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源源:继往开来的隋代历史教育及其对唐代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7 次 更新时间:2022-06-29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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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源源  


摘 要:由于隋朝国运短祚,隋代的历史教育成就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忽视。隋朝为了达到国家掌控历史教育的目的,实行禁绝私人修史和官修史书的政策,历史撰述内容蕴含了华夏正统、君臣大义和直书其事等历史教育思想,其中蕴含着国家掌控历史教育权力的强烈意愿。隋朝统治者积极推行文教政策,促使长期式微的官学得以复兴,亦经亦史的“五经”教育成为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从事官学教育的经师在经学和史学上都有很高的修养并取得了突出成绩。私学教育在隋代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既有家学传授,也有名师讲学,私学名师的史学修养与教学内容,凸显了历史教育的重要地位,而《汉书》学的兴盛则是私学重视历史教育的突出表现。隋代历史教育不仅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私学教育的成就并有所发展,而且在官修史书和官学教育方面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对继之而起的盛唐历史教育有着诸多影响,既为唐初的历史教育做了人才储备,隋代经史教育也深深影响着唐初历史教育内容,因此,隋代的历史教育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重要一环,而且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有云:“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史学乃中国古代显学,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源远流长,“远古时期的神话与传说中,就已经孕育了人类历史意识与历史教育的萌芽”,“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绵延不断,在传承和发展人类文化、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涵养和提高个人素质,以及丰富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教育是指以历史学为基础所进行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和历史思维等的教育、教学与研究活动。”从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实践来看,历史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教育,既包括学校历史教育、社会历史教育等在内的各种教育活动,也包括通过编撰前朝史书来体现统治者的义利观从而达到教育目的的活动;而狭义的历史教育,则是专指学校历史教育,在中国古代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归结起来,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从内容来讲,包括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和历史思维等;从形式来讲,有各类学校历史教学和各种形式的历史研究等;从类型来讲,有家庭、学校、社会和帝王等”。所以,白寿彝早就有言:“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不完全一样。历史教学,可以说,只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以外,还可以有各种方式”。本文所探讨的隋代历史教育,正是在广义的基础上使用这一术语,既有通过对历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总结来编撰各类历史读物包括官修史书对帝王和社会民众开展的教育活动,也有官学和私学中利用前人或时人编著的历史典籍(包括经、史、子、集中含有历史内容的部分),通过师生教学的方式系统传授历史经验、历史理论和历史思想等历史知识的教育活动。

众所周知,隋朝是中国又一个以大一统面目出现的封建王朝,结束了南北朝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南北朝时期,受门阀士族制度的影响,服务于士族利益的私家历史教育的兴盛,国家因无力掌控历史教育权力而导致官学衰落。隋朝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不仅在政治上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历史,而且为了稳定新兴政权统治以及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高度重视历史教育。隋朝的历史教育承上启下,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重要一环,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不仅其自身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对唐朝尤其是初唐的历史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隋朝国运短祚,继之而起的唐朝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巅峰,因而隋代历史教育成就很容易被盛唐的光辉所遮蔽,长期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例如李良玉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一书“第四章隋唐时期的历史教育”中,隋代历史教育仅占1/7的篇幅,并且仅仅流于简单的史实陈述,而对其地位、作用及影响只字未提。鉴于此,本文拟从官修史书、官学与私学3个角度,详细讨论隋代历史教育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唐代历史教育的影响。

