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枢元: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从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说起

——庚子三论(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21-01-16 22: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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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  

  

                                                                                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                                                                                                                  

——从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说起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不仅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涉及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持续至今的观念之争。本文通过查阅泰戈尔当年在中国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以及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反响,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揭示了泰戈尔对东西方文化的品评、对现代性及现代化的反思、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健康发展的期待。这对于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仍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面对“新冠病毒”引发的这场肆虐世界各国的瘟疫,泰戈尔的这份精神文化遗产就显得更为清新、明朗。

  

   印度现代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他自幼接受印度传统文化的熏陶,多情善感,富有诗歌、音乐与绘画天赋。青少年时代曾赴英国留学,受到西方哲学的浸染。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1913年以散文诗集《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泰戈尔是一位天才诗人,他似乎从来就是为诗歌而诞生的。在他的诗歌里,人性、神性、诗性、自然性美妙地融合为一体,这使他的诗歌超越了地域、民族、宗教、社会而拥有了普世的知音。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哈拉德·雅恩在授奖词中便曾特别指出,泰戈尔的家乡尽管远离欧洲,尽管他是一个印地语诗人,但他仍然克服了语言的屏障,以其完美的意念、和谐的韵律、优雅的情调、变幻的色彩、深邃的思想征服了英格兰、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中对文学抱有兴趣的人士。

  

   泰戈尔不但是一位诗人,同时还是一位哲人。

  

   印度著名学者S·C·圣笈多博士在其撰写的《泰戈尔评传》一书中指出,泰戈尔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他认为讲究二元论的现代科学并非最终的真实,他“坚持一物与另一物的统一”,“这种对于统一与和谐的信念,使他得以将互不相容的事务调和起来,将彼此对立的事务综合起来。”[1] 泰戈尔的这一思想具体表现在他对待东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在东方他竭力促使他的同胞不要逃避生活,要正视现实,即便是梦幻,通过努力也可以变为真实;对于西方,他警告那种以“征服自然”的手段来消灭贫困的做法充满冒险,“将贪欲置于和平之上,将集聚财富置于谋求幸福之上的文明是注定要灭亡的”。[2] 该书还引证圣雄甘地的话称赞这位诗哲:如同一位“伟大的哨兵”,“在道德凋敝的年代,守护着仁爱、欢乐、自由与和谐的伟大理想”。[3] 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1941- )则把泰戈尔称作“耶利米型的警世先知”、“亚洲精神主义的先知”。[4]

  

   1924年春天,泰戈尔曾正式访问中国,并引发中国文化思想界激烈反响。百年过去,世界的格局、时代的面貌已经发生许多变化,泰戈尔这位东方诗哲对于我们还有哪些启示,本文试图对此加以阐释。


一、一九二四:泰戈尔访华的尴尬之旅

  

   中国虽然与印度接壤,泰戈尔来中国访问反倒很晚。那时他已经63岁,此前他已经游历了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瑞士、秘鲁、俄国、捷克、希腊、埃及、加拿大、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泰国、缅甸、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许多国家,与中国同时代的学者相比,泰戈尔更具备世界眼光。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诗人,泰戈尔在西方、尤其在欧洲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不仅是文化界,还包括各国上层的政要、学界的名流与底层的百姓,这在跟随他出访的子女们的回忆录中有许多生动的记载。

   大儿子罗廷德罗纳特回忆说:“西方人觉得,爸爸的出现仿佛就像光明的祝福一样。他们从爸爸带来的东方箴言中仿佛看到了崭新希望的征兆。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善于表达感情,但是爸爸在这两个国家受到的尊敬与爱戴,也是令人惊讶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群众聚会的场所或火车站,只是为了看一眼穿着长袍的爸爸。”[5]在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称号;在瑞典,国王为他主持欢迎宴会,内政部长为他的出行安排海军飞机;在保加利亚,国王为他调动军舰与火车专列,在罗马尼亚,政府组织的欢迎人群为他鸣放礼炮、奏响国歌;在德国他被人抬着走过铺满鲜花的街道,他的书畅销数十万册,“短短几天,竟然成了百万富翁”!在意大利边界的山村,一位茅屋主人家中的书架上竟摆满了泰戈尔的翻译著作,农夫用粘有泥土的粗糙的大手捧着梵文图书为他大声朗诵!在欧洲,泰戈尔还曾会见了思想界、科学界、文学艺术界许多杰出人士如爱因斯坦、罗曼·罗兰、萧伯纳、高尔斯华绥、叶芝、庞德、克罗齐,并与他们进行了友好交流。

