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唯物史观研究方法贯穿着实践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和“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革命”的实践意义上的“科学性研究目标”之中。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研究目标”就是唯物史观“终结资本主义神话”走向“实践深处”的实践方案。“现实性研究方法”的标志性发现之一是唯物史观阐明了“现实性”意义上的“人的劳动方式问题”。“实证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唯物史观论证了“实证性”意义上的“生产力问题”。“实践性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认知之一是唯物史观发现了“实践性”意义上的“生产关系问题”。
关键词：唯物史观 现实性 实证性 实践性
作者：曹典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教授（徐州 2211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P79—P93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的名言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一生最为重大的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实践原则，不仅是指唯物史观研究方法“本身”，也是指唯物史观“内在逻辑”自我生成的要求。唯物史观会根据“科学性研究目标”——改变世界，确立统一于唯物史观“科学性”原则之下的“现实性研究方法”“实证性研究方法”和“实践性研究方法”，从而使得唯物史观在研究方法上成为一个“科学性”的“艺术整体”。在唯物史观创立初期，马克思就明确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原则保障，“现实性”“实证性”和“实践性”作为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成为一条贯穿在唯物史观研究中的主线。
一、面向实践持续创新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
唯物史观的理论主旨是要“改变世界”，因此，可以将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总体上称为“建设性研究方法”。“建设性研究方法”是与“科学性研究目标”相适应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这里的“建设性”包含现实层面上的“革命逻辑”。从唯物史观的研究历程来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透辟批判中，从“多重视角”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已经攀登到当时人类对历史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高峰”。体现这种透辟批判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和“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的“建设性研究方法”，就是与各自的“科学性研究目标”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之所以称唯物史观研究为走向“实践深处”的“科学性”研究，“首要前提”是要认同唯物史观研究具有上述三种“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科学性研究目标”主要是唯物史观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和“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的三种研究目标。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的理论追问，构成了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的方法论逻辑，就是唯物史观最为根本的认知原则。“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的基本原理，就是唯物史观的未来社会建设逻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这三大“实践性”问题从来都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中“单独”出现过，但出于“深度”研究的需要，还是应该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哲学探究的是时代性课题，因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正是因为哲学研究的这种“时代化”本性，深度把握不断走向“实践深处”的唯物史观研究的上述三种“研究方法”，既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能够保障唯物史观“科学实践”的哲学逻辑问题。
（一）“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多重视角”
唯物史观研究如何不断走向“实践深处”，方法论前提之一就是要确立与唯物史观的“建设性研究”相适应的“科学性研究目标”。唯物史观研究的“科学性研究目标”，就是指马克思将唯物史观研究视为“科学性”的研究。虽然对“现实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的尺度直接关系到唯物史观研究的成熟程度，但仅将研究视域限定于“现实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依然无法实现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实践目标”，“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的“实证性”研究，也应该成为唯物史观深化研究的新的“科学性研究目标”。
之所以会提出唯物史观走向“实践深处”的问题，也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性”研究成果真正意义上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或者说，既然唯物史观已经“实证性”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逻辑，那么，接下来的唯物史观研究任务就是发现“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的“实践性”方案。
唯物史观寻找具有“实践性”的“消解资本主义道路困境”方案的目标表明，唯物史观对“消解资本主义道路困境”的探索，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所做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研究目标”上的进一步完善。从发展理念的角度理解，“在资本主义‘和平’繁荣时期，资产阶级往往用点滴的改良来麻痹无产阶级”，这就导致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需要开辟新的“实践性”道路。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唯物史观试图找寻具有“实践性”的“消解资本主义道路困境”方案就属于“科学性”意义上的“研究目标”。
（二）“改变世界”的“现实性”追问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研究初期明确提出，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是要使“改变世界”具有“现实性”。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近代哲学，都试图寻找某种本原性、终极性的存在，并以此为基石建构哲学大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的人才是真正的出发点，真正的哲学“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正是基于对真正哲学研究的任务与对象的这一认知，马克思以“现实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作为“科学性研究目标”，开启了“现实性”意义上的唯物史观研究。
“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的“问题意识”，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更是一种对“现实”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哲学剖析。哲学的逻辑告诉人们，“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反思”的准确把握，也就不应仅停留于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现象的理解，还应深度剖析“现实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马克思通过对圈地运动所导致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和“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等现实“实践问题”的关注与剖析，即在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肮脏”和由此所带来的剥削与压迫的根本原因探究的基础上，才发现了唯物史观意义上的道路反思。
之所以认为唯物史观的创设是以“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问题”为“认知基点”，既是因为“现实性”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是建构唯物史观思维框架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也是因为对“现实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认知态度，直接关系到唯物史观研究的“科学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了“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但总体上仍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既不将其奉为“绝对的真理”，亦并非一味地贬低其价值。
