但他实际上是个非常严格的禁欲主义者。所以如果只突出一两句话,而忽略了它们在全文或全部著作中的脉络,就会出现前述的问题。我们往往太熟悉现在的想法,常把古人打扮得太像现代人,而忽略它们在那个时代中的意义。

   回到熊十力先生讲的,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欲当即理也”出现超过两次,就表明作者一定是很想仔细地谈这个问题,不然不会如此处理。即使到今天,这个解读对我们仍然有意义。

   另外,我们在读一篇思想文献的时候,要重视它那个时代的人或离它不久的人对它的评估,这里常常有超出我们想法的看法。譬如我读《孟子》或其他先秦古籍时,有时会觉得里面有一些推理方式和现代不太一样。但我们会慢慢发现,这些不可解之处常常隐藏了重要的信息。现代人太习惯于自己的推理方式,而忽视古代思想文献内部会有一些对我们而言不尽合理的东西,而这些地方恰恰反映那个时代潜在的、广大的思想习惯,里面往往也隐藏很大的意义。

   这里还要举一个例子。陈寅恪曾讨论说,为什么范仲淹跟欧阳修对宋代的“濮议”持论非常激烈,一定坚持要皇帝尊自己本生父母,陈寅恪认为这跟五代以来的“养子”传统有关。五代很多藩镇靠养“义子”来继承藩镇地位,造成很多祸患。义者“外”也,不从己身所出者也。所以“义”有“假”的意思,义子就是假子。陈寅恪认为范仲淹、欧阳修在“濮议”中的言论有一层意思,是对五代以来不好风气的回应。也就是说不仅就“濮议”这件史事来看,也不仅针对宋代的情况,它同时也是就几百年的风气来看。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整个时代思想与现实像一盘围棋,每一颗棋子都在对应、牵动着其他部分的棋局。

   还有,“井田”是中国历史上反复提出的思想议论。以前人们每每认为某个时代突然提出井田的理想时,多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形而发。但事实上,井田并不是均田,提出井田也有可能还有另一面意义,就是反对均田。雍正时就曾出现要不要井田的讨论,清朝都稳定这么久了,居然还有人提出复井田,当然不可能成功。井田一面反对土地兼并,还有另一面是反对均田。所以它每次被提出,对话对象都很不一样,也就是说它在整个棋局中所对应的、所牵动的部分都不尽相同。

   年代的集中处和议论的集中处

   通常思想文献不像其他文献数量很多,它的稀少性使得我个人在综观林林总总的文献后,将注意力放在年代的集中处和议论的集中处。以年代的集中处而言,在这里要举一个例子,譬如钱仲联先生编的《清代文选》,我以前上课常拿来给学生用,其中清代后期有几篇文章,思想方向不同,但年代相对比较集中,我常鼓励学生将这种年代比较集中的文献理解为一个时代对时代困境的四五种不同的回应,它们有宋学的,有文学的,有子学的,有考证学的。这些文章年代相对集中,有针对性,我个人就直觉要好好注意这四五种思想路数。事实上,清代中期以后,这四五种思想路数确实也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调。

   空白处可不可以作为证据

   2012年年底我花了一些时间把当时新出的《邓之诚先生文史札记》看了一遍。邓先生学问非常好,我注意到他的文史札记中,很多地方对陈寅恪先生表示不满。他非常注意陈先生的一举一动,但对他也很不满意,似乎还有一点嫉妒的意思。陈寅恪许多诗中隐微的政治意涵也被注意到了,他在日记中便几次提到陈寅恪的“谤诗”。从这里看,后来余英时先生分析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我还有个另外的想法。邓先生学问那么大,可是大概颇受他所关心的问题的限制,他对明遗民的兴趣太大,所以明遗民世界中非常小的事情他都要讲,包括宁古塔哪个篱笆下种的蘑菇煮的汤最好喝。他读了六七百种17世纪的文集,我认为没有人比他读得更多,可是很多我们现在感兴趣的问题,他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固定在某些范围内,所以其他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问题就不在他的关心之中了。

