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泉:在思想与学术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 次 更新时间:2020-12-16 08:28:35

进入专题: 王元化   思想   学术   五四反思   个性  

高瑞泉  

  

  

   摘要:王元化先生晚年在组织和推动传统学术研究的同时,以个人在思想领域的艰苦探索,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代风尚的转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他在关于"五四反思"或"启蒙反思"中发表的一系列著述,这些著述表明他既不会"局限于陈词滥调之中",又坚持"以传播真知为指归,而不愿以豪言惑众,取媚流俗"。更深入的观察可以发现,这种忠实于真理的态度与他在学术活动与思想探索之间的长期追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独立之个性,自由之精神"。

   关键词:王元化;思想;学术;五四反思;个性

  

  

为了纪念王元化先生诞辰百年,学报同仁早就开始酝酿组织笔谈专栏,编辑频频嘱我撰文。自1986年随陆晓光兄识荆以后,多次参加先生召集的活动,广闻启智,且每每收到他惠赠的新著,以至于有些竟先后有了不同的版本。我爱读他的文章,沉潜含咏,方正温畅,廉而不割。先生以文学家发端,因《文心雕龙》研究而名世,加之通政学两界,晚年以思想史研究引领风尚;做学问讲究“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熊十力语),思想确能随时代而进阶。我未曾忝列门墙,岂可以随便置喙。不过学报编辑以多年淬炼而成的催稿艺术,使我觉得若不能及时撰文,不但有负于他们的美意,而且有负于王先生以往对我的关照。于是重新阅读王先生遗著,翻检他的《九十年代日记》,见有1998年6月22日日记一则:

   美胡佛研究所墨子刻来沪,通过高瑞泉要与我约见。今日上午九时半在上图中宾室约少数人座谈。同来者有台湾“中研院”黄克武,黄在胡佛研究所进修,与墨共同研究严复,曾在台出版了《自由的所以然》,副题是“严复对约翰·密尔自由思想的批判”。墨称康有为的空想来源于传统,而不是受海外思想影响。[补记:高瑞泉后来告诉我,墨说“王的文章不易驳”。]

   因此想起己亥年仲春,在洛杉矶参加以Commemo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Reflections on New Thoughts and Old Traditions为题的学术讨论会,元化先生的高足吴琦幸兄赠我一份他手编的期刊,其中有一则墨子刻教授回忆与王元化先生交往的文字:

   在一个充满悲剧、政局动荡和人格缺失的社会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像孔子那样“直道”的人,他并不专注于个人理论光环的建立,或者只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学者,就像孔子的身体力行一样,他反思着社会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多数人总是会不同程度地有着某种洞察力的缺失或个性上的弱点。与这样的人交谈,总是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当这样的人走了之后,我们就会感到永不休止的遗憾,因为这样的机会不再重来。这样一位学者就是王元化教授(1920—2008)。

   高瑞泉教授在1994年或者1995年期间曾经给我看过王元化教授批评卢梭的文章,并且后来在1995年还为我和我的学生黄克武(几年以后他担任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所长)安排了一次到上海图书馆拜访王教授的机会,而在2000年和2004年期间,高教授再次安排我访问王教授。我在2000年6月1日在上海图书馆做了一个“乌托邦与怀疑主义:当代东西方政治哲学的困境”的讲演。王教授出席了那次讲演会。虽然那次讲演会非常冗长,而且没有组织得非常完备。我不安地从讲坛上注意到王教授在他的位置上经常变换着坐姿倾听。此外,2004年12月,我还荣幸地有机会跟王教授、高瑞泉一起共进一次难忘的晚餐。在那次晚餐中,王先生的言谈评论总是那样的精辟,每每总是超出我所能理解的高度之上。他那精辟的洞察力, 神采奕奕的精神,知识的力量以及他的学问都使我感到他真有点像孔子形容自己的那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王教授的睿智在他研究中国历史的思想中显现出来;同样也在他的人格中,在他参与的现代革命中,在他思考当代哲学和方法论等方面都显露无遗。当然,他的为人正直,他所追求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的精神,与殷海光教授所说的那样,从来不局限于一种陈词滥调之中。

   墨子刻教授的回忆刻画王先生的面貌十分传神,也让我想起许多往事。不过,不知他是否将讲演日期记错了。我的记忆力向来不灵,墨子刻教授所说之事,一晃已近二十年,现在只记得一个大致的轮廓。墨子刻是费正清的第一代弟子,曾同时受教于杨联陞、刘广京等名师,其学源颇广;父亲是德裔现象学家,又受韦伯、帕森斯的影响甚巨;与张灏、余英时、杜维明、杨国枢等交游,与史华慈(史也是墨子刻在哈佛时的老师)、狄百瑞论学。海外新儒家中,唐君毅是他最佩服的学者。他深爱中国文化,衷心赞美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作为一位著名汉学家,他对当代中国学者著述阅读之广泛而认真的程度,在海外汉学家中罕有其匹,被他认真评论过的海峡两岸学者不下数十人。于是,我认为他不应该不读王先生。当然我之所以将王先生关于卢梭的文章(可能是现在收入《九十年代反思录》中的《卢梭〈社约论〉笔谈三则》)推荐给墨子刻,也因为王先生当时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尤其是对“公意”的质疑、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与墨子刻对于乌托邦的批评和其“调适”(accommodative thinking)的主张——与此相对的是“转化”(transformation thinking)的主张,即所谓“企图拔本塞源地彻底转化中国社会”的激进主义——有明显的交叠之处。后来才知道,墨子刻当时正在写他的新书,即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在那本书里可以发现,他已经注意到王元化先生对杜亚泉的研究以及有关“调适”的倾向。