（三）“改变世界”的“实证性”追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是为消灭资本主义道路服务的观点，这一观点就是唯物史观“科学性研究目标”——“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的结果，属于“改变世界”的“实证性”问题追问。马克思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之一是用“实证性”研究方法作为“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的“根本原则”。用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解释就是，“实证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的“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实证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证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离不开对“资本逻辑批判”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实证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的探索，首先应把握“资本”的运作方式，弄清楚“资本逻辑”的作用机理。正是基于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与“资本逻辑批判”关系的“实践”意义上的理解，唯物史观不仅将“资本逻辑批判”作为探索“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的“原初视角”，而且还从这一视角提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灭亡的“实践逻辑”。
就唯物史观理论的“研究历史”而言，“实证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始终是该理论坚定不移的立场。唯物史观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揭示和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命运的宣告，“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一发现，是要基于“实证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才能够得出。不论何种意义上的“实证性”的“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其根本目标都是使得唯物史观研究不断走向“实践深处”。
（四）“改变世界”的“实践性”追问
以苏联学者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以多种方式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哲学问题——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即“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应该选择怎样的方案，或者说，唯物史观如何才能科学建构起改变世界的“实践逻辑”，该问题属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性”追问。马克思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过“实践性”的历史概述，但他十分反对将这一概述理解为任何民族都必须经历的社会发展道路。原因在于，马克思反对人们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唯物史观之所以展开“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方案的探讨，不仅是为了更好地认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成与作用机理，还要寻找一种“消解资本主义道路困境”的“实践性”方案。这是因为，资本“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从而使得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工人，不仅基本的生存条件无法得到保障，甚至身体健康也很难维持。“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方案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强调，“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或者说，唯物史观必须围绕这一“实践性”研究目标设计“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方案。
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根据“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的“实践性”方案创造出“消解资本主义道路困境”的未来社会建设逻辑，根本原因之一是唯物史观的“对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方案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客观现实性”的“实践性”理想。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消解资本主义道路困境”，是因为唯物史观从“批判性”视角出发探寻“西方现实资本主义道路困境”的解决方案。这种“批判性”的逻辑，马克思称之为“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二、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现实性
“现实性”是“科学性”的基本要素，如果没有“现实性”，也就不存在“科学性”，深度把握唯物史观的“现实性”，是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研究方法具有“艺术整体”性的前提性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研究的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个人”，作为“现实的个人”的“人的本质”问题，属于唯物史观不可回避的本原意蕴上的问题。走向“实践深处”的唯物史观“科学性”研究的哲学逻辑表明，唯物史观研究的“科学性研究目标”要想被证实，既要证明唯物史观研究是一种“现实性”研究，还要证明这种“现实性”研究取得了包括“人的本质”理论研究在内的“标志性”的“现实性研究成果”。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从“人的存在方式”视角展开。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实践构成了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动形式，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与生存本体”，因此，唯物史观研究的“人的本质”理论创新，需要通过“劳动方式问题”研究来体现。唯物史观中的“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研究，通过对“劳动方式问题”的追问，明确了“自由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条件，“劳动时间”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保障，“协作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路径。唯物史观中的“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研究，属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现实性”研究，且“人的劳动方式”的“现实性”研究成果是“人的本质”理论的标志性“现实性研究成果”。
（一）“改变世界”是人的“现实性”的对象化过程
唯物史观认为，“改变世界”是人的“现实性”的对象化过程。这种对象化表明，唯物史观更加注重对“人的本质”概念的哲学解读，从理论逻辑阐明“人的本质”不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既阐释了“人的类本质”“发展本质”“共同体本质”“社会联系本质”“社会关系总和本质”，还通过对“劳动异化”现象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本质异化”现象的存在。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旧分工制度”是导致“人的本质异化”的根本原因，唯物史观研究还应该进一步深化“现实性”内容，以便能够发现有利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实现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在“旧分工制度”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之所以将资产阶级称为“寄生阶级”，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参与劳动就能够获得其所需的各项物质资料，或者说，资产阶级既不参与生产，也不进行劳动，因而也就无法在生产与劳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
