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现代技术与人类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5 次 更新时间:2019-12-15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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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  


虽然技术问题是伴随人类文明而来的一个恒久问题,但只有在最近几十年里,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效应的关注热情才变得空前高涨。这种关注与人们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期待和忧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我们今天大概已经不知道是应该期待未来还是忧虑未来,或者是喜忧交加。有一句话已经悄然成了流行语,即所谓“未来已来”。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学术用语“后-”(post-)和“终结”(end)——诸如“后现代”“后工业”等以及“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人的终结”等——传达出我们时代人类文化的深深的没落感,那么,今天流行的“未来已来”一说也一样,同样传达了我们人类面对动荡不安的现实和不确定的未来的普遍焦虑和恐惧。


无论如何,“技术与未来”已成一个急迫的时代命题,而且更是一道哲学难题。老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前不久在《大西洋月刊》2018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启蒙运动是怎样结束的?》的文章,专题讨论人工智能(AI)问题。文章主要指出三点:1、人工智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2、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可能会改变人类的思维过程和价值观;3、人工智能可能在达到预期目标,但无法解释其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有鉴于此,基于人工智能的种种不确定性,基辛格老人内心充满忧虑,呼吁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出场,建议美国政府赶紧成立一个由杰出思想家组成的委员会,以帮助制订国家意愿——他的说法是:再不开始,就太迟了。


除了上述呼吁,基辛格这篇文章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因还在于他的下面这个判断:“随着世界变得更加透明,它也将变得越来越神秘。”我以为,基辛格在不经意间触及了一个现代性批判中多有争论的问题,即“启蒙”与“反启蒙”、“祛魅”与“复魅”之争执。在技术工业的支配下,启蒙之后被祛魅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清晰、理性、规则和明白了,越来越成为一个可测量和可计算的世界,但同时,它又变得灰暗不明、不可预见、不可评估。我们比从前更无法确知和把握未来世界了。就此而言,我们今天的“现代技术与人类未来”这个主题可能是令人气馁的。在今天,技术专家们虽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经常信心满满,但恐怕没有人能提供出一个系统而稳靠的未来预判和未来规划;同样受技术的控制,职业政治家们忙于利益算计和平衡,以及社会局部方案的商讨、制订和实施,无暇于全局和整体的考量和研判。基辛格只好期待和要求哲学家,他的意思是说,关于现代技术支配下的未来人类文明,我们需要有一种宏观的预判和整体的把握。


这一点当然是对的。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总体说来,哲学家和人文学者们却是完全落伍了,而且早已经被边缘化了。事出有因。一方面,这是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人文与科技之间的隔阂之深已经无以复加,人文之声无人理睬;另一方面,可以说也有哲学家和人文学者本身的原因,因为这些越来越被冷落的人物今天最喜欢——或者说长期习惯于——以虚情假意的哀怨之态去虚构历史,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总是告诉我们,历史上某个时候(比如前苏格拉底时代,比如中国先秦时代)的古人活得多么多么美好,而后来世风日下,失了“乐园”,而现在更加不行了。实情真的如此吗?人类历史上当真有过一个美妙“乐园”吗?当真是今不如昔吗?其实正如尼采所言,连最美好的时代即悲剧时代的希腊人也没活好,反而是最痛最苦的一群——所以他们才需要正视人生痛苦之真相的悲剧艺术。


缅怀过去的哲学和人文科学属于旧时代和旧文明,后者可以被称为“自然人类时代”和“自然人类文明”。自然人类文明是依循自然节律的前工业文明,自然的线性时间观念乃是这种文明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民族的自然状态下的观念世界和文化世界。而随着技术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自然人类文明过渡为技术人类文明,传统线性时间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其主体是宗教、哲学和艺术等)渐失势力,过去和传统不再成为文明的焦点和基点,哲学和人文科学需要启动一种新的时间经验以及相应的新文明样式。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想,尼采的“未来哲学”构想和超人理想,以及海德格尔的实存论和未来之思,都已经是这方面的试验和努力。反思性的哲学开始转向前瞻性的哲思了。这时候,哲学理应担当起前述基辛格所讲的任务了。


今天我们尝试来做这样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我们的讨论主题是“现代技术与人类未来”。我们不准备处理细部的技术现象,也并不谋求伟大的创见和预言,而只希望能够提出问题,试图形成关于此课题的相关探讨的宏观问题结构。本文的讨论分为如下四个问题:一、地质学上的“人类世”意味着什么?二、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有何区别?三、自然人类与技术人类有可能达成平衡吗?四、未来之眼:如何应对技术支配下的未来文明?


一、地质学上的“人类世”意味着什么?