   王元化先生在那则日记中说的“小型座谈”,实际上主要是墨子刻在“上图”做讲演。讲演的主旨是比较政治哲学的,在跨文化的论域中批评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东方的乌托邦主义。受到贝拉(Robert Bellah)关于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系统,而是动态的“对话”(conversation)的理论之影响,墨子刻在其中西思想比较研究中,不把双方看成可以简单规约的要素,而是重在研究各自所有的“思想光谱”。而且墨子刻总是不忘给比较研究以哲学的辩护,即亮出他所谓的“思想规矩”。尤为钟爱他的“西方认识论大革命”(GMWER)、人的认识易错性(fallibility)、乐观主义认识论vs悲观主义认识论,以及张灏的“幽暗意识”等等概念。讲演的英文原稿篇幅不小,在结构上也颇复杂,他又执意用中文讲述,不用母语对初次接触他的人们讲演如此复杂的问题,效果确实差强人意,与王元化先生的对话也无法深入。不过,元化先生始终保持儒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后来没有和王先生就他与墨子刻的思想的交汇作更多的讨论,其实,王先生对“启蒙心态”的批评与他后来从黑格尔的观念论转向英国经验论是有高度相关性的,这与墨子刻的“西方认识论大革命”概念可以有所交集。稍感遗憾的是,我可能没有向王先生更详细地解释墨子刻所说“王的文章不易驳”的意蕴。以我的理解,在墨子刻的中文语汇中,这实际上是一种褒扬。能于以标新立异为价值的彼邦文化环境中立足的大学者,值得他“反驳”恰恰表示值得认真对待,而“不易驳”表示的则是一种敬意。(有两次我主持他讲演前,他会一脸认真地对我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真的吵一架?”)王先生逝世以后,墨子刻对他的评价也证明了这点,他用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来比拟,并强调王先生追求“是什么就说什么”的精神。后面这一点,看上去平平,其实可能是墨子刻对中国学者人格的最高评价。“是什么就说什么”,难道是容易的吗?

   20世纪90年代的王元化先生,确实以“是什么就说什么”的精神,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给那个时代打下了个人的印记。就大势而言,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有明显的思潮转折信号:20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所以谈思想创新的多;20世纪90年代学术史的研究比较适应环境的转变(因为它似乎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所以不少人表示出“回归学术”的姿态。于是就有“学术凸现、思想淡出”的议论。这样一种对现状的判断转变为对“思想”与“学术”关系的讨论。王元化力主“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他说“学术和思想应是分不开的。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深化思想。不可想象,没有以学术作为内容的思想,将成为怎样一种思想,而没有思想的学术,这种学术又有什么价值?” 当然,这是王先生追求的“学术与思想”的理想关系。这样的理想转变为现实,“思想”有所附丽,“学术”即其本根;“学术”若有思想追求,方才有不懈的生机,并显示出其能撄人心的力量。

   从精神活动的类型看,“思想”和“学术”都隶属于广义的知识生产活动,因而都服从演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思想”和“学术”还是可以有所分别的。所谓“思想”,从静态的构成言,包含“思议”与“想象”;从动态的“被设想为积极的思维过程”(史华慈语)而言,是从已知进入未知之域的冒险活动。推动人们开展“思想”活动的,是生活世界中“已知”领域的问题——已知与未知的矛盾。然而,也恰恰是已知的或既成的世界可以为遮蔽思想设置各种各样的屏障。人各有志,民我性不齐。人们的思想深度、广度和风格也不可求同。且有更可言者,同一语境必有意识的多样方案才可谓有思想存。所有人重复同一句“金句”,“思想”变身为教条。且“思想”未必遵循线性进步的法则,后人未必比前人更“有思想”。“学术”云云,学而有术之谓也。通俗言之,“做”学问有“术”——既是方法也是规范——可循。或者用韦伯的说法:有“一套确切可靠的作业方法”才成其为专业的学术活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因而学术通常有进步的轨迹可寻,后来者如果不在特定的专业知识增长上有所贡献,就不能说在从事学术研究。“思想”重在“创”;“学问”重在按照某种方法和规范去“做”。凡成一种学问者必有首创,首创者自然不能无思想。然创立一学说者若同时规定该学问有基本的“术”,在其身后,如遇到客观的环境之善待,必有模仿、学习、推扩、质疑、演绎者流出,继长增高而成其学脉。若不幸环境变得险峻,继出者必定有所变形而后能存世。由此而形成的谱系自然会有正有歧、有主有次、有显有隐。后继者不必一概无思想,但是衡量的标准是“做”得如何,而非“创”的高低。先秦以后,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大致不出经学的范围,其功效在知识之传承或风气之养成,直接间接地为社会政治服务。世世代代无数士大夫注经解经,真有思想创造者虽非寥若晨星,也绝非世出。反观现代,在学院制度中讨生活者,因为种种局限,尤其是专业主义加上频繁变动的管理制度,造成各有所偏,反而是常见的。举目望去,偌大的知识生产人口,“学术”产品不可谓不多。深而言之,在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作为高等学校的雇员,教授们做好规定作业就于己有益而于人无害。真正要像韦伯所说那样:“惟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和尊严。” 顶多是极少数人心向往之而已。况且中国历史上不乏如此的先例,在特殊的环境下,“学术”成为躲避时晦的方式,譬如清代朴学,后来的人们常常以为它在整理前人学术成果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遮蔽了清人的创造精神。

王元化先生是不甘于此类平庸的路径的。彼时的他一边主编《学术集林》文丛与《学术集林》丛书,一边提倡“五四反思”或“启蒙反思”。即同时在“思想”和“学术”两边开展,并把它们视为一体。在学术上,他并不认为乾嘉学派只有学术没有思想,而大有继乾嘉学术之余绪的志向。其实清学也并非完全没有思想的追求,以“由词通其道”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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