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 次 更新时间:2021-01-09 12: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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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进入专栏)  

  

  

在这一篇短文中,我想探讨对过去的记忆如何在现实政治行动中发挥作用。全文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国粹运动与汉族历史记忆之复返(及虚构)——尤其是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记忆。从道光、咸丰以来,这一段历史记忆便逐渐复苏了,在这篇文字中主要是以晚清最具领导性、与革命行动最为密切的章太炎与国粹运动为主。第二,在召唤历史记忆之时,原本已经成为潜流的一些汉族生活仪式,是否重新浮现,并被赋予政治意义。最后则想谈在近代国家构成中,这一些记忆资源在现实行动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过去”在现实上并不存在,但是在清朝末年关于未来国家建构的论辩,尤其是“革命”与“君宪”的论争中,“过去”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晚清的革命志士已不再像清朝政权正式取得汉族士大夫的信仰之后的世世代代,把所谓“国”和满族政权视为一体。“国”与当今朝廷这个两百多年无人质疑的统一体分裂开来,而在促使二者分裂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现代国家观念使得人们不再认为“国”就是朝廷,梁启超(1873—1929)在晚清提倡的国家思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此同时,清代后期逐步回返的历史记忆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过,此处必须强调,清朝政权在现实上的挫败是引起所有变化的主要因素。

   谈清季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必须先考虑:它们是些什么记忆?它们如何被压抑下去?它们如何复活?

   历史记忆永远会被自然而然地遗忘,不过,我们此处所讨论的不是自然的遗忘,而是清代历史上对汉族历史记忆的有意压抑,其规模之大,压抑之彻底,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皆属罕见。这种历史记忆是被以两种方式压抑下去的:首先是官方强制性的作为——文字狱、禁书运动、禁毁目录的刊行、《四库全书》中对书籍的删改等等;其次是官方的强制性行为所引发的士大夫及一般百姓的“自我压抑”。自动自发的压抑扩大了对明末清初历史记忆的抹除。原来相当有限的官方作为,在百姓的自我揣摩以及不确定感、不安全感下无限扩大,无数不在禁书目录中的书,或是官方只要求抽毁的书,都长期潜藏不出,或被偷偷毁去。总之,官方的作为形成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使得大多数人主动地将大量的历史记忆抹除,或压抑到潜意识的最底层,它们即使未彻底消失,基本上也已经不再活动了。许多人甚至不再留心皇帝是不是汉人。譬如在1895年出生的钱穆,曾经不知道当时的皇帝是满人。[1]少年人的世界自然不可以太过当真,但是它也能说明一时的实况。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清代中期出现了一些史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胡人所创的政权才是正统,汉族政权反倒成了偏统。[2]由于在整个清代对明末清初历史遗忘得相当彻底,以致想重新撰写这段历史时,如果不靠一些在清季逐渐重现的史书,简直无法下笔。历史记忆的复返当然不一定是完全恢复原先的旧观,它可能是提醒原来被压抑在意识底层的一些稀薄的东西,也可能是一种“创造”(invention)。它们的出现,形成一股越来越强的记忆资源,对异族政府所灌输的官版历史记忆造成颠覆批判的作用。

   我在《清代的政治与文化》[3]中曾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叙述原先被禁毁的文献,如何在道光、咸丰以后一步一步地复活、重现。它们的复活与清廷统治力量的衰弱及文网的衰弛有关,而它们的重新出现,对原本已经衰弛的统治力,如同雪上加霜,加速了它的瓦解。

   有关明季历史遗献的复活过程,在清末的国粹运动中有所表现。国粹运动包含的范围相当之广[4],此处只谈与本题有关的部分。晚清的国粹论者几乎都有两个共识。第一是跳过清代官方之正统来重估中国文化之“粹”之所在,故大量有关明末清初历史及思想的文献被当作“粹”复活了。第二是追求中国古代真正的理想。这两件工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为要决定什么是“国”的“粹”,所以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传统的重塑。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但却在短短的几年间有了重大的结果。

   国粹运动是由1905年创立的国学保存会及其机关报《国粹学报》所主导的。主其事者先后出版了《国粹丛书》《国粹丛编》《风雨楼丛书》《古学汇刊》等。这些大型丛书中收有大量清代禁抑不出的书籍,由其中最有名的《国粹丛书》可以充分看出他们所要标举的国粹是什么。《国粹丛书》所印的书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标举新哲学的,尤其是对人性持自然主义观点者,或主张“欲当即理”的思想家的书。大抵胡适(1891—1962)《戴东原的哲学》中所特意标举的思想家的著作,有一大部分皆在《国粹丛书》的第一辑中出现过。[5]

   第二类书是以提倡实践实行、经世致用为主的,如包世臣之《说储》。

   第三类则是明代或明末清初的著作。

   这是该丛书第二、三两辑的主要内容。它们的出现,打开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忆的世界。其中绝大部分的书在清代中期以后便不再公开流行传布,或是只以清代官方或私人自我删窜后的版本流传,在扼要之处完全嗅不出一丝种族气味,现在却大多以原刊本再度出现,则对当时人们记忆世界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这个记忆世界的复返与仇满恨满的热情甚有关系。柳亚子(1887—1958)便是一个佳例,他曾说自己“积极收集南明故事,以增强自己的反清意识”。[6]

