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一波感染高峰后，中国的疫情也逐渐趋于平稳。中疾控发布的消息显示，在院新冠感染死亡病例1月30日下降至434例。

　　 当我们回顾过去三年的抗疫，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认识经历了一场大的洗礼：从对病毒本身的认识，对抗疫工具口罩的认识，到新技术健康码行程码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再到疫苗研发，现代医学与奥密克戎的对抗，以及科学技术与政治，与经济利益的纠结，几乎贯穿了每个人的生活。

　　 如何认识这三年中科学技术对我们的改变？观察者网近日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

　　 【采访/观察者网 高艳平】

疫情面前，科学无能为力？

　　 观察者网：首先是对疫情本身的认识，三年来，我们从遏制病毒传染，到防止重症和死亡，最终对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惊心动魄地度过了防疫最艰难的时刻。三年间我们能够感受到人类其实很渺小，我们以为“赛先生”可以解决一切，结果并没有。您的体会是怎么样的？

　　 江晓原：新冠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新病毒。我们现在就断定科学能战胜它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到现在都没战胜。但是因此就断言科学对它无能为力也为时过早，因为毕竟才三年。

　　 我一直主张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我认为，科学的进步就是改变我们描绘外部世界的图像，科学实际上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都是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外部世界的图像经历了多次改变，比方说以前人类相信地心说，之后是日心说，再后来是万有引力，然后是相对论，等等，这都是外部世界图像的改变。

　　 具体到这次疫情，显然并没有涉及任何外部世界图像的改变。我们是在原有的图像中来认识新冠疫情的。原有的图像无非就是病毒、细菌入侵了人的肌体，我们也用以往的医学手段来应对它。

　　 在当代的科学图像中，病毒和宿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如果某个病毒轻易能把宿主杀死，对它自己是不利的，因为宿主死了，病毒也就无处存身。根据进化论，病毒会不断变异筛选，最后比较弱的病毒更容易繁殖和生存下来，长期在和宿主共存。

　　 比如1918年的大流感，毒性最强的时候， 12小时就能杀死宿主。就是说人染上以后12小时就会死亡。这样的病毒显然不可能在变异中获得优势，所以最后也是毒性变弱，流感就此和我们共存在一起。

　　 除了新冠之外，人类无法战胜的疾病还有不少，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图像可以认为到目前仍然是有效的。人类的人均预期寿命在增长，卫生医疗条件也在改善。

　　 技术方面，病毒的变异速度明显快于研发疫苗的速度，而针对新冠的疫苗只能在一段时间里有效，不可能做到注射之后终身免疫，因此暂时来看人类新技术也是无能为力的。人类的认知有限，毕竟在历史长河中，新冠病毒出现至今只有三年。

　　 三年疫情，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科学技术是否就无能为力，因为时间太短了。

医学不是科学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疫苗，历史上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水痘疫苗花了28年，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HPV）用了15年；轮状病毒疫苗用了15年；儿童联合疫苗（类似百白破三联疫苗）11年。新冠病毒的疫苗一年多就研发出来了，这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

　　 江晓原：没有。我觉得新冠疫苗总的来说不理想，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一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时间太短，到现在才三年。最早上市的疫苗研发时间更短，新研发的疫苗在使用过程中，有效性究竟有多大也很难确定。

　　 新冠疫苗不像以往有些疫苗接种之后可以终身免疫，它只有几个月有效期；而且接种之后也不能保证不被感染，只能降低感染的概率，降低转为危重症的概率。

　　 此外，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国外的报道多一些。从这些报道看，确定疫苗的副作用必须得有数据，但是数据的获得在技术上相当困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科学技术目前还没能解决问题。

　　 观察者网：国内媒体之前报道过，西方的反疫苗运动成为新冠疫苗一开始接受度不高的一个原因。后来发现中国的高龄人口接种率在疫情政策调整前也不太高，尤其是80岁以上老人。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的11月28日，中国60岁以上和80岁以上老年人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比例是90.68%和86.42%，但80岁以上高龄人口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445.6万人，仅约占80岁以上人口的40%，另外还有约2500万60岁以上的老人未接种疫苗。您怎么看？

