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是中国的对美战略。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过去这几年的中美关系当中，美国是主动出牌的一方，但中国发挥的作用也是很突出的，并不是单纯被动回应。因此我们要全面地分析中美关系，既要看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同时看中国的对美战略才行。而且现阶段，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马上要迎来新政府，中国也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两个五年计划交汇——这是很重要的节点，未来的变化也必然是异常深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既要系统梳理一下美国的对华战略，力争更好地预见预判，更要对过去几年里的中国对美战略进行总结评估和修正优化，以便未来我们能做得更好。这是我今天想谈中国对美战略这个主题的原因。

中国过去这几年对美战略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三个词归纳，分别是竞争性、防御性和混合性。

首先看竞争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对美战略的最主要特点或者说最主要原则就是扩大合作。中国选择了融入美国在其中占据优势的国际体系，在很多问题上同美国相向而行，尽可能扩大合作领域，包括在一些并不是中国核心利益的好多领域，美国提出要求，中国也大多是予以配合的。但现在，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显著增加了。过去这几年美国总是讲战略竞争，我们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个说法，仍然强调两国关系中还有合作共赢的一面，但无论是中国决策层还是中国战略界，我们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中美关系竞争性不断上升这个现实。如果说中国对美战略当中一点竞争性色彩都没有，那是不尊重现实的，也不符合中国利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从心态上到行动上，中国的战略都有了更多的竞争性。

第二个特点是防御性。虽然很多人都批评中国的对美战略过于强硬，但是我感觉，无论是从两国的实力对比、两国关系的基本态势还是从中国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具体事务的摆放来看，中国显然认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更符合中国利益，中国并不是主动挑事的一方。这决定了，过去几年里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态势是防御性的，中国对美战略也自然就有了防御性或者说防守性的特征。这是美强中弱这一客观态势在两国战略中的必然反映。

第三个特点是混合性。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中国所释放的信号和采取的行为，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有多重考虑和多重意味的，是相对来讲比较平衡的，绝不是所谓“战狼外交”能概括的。例如，在贸易战方面，我们既表示打则“奉陪到底”，也同时表明谈则“大门敞开”的态度。事实上，中国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方面确实拿出了比较大的诚意。在地缘安全方面，中国一方面通过各种军事演习展示自身实力，另一方面也同美国积极探索危机管控；面对美国的切割和脱钩，中国在对等反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很多反切割和反脱钩的举动，力争保持捆绑。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评估这种战略的效果如何。总体上看，我觉得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以是不是有效维系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既定局面为评判标准的话，我觉得显然没有达到这种效果。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用这种评价标准来评价我们的对美战略。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所以这并不是评价中美对美战略是否成功的头号标准。真正的头号标准，我认为是对于中国自身而言，是否有效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否维护了我们的国家尊严与国际信誉。显然，我们应该把国家尊严和国际信誉也作为我们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捍卫。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中国在这样一个大概的实力对比之下，能做到这一步，是相当不容易的。特别是，过去一年里，在疫情冲击之下，中国在节奏和先机上还占据了更大优势。疫情看似偶然，但疫情对中美两国带来的影响是如此差异巨大，从侧面表明两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是有巨大差别的。治理力，是国家实力和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把自己国内的疫情控制好了，这在中美关系方面和中国的对美战略方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这种对美战略在未来会不会延续？会做或者说应该做怎样的调整优化？这是我们的重要观察点。

可从两个方面入手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从美国的方面看，要看拜登和特朗普相比，对华战略上会有哪些新的特点。对华继续搞战略竞争，这是不会变的。在此基础上，具体的变化体现在：一方面，从谋求速胜到长期竞争的转变。特朗普想通过排山倒海的压力，一下子压垮中国，对华谋求速胜。现在“速胜论”显然已经破产了，拜登因此要搞对华长期竞争，转而谋求夯实国内根基。另一方面，是从短兵相接到第三方的争夺。中美这么大的两个国家，直接硬碰硬对任何一方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拜登看清楚了这一点，未来一定会加大对第三方的争夺，走间接路线，绕着弯儿算计我们。这是美方的变化，是我们构思未来对美战略时必须加以考虑的。

从中方的角度来讲，我们构思未来的对美战略，也要放在国际秩序破旧立新、大国博弈显著升级、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大背景中去看，把对美战略和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内外战略放在一块去考虑，这是运用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的体现，也是我们这段时间反复强调的。

基于这样的原则，从整体上看，我们未来的对美战略可能需要、或者说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三个层面的转型：一是从短期战略到长期战略的转型，二是从混合战略到综合战略的转型，三是从以防御为主转向攻防兼备。这是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几个大方向；最近国内有一系列的讨论，我觉得也可以从中感受到这种信号。在最近的文件讲话，尤其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当中，我认为更能读出来这些信号。

基于上面说的这种态势，具体来看，与中国对美战略相关的转变有这么几个值得观察的方面：

一是战略观念的深刻转变。具体体现在针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关系”、“维护和进取两种路径的关系”以及“合作和竞争两种手段的关系”这几对关系的处理上。未来，中国理应更加重视夯实国内根基，更加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更加注重积极引导塑造，更加注重应对和运筹战略竞争。

二是战略优势的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包括制度优势、规模优势、市场优势和后发优势。制度优势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对处于发展关键期、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首要后发大国而言，保持集中统一领导的这样一种政治阵型，是最好的选择。规模优势，在过去几百年的大国博弈中，也被证明是极为重要的；大市场优势，更不用多说了，在世界危机阶段，市场乃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必须用好。后发优势，学术界也有比较多的讨论，它意味着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大规模投资沉淀和模式固化，观念上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容易换道超车和迭代升级。

三是战略短板的尽快补齐。科技短板、金融短板，网络短板还有其他基础设施安全方面的诸多短板，以及大家都熟知的生物安全短板等，都需要运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尽快找到、尽快护住并尽快补齐。相互攻击短板，从来都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这里面既有防的内容，也需要思考如何强化震慑能力。

四是战略布局的循序拓展。包括国内大循环的布局、新的国际经贸布局、新的周边军事布局，以及新的大国关系布局等。这方面大家最近谈论的比较多，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具体就不多说了。

五是战略工具的熟练运用。面对大国博弈，我们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这也是最近反复强调的。“善于斗争”不是对“敢于斗争”的暗中否定或打折处理，而是要有更加成熟的竞争技巧，这包括运用市场工具、法律工具、科技工具甚至包括金融工具等好多方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结合我们的现实需要，尽快琢磨一下。鉴于时间关系，也不细说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