一、隋代官修史书与国家对历史教育权的掌控

从广义的历史教育定义来看,官修史书也是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晋史学私家成就远远高于官方,著名的前四史均出自私人之手。而隋代则恰恰与之相反,史学成就主要来自官方,这主要是因为隋朝禁止私人修史,因为私家修史往往会出现历史观与国家意志相左的现象,于是,隋朝统治者想通过对修史活动的干预来达到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以更好地为隋朝的统治服务。隋王朝统治者出于巩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和为了体现国家的意志,将修史权收归国家,杜绝前朝私人修史任意臧否人物的现象出现,以确保在历史观上与统治者意志保持一致,处处体现与大一统皇权的一致性,从而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目的。而隋王朝的统一和强有力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也为禁绝私修国史、臧否人物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曰:“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明令禁止私修国史和品评人物。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隋代官修史书及其制度建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隋王朝重视官修史书,首先体现在机构和制度建设方面。隋朝承袭北周旧制,于秘书省置著作曹作为修史机构,如《魏史》作者魏澹曾担任过著作郎;王劭担任著作佐郎近20年。《唐会要》卷63《史官上》载:“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可见,著作局(曹)作为修史机构,贯穿于隋王朝的始终,且为唐朝所沿袭并发展成为史馆监修制度,对后世正史的修撰产生了深远影响。大臣监修制度到唐代发展成为史馆监修制度,对后世正史修撰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代官修史书,不仅修撰前朝史,还修撰本朝史,以此来体现华夏正统、君臣大义,进而达到历史教育的目的,代表性著作有:著作郎魏澹奉诏修《魏史》,牛弘作《周纪》,著作佐郎王劭修《齐志》20卷、《齐书》100卷,后作《隋书》80卷。

众所周知,在魏澹的《魏史》之前,已有北齐魏收的《魏书》,且位列二十四史之一。隋文帝之所以命令魏澹奉诏重修《魏史》,是出于维护隋王朝正统的需要,这也是官方掌控历史教育权力的典型表现。隋朝政权脱胎于北周政权,北周政权的前身是西魏政权,在南北朝时期,存在着东魏与西魏的并立、北齐与北周的对峙,这其中就存在着并立政权的正统问题。北齐人魏收所作《魏书》固然以北齐政权的前身——东魏为正统,将东魏皇帝元善见的本纪直接置于北魏帝纪序列当中,而对西魏宇文泰则直呼其小名“宇文黑獭”,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魏收《魏书》的这种正统观等于间接地否认了西魏、北周的继承者一隋王朝的合法性,显然不为隋朝统治者所接受。于是,“高祖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诏澹别成《魏史》。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澹之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魏澹的《魏史》一改魏收《魏书》之东魏正统的做法,以西魏为正统,以东魏为僭伪,旨在纠正历史教育中的正统观问题。《魏史》还在许多方面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意志及其对历史教育权力的掌控,如魏收《魏书》“讳储君之名,书天子之字”,而魏澹《魏史》则“讳皇帝名,书太子字”,这样做的目的是,“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再比如,二者的华夏正统观不同,魏澹《魏史》强调夷夏之辨,故而明确规定所撰《魏史》对于国君之死,“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如此诸般,尽管时人对《魏史》褒贬不一,但是隋文帝认为其“甚简要,大矫(魏)收、(平)绘之失”,主要是体现了统治者的义利观,所以“上览而善之”。然而,继任的隋炀帝却“以澹书犹未能善”,于是又诏令杨素等人重修,“会素薨而止”。从这件事的几度翻转也可以看出,国家为图通过官修史书掌控历史教育权力。

王劭在北齐时任“通直散骑侍郎,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王劭曾修撰前朝史和本朝史,他依据起居注并“广以异闻”撰成编年体史书《齐志》20卷,后又撰成纪传体史书《齐书》100卷。时人批评《齐志》“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隋书?王劭列传》记载:“(王劭)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王劭原本为著作郎,后由于为母丁忧而去著作郎一职,去职之后“在家著《齐书》”的行为在当时就被认定为私修史书,这在当时是重罪,故被内史侍郎李元操参奏,于是“上怒,遣收其书”,然而因为该书符合隋文帝的历史教育观念,故隋文帝“览而悦之”,并且起用王劭“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刘知几也认为《齐志》是非常成功的,赞之曰:“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在本朝史的著述方面,据《隋书?王劭列传》记载,他“专典国史,撰《隋书》80卷”,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说:“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寻其义例,皆准《尚书》”,还是给出了比较高的评价。

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作《周纪》,“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虽然刘知几给出的评价不高,认为该书只是“追撰”,“略叙纪纲,仍皆抵忤”,但是,《隋书?牛弘列传》却给出了充分肯定,说他“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

