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峰 姚春敏 等:唐代政策干预下的河东“两池”盐业发展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 次 更新时间:2020-12-26 16:37:54

进入专题: 唐代   河东两池   盐业政策  

赵晓峰   姚春敏    

   河东“两池”是唐代重要的池盐生产之地。唐代不同时期所涉及的盐业政策包括民屯官营、畦户承租、盐铁察院、编户生产、立庙祭祀、跨界销售、利属度支、催促检稽等。通过分析这些政策在河东“两池”落实情况,探求唐代政策在不同时期对河东“两池”盐业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唐代; 河东“两池”; 盐业政策;

  

   唐朝时期,河东“两池”(解州盐池和安邑盐池的统称1)是全国产量最高的池盐产区和最重要的食盐产区。河东“两池”盐业发展,除了依靠地理位置的优越和借助制盐技术的进步,也深受这一时期政策的影响。总体来看,唐朝时期的国家政策是多变的,这导致河东“两池”盐业发展呈现不同阶段性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唐代河东池盐研究多集中在生产技术、2流通、3河东盐文化、4对国家的重要性5等方面。此外,目前学者对政策影响盐业发展的研究,代表性观点有:唐代河东盐业是政府利用优势资源发展的特色产业,6即使藩镇割据也改变不了河东盐官营的属性;7国家政权的需要促使河东解盐的生产与管理反复多变。8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忽略了唐时期政策通过多种路径影响着河东“两池”盐业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丰富对唐代河东盐业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具体分析唐代所施行的政策在河东“两池”落实情况,探求唐代政策对河东“两池”盐业发展的影响。其中,本文所论述的政策是指唐代涉及盐业发展的政策,主要包括民屯官营、畦户承租、盐铁察院、编户生产、立庙祭祀、跨界销售、利属度支、催促检稽等,见于下表盐业政策。

   表1 唐代盐业政策涉及河东“两池”一览表    

  

  

   一、民屯官营、畦户承租等政策下河东“两池”盐业良好发展

   唐朝建立后,所施行的盐业政策既有对前朝征税制、官营制、无税制等政策的继承,也有根据统治需要出台的以盐代租、租佃制等创新政策。特别是租佃制的实行,使“管理者与做工者之间有一定的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9这为河东“两池”盐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制度保障。河东“两池”盐业在民屯官营和畦户承租的盐业政策引导下,通过官营民制推动了盐业分工细化,提高了池盐的生产效率;同时通过官督私营让利于民,增强了畦户生产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河东“两池”盐的产量。

   (一)民屯官营助力河东“两池”盐业发展

   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唐袭隋制,从武德至开元初期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唐政府一直实行让利于民的盐业政策———不课盐税。这项政策出台,既表明唐初统治者仍然注重传统农业税源,也反映当时政府开支不大,无增辟盐税的必要。当然,对河东“两池”而言,无税并不等于政府不管。因为河东“两池”地理位置特殊,其与国都长安仅“一河之隔”。从政府角度来说,加强对京师邻近地区若干盐池的管理,就能满足“京都百司官吏禄禀、朝会、祭祀所须”。10所以,国家明确规定,“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11可以看出,河东“两池”盐业在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这也是国家制定盐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唐政府对河东盐池管理政策之一是推行民屯官营制,即盐池由官方经营,百姓从事具体生产,收益官民共享。这项政策出台就充分考虑了河东“两池”的地理位置和盐业战略地位。虽然政策本身更多照顾国家利益,但这一政策对河东地区有益,主要表现为它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河东盐业生产的发展。“(开元)六年……安邑盐池渐涸,师度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12从“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可以看出,一是盐池经营活动由官方发起,动用了一定的国家资源,但它又不完全是官方的,有民间力量参与。二是盐业收入不是完全归公,民间力量也能劳有所获。这种政策设计与实施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对官方而言,河东“两池”要生产一定数量盐来满足京城长安需求,完成此项政治任务,需要大量人员来参与盐池的生产活动,这离不开国家政策扶持和地方政府牵头组织。在国家特定政策激励下,从业者就能生产出更多池盐送往京城,保证京城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对民间百姓而言,依靠国家政策,积极参与河东“两池”盐业活动并获取一定收益,这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是难得的好事。

   (二)畦户承租推动河东“两池”盐业发展

   开元十年(722),唐政府对全国盐业开始征税,玄宗下令“诸州所造盐铁,每年合有官课……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依令式收税”。13但在执行过程中,国家调整了对河东“两池”的政策。开元二十五年(737),国家规定,“蒲州盐池,令州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种之,课收盐。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万石,仍差官人检校。若陂渠穿穴,所须功力,先以营种之家人丁充。若破坏过多量力不济者,听役随近人夫”。14在政府监督下,国家把河东盐池租给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来生产,政府按规定收取一定比例的盐。交纳实物而非货币或者力役,再次彰显了河东地区盐业服务京师的重要性。这项政策表明,唐政府已放弃原有的官办制,开始实行租佃制。这种官方出租监督、私人经营缴租的灵活经营政策,既有利于国家,更有利于河东“两池”盐业发展。根据新政策规定,种盐之人称“畦户”或“亭户”,所用人丁称“畦夫”。他们在官府监督下开畦制盐,按照承租畦地上、中、下三个等级,向国家定额交纳课租(盐)一万石。考虑到他们还要修复破损陂渠、改善个人及家庭生活,所以“两池”承租者每年食盐生产量要远远高于一万石。

