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当代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8 次 更新时间:2022-10-14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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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群  


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是中国史学界为了回顾、总结西方历史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而开辟出来的。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与反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这个学科该如何在传承中创新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若以复旦大学为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耿淡如先生开启的“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二是张广智教授倡导的“作为文化史的史学史”研究。这两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语境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耿淡如先生为响应当时中国学界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积极投身到史学界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中,以西方史学为例,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做了不少奠基性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文化热的兴起,张广智教授将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与各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史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研究范畴。

可以说,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既有对西方的学习与借鉴,更有自我的突破与创新,且都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语境密切相关的。如今,在这个各种思想剧烈碰撞的时代,为了提升史学史研究的解释能力和批判功能,我们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样一个命题,希望能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什么是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它何以必要?又何以可能?以下笔者将从“思想的主体”“思想的生成”以及“对思想的感知和解释”等范畴出发来讨论这一命题,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达成某个铁定的结论,而是希望引出更多的思考。

一 历史学家是时代的旁观者吗?

有关历史学性质的讨论,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历久弥新的问题,彭刚将西方史学理论对此的看法概括为重构论、建构论与解构论三种模式,这也基本涵盖了历史学自成为一个现代学科以来中外史学界的各种讨论。而在这些诸多讨论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角色,即历史学家的身份问题。

事实上,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是每个从事历史书写和研究的人都会以明确或隐蔽的方式回答的,更是历史学自学科化以来不断被提及和反思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必也无心做一个冗长的观念史回顾,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凡是对过往时代进行记录和思考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学家”,也就是说,这个范围既包括过去的历史记述者、历史家,也包括现在的史学研究者。前者貌似是对史实的如实记录,但他选择记录的对象、记录的方式以及对记录的解释一定都带有其个体的判断;后者虽不以直接书写历史为目的,但其研究对象却是与前者一致的。由此,可以说他们是本质上相同的一群人。而他们历史书写的目的,按希罗多德的话来说,是为了探究并记录人类的业绩;按司马迁的话来说,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概言之,历史叙述从来都是人在记录人事。即使是在环境史、动物史被加入人类历史书写之中,甚至是当今开始出现“后人类史学”这种声音之时,“由人来写作的历史”仍不可避免地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事始终是历史叙述的核心关注点。而只要是人写的东西,就会有人的立场、人的角度、人的观点,乃至人的偏见和短见。

关于这一点,既能从古代史家对自身书写目的的表述里感知,也能从后世对史家的评论和研究中明了。比如,公元前1世纪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从主题和描述方法上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进行了比较,“对所有史学家来说,首要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为他们的读者选择一个美好和令人高兴的主题。我认为,希罗多德的选择比修昔底德的要好。他的历史是有关希腊人与蛮族人的总体的历史,如同他所说的,‘为了使人类的业绩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被遗忘’……但修昔底德仅仅描写了一场单独的战争,这一主题既不高贵,又非常不幸。它本不应该发生,但却事与愿违,它应默然置于一旁,并且被后代遗忘或忽视”。狄奥尼修斯对两位史家的评价在后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可以暂存不论,但他的确为理解西方早期的历史思维提供了一个角度,他所提出的评判标准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追究,而是要求史家应该对公众的记忆及其价值取向表示尊重和服从。两千多年之后,2014年,荷兰学者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发表《什么是学者的角色》一文,自此在欧美史学界开始了一场关于“怎样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做什么”“何为历史学家的美德”等围绕历史学家身份和工作方式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将传统史学史关注的对象从史家作品扩展到其学术人格、思想观念、心理状态、政治立场以及治史特点上,认为史学史研究不仅要考察历史学家写了什么,更要分析他们是怎么写的,又是什么东西或思想影响了他们的历史书写。

可以说,西方史学在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追求是其始终坚守的目标,另一方面对史家主观意识的肯定和认可也贯穿着从古代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讨论到今天对“学者角色”的考察。对于科学的研究范式的讨论自兰克以后不胜枚举,而对于史家身份的认知最清楚的则莫过于克罗齐和柯林武德。

克罗齐之所以说历史不是编年史,就是因为他不认为真正的历史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观察者所编写的一叠关于日期的目录。只有当历史学家融入他正在研究的历史之中,那一堆堆麻木、干瘪的史料才具有意义,正是在历史学家的思考过程中历史才得以复活。换言之,历史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思想中。由此克罗齐宣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过去的事实与历史书写之主体的思想观念之间的联系。