之所以出现魏澹《魏史》、王劭《齐志》和牛弘《周纪》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官方的立场,能够对民众起到良好的历史教育作用。我们不难发现,隋朝通过官修史书,不仅宣传了隋王朝政权的合法性,而且通过官修史书也达到了对民众进行历史教育的目的。

二、隋代官学复兴与历史教育地位的提升

官学历史教育,主要是指官立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学校即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中所进行的历史教育。自魏晋以来,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如《隋书?儒林列传序》记载:“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因而导致官学式微。而隋王朝的统一和强大中央政权的建立,一方面为官学的复兴创造了政治条件,另一方面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则使官学的复兴成为必需。

开皇初年,丞相柳昂便给隋文帝上奏疏,建议“建学制礼”,以“移既往之风,成惟新之俗”,这是因为“人庶轨仪,实见多阙,儒风以坠,礼教犹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顿变。仰惟深思远虑,情念下民,渐被以俭,使至于道。臣恐业淹事缓,动延年世”,“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比屋可封,辄谓非远”。于是,隋文帝欣然接受了柳昂的建议,颁布“劝学行礼”诏,曰:

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余,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劝学行礼。

从诏书内容可知,隋朝从中央的“京师”到地方的“州郡”,“超擢奇俊,厚赏诸儒”,“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来“征山东义学之士”,“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和刘祖仁6人一同到京师任职国子寺,“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因此汪高鑫指出,官学的学官本身都是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素养的博士,博通古今。中央官学和地方州郡官学在新兴的隋王朝大一统政权的加持下得以复兴。

隋朝模仿北齐政权,设立教育管理机构——国子寺。国子寺初期隶属于九寺之一的太常寺,设祭酒1人,属官有主簿、录事各1人。国子寺下设有国子学(博士5人、助教5人,学生有148人)、太学(博士5人、助教5人,学生有360人)、四门学(博士5人、助教5人,学生有360人)、书学(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有40人)、算学(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有80人),开皇十三年,隋文帝颁诏,令“国子寺罢隶太常,又改寺为学”,国子寺正式脱离太常寺,复名国子学,从此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大大提升了历史教育的地位,对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表示国家对官学的重视,隋文帝以及后来的隋炀帝曾多次率“百僚”到国子学进行“释奠”(奠祭先圣先师的典礼),“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辨,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隋文帝百官到国子学,太学博士马光与诸儒辩论并“咸共推服”,隋文帝对其嘉奖。其实,每当那个时候,国子学往往都会举行论讲,主要是阐释儒家经义,如经学大师刘焯曾“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官学中学者们辩论的盛况,官学之兴盛也由此可见一斑。然而,隋文帝晚年因“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官学发展一度遇冷。