  

   泰戈尔来中国访问的接待方是“讲学社”,这个学术机构的创建者为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林长民以及社会名流熊希龄、张伯苓、张謇、黄炎培等,其宗旨是邀请当代大思想家来中国讲学,将现代高尚精粹之学说及时介绍于国内,以充实国民思想。讲学社仅仅存在了5年,先后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四位学者,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泰戈尔的这次访华,从1924年4月12日抵达上海,历经杭州、南京、北京、济南、太原、汉口,截止5月31日由上海乘船离去,前后共计50天。一路上,他面向中国社会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宗教界发表了近40次讲演,引起高度关注和激烈反响。[6]长期以来,同济大学孙宜学教授对于泰戈尔的这次中国之行有着全面、深入、详实的研究并出版了多部研究著作。[7]

  

   在泰戈尔来之前,他的作品、生平已经为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熟知。那时季羡林还是山东济南的一个初中生,就已经读到泰戈尔的诗歌,这与他后来成为泰戈尔作品的翻译者、印度文化的研究者不无关系。晚年的季羡林曾经说起:“在所有的古今外国作家中,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恐怕是最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一个作家。从五四运动起,我们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泰戈尔一生热爱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8] 但是,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却不一帆风顺,尽管不乏热烈欢迎的场面与充满盛情的赞颂,但也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抵制与抨击,甚至人格上的侮辱。一代诗哲在发达进步的西方社会受到的崇拜与在封闭落后的中国社会遭遇的尴尬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显著的落差,其中缘由耐人深思。

  

   首先,应该说这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风潮有关。泰戈尔来访之际,持续千年的封建王朝刚刚结束十多年;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与北方的封建军阀政权正相持不下,北伐战争即将爆发;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仍在风云激荡,中国的两大政党共产党与国民党应运而生;政治经济界的大变革刚刚启动,民族解放的呼声渐成主流,思想文化界中西交互、新旧折冲、各执一端、百无禁忌、异常活跃。具体说来,由陈独秀挂帅的《新青年》杂志与由杜亚泉领军的《东方》杂志展开的“中西文化大论战”尚且硝烟未散。踏足这个激流险滩之地,泰戈尔恐怕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于他自己海外阅历来说,近乎一趟过五关斩六将之后的走麦城;对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倒是一个值得深入思索的案例。

  

   孙宜学教授在其《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讲演及论争》一书的序言中,将对待泰戈尔不同态度的中国文化人分为两类:“欢迎者”与“批判者”。欢迎的人群中有梁启超、蔡元培、熊希龄、胡适、徐志摩、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张君劢、郑振铎、梅兰芳等,甚至还有溥仪与阎锡山。批评、抵制的人也为数不少,其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沈泽民、吴稚晖、林语堂、闻一多,甚至还有鲁迅。

  

   同为欢迎的人群,立场与着眼点又有所不同。蔡元培、熊希龄、蒋梦麟是带有行政色彩的学者,对泰戈尔的欢迎乃出于对域外著名人物的尊重;徐志摩与胡适在思想观念上都是西方文化的仰慕者,与泰戈尔持守的文化立场并不一致,但胡适出于他温和友善、兼容并包的天性;徐志摩则出于他对诗人与诗歌狂热的崇拜与追求,他们都成了泰戈尔此行的拥戴与守护者。在思想深处对泰戈尔认同并能够产生共鸣的则是以梁启超为首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其中包括梁漱溟、辜鸿铭、张君劢、阎锡山等。这些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变革中被视为右翼的保守主义者。

  

   同为批判者,批判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

  

   吴稚晖为著名民族主义革命家,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生性豪放不羁,口无遮拦。来自英国殖民地的诗人泰戈尔在他眼里只是一个亡国丧家的无用文人,近乎一个“苟全生命于乱世”的废物,所以出言不逊,嘲讽诗人为列强铁蹄下的一片“烂菜叶”,喝令老诗人“尊口把封条实贴起来”,别再宣扬“所谓东方文明的陈词滥调”![9]

  

泰戈尔访华那年,林语堂29岁。老诗人离去后,林语堂接连发表文章对其冷嘲热讽。指责泰戈尔宣扬以“精神复兴”、“内心圣洁”、“宇宙和谐”、“处处见神”的东方文化救国救民的主张是“亡国奴说大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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