我们首先从地质学家和哲学家们近些年来经常听说和讨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和“人类纪”(Anthropogene)概念开始。这方面也颇多误解,需要加以澄清。“人类世”首先是一个地质学的概念。地质年代表有“代”“纪”“世”之分,从太古代、元古代(震旦纪)、古生代(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三叠纪)、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一直到新生代(第三纪、第四纪),而人类就出现在新生代的第四纪,所以也有人主张把“第四纪”叫做“人类纪”——“人类纪”(Anthropogene)概念只是在此意义上被使用的,是“第四纪”的另一个说法而已。新生代的第四纪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其中“全新世”(Holocene)始于11700年前,是最近一个冰川期结束后来临的(故又称“冰后期”),与其他地质世通常以百万年甚至千万年的跨度相比较,“全新世”还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地质时期。但有地质学家宣称:现在地球已经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世”概念最早是由地质学家阿列克谢·巴甫洛夫(Aleksei Pavlov)于1922年提出来的,但一直都未得到确认;直到不久前,在2000年《全球变化通讯》的一篇文章里,生态学家尤金·斯托莫尔(Eugene Stoermer)和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正式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且在文章标题中使用了“人类世”这个术语。美国莱斯特大学的地质学家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指出,“人类世”的最佳边界为20世纪中期(即1945年),“全新世”结束,“人类世”开始。


地质学是讲证据的。“人类世”必须在地质史上留下有别于前世的痕迹和印记。总结起来,地质学家通常认为有如下地层印记:第一是放射性元素,核武器试验和原子弹爆炸,加上后来的核电站建设,尤其是核废料泄漏,在地层上留下了大量的放射性元素;第二是二氧化碳,化石能源的燃料燃烧后排放出巨量的二氧化碳,马上要烧完了,同样会在存埋于地层中;第三是混凝土、塑料、铝,人类巨量生产和使用这些材料,举例说来,人类已经生产了500亿吨混凝土,地球上每平方米可铺上一吨;第四是地球表面改造痕迹,借助于技术工业,人类对地球表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造;第五是氮含量,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导致地球表面氮含量激增;第六是气温,由于地球气温上升,通过所谓“温室效应”,一说20世纪已经上升了0.6-0.9度,又说比前工业时代上升了1度,且以每十年0.17度的幅度上升,一旦比前工业时代上升2度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七是物种灭绝,地球历史上正在发生第六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恐龙灭绝。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地形和地球进化的地质力量。按照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说法,“自从生命在大约40亿年前出现后,从来没有任何单一物种能够独自改变全球生态。”


地质学家们首先关注的是地质沉积上留下来的印记。若以此为准,我们似乎还不能像个别地质学家那样把1945年定为“人类世”的开始,因为以前人类的活动(技术活动)都会在地质史上留下痕迹(在第四纪即广义的“人类纪”)。不过,此前自然人类活动的印记并不明显,并不构成地层印记上的急剧变化和显著标征。虽然“人类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起源于欧洲18世纪的工业革命,那是现代技术的开始,但1945年核弹的爆炸确实是现代技术加速进程的一个标志,也是自然人类文明转向技术人类文明的大裂变的标志。


无论如何,地质学家们的工作已经给我们很好的提示:人类以及人类居住于其上的地球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了。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提示,而且已经给出了一个充分的证据,足以让我们在哲学上更系统地、更深刻地理解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未来。哲学必须比地质学更进一步,要深入到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层面来追问和探讨。那么我们要追问:在哲学上,地质学家们讲的“人类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从人类社会形态的转变角度来说,“人类世”意味着人类统治形式的转变,更确切地说,是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或者说,是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


所谓“政治统治”,以我的理解,是自然人类的基本统治方式,即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两千多年的自然人类文明史实施的是“政治统治”,这种统治形式的核心要素是哲学和宗教。在欧洲-西方文化中,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本质主义(普遍主义)-集体主义的制度构成法则和社会组织原则;而源自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则提供了指向个人心性的超验绝对主义-道德主义的信仰和人伦规范,两者作为自然人类的精神表达方式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政治统治”的两块基石。


然而,这种以哲学的本质主义和宗教的道德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方式,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渐渐露出颓败之态。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知识等多个方面找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技术工业的产生和兴起。18世纪后期发明的蒸汽机是一个划时代的进展,所谓蒸汽机是把蒸汽的能量转换为机械功的往复式动力机械,开始在冶炼、纺织、机器制造等行业中获得迅速推广。1804年,英国人发明第一台蒸汽机车,原理是利用蒸汽机,把燃料(煤、柴油、天然气)的化学能变成热能,再变成机械能而使机车运行。蒸汽机的出现引起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人类从此快速进入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以形成。马克思是最早洞察到技术工业的本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的哲学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看到了一个新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其远见卓识令人钦佩。


如果说马克思看到了技术工业的人类学本质,那么,出生于1844年的尼采则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洞察和揭示了技术工业的意义和后果。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尼采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宣言“上帝死了”,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此公的先知和英明。尼采在当时广受冷遇,没有人理会他的疯子之言,这原是可以理解的。尼采所谓“上帝死了”是我们上面讲的哲学和宗教的终结,是哲学的“本质世界-理性世界”和宗教的“理想世界-神性世界”的双重崩溃,也就是自然人类文明及其政治统治方式的衰落。正是看到了自然人类的自然性颓败和衰落,尼采才会竭力反对同情的道德,才会主张“权力意志”和“超人”理想。


不过,要真正彰显和确认这一点,也即确立“人类世”的开始,仍旧要到1945年8月广岛原子弹的爆炸。我们必须像海德格尔的弟子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那样,把原子弹的爆炸视为一个“绝对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历史、时间的终结。如果说包括飞机、枪炮在内的冷兵器还是自然人类可以想象和理解的,那么,原子弹以其骇人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已经完全超出了自然人类的理智和认知范围,变成了彻底不可想象和不可理喻的怪物。自然人类怎么可能感知原子裂变的后果呢?自然人类如何可能设想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高达6000度的温度呢?


