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在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之间——重提王元化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4 次 更新时间:2020-12-06 2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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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摘要:王元化先生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背后既有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也有个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记。这种学术趣味,更进一步追究,乃是兼及通人与专家、思辨与考据,以及乾嘉学风与魏晋玄言。只不过,所谓"魏晋风度",学问及言辞之外,还包含极为难得的独立人格。王瑶与王元化,都是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的人物——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来说,王元化更是成为某种精神符号。在一个专业化时代,有学问不容易,学问好且有气象,则尤为难得。两位王先生之心仪魏晋,学问之外,也包含某种精神寄托。

  

  

   王元化先生不幸仙逝时, 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当晚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 称王先生"用通人的情怀来做专家的学问, 以专家的功力来谈通人的见识"。虽说是仓促上阵的"答问", 十二年过去了, 现在看来, 还是大致恰当的。

   描述王元化先生之学识渊博、通晓事理, 讨巧的做法, 莫过于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思辨录》。此书共收短文377则, 摘编自作者六十年来陆续所写文章, "内容涉及思想、人物、历史、政治、哲学、宗教、文艺、美学、鉴赏、考据、训诂、译文校订等各个方面"。在一个普遍推崇专家、学科壁垒森严的时代, 如此开阔的视野及襟怀, 让人叹为观止。作者自称, 文章本无系统可言, "为了读者检索方便, 特邀赵昌平先生为本书拟订分类编排目录"。赵总编读书多且趣味雅正, 选文及分类恰到好处, 人名、编年两个索引更是给读者提供很大方便。唯一的缺憾是, 没有注明每则文字的原始出处, 若非熟悉的读者, 很难将其还原到原始语境。比如该书"学术压思想?"则, 实出自王元化与傅杰的谈话, 最初入集时题为《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

   所谓"最近有人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 那是针对李泽厚的; 而这场引而未发的论争, 是20世纪90年代学术/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节点, 不能不辨。先是王元化在《〈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中提倡"多一些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后有李泽厚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讥讽, 王先生于是在《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中称:

   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 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 会被救亡所压倒, 会被学术所冲淡。

   对于这场没有充分展开的论争, 国内学者(包括我自己)大都站在王元化先生一边。李泽厚先生去国后思想急遽转变, 且对国内学人不够了解。而王先生希望兼及思想与学术,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特殊环境中, 花极大心血编《学术集林》, 希望借此提倡求是学风, 保留读书种子, 影响当下以及后世。如此沧海横流, 王先生的"践行", 远比李先生的"高论", 更能显现英雄本色。因此, 我才会断言:

   我相信, 日后史家谈论"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 绕不开"王元化", 也绕不开王元化先生那些痛楚且深邃的"反思录"。能在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留下某种不因时势迁移而被轻易抹煞的印记, 这就是"大人物"。这一点, 王先生做到了。

  

  

   所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背后既有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 也有个人上下求索的精神印记。具体到王元化先生, 那就是他对于"学问"中流砥柱般的坚守——不仅仅是立场及趣味, 也包括其治学方面的实绩。虽然王先生在政治、哲学、思想史、文艺学等领域都有贡献, 但其作为专门家的一面, 更多体现在《文心雕龙》研究。与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专业研究者不同, 王元化探究《文心雕龙》, 其实只有一部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刊行的《文心雕龙创作论》, 1984年印行第二版时, 略作修订; 1992年改题《文心雕龙讲疏》, 作了较大删削, 且增加一组新作。可就是这根独苗, "书出版后, 得到了郭绍虞、季羡林、王力、钱仲联、王瑶、朱寨诸位先生的奖饰", 且与钱锺书《管锥编》、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等同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荣誉奖(1990)。

