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美新冷战、西方缺失与世界秩序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9 次 更新时间:2021-03-19 12:04:38

进入专题: 世界秩序   全球化   中美关系   新冷战   特朗普主义   拜登时代  

田飞龙 (进入专栏)  

  

  

〔摘要〕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经受民主规范检验和民意问责,其败选具有象征性意义,但并不表明特朗普代表的选民与政治精神退出美国历史舞台。美国霸权作为西方历史霸权的巅峰形态,在逻辑上无法接受中国的决定性崛起和权力分享,也无法在“民主规训”中国失败之后继续接纳中国作为战略合作对象与国际体系内成员。中美关系和解与所谓“蜜月”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也随着中国自身经济成长和政治体系的自我成熟而陷入崩解。新的中美关系以竞争和冲突为主调,贸易战是起点,更为全面的新冷战是趋势,而特朗普主义加速了这一关系质变的进程,拜登时代或许可以适当回调关系而产生一个短暂的中美缓和期,但长期的斗争性和风险性不可逆转。与中美关系变迁并行的是西方缺失,这体现了欧式焦虑,联欧制美可以作为维持和巩固世界多边主义秩序的长期策略。中美关系是定义21世纪全球秩序的宏观权力关系,需要我们具备超强的文明自信、制度创新力及斗争艺术,在更加坚定的中国道路和更加开放的改革进程上与世界共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打通内外发展的双循环,激发和塑造未来世界秩序的中国元素和价值观。

   〔关键词〕世界秩序;全球化;中美关系;新冷战;特朗普主义;拜登时代

  

一、引言:从2020美国大选看中美变局            

   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世界围观,持续热议。选后没有出现特朗普优雅的败选声明,而是连篇累牍的“选举舞弊”指责和司法缠讼,阻挠拜登过渡团队权力交接的先行程序,甚至出现了大规模街头暴力示威与民粹化的政治煽动。这些乱象进一步验证了特朗普主义的“财阀民粹主义”政治本质。2021年1月6日,特朗普“勤王”闹剧黯淡收场,美国国会在经历示威者冲击与短暂混乱之后按法定程序如期完成了总统选举人票的认证程序,宣布拜登胜选。此次总统选举的相关法律程序已经完成,至1月20日拜登宣誓就职,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全面履行宪法职责,“拜登新政”逐步拉开帷幕。从特朗普到拜登,是美国内部民主政治的结构性裂变,就中国观察家立场而言还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复杂调整。

   为何美国总统的这一次例行性选举会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和讨论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从美国长期角色层面,美国既是民主制下的共和国,也是新罗马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美国选举的实际影响力远超美国国境与国民范畴,属于全球性权力转移现象;其二,从总统人格层面,寻求连任的特朗普一步步走向新冷战和孤立主义,煽动美国民粹情绪和族群对立,破坏全球治理秩序和软实力体系,大开大合之间形塑了一种有别于美国既往政治传统的“特朗普主义”,一种扭曲变形的“财阀民粹主义”,故其是否再次当选对民主稳定性和全球复苏都是重大事件。  

   从拜登在民主程序和法律意义上当选到宣誓就任,美国的民主规范与理性精神对特朗普主义破坏性的政治警觉与正当反制是基本成功的,这对美国自身的制度回调与稳定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可预期性,都是利好事件。对中美关系以及中国长期发展前景而言,也可获得一个相对缓和的调整期。至于特朗普拒绝败选及发动选举法律战的种种抵制行为,尤其是寄希望于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的司法护航,并不符合美国宪制秩序的历史经验、司法权边界及大法官通常的职业伦理,难以逆转败选结果。特朗普越是缠讼,就越会与美国社会深层的民主规范及核心价值为敌而遭到鄙弃。选战中失去的权力,按照民主宪法的基本原理,不可能从司法诉讼中无中生有地重新获得,否则就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背叛和否定。特朗普希望重演2000年大选布什诉戈尔〔4〕的故事,操作空间和重复几率极小。至于特朗普煽动民粹直接夺权的冒险行为,经过1月6日的“勤王”闹剧已经被各方否定。      

   然而,特朗普肉身退场,特朗普主义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了美国,拜登时代不仅难以完全逆转特朗普政治遗产,甚至不得不继承和继续深化特朗普的某些议题和路线。同时,拜登政府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弱势政府,面临保守的最高法院及国会共和党人的两面夹击,其政治取向和具体政策的调整空间必然受限。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尼克松图书馆发布演讲,宣布尼克松的接触政策完成历史使命,遏制和冷战的政策时代来临。这不是简单地为特朗普主义背书,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型标识,是美国“深层势力”(deep state)的代言性表达。如果我们注意到美国两党虽有诸多政策争议和斗争,但在涉华立法与政策议题上高度一致,我们就能够理解蓬佩奥言论的政治内涵及其代表性。特朗普四年执政,以其特立独行和规范破坏力提前完成了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和方向性调整,以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确定的“中国敌人论”及2018年3月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及其新冷战的升级版作为标志。未来的拜登政府或许将概括性继承这些政治遗产,但可能进行有关方式方法上的局部回调与重构。故期待拜登政府带动清理特朗普主义并回到中美“蜜月期”的任何机会主义期待或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在战略判断与应对上也必然是幼稚的。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中美新冷战的长周期,适当考虑拜登政府的回调影响,并结合与欧洲角色有关的“西方缺失”意识及其政治重建,讨论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和中国的应对方略。