这是我理解的技术统治时代的确立,也是地质学家们提出来的“人类世”的起点。而从自然人类角度来说,所谓“人类世”其实是“非人类世”,因为“人类世”意味着技术工业造成的自然人类文明的断裂以及一个新世界——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的形成,意味着自然人类向技术人类的转换。


二、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有何区别?


前面讲的“技术统治”和“人类世”的基础是现代技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对于人类的起源来说,直立-形成手-劳动(即掌握和使用工具)是人之为人以及人类文明开创性的动作,这时候就已经有了技术问题。所以表面看来,技术大概没有中西古今的差别。人之为人,是能使用工具,使用工具即有技术。所以,最早的技术都是手工和手艺,都是身体性的,古希腊的“技艺”(techne)和中国的“手艺/艺术”都是如此。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说:技术是人类的本质。


但这样的笼统说法还不够,我们还得做进一步的区分性讨论。显然今天的技术已经跟古代的技术大有区别了。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必须从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区别入手来加以讨论。所谓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我们在时代上只做一个笼统的区别,大致把近代科学兴起之前的技术称为“古代技术”,而把之后的技术称为“现代技术”。在“现代技术”的早期阶段,起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在英格兰形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革命性转变。机器取代人力,这是这个“机器工业时代”的根本标志,而如前所述,蒸汽机的发明是其中最关键的技术成果,它使手工体力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成为可能。在这个阶段,除了蒸汽机,煤炭和钢铁等构成了工业革命的基本因素。


现代技术真正的突飞猛进要到20世纪。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技术工业有节奏地完成了三大发明,即飞机、电视、电脑——20世纪早期的飞机,中期的电视,后期的电脑——这“三大件”是20世纪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技术成就,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世界和文明状态。不过,这所谓“三大件”还是显性的,还不是根本性的、致命的东西。20世纪新工业革命中对自然人类具有决定性作用(甚至具有致命作用)、对人类文明构成断裂性意义的技术因素,在我看来却是以下“四大件”:


第一,核弹核能(Nuclear weapon and Nuclear Power)。这个技术因素与物理学学科(核物理)的进展有关。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默多尔引爆;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此后核武器一直受到政治控制,至今再也没有被用于战争。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限制了核技术国际贸易。1950年代开始和平利用核能,即建设核电站,就是利用核裂变(Nuclear Fission)反应所释放的能量产生电能的发电厂。自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世界上建造了大批单机容量在600-1400MWe的标准化和系列化核电站,至2015年底世界上共有448座核电站。但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大难题,我们知道,美国三里岛核电站、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日本福岛核电站均发生过泄漏事故。迄今为止,对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而且将越来越多的核废料,人类还根本找不到周全的应对之策。尽管核弹的惊人震摄作用似乎为战后人类带来了和平,核能的开发利用至今也还没有引发巨大的毁灭性作用,但两者却是悬于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二,环境激素(Environmental Endocrine):这个技术因素与化学学科有关,或者说是化学工业造成的后果。与其他几个技术因素相比较,“环境激素”是比较隐蔽的一类,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陌生的,但如果我们放大一些说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人们就非常了解了。什么是环境激素?“环境激素是指干扰动物与人体正常内分泌机能的外源性化学物质”。环境激素对生物体生殖、发育等机能产生阻碍和伤害作用,甚至有引发恶性肿瘤与生物绝种的危害,直接危及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如今已经对自然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繁殖构成了威胁,成为当代世界最敏感和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简单说来,环境激素就是一种削弱人类和动物的生殖能力的化学物质,所以有“化学去势”(chemical castration)一说。十几年前的一个科学报告表明,在过去50年当中,地球上的雄性动物的雄性能力已经下降了一半,而再下降一半只需25年。越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越高),男性越虚弱。不光是人类中的男性,动物也一样,比如公蜂也出问题了,将直接危害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链。这些都是拜环境激素所赐。今天越来越严重的人类性衰败或性萧条,以及人类生育意愿下降,都只是环境激素影响下自然人类颓败的表现和后果。


第三,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主要与数学学科相关,是目前最热门的技术领域。但要给“人工智能”下定义也不容易,最简单的定义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帕特里克·温斯顿(Patrick Winston)教授给出的,说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当然是以计算机和大数据为基础的,所以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根本上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形式科学(比如几何学、算术、逻辑学等)以及欧洲近代“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理想的终极实现。对于人工智能,今天人类的反应是多样的,可谓众说纷纭,有人称机器人为“人类最后的发明”。雷·库兹韦尔的“奇点理论”假设,人类与其他物种(物体)相互融合的“奇点”即将到来,“奇点”也就是电脑智能与人脑智能兼容的那个神妙时刻,或者说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时刻。库兹韦尔给出预言,这个“奇点”时刻是2045年。