待隋炀帝即位后,“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从中央到地方,“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将国子学改为国子监,“依旧置祭酒,加置司业一人,从四品,丞三人,加为从六品。并置主簿、录事各一人。国子学置博士,正五品,助教,从七品,员各一人。学生无常员。太学博士、助教各二人,学生五百人”。在隋炀帝时期,官学不仅得以恢复,而且还增加了人员,并且提高了这些人员的品级,可见当时国家对官学的重视程度。隋炀帝先后延聘有“二刘”之称的经学大师刘焯、刘炫担任国子和太学博士,刘焯被“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除了“二刘”之外,隋炀帝时期还曾聘南北大儒褚辉、顾彪、鲁士达等为国子和太学博士。在中央官学的带动下,隋炀帝时期州郡的地方官学也发展起来,“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据《隋书?儒林列传》记载,当时“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可见,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官学在隋朝两位皇帝在位期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从隋文帝的“劝学行礼”诏可知,隋代官学的教育内容以经学为主,如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官学中基本的经学教育典籍是“五经”,具有亦经亦史的性质,其中的《尚书》《春秋》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典籍,不但具有史料价值,更具有丰富的历史思想。中国古代素有经史同源、经史一体的说法:司马迁写作《史记》“犹考信于六艺”,孔子所述《尚书》《诗经》《春秋》被隋代经学大师王通视为三史(详见后文),刘知几也把《尚书》《春秋》《左传》等经视为史学之源流,宋代以后,“经史一体”“六经皆史”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吴怀祺指出,“经是融化在史书中,因而经和史是一体,没有截然分开”。也正是因为如此,李良玉认为,“从今天的视角考察古代的经学及经学教育,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纳入历史教育的范畴,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儒家经典“既能为人们提供系统的历史知识,又能通过历史观念、历史理论等思想内容的启示而达到历史认识的最终目标”。如汪高鑫所言,隋朝从事官学教育的经学大师,对经学和史学都有很高的修养,如经学大家“二刘”,少年时代就是好友,他们“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富,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济,晏如也”。刘焯著有《五经述议》,刘炫著有《五经正名》《春秋述议》《尚书述议》《毛诗述议》《孝经述议》等,对《春秋》学和《尚书》学多有贡献,而且也成为他们在太学的授课教材。又如大儒元善,“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开皇初年元善拜为内史侍郎,后任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元善还精于《春秋》,于官学论讲,“初发题,群儒毕集”。再如大儒辛彦之,曾经担任隋朝国子祭酒,史称其“博涉经史”,可见,官学教学中的经学教育包含着重要的历史教育内容。

不过,隋代官学的经学教育起初面临南北朝经学分立的问题。在南北朝时期,经学“从总体上看,北朝经学受汉末郑玄之学影响较大,重视章句训诂,而不尚玄谈;而南朝经学不拘守一家,善谈玄理,且还深受佛学的影响”,《隋书?儒林列传》载:“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然而,隋朝统一之后,经学的发展受到了政治变化的影响,正如清代学者皮锡瑞所说:“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隋朝经学的统一主要是由南统北,恰好与隋朝政权由北统南相反,《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朝经学主要盛行南学,如《周易》,有“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再如《尚书》,“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又如《春秋》,“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毂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隋代官学的复兴,也促进了文献典籍的搜集与整理。开皇初年,秘书监牛弘上表给隋文帝,先是力陈经史对国家治理的必要性,“经籍所兴,由来尚矣……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然后历数典籍“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今隋王朝“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牛弘在这份表章中不仅充分表达了文献典籍对于治国安邦和教育的重要性及文献典籍所遭受的劫难,并且以此言明搜集整理文献典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而“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牛弘的建议得到了隋文帝的采纳,“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赍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至公元589年,隋朝平陈完成大一统之时,天下“经籍渐备”,图书搜集工作已基本完成。

然而,搜集来的图书却品相不一,参差不齐,“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这就亟须对搜集来的文献进行整理,隋朝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文献整理活动,“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隋炀帝即位后,隋王朝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活动。据《文献通考》载:“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这次文献整理活动更为细致,“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轴,中品绀瑠轴,下品漆轴。于东都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可以说,隋朝开展的两次大规模文献整理活动,对于“千载”中“数遭五厄”的古代典籍而言,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为隋朝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文献基础。

三、隋代私学的长进与对历史教育的拓展

相对于官学而言,中国古代私学属于民间教育形式,自春秋后期兴起以来,一直是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势力的壮大私学甚至盖过了官学的发展。隋代兴学,不仅恢复了官学的地位,私学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也获得长足发展,极大地拓展了隋代历史教育的范围。