   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中, 王元化称:"这是一部旧稿, 开始写于一九六一年。后来因为患病, 时写时辍。至一九六六年初, 初稿基本完成。""文革"后, 作者取回此前被没收的书稿, 重新修订并新加了一章, 这就是写作的大致过程。至于1946年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授《文心雕龙》课程, "《文心雕龙》的某些观点, 即萌发在那时的讲课中", 以及1992年版增加六篇演讲及序言, 属于前期酝酿或锦上添花, 都不是最要紧的。关键节点是20世纪60年代初, 终于结束政治审查的王元化, 被安排在上海市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所里一些青年要我给他们讲授《文心雕龙》。从这时开始, 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心雕龙》方面, 一直延续到'文革'后七十年代末我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为止。"此前, 因外在环境的限制, 王元化"将自己的阅读范围很快集中在三位伟大作者的著作方面, 这就是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虽然日后《莎剧解读》(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和《读黑格尔》(新星出版社, 2006)得以公开刊行, 但当初并无此奢望。作者称:"我在誊抄这部译稿时, 在每一篇题目下都标明了'未刊印'字样, 就是为了让后来看到这两本译稿的人, 多少可以领会一点当时环境的艰辛和我们心情的寂寞。"就在这抵抗绝望的紧要关头, 接受工作任务, 开始转向《文心雕龙》研究。作者意识到, 这是个机会, 可以改变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读书与写作, 转入专精研究:"但是那时能由自己作主的事是很少的, 好在《文心雕龙》也是我喜欢的课题, 总比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去搞那些时髦的热点理论或创作要好多了。"更何况, 作者其时尚未平反, 外在环境又是那么严酷, "不能接触现实性太强的课题, 而只能在古代文论领域内找到安身之地",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虽说带有任务以及趋避的考量, 一旦进入专门研究, 王元化还是有很大抱负的。"对于我们文论研究领域内的因袭成见, 我深有体会", 因而, "这本著作是企图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或者可以说, 在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上), 采用新方法, 作出一点尝试"。到了这个时候, 发现此前的书没有白读。正因半路出家,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与同时代诸多学者有很大差异, 其知识积累与理论资源, 不是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史, 而是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及文艺。对于"正耽迷于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魅力"的作者来说, 学术志趣可不仅仅是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具体问题, 而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那时我深感我们的文艺几乎都是照搬苏联的体系, 充满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陈词滥调, 我企图通过《文心雕龙创作论》尽力去纠正文学理论的这种状况。"如此高远的立意, 同时代学者中, 不说独一无二, 也属凤毛麟角。四十年前的旧书, 当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 但此书的刊行正值改革开放潮头初起, 其引领风骚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将中国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和趣味, 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直接对话的层面, 对后世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启发。多年后作者自我反省, 称此书多少存在着以中学比附西学的弊病:

   六十年代初, 我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时, 虽对比附有戒心, 但上述以西学为主体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使我偏重于揭示《文心雕龙》中与西方美学相同或相似的原则, 而放松了对其中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立特色方面的探讨。

   但在我看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的文学研究主要贡献还是在"求同"而非"立异", 也就是钱锺书说的"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至于经由别立新宗, 而走向"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不做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没有资格评判王元化这方面的贡献, 但因一个偶然机缘, 得以亲近学术史上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具体说来, 1987年秋酝酿、1988年春正式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 由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亲自主持。可惜一年多后, 王瑶先生遽然去世。依惯例, 国家社科基金管委会询问是否撤销此课题, 课题组同人多表示愿意继续工作, 于是调整布局, 在主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前行。六年后, 署名"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方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名及整体框架乃王瑶先生亲自敲定, 最初选定的二十家, 钱锺书、刘大杰以及冯沅君/陆侃如三章(陆、冯夫妇有些著作系合撰, 故并为一章)因各种缘故缺席, 只好留待续编补充。《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所收十七家, 以梁启超、王国维打头, 以王元化收尾, 这个结构是王瑶先生精心策划的, 蕴含着他对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思考。在王瑶先生看来, 王元化虽著述不多, 走的是一条新路, 比起那些功力深厚但陈陈相因的著作来, 更值得表彰:

   过去的学术史主要讲师承渊源, 讲学术成就; 而我们则必须回答如何协调西方研究方法和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如乾嘉学派的学术境界和治学方法)的矛盾。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开拓了学者的眼界; 另一方面新理论新方法往往是根据西方学术发展总结出来的, 与"中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之间不免有隔阂。食古不化的固然没出息, 一味照抄西方理论也只能昙花一现。如何走出这种两难困境, 没有完美的答案, 但有可以作为借鉴的先贤的足迹。本书的任务就是帮助读者辨认这些足迹。

   当初王瑶先生提出此书以王元化殿后, 课题组同人普遍大吃一惊。那时的王元化先生, 除《文心雕龙创作论》, 仅刊行过《文艺漫谈》(上海通惠印书馆, 1947;上海书店, 1985)、《向着真实》(新文艺出版社, 1952;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王元化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四册评论集, 能否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之"孤篇压全唐", 实在没有把握。

王瑶先生如此笃定, 并非看重王元化曾经的官职; 而是源于1981年京西宾馆会议上的相识与相知。在《悼王瑶》一文中, 王元化称:"我认识王瑶先生是一九八一年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时, 又经常在一起, 这样就逐渐熟悉起来了。"王瑶先生生前多次谈及1981年的京西宾馆会议, 我们编刊《王瑶全集》时, 也选用了那张广泛流传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议组部分成员合影。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建第一届学科评议组, 文学是大组, 共31人, 比哲学(12人)、历史学(12人)两组合起来还要多, 因其包含语言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还有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其中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 按姓氏笔画排列, 起码有:王元化、王起、王瑶、朱东润、吴世昌、萧涤非、钟敬文、钱锺书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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