第四,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它是一个主要与生物学学科相关的综合性学科领域。生物技术是指用活的生物体及其物质来改良植物和动物,或者为了特殊用途而培养微生物的技术。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最迅猛的学科,生物技术完全可能对未来生命本身和未来人类文明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断言:“智人”在生物工程(基因工程)、仿生工程和无机生命工程(即人工智能)的发展下,将创造出现有人类无法定义的新物种,这已经不仅仅是拥有超能力的超人,而是终结7万年智人历史的数字物种,近似于神的存在。在《未来简史》中,赫拉利进一步指出,人类将通过生物技术开启“长生”之路,“智人”将成为“神人”。但是,由于这种技术涉及对人类自身的自然性(本性)的改造和加工,又由于这种技术目前的进展含有种种不确定性,所以今天人们对它的反应是惧怕和恐慌居多。


这是我概括的现代技术“四大件”。但现代技术的本质要素和核心到底是什么?自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美国科学家比尔·乔伊(Bill Joy)就认为,21世纪最强大的三项技术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合称为“GNR技术”,它们具有毁灭一切的潜能。一般学者们都会同意,新世纪以来现代技术的最强势力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与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但从对自然人类的毁灭性作用来看,我仍旧愿意指出上述“四大件”。


正如我们提示的,上述“四大件”与四门基础科学相关,依次为物理学、化学、数学和生物学。这也表明,现代技术的本质是科学,本质上是发端于古希腊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近代)自然科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完成。尽管如此,现代哲学与古代科学仍然有着根本的差异性。荷兰学者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从环境、材料、能源、技巧、工具、技术实施的步骤、技术中的合作、工作程序、人在构造中的作用等多个方面来区分古典技术与现代技术,认为在古典时期,人类为自然环境所包围,而在现代条件下,环境本身被技术化了;在古典时期,人类只能掌握手边的材料,而在现代技术中人类独立于材料的自然形式;在古典时期,“能量”是由动物和人类的体力提供的,而在现代技术中,人类要么直接利用自然力(如风力和水力),要么间接利用自然燃料和原子分裂;在古代,技术赋形是由人类使用工具的技能所决定的,而在现代技术中,人类的技艺已经被融入技术装置即机器中了;早期技术的实施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介入,而在现代技术中技术步骤被自动化和控制化了;早期技术是由个人实施的,而在现代技术中是由工业企业的群体合作来完成的;早期技术受到人类自然潜能的限制,不能超越人的双手的感官的范围,所以具有“自然性”,技术的发展也是缓慢的,是未分化的和静止的,而现代技术则进入突飞猛进的加速进程中,是高度分化和能动的。


如果说舒尔曼的讨论不算深刻,基本上尚属表层浮浅之论,那么,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技术之思则可以说是20世纪最深邃和最有份量的思考。海德格尔区分了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并且把现代技术的本质界定为“集置”(Gestell,有时也作Ge-stell),也有中译者(已故哲学家熊伟)把它译为“座架”,不无意味。海德格尔的这个词被认为是20世纪最神秘、最费解的哲学词语。其实在我看来未必。我认为,海德格尔的“集置”是从哲学(主体形而上学)意义上对现代技术的规定。海德格尔所谓的“集置”包含着一种对作为现代技术之基础的物观和存在观的揭示。


在西方哲学历史上,关于物的理解(物观/存在观)盖有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物之规定和存在理解。在古典哲学中,物被规定为“自在之物”(未必在康德的意义上),物的本质在于物本身,物本身具有自己固有的实体-属性结构;进而在近代知识论哲学阶段,物被规定为对象,物的存在就是“被表象性”或者“对象性”,是“为我之物”;而在以现象学为标志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中,物的存在(意义)被规定为“关联性”,为“关联之物”,即是说,物之存在既不取决于物本身,也不取决于作为认识主体的我,而是取决于物如何被给予,亦即物如何与我关联。西方哲学的进程就是这样的简单的三步曲,节律清晰,合乎历史的总体运势。海德格尔把它叫做“存在历史”,而今日人类处于“存在历史”的“另一开端”之中。


海德格尔正是在“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意义上来思考现代技术的,大致把现代技术设想为在第二阶段兴起的、也可以说以近代知识论哲学(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存在历史现象。必须承认,赋予现代技术以形而上学的意义,这是海德格尔的深度和高妙,但也是他让人痛苦的地方。我们只消记得,海德格尔用“集置”来命名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有上述哲学背景的。所谓“集置”(Gestell),重点在“置”(stell),“置”是一种对象化活动,大致可分两层,即观念和思维层面的“表象”(Vorstellen)——其实“表象”一译并不妥当,我们更应该把它译为“置象”或者“表置”。在康德那里完成了一种物的意义(物之存在规定)的转换:凡是进入我的“表象-置象”领域而成为我的思维对象者才是存在的,物的存在=被表象-置象状态=对象性。这种表象性思维-对象性思维是现代技术的观念基础。进一步,还有一种“置”则是行动-操作-制造层面的,包括“制造-置造”(Herstellen)、“伪造-伪置”(Verstellen)和“订造-订置”(Bestellen)等。把所有这些对象性的“置”的活动“集中”起来,就有了“集置”。