   在《国粹学报》上我们看到大量征集明季禁讳文献的通告。他们对钱谦益(1582—1664)、刘宗周(1578—1645)、陈恭尹(1631—1700)、黄宗羲、王夫之(1619—1692)等人的文字、遗墨、画作皆极力访求,其艰苦情形可以用邓实(1877—1951)搜集钱谦益的《钱牧斋初学集笺注》及《有学集笺注》为例。邓氏自谓“余托书贾物色将近十年,乃今获之”。又说钱氏所选《列朝诗集》及文集、尺牍,“至今未得,心常怦怦,世有藏者,如能割爱,余固不惜兼金以相酬耳”。《国粹学报》中并辟“撰录”一门,专门“征采海内名儒伟著,皆得之家藏手钞未曾刊行者”,他们大量刊印这些秘籍及明末遗民以至乾嘉道咸遗文四五百篇。不只此也,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创于1905年)还将这些珍本秘籍供人借阅。[7]

   在整个国粹运动中居领导地位的章太炎之国粹思想值得在此讨论。章太炎所谓的“国粹”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相对于满族而说,一是相对于西学所说。相对于满族,则“国粹”的一个重要部分即贮存在历史、小学、典章制度中的历史记忆。所以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励种性”的主张,其实即以汉族的历史记忆去激励种族自觉。在这里,正因为历史记忆主要是用来划分不同族群之间的界域,所以是不分好坏良丑,一旦是我族记忆之一部分,便值得珍惜。所以章太炎一再说国粹一如祖先的手泽遗迹,它即使再“儜拙”,后代子孙也不嫌弃,即使再朴陋,也都让子孙流连忘返。[8]要紧的是,它是一群人共同的历史记忆。

   太炎所谓的“国粹”,包括小学、历史、均田、刑名法律等,但最反复强调的,还是小学与历史二端。他认为这两种学问特别值得宝贵,因为它们保存汉民族的历史记忆,而且也是“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9]语言、历史可以“卫国性”、“类种族”。太炎说:“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10]又说: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11]

   语言、历史之所以可贵,是因二者都是先民长期创造积累下来的。学习它们,至少可以培养出一种自觉心,自觉到汉族始终是一个连续体,不可切断,并自觉到汉族在所有种族中的特殊性,而且足以绾合整个民族,激励使用同一语言并拥有共同历史记忆者团结在一起。

   章太炎所参与创立的光复会本意即“光复旧物”之意,也就是光复满人入主以前汉族之朝代,故又名“复古会”。而当时革命阵营,尤其是《国粹学报》中,出现许多“复兴古学”的文章[12],其中有一个主张即要恢复汉族之历史记忆,认为回复到清朝以前汉族政权下的衣冠文物,即可与汉族灵魂相契。以语言为例,他说:

   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13]

   至于史学与种性的关系,太炎基本上认为历史记忆的连续与种族的自觉性、独特性关系密切,太炎并引用印度的一段经验来说明这一点:

   释迦氏论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譬如人有里籍,与其祖父姓名,他人不知无害为明哲,己不知则非至童昏莫属也。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有是心所以异于动物,余固致命于国粹者。[14]

   在“以国粹激励种性”的认识下,太炎为大部分汉学考订工作找到了现实政治上的意义,认为清初学者的“反古复始”工作与光复运动可以相结合。章太炎认为清学开山的顾炎武是整理国粹、襄助民族革命的楷模——“顾亭林要想排斥清廷,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15],“裂冠毁冕之既久,而得此数公者,追论姬、汉之旧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亲昵”[16]。

   汉学家所做的复古之学,疏释历史上种姓迁化之迹,有助于分别“犬”、“羊”,激励种姓。他以意大利中兴为例,说他们是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而清代汉学家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的。[17]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章氏看来,因为国粹是以历史记忆为主,而历史记忆是不分好坏的,凡是已成过去的,就是记忆的一部分,值得珍惜,所以他一再强调,他不是提倡学习过去,讲国粹不一定要照着过去去做。用“保存一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的标准看,则凡属于记忆的便值得保存:

   国粹诚未必皆是,抑其记载故言,情状具在,舍是非而征事迹,此于人道损益何与?故老聃以礼为忠信之薄,而周室典章犹殚精以治之……[18]

   历史记忆是中性的,“舍是非而征事迹”,所以并不对属于同民族之记忆作是非判断,只要足以激发思慕之情,有助于民族情感之培养,就可以了。太炎又说:

   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然则抨弹国粹者,正使人为异种役耳。[19]

   国粹足以使人知“前事”,则不至于因为异族刻意抹杀汉族历史记忆而不自知。此所以太炎说抨弹国粹者,是替异种奴役中国开路。

   章太炎在晚清革命时期写了许多宣扬种族思想的文字,它们在当时所向披靡,对倒清的贡献非常之大。不过太炎积极重建明清之际满汉冲突的历史是在革命成功之后。由他一步一步摸索满洲史事,我们可以知道历史记忆复活之困难,颇似一步一步“揭开无知的面纱”。

   太炎在重建这一段历史记忆时一再强调,谈这一段史事必须依赖“明著明刊”之书,也就是未经官方及民间删窜的书。民国初年,当清史馆还在进行修撰清史工作时,章太炎也在积极重建明清之交的历史。

   由他写给学生吴承仕(1884—1939)的信,可以看出他在读到一些重新出现的“明著明刊”文献后,那种恍然大悟的心情:

   鄙人近得明代官书及编年书数种,乃知满洲旧事,《清实录》及《开国方略》等载爱新觉罗谱系,其实疏漏夺失,自不知其祖之事,《明史》于此亦颇讳之……逆知清史馆人,必不能考核至此。[20]

   在第二信中,太炎又说:

清官书既有所讳,而案牍小文,或有漏泄情实之处……再明人书自乾隆时抽毁以后,其间要事,多被删除,今所行《熊襄愍集》,亦非原本。黄石斋《博物典汇》,清《方略》最喜引之,乃谓其述建州旧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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