家学教育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学传授是隋代私学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从《隋书》记载可知,当时的一些大儒或官员都曾经接受过良好的家学教育。向隋文帝建议“建学制礼”的柳昂,就曾经接受过良好的家学教育,而其中必包含以经学内容为主的历史教育。其父柳敏,“有高名,好礼笃学,治家如官”,柳昂之所以“有器识,干局过人”,应当与其父柳敏的家教分不开。又如隋代名臣许善心,9岁丧父而孤,其母范氏出身士族且“博学有高节”,非常重视对许善心的教育,史称其“幼聪明,有思理,所闻辄能诵记,多闻默识,为当世所称。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十五解属文,笺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谓人曰:‘才调极高,此神童也’”。许善心的成功自然与其母的严格教育分不开。在隋代,家族其他成员也会参与到教育中来,如房彦谦“早孤,不识父,为母兄所鞠养”,长兄房彦询“亲教读书”,房彦谦到7岁时,已能“诵数万言,为宗党所异”,房彦谦在家学基础上,又“受学于博士尹琳,手不释卷,遂通涉五经”。可见,家学教育为弟子学业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隋代私学教育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即名师讲授。在隋朝聚徒讲学的学者中,既有专门私人授徒讲学者,也有官学教员在官学教学之余私授生徒者。在《隋书?儒林列传》中,传主几乎都有私人讲学的记录,比如,担任过国子祭酒的何妥,“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国子助教包恺,精于《史记》《汉书》,“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国子博士房晖远,治“春秋三传”,“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太学博士马光,治《三礼》,“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二刘”中的刘焯,被贬为平民后“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二刘”中的刘炫,被“门人谥曰宣德先生”,“于时群盗蜂起,谷食踊贵,经籍道息,教授不行”而“门徒雨散”,从这些记载可以推知刘炫在家授业,且门徒众多;王孝籍遍治五经,“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隋炀帝时期的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张衡,早年为太学生,学成后又到南方经学大师沈重门下“受《三礼》,略究大旨”。隋代大儒王通,在家乡白牛溪聚徒讲学,《旧唐书?文苑列传?王勃列传》记曰:“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据其弟王绩《游北山赋》“自注”所言,王通聚徒讲学规模很大,“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同侪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新唐书?隐逸列传?王绩列传》也说:“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传”。王通弟子众多,往来受业者达千余人,培养了一大批贯通古今的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在唐初政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隋书》修撰者魏徵、名相房玄龄等。李密在起兵反隋兵败后,变更姓名“聚徒教授”。由此可见,隋朝名师讲学不但非常普遍,而且规模和影响很大,促进了私学历史教育的繁荣。

与官学类似,隋代的私学教育内容也是以经学为主,不仅其教学内容蕴含着历史教育,而且从事私学教育的人博涉经史,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在王通的私学教育中,历史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王通曾“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从《旧唐书》的记述可知,王通的《元经》是一部仿效《春秋》而作的编年体史书,《中说》则是仿效《孔子家语》《法言》体例而作,以讲授形式保存下王通讲课的主要内容,包括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和关朗诸篇,内容广泛,其中也有“述史”的内容。其弟王绩在《游北山赋》的“自注”中说:“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于此溪,续孔子《六经》近百余卷。”然而,王通所续《六经》,除《元经》今存外,其余五代时已经全部失传。对于续《六经》的撰述旨趣,《中说》中有所交代,其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他旨在告诉人们:要结合当时社会、思想和学术,将春秋战国之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都反映到所续《六经》中去。从这个解说可知,王通续《六经》之作,包含了大量历史内容。在王通的历史教育思想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了“三经亦史”的经史观。王通说:

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制《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

在王通看来,《尚书》《诗经》《春秋》分别是“备帝王之制”“显兴衰之由”和“明邪正之迹”的,它们“同出于史”,即所谓“三经亦史”,它对明清“六经皆史”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包举一代”的《汉书》,以“宣汉”为旨趣的正统主义思想符合隋朝极欲树立正统的政治需求,《汉书》宣扬的“汉承尧运”和五德终始说,成为正统史学的代表作,这样的政治需要与《汉书》学的学术研究相结合,共同促成了隋朝繁荣一时的《汉书》学研究,《汉书》学也成为隋代的国学。可以说,《汉书》学的兴盛成为隋代私学历史教育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颇为引人注目。隋代《汉书》的传习,主要以师徒相授方式为主,属于私学历史教育范围。《汉书》学大家往往学有师承,并传授其学于门生弟子,这与唐宋时期将《汉书》纳入官学课程不同,章学诚对于《汉书》学的传授概况作如是说:

班固《汉书》,自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驱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千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

具体来讲,从对《汉书》的历代阐释来讲,“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纵观有隋一代,隋文帝时期主要的《汉书》学学者刘臻、姚察,隋炀帝时期则以萧该、包恺为代表。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沛国刘臻窃于公馆访《汉书》疑事十余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他的学生杨汪“专精《左氏传》,通《三礼》。解褐周冀王侍读,王甚重之,每曰:‘杨侍读德业优深,孤之穆生也。’其后问《礼》于沈重,受《汉书》于刘臻,二人推许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迁夏官府都上士”。姚察不仅是南朝梁、陈史大家,对《汉书》也颇为精通。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唐代大画家阎立本之父阎毗“受《汉书》于萧该,略通大旨”。包恺“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卒,门人为起坟立碣焉”。李密“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汉书》学的兴盛,促进了《汉书》学的深化和繁荣,也极大地推动了隋代私学历史教育的兴盛。

四、隋代历史教育对唐代历史教育的影响

尽管隋朝国运短祚,然而隋代的历史教育对继之而起的唐代历史教育尤其是唐初的历史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大致说来,主要有如下3点:

首先,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最终确定,与隋代倡导官修史书、禁绝私修国史的修史政策有密切关系。据《唐会要》卷63《史官上》记载:“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次职”。唐朝初年,著作局(曹)作为修史机构,一直存在于隋朝至唐贞观三年(629)以前。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从本质上说,也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争夺与掌控史权,以维护大一统政治。

其次,隋代历史教育为唐初官修史书的辉煌储备人才,这是因为隋朝短命,初唐那些修史者很多都是在隋代接受教育长大。《梁书》《陈书》的主修者姚思廉,所撰二书是在其父姚察《梁史》《陈史》撰述的基础上完成的。姚察早在南陈时期,就开始在顾野王、傅縡、陆琼等人相继撰写的《陈史》基础上“就加修改,初有条贯”。入隋后,隋文帝向其求梁、陈国史,“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荏苒,竟未绝笔”,也就是说,梁、陈二史姚察只是“未竟”。据《陈书》记载:“开皇九年,诏授秘书丞,别敕成梁、陈二代史”,“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可见,姚思廉的《梁书》《陈书》属于家学传承,显然也是续作而成,他们的历史编纂成就成为唐初以史为鉴历史教育思潮的重要成果。唐代《北齐书》的纂修成功,是以隋朝李德林的《齐史》撰述为基础的,领修李百药乃李德林之子,深受其父李德林撰述《齐史》的影响。据《史通》记载,李德林是齐内史令,曾在齐时就“欲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入隋之后,李德林又奉诏增补该书,“增多齐书三十八篇,上送官,藏之秘府”。唐贞观年间李百药主修《北齐书》,即是“仍其旧录,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令狐德棻主修的《周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隋代秘书监牛弘《周纪》的影响。刘知几在《史通》中认为,《周书》是在柳虬撰齐史、牛弘作《周纪》之后,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共加修辑”而成,显然是受到后者的影响。如前文所述,《隋书》的主要编著者魏徵曾师于隋末经学大师王通。

第三,隋代的经学研究成果也深深影响着唐代。隋代“二刘”刘焯和刘炫最具代表性,他们的“五经”学成就对于唐初群经正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评价说:“隋之二刘,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诗》《书》皆本二刘”。孔颖达也十分肯定“二刘”对唐代经学的影响。他在《毛诗正义序》中评价道:“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所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他在《尚书正义?序》中也说:“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或多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谨罄庸愚,竭所闻见”。“二刘”的“五经”学对于唐朝《五经正义》的纂成,一方面直接影响唐初的经学总结,另一方面,唐代《五经正义》的颁行,成为科举考试与学校经史教育的范本,对于有唐一代的经史教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隋代的历史教育,既有对前朝的继承,更有突破和发展,也对唐代历史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某种程度而言,唐朝历史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与隋朝历史教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隋代历史教育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承上启下,而且还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程源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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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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