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成果，不应该只是对“人的本质异化”扬弃的必然性探讨，还应该包含对“人的本质”理论的“现实性”研究。马克思指出，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研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唯物史观虽然明确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人的本质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一研究所能实现的只是阐明“人的本质异化”问题的“存在”，并不能够消解“现实性”研究中的“人的本质异化”问题。
（二）人的“存在方式”是“现实性”的存在
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理解，唯物史观之所以要进行“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的“现实性”研究，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人的本质异化”问题，而人的“存在方式”是“现实性”的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运行逻辑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受资本逻辑所支配。资本逻辑将生产资料转变为不变资本，将劳动力转变为可变资本，使得“劳动生产力”以“资本生产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定了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本身以“人的本质异化”为代价，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坚持，无法解决“现实性”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异化”问题。
“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的“现实性”研究，本质上属于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批判基础上对“人的本质复归”路径的探索性研究。在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时，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劳动力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既然雇佣劳动并不是劳动的天然属性，那么，由“雇佣劳动”所体现出的“人的本质异化”就不应该是“人的本质”的应然状态。唯物史观对“人的本质复归”路径的“现实性”研究，一方面，通过对“史前社会”与“东方社会”中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研究，试图为实现“人的本质复归”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寻找根据；另一方面，通过对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之谜的解答，试图寻求“现实性”意义上的“私有制”和“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方式。
“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研究，还是以“劳动解放”作为“人的本质”实现方式的“现实性”研究。既然“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丧失，那么，要想恢复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就需要消除“异化劳动”，实现“劳动解放”。实现自然意蕴上的“劳动解放”，就是要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使得人能够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以满足自身生存、生产和发展的需求。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劳动解放”，就是要建立更加公平、和谐的劳动关系，使得劳动者能够在自由选择职业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实现个体意义上的“劳动解放”，就是要变“强制劳动”为“自觉劳动”，使得人们能够在劳动过程中实现对自身本质的“现实性”确证和占有。
（三）人的“劳动方式”的研究内容具有“现实性”
唯物史观中关涉“人的本质”实现条件问题的“自由劳动”研究，是通过对“史前社会”中人的“劳动方式”的“现实性”研究来完成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劳动方式”的研究内容应该具有“现实性”。唯物史观的“自由劳动”就是“自由自觉地劳动”，这是唯物史观的理想劳动状态，也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马克思认为，“原始劳动”之所以具有“自由劳动”的“现实性”特点，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原始劳动”只是受自然力的支配，不受其他力量的强迫，具有一定的“现实自由性”。其二，“原始劳动”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它的所有成员彼此都有亲属关系”，属于人的“现实社会劳动”。其三，在“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的“原始共同体”中，人的个性发展不受“现实限制”。
唯物史观对“劳动时间”的“现实性”研究，还关涉“人的本质”实现的保障问题。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转变时期”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物质财富尚未达到高度发达的状态，“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还依然存在，所以，应该重视“劳动时间”问题的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时间”的增长往往是以“自由时间”的减少为代价，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又必然要花费“劳动时间”，所以，“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很难在“现实性”意义上得到解决。
唯物史观对“协作劳动”的“现实性”研究，也关涉“人的本质”的实现路径问题。既然“人的本质”的实现必然要求废除“旧分工制度”，那么，当“旧分工制度”彻底废除之后，人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从事生产劳动，就成了唯物史观亟待研究的“现实性”问题。马克思发现，“史前社会”的人们往往以“协作劳动”的方式从事生产劳动，“因为他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没有协作是不行的；他们只有靠联合起来的力量才能向自然界争得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协作劳动”是与“原始共产主义”相适应的一种劳动方式，按照“协作劳动”的方式从事生产，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挖掘社会生产力，还有助于巩固“现实性”意义上的公有制制度。
三、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实证性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表明，唯物史观具有可以被证实的“实证性”属性。“人类解放问题”是唯物史观研究中持续关注的重要的“实证性”哲学研究问题，包括何为“尘世自由”，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逻辑，人类真实自由实现道路的方案探索等问题研究。走向“实践深处”的唯物史观“科学性”研究的哲学逻辑表明，唯物史观研究的“科学性研究目标”要想被证实，不仅要关注唯物史观研究是一种“实证性”研究，而且要证明这种“实证性研究”取得了包括“人类解放”理论在内的重要“实证性研究成果”（“实证性”问题众多，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证性”问题）。唯物史观研究的“人类解放”理论创新，主要体现为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从唯物史观理论创新的视角理解，“生产力本质上是人的一种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与建构首先应当考虑“生产力问题”，因为“生产力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成果是“人类解放”理论的重要性“实证性研究成果”。
（一）“改变世界”是“人类解放”的“实证性”起点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也是唯物史观“实证性”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因为唯物史观认为“改变世界”是“人类解放”的“实证性”起点。中学时期的马克思就表现出了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憧憬，提出将“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作为其未来职业选择的标准。步入社会不久，马克思就指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为了进一步论证实现“人类解放”的合理性与迫切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道路灭亡逻辑”的论证，揭示了“人类解放”应当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资本主义道路灭亡逻辑”研究虽然构思了“人类解放理想”，但还需要深化到对“人类解放路径”的“实证性”实现问题研究中。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类解放”的实现形式，相反，在该社会中的工人虽然是社会生产的主体、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但生产劳动所带给工人的既不是财富的增加，也不是对自身本质的确证，而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工人本身只是受奴役和遭压迫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人类解放研究”，只是阐明了“人类解放”的必然性和发展方向。