  

二、改革开放脉络下的中美关系:一个历史维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史的重大转折,“邓小平时代”标记了这一伟大转折。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和解是紧密联系的:其一,没有外部空间上中苏关系实质性疏离与中美关系有条件和解,就没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局面及其持续性成就,故国际政治条件变迁对改革开放的启动与演化影响深刻;其二,没有中国内部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宏观转型,中美的有条件和解就不能进一步扩展为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的持续开放进程。因此,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在历史与理论上构成了理解中美长期关系的、互为条件的逻辑链条。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启的中美关系新进程,总体上表现为中国向美国的模仿学习趋势,这种学习不仅包括经济与技术,更扩展到制度乃至于文化价值观的层面。也正是因为中国的模仿学习存在着“逐步西化”甚至发生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战略空间与可能性,美国对华长期维持了始于尼克松时代的“接触”政策。接触不是为了中国本身的利益及现代化,不是对中国的经济仁慈和政治宽容,恰恰相反,是为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性占有以及民主输出的中国样本建构。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地既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又在民主制度上改造中国,对美国的资本集团和文化精英而言是最佳结果。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市场与民主的规范性预期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就中国改革开放领导人的基本政治视野而言,经济建设固然至关重要而影响到“绩效合法性”的关键问题,但中国“共同富裕”的科学方法论问题(先富带动后富)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国竞争和持续生存问题同样关键,且需要坚强稳定的政治体制加以保障和促进,寻求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的动态均衡是改革开放领导者的根本法则。因此,不发展是政治原罪,不稳定甚至颜色革命更是政治原罪。稳定压倒一切,其本质在于政治体制的超强稳定性与规范性,即便引入制度改革也不能反对和消解政治体制的根本原则。这就是八二宪法序言中规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深层政治逻辑所在。对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而言,改革开放的“发展伦理”是中国近现代史“富强逻辑”一以贯之的体现,而民主化则必须以中国自身政治体制的理想和规范为限度。              

   从2020年的时间点回看,美国改造中国的单边框架与中国自我坚持的发展道路之间的规范性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美关系和解的限度及改革开放从属于中国执政党现代化事业一部分的属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演变至适当时间点必然出现结构性转型。于中国一方,是在经济现代化取得相当成就的基础上寻求制度现代化的系统改革与定型,完成上层建筑的规范化建构,这一必然的制度性表达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绝非西方式的民主模仿,而是党的领导与国家民主的法理及制度融合。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宣示了中国长期道路的稳定性和规范性,从而实质终结了所谓“全盘西化”的各色猜想与设计。于美国一方,通过多种渠道的情报、智库分析、改革评估以及对中国市场与民主规范前景的诊断,必然逐步得出一种与“接触主义”相反的基本结论,特朗普主义推动了这一结论的具体成形,而其文本依据则落实于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将中国列为第一层次的头号对手,并严格设计了针对中国威胁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这一转折是决定性的,不因后续美国总统职位在两党间的自然更替而改变。故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败选,拜登胜选,并不会扭转中美关系落入“新冷战”框架的长期趋势,差异之处仅仅在于两党之理念与路线不同带来的遏制中国的方式方法之别。      

   因此,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分析与判断,就不能落入“拜登新政”的虚幻期待之中,也不能简单留恋改革开放进程中某些时段的中美蜜月关系,而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及更具战略性的长期趋势着眼。我们认为特朗普主义的新冷战遗产及脱钩政策在拜登时代仍会得到相当程序的延续,因为今日之美国已不复当年,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焦虑、挑战与压力前所未有,使得美国朝野缺乏一种延续“接触主义”的宽松政治氛围和民意基础。

  

三、新冷战、软脱钩与中美关系的再定位  

   时间投射到2020年,一个世界历史的“大分流”年份。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全球大流行疾病引发了世界秩序的巨大波动,而针对香港国安法的制裁回应及盟友体系内的超强动员,给了美国发动一场“新冷战”以最为直接的理由和机会。新冷战,有别于但又高度模仿20世纪下半叶的“旧冷战”,即美苏冷战。二战之后,世界秩序演变呈现出令人吊诡的对冲趋势:一方面是主要国家在共同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以联合国体制为核心建立战后的和平秩序;另一方面则是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霸权性的冷战竞争。冷战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20世纪上半期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主要代表的“热战”,人类记取了流血战争的惨痛教训,但是在稳固的和平发展秩序的追求方面并未真正地价值觉醒和政治成熟。在二战以来数十年的冷战过程中,尽管不存在美苏及几大列强的直接热战,但由冷战所引发的局部代理人战争、地缘政治对抗及贸易制裁等,仍然严重干扰和破坏着人类寻求和平发展秩序的历史进程。

中国在美苏冷战过程中从对苏“一边倒”转向中美和解与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结合历史处境与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美国从尼克松访华开始采取了一种“接触主义”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国际政治转变带动了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结构性和解,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及融入国际主流体系奠定了最为关键的国际政治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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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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