说到这儿恐怕还不够。我们还得顺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深入讨论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差别。从上述作为“集置”的现代技术之本质出发,我们已经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与古代技术的不同之处:


第一,观念基础有异。这就是说,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具有不同的观念基础,特别是具有不同的物观念。古代技术是以古典时代人类关于“自然”(Physis)和“物”的理解为根基的,因此可以通过自然状态下的哲学观念,比如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合目的的手段、四因说等,来加以解释;而现代技术则已经从“自在的”(an sich)的存在观念转向了“为我的”(für mich)的存在观念,古典的“自然”观念和“物”观念已经不再适合于现代技术了。在现代技术状态下,“自然”(nature)成了物理的对象性自然,“物”也不再是“自在之物”,而是成了表象性思维的对象之物(“为我之物”)。简言之,古代技术有一个古代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y)的观念基础,而现代技术则有一个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观念基础。


第二,自然关系不同。与上述第一点不无关联,古代技术作为合目的的手段,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还不是主客对象性关系,而是“模仿-应合”(mimesis)的关系,它构造了由手工物(手工器具)为主导的自然的人类生活世界;而现代技术则已经成为一种支配自然的强制性力量,一种对象性的-机械化的支配力量,它构造了一个以技术物(技术产品)为主的非自然的生活世界(技术生活世界),一切都变成了技术生产的对象,不仅自然成了现代技术的贮存物,而且人类自身也成了贮存物。现代技术造成的自然关系是在笛卡尔-康德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中得到准备的,在后来的技术工业中获得了展现。


第三,科学性不一样。古代技术(techne)是非科学的,偏于实际行动(虽然希腊原初的techne也以“精通、知道”为特性),而古代科学(episteme)则偏重于理论沉思,就此而言,古代技术还不是“科技”,而更多的是“艺术”。与之对照,现代技术则是形式科学与实验的结合,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科学+技术)。如我们所知,形式科学古已有之,以发端于古希腊的几何学、算术、逻辑学等为代表,是古希腊人留给人类的最神奇的东西;不过,古代技术尚未被形式科学化,或者说,它不是以形式科学为本质基础的。总之,与形式科学的关系,是区分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根本标尺。至于源自古希腊的形式科学如何在近代被实质化,亦即它如何与实验科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催生了技术工业,这个问题高度复杂,我们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第四,功效性有别。人们通常会以为,现代技术在功效方面大大超越了古代技术,即是说,功效强弱程度构成两者的差别。这当然没错,但这样说还不够,还必须落实到能量上来。古代技术并不贮备能量,或者说并不是以贮备能量为目的的,而现代技术是为了贮存能量,这是两者的一个根本区别。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专门讨论了风车与水力发电厂的不同。两者都开采能量,传统农村使用的风车(或者水车),风车翼子在风中转动,可是“风车并没有为贮藏能量而开发出风流的能量”。现代的水力发电站就不同了,海德格尔说,“水力发电厂被摆置到莱茵河上。它为着河流的水压而摆置河流,河流的水压摆置涡轮机而使之转动,涡轮机的转动推动一些机器,这些机器的驱动装置制造出电流,而输电的远距供电厂及其电网就是为这种电流而被订置的。在上面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电能之订置顺序的领域当中,莱茵河也就表现为某种被订置的东西了。”这就又回到了前面讨论过的“集置”概念了。我们于此看到了作为“集置”的现代技术的“置象-订置-置造”机制。


我认为,上述四个方面——观念基础、自然关系、科学性和功效性——已经足以把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区分开来了。概而言之,古代技术对应于前工业-技术时代自然人类的生活世界,是这个由自然物与手工物组成的世界的构造方式;而现代技术则是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的缔造者,对于自然人类来说是一种去自然化或者非自然化的力量。


三、自然人类与技术人类有可能达成平衡吗?


上面我们总结了现代技术四大要素,即:核武核电、环境激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人们今天热议的是后两项,即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但从根本上说,这四项对于自然人类来说都是致命的。我所谓“致命的”是在“命运性”意义上来说的,所赋予的意义并非完全负面和消极。核武核电可能是在物质-身体上对自然人类及其文明的最彻底的否定,就像安德斯所说的那样,构成一种“绝对的虚无主义”;但饶有趣味的是,自从原子弹在日本引爆以后,人类进入了较长时期的非战争状态——虽然还有局部的区域战争,但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了,以至于有人把20世纪后半叶的和平(冷战)归功于原子弹。环境激素已经整体败坏了全球环境(水和土被全面化工化),以我的说法,人类的体液环境已经被整体深度毒化,我们的自然身体已经不再自然,而且还时时刻刻在遭受伤害。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过程是不断加速的,又是不可逆的,此外还是隐蔽的,是一种“隐蔽的虚无主义”——而且我们还必须看到,往往隐蔽者更险恶。