几乎与克罗齐同一时期的柯林武德从其秉持的历史的观念性出发,反对那种“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强调对“事件”内在层面的理解,认为史家应在自己心中重演前人的思想,由此得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结论。他还说过另一句少有人引用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两句判断之间深层的逻辑关系究竟是什么,少有人深入讨论,更无有定论。当然,对此的研究也并非本文的关注点,不过,从最基本的含义上来解读,他所说的“史学史”应该是指研究者在其内心之中对历史研究及其对象的自觉反思,是历史学家在自己心中对整个过去的重演。

克罗齐与柯林武德两位的提法因各有其思想语境和问题意识的支撑而有所区别,也与我们把史学史作为历史学学科的家史来看待的思路不尽相同。但从大的方面来说,他们都是在强调历史学家的角色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过去在史家的口中笔下的再现,是与历史讲述者的思想、情感、经验等等密不可分的,过去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还原(甚或是一种塑造)以及历史学家的解释才得以实现。因此,历史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并不能掩盖史家的主观立场,更无法消除史家在历史解释过程中所透露出的自我意识。

由此,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历史学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他与他所处理的作为对象的过去之间有着一种共在的关系,他所进行的历史书写一定是有人称的,且必然注入了他个人的理解。换言之,作为“思想的主体”,任何历史学家都会受到时代、环境、思潮的刺激,这些刺激或许并不一定能决定他最后必然得出什么结论,但一定会隐隐约约地影响他对主题的选择、叙述的方式、逻辑的铺陈,他因时代的影响、个人的际遇、思想的变化而产生的世界观是他历史书写背后的支撑性力量。

二 历史学家的世界观

所谓“世界观”,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一个人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与分析事物,与他所秉持的世界观分不开。世界观关涉的是意识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去理解世界的本质和运动根源,要解决的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世界观的形成与人自身的生活实践有关,一般说来,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以此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普通人那里,世界观往往是自发形成的。自觉地加以概括和总结并给予理论上的论证,这是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反思精神的人才会做的事情,而历史学家正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同意,任何时代的历史书写者都不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旁观者,他对自己那个世界的看法、对时代的认知必然会通过其书写行为得以表达,那么,历史学家的世界观便是他历史叙述或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且必然会借助对过去的叙述和研究或显性或隐蔽地呈现出来。而世界观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历史书写的不同切口、路径和结论。因为,过去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可能是单向的。事实上,虽然史料的多少及类型会对历史学家形成某种限制,但如何选择,历史学家是有主动权的。更关键的是,在史料选择基础上,如何感知过去并加以解释,这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在过去与历史学家的双向关系中,过去及留存的史料规定了史家可能着墨的时空范畴,而史家则决定着以何种方式叙述过往,从而影响过去可能在当下的言说方式和理解模式。

关于历史学家的思想如何影响其研究对象的问题,何兆武明确说过:“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则恰是人文动机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历史,人文世界本身乃是人文动机在起作用的产物。……史家在自己对待历史世界的态度上,也必须既是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即既要入乎其内深入探索史实的真相,同时又能出乎其外随时反思并批判自己是如何理解历史世界的,亦即它的有效性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

可以说,安顿已成为过去的历史,或者说重新建立起自己与历史的关系,这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头脑中要完成的事情,这其中包含着复杂的相互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具体历史进程中作为思想者的历史学家的思考与选择,而非观念自身的逻辑演进。这是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与纯粹的思想史之间的差别,换言之,纯然的思想史研究关注的是那些已经定型了的观念,而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关心的则是一种心理上的行动,历史学家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包括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中,针对特定的问题(包括他所处时代激发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思考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可能是对两种具体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情势中特定问题的回答,两种语境的变化会导致问题的变化,历史学家的世界观也会随之变化。只有结合这两种语境,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学家的观念及其改变。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要揭示的就是历史学家因时代变化、心灵困境、学术话语而不断调整、选择的丰富的精神历程,以及观念的变化在历史书写中或平稳或戏剧化的呈现。

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要把历史学家当成思想家来研究,研究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历史书写中的体现,而他的文本背后隐含的就是他思考世界的方式。以往的史学史研究不太关注历史学家自身对世界的认知,没有把历史学家的思想当作思想史意义上的问题加以探讨。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既要关注过去本身,也要关注历史学家关于过去本身的思想,更要关注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对于反思的再反思。换言之,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要问的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是如何编纂史实的,更要询问的是历史学家是怎么知道那些史实的?选择史料标准是什么?他们是如何领会解读材料的?最终,他们又是如何合理地将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加入其历史书写之中的?