“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证性”研究深化，应该包括对“人类解放道路”的实践性探索。“人类解放道路”的“实证性”研究是围绕“人类解放”实现路径展开的研究，“人类解放道路”的“实证性”研究所关涉的是“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唯物史观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涉及“人类解放道路”的“实证性”研究，既应该包含对作为“人类解放”实现形式的社会形态研究，也应该包含对这一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力问题”等的“实证性”研究。
（二）“人类解放”理论是“实证性”的唯物史观研究成果
之所以说“人类解放”理论内容的“实证性”研究能够成为唯物史观的“研究主题”，既是因为“人类解放”理论是“实证性”的唯物史观研究成果，也是因为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也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口号，论证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马克思依然坚信“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实现的只是“人的部分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实证性”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人类解放”问题上实现部分解放的局限性，并且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
既然“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只能够实现“人的部分解放”，那么，要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就必然要深化“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证性”研究。将“人类解放道路”的“实证性”研究作为唯物史观的“人的彻底解放道路”研究，与它的研究立场和研究目标紧密相关。“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只能够实现“人的部分解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为“资产阶级的解放”服务的社会发展道路。基于“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这一认知前提，另一种现代化的“人类解放道路”研究就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普遍的人的解放”服务。
就“人类解放”理论的本质特征理解，“人类解放道路”的“实证性”研究所要探寻的不是“人的部分解放道路”问题，而是“人的彻底解放道路”问题。与“人的部分解放”不同的是，“人的彻底解放”既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也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解放，所以，“人的彻底解放道路”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也完全符合这三个特征。其一，“人的彻底解放道路”是“物质奴役消除”的社会发展道路。其二，“人的彻底解放道路”是“人的本性”复归道路。其三，“人的彻底解放道路”是“一切人”的解放道路。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无论阶级、无论国家、无论民族，都应该属于“人的彻底解放道路”上的主体性存在，因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
（三）“生产力”研究内容的“实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很明确，“生产力问题”是“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证性”研究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唯物史观之所以要研究“生产力问题”，就是因为只有弄清了“生产力问题”，“人类解放”理论的结论才能够有“实证性”根据。
“人类解放”理论的“实证性”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对“生产力跨越发展问题”的探讨，论证了“人类解放道路”实现的可能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两种形式，即“自发发展”与“跨越发展”。马克思发现，就英国的发展历史而言，它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就是一个自发的、由落后向发达的演进过程，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英国封建主义起源于那些曾亲自参加国王的征战并因其个人效劳而被奖以公有土地中的地产的‘军人’、‘义勇兵团官兵’或者‘大乡绅’（thegns）”。“人类解放”理论的这种“实证性”研究表明，按照“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方式来推进社会形态的演进，不仅能够使它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区分开来，也能够有效体现出实现“人类解放”合乎逻辑的根据。
“生产力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不仅阐明了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还阐明了“人自身的生产”也不容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存在“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和“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这两种生产形式。恩格斯后来则进一步指出，“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甚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身生产”依然不可忽视。因此，“人类解放”理论中的“生产力问题”研究必然要包含对“人的自身生产”问题的研究。
四、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没有能够转化为“科学性”的社会现实发展理念，唯物史观则是具有“实践性”意义的哲学理论。唯物史观不仅提出了人类追求真实自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阐明了可以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逻辑的“规律性总结”而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通过对“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探讨，发现人类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发展道路，研究“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实现道路问题”。走向“实践深处”的唯物史观“科学性”研究的哲学逻辑表明，证实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目标”，需要理解唯物史观研究是一种“实践性”的理论研究，以及证明这种“实践性”研究取得了包括“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在内的创新性的“实践性研究成果”（“实践性”问题众多，限于篇幅，本文涉及“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问题）。“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与“人类解放”能够真实实现的理想社会的“体制性建构”。“体制性建构”的前提之一是要具有“实践性”，共产主义学说具有可以转化为现实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就共产主义学说而言，只是由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或社会目的，才不仅同历史发展的现实前提相联系，而且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过程中，为自己找到了作为社会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唯物史观的“生产关系问题”的“实践性”研究成果，就是“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研究成果”。
（一）“改变世界”是“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目标
唯物史观以“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研究，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可能性，其理论前提就是认为“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可以被“实践性”贯彻。唯物史观认为，无论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还是“资本拜物教”，它们都是“资本逻辑”运作的结果。“拜物”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不再属于人自身，也意味着人受“物”的奴役。“自由人联合体”体制下，“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唯物史观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社会化两个“实践逻辑”方面，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研究是一种“实践性”贯彻唯物史观理论的问题研究。