如果说核武核电和环境激素这两项的意义和影响还比较容易判断(偏负面者居多),那么,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意义和方向就比较难以确认和把握了。着眼于自然人类或人类本性,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诚然同样是一种“异化”或“否定”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它们却以放大人类智力和延长人类寿命为目标,因此仿佛构成一种积极肯定的势力,可以纠正主要由前两项造成的身体颓败和文明虚无化。这种状况让大家陷于莫衷一是的纷争之中,悲观与乐观之声此起彼伏,虽然如前所述,惊恐反应和消极评价似乎占了上风。


我们看到,在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的关系问题上,已故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大概是最典型的悲观主义者。在去世前不久,霍金预言:“在未来100年内,结合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将会变得比人类更聪明。届时,我们需要确保计算机与我们的目标相一致。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技术不断增强的力量和我们使用技术的智慧之间的赛跑。”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把人工智能描述为人类“最大的生存威胁”,认为应该对人工智能保持高度警惕。詹姆斯·巴拉特(James Barrat)则把人工智能称为“人类最后的发明”,认为我们已经走上了“毁灭之路”。


库兹韦尔和赫拉利则可谓典型的“乐观主义者”。库兹韦尔固然承认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但他同时认为关键在于引领人工智能往积极方向发展。这个积极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长生不老。2012年库兹韦尔被任命为工程总监,一年后,谷歌公司成立了以“挑战死亡”为使命的子公司卡利科(Calico),简单说就是一家“长生公司”。库兹韦尔相信,随着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的飞速发展,到2050年,一个健康人可以每十年骗过死神一次,从而长生不死。这个“长生公司”的相关人物已经开始了他们的长生计划,他们的“逻辑”听起来很简单:每十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疗,治病并且升级衰老组织,而在下一次治疗前,医学又有了进展,又有新药和新的升级手段了。这是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信念。库兹韦尔认为,我们最终将与不断发明中的智能技术融为一体,“我们血液中的智能纳米机器人会保护我们的细胞和分子,进而维持我们的健康。这种纳米机器人还会通过毛细管进入大脑,并与我们的生物神经元互动,直接扩展我们的智力”。


在《未来简史》一开始,赫拉利就为库兹韦尔们的“伟大理想”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论证: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人类突然意识到了一件惊人的事,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已经成功地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这是历史上人类最大的三个难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虽然局部还会有遗留和表现。于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将取而代之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议题呢?赫拉利径直指出了三项: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化身为神。但无论是追求长生不死还是追求幸福快乐,最后都可归结为如何化身为神,即“智人”(Homo sapiens)如何成为“智神”(homo Deus)。“人要升级为神,有三条途径可走:生物工程、半机械人工程、非有机生物工程”。赫拉利给出的方向也是: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


我个人同意赫拉利的基本论证,人类几千年来一直都在追求长生和永生,各民族的宗教都以“不朽”为终极目标,无论是西方的“炼金术”还是东方的“炼丹术”,背后都有“长生不老”的动机。好死不如赖活。自然人类最大的恐惧是死亡恐惧。哲学也把“练习死亡”视为头等任务(如苏格拉底所言)。可以说,人类文明史就是力求克服死亡获得永生的历史。在过去100年间,人类寿命已经获得了大幅提高。1900年人类平均寿命不到40岁,而现在已经到了七八十岁。赫拉利认为,只要避开饥荒、瘟疫和战争,自然人类就能活到七八十岁,这是自然智人的正常寿命。但正是通过现代技术,人类才得以接近于消灭饥荒、瘟疫和战争。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技术工业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极为正面的形象。要知道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随着核武核能灾难和环境污染等工业化后果的日益显现,现代技术工业一直都是人们指控和攻击的对象,技术批判成了20世纪人文科学的一大主题。然而技术的进步至少保证了人类避免早死,甚至还有可能让人获得超出自然状态的长生和永生,这恐怕就要让许多人文学者失语了。


我们应该欢呼这一现代技术的可能的伟大胜利吗?我们为什么要活这么久?坚信人类将来可以活到500岁的谷歌风投首席执行官马里斯(Bill Maris)的回答是:“因为活着比死好啊。”——马里斯这句话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实际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回答,是对“生/生命”的最有力的辩护。赫拉利接着说,我们且不说500岁,先只假定人寿可以延长到150岁。这仿佛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预估了。但即便只是150岁的人寿,许多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问题出来了,一是在家庭、婚姻、代际关系等方面,让夫妻俩长相厮守100年或者120年,这可能吗?不残酷吗?还需要婚姻和家庭吗?自然人类的代际更替也大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让人起疑:还有“代际”一说吗?二是个人职业和事业规划,漫长人生不能总干一个职业吧?何时上班?何时退休?如果毛泽东还活着,现在已经125岁了,正年富力强呢。是不是这时候人类已经进入马克思预言的消灭了“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了?三是长生以后漫长人生的无聊状态,随着人寿的不断延长,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劳动机会的缺失,可学知识内容的减少(因为可数据化的知识内容将不再需要学习),未来人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何所作为?无所作为的无聊人生将成为一道常态性的难题,或许“无聊学”将成为未来生命哲学的核心课程。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确实走到了一个终结性的又是开端性的阶段,这在地质年代上被表达为“人类世”,以我前面的说法,是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的时代,也可以说,我们正处于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过渡的阶段。赫拉利的说法是“智人”向“神人”的进展。自然人类的自然力大幅下降,同时也是人类自然界限(有限性)的技术性突破,这两者同时发生,对于自然人类来说是“颓败”和“灾难”,而对于新的技术人类——无论我们叫它什么——来说则是“开端”和“创造”。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应该走一条“中间道路”,不必设想最坏状态,不必像霍金这样陷于绝望,不过也未必像那些谷歌大佬们那样抱持一种“技术乐观主义”,以为现代技术将为人类带来一片光明,毫无风险可言。《技术的本质》一书的作者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给出的也算是一条中间道路。他说,技术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必然的,但我们不能接受技术使我们丧失自然性,我们必须区分技术奴役人类本性与技术拓展人类本性,我们要与自然融为一体。“如果技术将我们与自然分离,它就带给了我们某种类型的死亡。但是如果技术加强了我们和自然的联系,它就肯定了生活,因而也就肯定了我们的人性。”