   “畦户承租”政策充分考虑了政府与营种之家的权益,体现了唐代初期执政者的开明和盐业政策的进步。一是这种灵活和宽松的管理政策,使劳动者有了更大的自由,也有了谋求个人经济利益的积极性。在利益驱动下,租户承租畦地后组织劳力生产,效率会更高,获取效益会更多。二是这一政策充分调动了承租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大限度地赋予了他们生产经营的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生产者探索新技术的热情与信心。同时,“政府不过多插手生产经营,让民间力量组织实施池盐的产、运、销活动,也使畦夫在长期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更多掌握了池盐生产规律和要领,实现了技术的有效积累和传承,最终完成了池盐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与创新”。15三是这一政策使“两池”盐业生产者承租盐田,交纳课租,他们当属于经营池盐生产的商户,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劳役者,这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是一大进步。不过,“仍差官人检校”,说明中央对“两池”经营管理依然行使检察权,以防盐课流失。

  

   二、盐衙、编户生产等政策下河东“两池”盐业民间经营发生异化

   河东“两池”盐业生产活动原本名义上是民间经营。但是,唐代中后期通过设立盐政衙门和编户生产,逐渐强势介入和控制河东“两池”盐业生产经营活动。一方面,官方对“两池”盐业的强势管控削弱了民间力量,提高了池盐产运销的管理成本,同时也对池盐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过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将促使盐价上涨,从而为私盐的滋生和泛滥创造了条件。

   (一)设置盐衙介入河东“两池”盐业活动

   唐代中后期,由于均田制遭到破坏,国家财政主要来源“租、庸、调”失去征税的基础。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肃宗李亨继位后,迫于当时形势,不得不调整以农业为主要税源的传统财政政策,开始谋划盐铁官营的新举措。

   乾元元年(758),第五琦受封“盐铁使”,始立榷盐法,把新旧盐民全部登记造册,编入亭户户籍,统一归盐铁使管理。同时,免除他们的杂役赋税,使他们全身心投入盐业生产,“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16这就是说,从事盐业的生产者没有赋役,但生产的盐必须由政府收购运销。可以看出政府几乎全程参与了盐业活动,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谋求更多盐利。

   第五琦盐政新法适用于“山海井灶”,即各类产区。但是,其盐政改革的重点应当以江淮海盐产区为主。由于河东“两池”盐晒制成本较低,加之产地相对集中,便于管理。所以,政府管理河东“两池”的手段与方法和其他产盐区便有所区别。唐肃宗李亨即位后,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均设立盐业机构,在河东地区则建立了专门盐衙———盐铁察院。后来,这一机构改名为两池榷盐使,并另设河东租庸调盐铁使,双方共同管理河东盐池的捞采、征税事宜。这种制度设计,把盐务从地方行政中剥离出来。在国内首次建立起完全独立的盐政衙门,由这个部门的盐吏专门负责河东盐业管理,这更加有利于唐政府对河东盐业经济活动的统治。

   河东盐铁察院对“两池”盐业管理相当严格。《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颂》碑上刻有“置榷酤之官,以权合经,以货聚众,画野标禁,堑川为壕,西笼解梁,左缭安邑,乃涤场圃”。17政府在河东“两池”盐场设置壕篱,标示禁区,严格组织生产与运销,其背后原因,一是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困难,河东“两池”盐利一度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有加强管理的必要性。二是河东“两池”盐品质好,费工少,盐利诱人,私盐泛滥风险提升,有强化管理的现实性。三是河东“两池”东西长,南北狭,周围高,中间低,形状好似一个天然浴盆,有集中管理的可行性。多种因素叠加,促使政府对河东盐业政策不断调整,管理力度不断加大,其成效也颇为明显,“终岁所入,二百千万。供塞垣尽敌之赏,减天下大半之租”。18因此,为了增加盐利,解决财政危机,唐政府才要不断加大“两池”盐业的管理力度。

   (二)编户生产强化河东“两池”盐业管理

政府在“两池”强化管理的另一个表现是编户生产。与之前盐池由“有力之家”出人或雇工生产不同,政府开始将河东“两池”附近百姓整体编入盐池从事生产。“代宗时,又正式将安邑、解县编户六百定为生产池盐之户,隶属两池盐务机构”,19他们被称为“池户”或“畦户”。这些人使用政府提供的工具,按照一定要求从事池盐生产,终使“国用益饶”,20但他们“于壕篱圈定之范围内从事生产,受到严密的监视自不待言”。21有学者由此认为河东“两池”盐业生产者人身受到了很大限制,其“地位低于亭户,更接近于贱民”。22这个论断还是值得商榷的。一是如果池户真的地位低下,就不会有“两池官吏及畦户等请勒丰碑”23现象发生。既然官方碑文中有官民同请共立石碑的记载,就说明当时池户在官方眼中有一定地位。二是池户享有国家的特殊政策。池户来源于河东安邑、解县附近百姓,由国家划拨给两池盐务机构,是具有“盐籍”的盐业生产者,他们除以盐为实物缴纳“两税”外,并无杂徭。唐史载,“除两税外,不许差役追扰……有违越者,县令、刺史贬黜罚俸”。24这从制度层面限制了官吏对池户的侵扰,保证了盐业生产者的权益。在传统社会自然灾害频发,苛捐杂税重压之下,唐代河东池户赋税负担与非池户比较,应当说能相对少一些。三是壕篱制度设定有特定用途,主要用于防洪防盗。由于河东“两池”盐主要供应京师,其政治、经济作用和社会影响力要求当地必须修筑护池堤堰壕沟,对洪水起到堵、导作用,防止洪水漫侵盐池,保证盐业生产正常进行。同时,壕篱设置还有防止盗盐走私,保护盐税,增加国家收入的考虑。因此,壕篱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池户的人身自由,使其生产过程完全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但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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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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