　　 江晓原：中国很多老人不打疫苗的原因，可能和西方的原因不完全相同。一部分老人有多种基础病，医生给他们的建议是要谨慎，所以他们没有打。

　　 医疗往往没有客观标准，不同国家的医生给的建议往往也有很大出入。同一个病人同一种疾病， 在美国、英国、欧洲其他国家，医生的治疗方案都可能不一样，即便是服用同一种药物，剂量也可能大相径庭。可见，医生对病人的建议，不像物理实验，不能用统一指标衡量。终极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很难对各国老年人接种疫苗百分比进行简单比较。

　　 这再一次体现了我所说的科学的局限性。

　　 观察者网：您提到，医学不是物理实验，不能根据某些指标去统一治疗标准，那么可以说医学根本就不是一门科学？

　　 江晓原：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中国人的认识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别。

　　 在西方，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医学是和科学、数学并列的学科。科学被认为是和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学问；数学是纯粹的演绎和推理，不和外部世界打交道；医学则是和我们的身体打交道的学科。

　　 我们的身体到底是不是客体？这是哲学讨论中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我们如果把医学看成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认为人体是客观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对医生而言，病人或许可以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但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你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不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这恐怕很难判断。

　　 不仅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类的身体里都有灵魂寄居其中，因此很难把人体当成和外部世界的其他部分同样性质的对象，不能用类似物理学的方式去处理它。所以医学并不是科学的一部分，它是另外一种学问。

　　 但是我们现代中国人，自从接受了西医之后，特别是西医使用越来越多的象征科学的医疗设备，就普遍把医学看成科学的一部分。一旦你认为医学就是科学的一部分，你就会想当然地认为，物理学所适用的原则都应该在医学中适用，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新科技如何改变我们？

　　 观察者网：三年来，为了减少接触，或者因为无法接触，大量的数字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从我们熟知的如视频会议、线上授课、云买菜， 再到5G远程医疗会诊、AI技术测体温、无人驾驶消毒车等等逐渐司空见惯。互联网彻底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您的感悟是什么？历史上的大疫情是否带来过技术上的进步？

　　 江晓原：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这也不能过度解读。实际上你提到的所有技术在疫情出现之前都已经存在。只不过疫情封控期间，使得人们把很多原来面对面做的事改成了线上。人们发现这样做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降低成本。

　　 比方说开会，拿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每年11月要到深圳去参加《全国十大好书》的评比活动，已经持续十几年了。最近两年这个活动最主要的改变就是，以前看到的是各个评委的肉身坐在会议桌边，而疫情之后看到的是评委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

　　 许多线上活动对主办方来说，既提高了效率也节约了成本。但是很多人反映线上的活动效果不好，他们认为一二十个评委这么认认真真坐在一起，为了从30本书中筛选出来十大好书，那种七嘴八舌深入讨论和沟通的氛围，在线上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这个过程原本对于爱书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那三年疫情之后，又会有什么改变？我觉得有一部分商业活动，按照三年来的惯性，可能会继续采用线上形式，以节约成本。

　　 另外云买菜、网络订购等，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改变。等一切恢复正常了，大部分情况我觉得还是会恢复到疫情之前。AI技术测体温和无人驾驶消毒车等，这些疫情期间广泛使用的技术，也不大可能继续大规模使用。

　　 要说历史上疫情带来的技术进步，我首先想到的是1918年大流感和口罩之间的关系。口罩虽小，也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但肯定是一个技术进步，而且作用还挺大。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观察者网：健康码和行程码在疫情防控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西方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亚洲人认为，当生命安全遇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赋予公权使用个人大数据；但在西方，则是个人隐私权是第一位的。您怎么看？

　　 江晓原：关于健康码和行程码，我们国家的政策导向是非常明显的。行程码和健康码的出现，意味着公众为了获得健康安全，让渡了一部分个人隐私。因为这两个码记载了我们的一切行动轨迹，这在西方人看来，就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他们认为是无法忍受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和他们有所不同，为了健康安全而让渡一部分隐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