如果说“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构成了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动因，那么，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解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能够使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作出更加全面的认识，却也将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由于这种研究视域的限制，唯物史观对“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提出的种种构想，都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所作出的。
对“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特征描述固然重要，而对“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现问题进行“实践性”研究也同样不容忽视。马克思指出，“‘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实现这种“代替”，不能仅仅依赖唯物史观对“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特征的总体性描述，而无视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否则，即便“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设想是马克思基于现实问题、立足现实实践所做出的构想，其还是会缺失“实践性”意义上的解决方案。
（二）“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是“实践性”的唯物史观研究成果
为了进一步完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有必要真正论及“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问题，或者说，要将“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研究作为“研究主题”，因为“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是“实践性”的唯物史观研究成果。恩格斯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对“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研究，应当从“全部历史”中去寻找根据。正是在此意义上，唯物史观将“研究主题”由资本主义文明史拓展到了资本主义史前史和东方社会之中。
“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研究，是唯物史观在“全部历史”研究基础上，对“人类解放”理论如何在“现实”中展开的“实践性”研究。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和人的异化状态，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性”研究，旨在探究如何能够在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自由”本质实现的同时，又能够以“协作”的方式建立新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
唯物史观“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研究，还深度探讨了“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体制建设问题。唯物史观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研究，不仅包含着对纵向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发展阶段描述，还包括横向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体制设想。“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研究，之所以被视为唯物史观的“研究主题”，还因为这一研究从体制意义上的“生产关系问题”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史前史和东方社会特殊生产关系等方面的把握，对“自由人联合体”理论进行了真正的“实践性”探索。
（三）“生产关系”研究内容的“实践性”
唯物史观中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实践性”研究内容众多，其中对“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是其最具创新性的研究内容之一。“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是对“生产关系问题”的“实践性”研究，因为“生产关系”的研究内容具有“实践性”。由于“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的实现形式，所以唯物史观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研究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也应该包含“土地所有制”问题。马克思发现，“公社土地所有制”在古代瓦解后，并不一定会发展为私有制，走向资本主义，因为“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类型的公有制”，就是指改造后的“公社土地所有制”。
唯物史观对“法律与社会运行关系”的研究，属于“生产关系问题”的“实践性”研究中的法制问题研究。马克思十分重视法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因为“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要看他们的法律、风俗习惯是怎样形成的”。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一个民族对待法制的态度及其实行什么样的法制，不仅是民族“个性”的体现，更关系着该民族的存亡。“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中的“生产关系问题”的“实践性”研究，必须十分重视法制问题。
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关系问题”的“实践性”研究，也关涉“史前社会组织形态”问题的研究，即认识到其对“自由人联合体体制”运行模式的意义。马克思通过研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对“自由人联合体体制”的认识更加具体；通过对史前社会历史形态的划分，将“农业公社”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建设的重要支点。由于“农业公社”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所以，“自由人联合体体制”的建立，要想不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就应该保障集体成分能够战胜私有成分的论断具有“实践性”。
结语
通过上述对马克思关于“现实性”“实证性”和“实践性”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深度探讨，充分证明了“现实性”是唯物史观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本体论意蕴上的要素，“实证性”是唯物史观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认识论意蕴上的要素，“实践性”是唯物史观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价值论意蕴上的要素。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讲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研究方法撰写的著作具有“科学性”；阐释了唯物史观的“艺术整体”的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成果，表明唯物史观研究就是走向“实践深处”的“科学性”研究，意味着人类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尽头的客观存在，而且只要这种客观存在持续下去，唯物史观研究就要不断进行走向“实践深处”意义上的“科学性”的理论创新，且研究内容一定会体现出“现实性”“实证性”和“实践性”意义上的“科学性”原则。
唯物史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仅深刻诠释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就将其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原因，也“现实性”地证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与其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密不可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成功经验，“实证性”地表明，唯物史观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与唯物史观研究方法是一个“艺术整体”。这种“艺术整体”逻辑还表明，唯物史观研究是一项未竟的哲学事业，没有学者能够终结唯物史观研究。因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之间具有“一脉相承”和“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