   另外我要说的是,邓之诚对陈寅恪的批评,除了个人的不满意或细节的指摘外,还有一个重点,我把它解释成是我们做思想史的时候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在空白的地方,把想象发挥到什么程度还算合理,哪些已不合格。

   我的理解是邓之诚认为陈寅恪在证据空白处想象太多。而我们知道,陈寅恪最精彩的每每就在这些地方。我们认为不成问题的地方,邓之诚先生认为是问题。陈寅恪“论韩愈”,说他从小从其兄在韶州生活,当地的禅宗风气非常盛,韩愈“必习传黄梅法传之争,故作原道以争道统”,也就是说陈寅恪认为韩愈从小无形中感受到禅宗争“统”的风气,故他建立儒家“道统”的观点即是受禅宗的“传灯录”的影响。在我看来,陈先生的推论非常合情合理,但邓之诚先生认为是“想入非非”。[1]

   他的批评使我想到,我们处理思想史,把想象力发挥到什么程度才不是胡思乱想,想象到什么程度,仍是有创造性的想象。我的初步想法是这样的,我们要注意哪里是有建设性的想象,哪里没有;直觉有时候是没有建设性的。思想史很多时候像一座又一座的山峰,看起来并不相连,但是它们的底座是连在一起的;山峰不连在一起,并不表示山谷不连在一起,我们应确定山谷是连在一起的,还是到某一处它们已经属于不同的山脉,这是我们在处理思想史的时候最费思量的地方。我要是陈寅恪先生,对邓先生的回应是:因为它们同在一个山脉里面,所以这个空白处是有意义的空白,这个连接是最行得通的。

   铜山崩而洛钟应

   根据我的实践,思想史中很多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线性的观念是很难处理的,它有时候像铜山崩而洛钟应。洛钟和铜山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会产生呼应。我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大学时代读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当然牟先生的书一贯晦涩难读,但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牟先生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史家,不过他长期处理中古哲学史的问题,他的《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都是。他看出印度佛学进来牵动中国玄学的变化,但它们不一定是直接产生关联,而是铜山崩而洛钟应式的关系,佛理进来,引起玄学震荡,它“应”的方式不一定是一对一,但有“应”的关系。我们研究思想时,大多只想在形迹上寻索,但实际上它也可能是铜山崩而洛钟应式的关联。

   还有是“杂糅附会”。我们生活的时代太“实”了,而忽略古人很多情况下是有实有虚、杂糅附会,往往虚的影响更大,这些东西总是包在一起,叠加在一起。我们思想习惯太实,往往对杂糅附会、铜崩而洛钟应这些不是很实的部分,失去兴趣和警觉力。

   一个时代的思想像一盘围棋,有很多棋子。一时看来似乎没有关系,事实上都是互相对应着的,而且不一定是一个子对一个子,而是多重复杂的关系。思想的动态可能使两个离得很远的棋子之间,产生一种关系。要怎么掌握,我的经验是要熟读一个时代的几十种文集或相关的书,掌握那个时代的氛围,大概知道哪些棋子摆在哪里,它们之间大概有什么或虚或实的关系,才能比较深入地了解。一般思想史著作比较精彩的部分,往往也是以一个棋盘在考虑问题。

   治中古史者可能通读全部史料,明清史就几乎不可能。史语所的老前辈严耕望先生,我进所的时候他还在所里,他对中古史只有四个字,即“竭泽而渔”,全部都要读一遍,这在明清是不可能的,近代史更不可能。我进所时,每天都看他在弄一些纸片,抗战时期的旧白报纸抄写的纸片,每天都在排。非常好奇,问他任何问题,总是答得非常少。

我进所的时候,正好这些先生都在所里。“中研院”到台湾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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