由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就必须思考历史学家的内心世界是如何建构的,其个人的主体性等因素是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发挥作用的,在史学实践中,史家是如何定义自我、定义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他的研究对象等等,以及这些思想的活动又是如何具体落实到其历史书写当中去。即历史学家“思想的生成”是如何完成的,换言之,这是有关历史学家的历史思想之进程的调查。

三 何以方法?

确立了思想主体的世界观对历史书写和研究的重要性,明白了思想生成的内在因素对史家可能的影响和结果,接下来就是要观察史家是如何感知并解读思想的。而如何观察、如何选取观察的角度并最终给出解释,这就必然涉及对方法论的考量。

然而,如何才能够在一个普遍缺乏理论共识的时代里找到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何况我们提倡的研究方向是一个多元混合的复杂体,那就必然注定了任何单一的方法论进路都是有缺陷的。就如同当代美国史家恩斯特·布赖萨赫(Ernst Breisach)所说:“当我们想要从各个方面理解历史书写及人类状况的复杂关系时,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都会被摈弃。”

由此,我们并不打算为每位研究者指定一种统一的研究策略,以避免在方法论上陷入某些陷阱。但缺乏系统而自足的方法论,不意味着没有关于方法的思考。

如今,史家使用材料的多样化早已不是需要论证的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史家选取材料时,其内在的理路与外在的环境是如何结合的。因为事实上,即使材料是客观的,但材料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却可能是松散的。如果说,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找到并分析那些如碎片般的材料之间的有机互动,然后按照某种人为的逻辑将其连缀在一起,使之看上去是客观且紧密相联的,那么,史学史研究者要做的则是,既要找寻并揭示史家历史书写时的外在客观“语境”,不能跳离时代地抽离出一些超越性的东西;同时,更要分析史家持有的内在主观“脉络”,因为史学文本作为一种特殊文本,是史家通过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来完成的。只有这两者间的有机结合,才能发掘出史家的观念与史实之间的真实联系,也才是我们倡导的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

但是,如何完成这项工作?我们认为,这种对历史学家思想的考察既不应该是脱离具体史学研究实践的纯理论思考,也不能是没有理论关怀只讲究技术的毛细血管式的研究。然而,不幸的是,史学理论的探讨与史学个案研究之间的脱节不仅是中外学界的普遍现象,更是在中国史学界几乎分化成两个学科。实践的历史学家一般会以为,有关史学理论的研究有空谈之嫌,且无法与具体的个案研究相结合;史学理论研究者则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是在没有充分弄清楚自己学科的规律和特征的情况下,带有某种盲目性地进行着各自细小的碎片化研究。

如何解决史学研究中这种理论与实践在理解与交流上的隔阂,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

历史学是关注事实的领域,历史学家当然不可能去“发明”使用的材料,而且随着研究的展开,历史学家还会根据材料修正自己的观点,这是由历史学学科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因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只有在史料呈现的事实范围内,事实才成其为事实,尊重史料是历史学家的基本职业操守。

但是,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在不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下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变化的学问,所以不同的时空维度可能使同一种行为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更会让不同的记录者产生不同的叙述和解读的角度。历史学家会选择他所想要采用的材料,并在材料选择的基础上对事实加以解释,这既形成与过去的对话,也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思考。换言之,历史书写的内在脉络中必然隐藏有一种书写策略,关于过去故事情节的安排、历史对象的呈现、关键概念的设置等。史家对多层次史料的采用当然是史家为了充实其材料来源的丰富性,并展示其客观性的表现,同时也意味着其思维方式的复杂性。如果放在一个长时段中考察,我们还能解析出不同时代历史学家书写方式变化背后大的思想律动,发现历史学家有意识调整观察视角可能是出于新的问题意识和现实诉求。