我认为,我们最后可以预期和猜度的文明远景是达到某种可能的平衡,即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平衡,或者说自然人类与技术人类之间的平衡,更准确地说,是人的自然性与技术性之间的可能平衡。但问题在于,达成这种平衡之后的人类还叫“人类”吗?或者叫“类人”“半机半人”“神人”?还是尼采所谓的“超人”?简而言之,我们如今不得不追问的是:自然与技术,人与机的共契如何可能?


四、未来之眼:如何应对技术支配下的未来文明?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始于1930年代中期,当时欧洲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特别是在他1936-1938年间完成的《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1989年出版)中,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以及相关课题作了极有深度的思索。战争结束后,海德格尔于1953年做了一个题为《技术的追问》的演讲,他在其中讲道:“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集置(Gestell)之统治地位咄咄逼人,带着一种可能性,即:人类或许已经不得逗留于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之中,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


今天回头看海德格尔的这个说法,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远见卓识。海德格尔分明看到了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过渡(断裂),他所谓的“更为原始的解蔽”和“更原初的真理”之类,无疑是指自然人类文化世界的建立和构造。由于现代技术的“集置”作用,自然人类的精神系统和生活世界已经或者正在瓦解和崩溃。在更早些时候(1936-1946年),海德格尔在题为《形而上学之克服》的笔记中甚至预言了今天的基因工程:“对超人而言,本能是一个必需的特性。这意思就是说:从形而上学上来理解,末人归属于超人;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恰恰任何形式的动物性都完全被计算和规划(健康指导、培育)战胜了。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原料,所以就可以预期,基于今天的化学研究,人们终有一天将建造用于人力资源的人工繁殖的工厂。”如此说来,尼采所谓的“末人”和“超人”是最后的自然人与未来的技术人(智能机器人)么?


我们知道,尼采对“超人”(übermensch)的规定和呼声是:“超人乃是大地的意义……我的兄弟们,忠实于大地吧!”“超人”的方向不是应该绝然向上吗?不,“向上超越”是作为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的超验宗教的超越方式,是信宗教、迷道德的自然人类的方式,是需要被克服的“末人”(“最后之人”)方式。“超人”是对以往人类(“末人”)的克服,但尼采又赋予“超人”以“大地性”即“自然性”的意义。由此可见,尼采已经天才地预见到了自然人类向技术人类过渡或者说从“末人”向“超人”过渡的核心命题,即“超人”身上的自然性与技术性的二重性。“末人”将通过计算和规划而被克服,而“超人”将通过“忠实于大地”而成就自己。若然,我们简直可以把尼采的“超人”视为“未来人”。


尼采哪里可能知道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机器人和基因工程?那么,尼采为何具有如此高明的“未来之眼”?我们总是强调“历史感”或者说“历史之眼”,这当然没错,所谓“温故知新”,没有“历史之眼”何来“未来之眼”?但就“人类世”意义上的人类历史断裂来说,我们今天恐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调“未来之眼”。也许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晚年笔记中不断出现一个新提法,即“未来哲学”。


如今流行的所谓“未来已来”是一个逻辑不当的表述——“未来”如何可能“已来”?怎么可能有“已来的”“未来”呢?“已来的”就不是“未来”了。未来的才叫“未来”,“未来”总是在途中,总是不确定的。这是“未来”让人着迷之处,也是它令人迷惑之处。更何况,尼采去世后一个多世纪里发生的大事(相对于尼采而言构成已经到来的“未来”)对作为自然物种的人类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断裂性的意义。那么,对于正在到来的“未来”,我们到底能确定些什么呢?有哪些确定性的要素或论题么?作为回答,也作为本文的总结,我愿意强调如下四点:


第一,技术统治。我们今天需要确认现代技术的支配地位,但并不主张技术决定论。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听起来矛盾,也颇多争议。有论者贾萨诺夫分析了三种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传统观点,即“技术决定论”“技术专家治国论”和“结果意外论”,认为三者都断定“技术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和“抵抗技术是徒劳的”。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究竟有没有自主性?贾萨诺夫引用了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一句话:“人工产品具有政治性”,以此来反驳“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并不具有自主性。但我认为这种反驳是相当无力的,不能因为技术是人工产品就否定它的自主性,或者更应该说,技术是人工产品与技术的自主性并不构成矛盾。贾萨诺夫没有看到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根本差别,特别是现代技术对自然人类文明造成的断裂性作用。我们前面讨论的“人类世”,以及我们表述的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都表明在自然人类文明与技术人类文明之间出现了断裂,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一个过渡阶段,即自然人类向技术人类的过渡阶段。确认这种断裂和过渡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大部分学者和民众还站在自然人类的立场上,还局限于传统人文科学的知识范围内,持有人文主义立场,而起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恰恰就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基础。现代技术的统治地位之所以是断裂性的,是因为它意味着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系统的衰落和崩溃,意味着自然人类文化和历史的终结。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确认现代技术的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主张技术决定论或者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在这方面我更愿意采纳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意义上的命运观。也正是因为近代以来的欧洲人缺失了命运感,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被规定状态,技术工业才得以兴起和占据支配地位;而如今“存在历史”进入“另一开端”之中,难道不是首先要唤起人类已经湮灭了的命运感么?


第二,双重技术化。现代技术的统治和支配作用表现为人类身心两个方面的技术化,尤其是通过生物技术对身体的技术化(基因工程),以及通过人工智能对精神的技术化(算法)。这种技术化就是非自然化,其后果会在未来几十年间显露出来。在《未来简史》的结尾处,作者赫拉利给这本书的读者们留下三个问题:“1、生物真的只是算法,而生命也真的只是数据处理吗?2、智能和意识,究竟哪一个才更有价值?3、等到无意识但具备高度智能的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时,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将会有什么变化?”这些问题当然是令人吃紧的,但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这种对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技术化-非自然化过程的限度何在?或者如我们所言,人类自然性与技术性的平衡是否可能?还有,我们也不妨设问:这种平衡过程是“最后的斗争”的结果吗?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吗?


第三,福祉与风险。我们不可抹杀技术文明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正视技术风险。在技术及其后果问题上,现代人(尤其是人文学者们)经常表现出某种虚情假意,一边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便利和福祉,一边指控和咒骂技术工业。我认为,我们首先要肯定现代技术的积极意义和效应,如前文所述,现代技术使自然人类的生存可能性彻底发挥出来了,使人类寿命不断延长,可以预期从今天的近80岁向150岁迈进——虽然150岁的人类恐怕不再是完全的自然人类了。须知“长生”是人类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人享有的基本人权。这是现代技术的积极意义,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正视技术风险,斯蒂格勒的说法是:技术既是“毒药”又是“解药”。另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们上面描述的现代技术四大基本要素(“四大件”)中,无论哪一项都足以对自然人类构成致命的、摧毁性的后果。其实,我在本文中只是提示了对自然人类身心具有直接影响的几个要素,并未穷尽现代技术的其他种种现象和后果,比如最近大家普遍关注的温室效应和海平面上升的风险,等等。


第四,泰然任之。基于上述技术本质的二重性,我们对技术世界要开放与抵抗并重,以海德格尔的说法是既说“是”又说“不”,即他所说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有人说海德格尔的姿态过于消极,因为“泰然任之”至少含有一个意思,就是let be,就是随它去吧。但我觉得这并非消极无为,更不是随意放任。在技术-资本的整体裹挟下,我们现代人已经成为“欲望动物”,我们“要”得太多,为“要”而“要”,明明不行了还“要”,这当然是自然人类被技术化的后果之一。我们已经渐渐失去了“不要”(Nicht-wollen)的能力,已经不会“不要”了。根本上,为了取得我们讲的人类的自然性与技术性的可能平衡,我们需要唤起一种稳重的定力。斯蒂格勒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他采用了热力学和信息学中的“熵”概念,认为“人类世”是“增熵”时代,即“熵”不断增长的时代。“全球范围内熵在加速增长……要是不彻底改变经济基础,我们将不会有下一个世纪了,关键在于减少熵,增加负熵。为此必须发明一个新的价值生产过程,重新定义什么是价值。”斯蒂格勒建议抵抗消费主义,引入一种以“负熵”为基础的经济。他这种想法当然也不算新鲜,对于欧洲知识人来说,这种姿态可以说是十分典型的。海德格尔早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抵抗性的立场,并且把斯蒂格勒所谓的“消费主义”表达为“美国主义”;只不过,海德格尔更希望挖掘“美国主义”的欧洲起源。


最后,让我们引用尼采的一段话:“许多人死得太晚,有些人又死得太早。更有听起来令人奇特的信条:‘要死得其时!’要死得其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教导。诚然,生不逢时的人,又怎能死得其时呢?倒是愿他从未降生过!——我这样劝告那些多余者。”尼采这话莫名其妙,我不想多作解释,似乎也不必解释。不过,即将走向“永生”之路的多余的人们,真的应该来想想尼采的问题:生不逢时,如何死得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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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未来哲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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