因此,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就是要分析那些书写策略是如何受一些关键因素影响而形成的,那些书写策略又是通过何种话语表达出来的。进而揭示史家与史著之间的关系、文本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共时与历时的考察,才能既从思想的层面,又从书写的层面深入理解历史思想的形成与变化,并展现出历史叙述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探讨,这两者的结合可以形成一种互动式的视角,能让研究者既带着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又兼顾历史维度和思想语境地进行思考,从而把自己融入更大的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中去,从多变的视角来研究变化。

总之,我们希望史学史研究者与史学理论学者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各自已经高度专业化的研究藩篱之中,而是以“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作为一个新的试验场,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提供更大的舞台,同时也可能为人类认识自身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结语:一种批判性的史学史研究

为什么要在当下提出“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应该说,这既是进一步深化学科的自我认知,也是为了回应时代的要求。

由于人是有思想的,因此也可以说,人的历史就是人的思想的历史。史学史研究的主体是史学思想,而历史学家作为“思想的主体”,对历史学家思想的考察自然成为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成为我们试图理解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研究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既是为了理解过往历史书写的思想来路,也是为了建构历史学家新的主体意识,这涉及史学的书写方式和它内在的特质。如果我们把历史学家及其史著放在一条延长线上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史家在其历史书写中所呈现出来的思考、其关心的问题可能仍然向未来敞开,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获得新的意义。

虽然历史学家并不像社会科学家那样直接参与对社会现象的诊断,但他们却扮演着公共意见的教育者的角色、通识教育的培养力量和政策咨询顾问等角色,承担着获得社会信任的责任。历史学家所提供的历史理解,不仅是为了历史性地定位过去,也是为了面对现在,从而更好地迈向未来。

自1990年代以来,历史学科在内部知识生产和外部知识评价上都经历了重大的转型。如何产生与时代相宜且有生命力的新见解?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中国的视角书写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自身的民族认同与世界关怀两种视角之间的张力与合力?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如何创造性地建构中国历史学的世界书写?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如何可能完成从最早的引介西方研究到现在想要提出一种中国的研究范式这一过程?而且这种范式还要具有国际性,能与西方思想对话?要回应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但需要对个别而具体之史家及历史思想的深入探究,更需要对历史思想及思想史作为一个知识类型其生产与生存境遇的整体探讨。

因此,新阶段的史学史研究,应当既作为了解历史学本身演变发展过程的一种手段,也要成为学科进行自身反思的中介。此外,还应该有着新的研究主题与方法论上的明确考量。

以上,我们明确了要将历史学家的世界观作为史学史研究在新时期里的重要考察对象,在不排除历史学家具有以求真为目标的“高尚梦想”时,强调历史学家的思想世界是其历史书写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切被书写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史”。换言之,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研究,其任务就不仅仅是研究和诠释史学经典文本中的重要观点,而是要将历史学家写作的全部思想过程作为一个广义上的“文本”来处理,深入历史叙述的文本结构及史家的思想世界中去,力图更深刻地理解史家世界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的过程,并且在建构、解构或重构之中,创造出另一套宏大叙事,赋予史家一个责任,即相信或确认史家也是思想家。从而,在说明不同史学范式的建构和形成的过程中,更为恰切地解释人类的历史与思想。

当人“既是历史的研究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狄尔泰语)时,他眼中的历史就不再只是历时性的相续,也是共时性的同在了。而思想史与史学史的结合正好涉及这样的两个维度,即历史过程的维度和在历史过程中所生成的思想的维度。在这条连续性和差异性共存的历史河流之中,历史学的连续性既表现在史学史的脉络中,也可表现在史学理论所关注的学科性质、规律、体系等概念上;而历史学的差异性则既存在于历史学家作为思想主体的理解方式不同,也代表着不同的史学理论所提炼出来的不同模式。因此,凡参与到这项研究中的学者都应该是既勤于个案研究,又勇于理论反思;既要在共时性语境中对历史著作及史家的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也要做历时性的观念变迁探究和范式转型思考。

总之,我们希望借助“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路径,能够既将史学理论的关注点融入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又让具体的史学史研究体现思想的深度,从而更好地展示史学史研究的反思性力量。只有具有思想性与批判性的史学史才是历史真实性的真正来源,因为它满足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意识与历史实在的客观性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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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林》202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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