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的日本疫情日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2 次 更新时间:2020-11-14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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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  


本文受权节选自《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光——21人16国域外疫情观察日记》,魏磊杰 主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0年版

我是周俊,旅日十年,现为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招聘研究员,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硕士、博士。


理性与客观地了解当代日本,有利于我们取其所长,避其所短。疫情下的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观察机会。然而,疫情时刻都在变动,众生百态亦十分复杂。因此,我的疫情观察日记,只是反映了事物的一个侧面。管中窥豹,一个侧面所反映的诸多问题,或许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01. 2020年2月17日,星期一


不谈时事


今天,日本国内开始正式发现确诊病例,感染者总数达46人。这并不包括早先的“钻石公主号”,而指的是日本国内社群的感染病例。目前,日本媒体主要仍在报道中国方面的疫情,日本民众对于已悄然袭来的疫情似乎并没有什么警觉性。大家的生活一切照旧。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当中,普通民众不会主动讨论时事问题,甚至会有意避开这类话题。日本年轻人常用的通讯软件是Line,我与一些日本朋友也有Line群组,有体育主题的、有野炊主题的……但他们从不在群内讨论任何时事话题。通俗地说,就是“分得清说话场合”。其实,他们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而是因为日本社会是一个社会角色泾渭分明的“专家知识型”社会。各个领域的专家非常受尊重,大家对领域之外的发言都十分谨慎。普通日本民众一般会选择聆听专家的意见,而不是优先表达自己的主张,因为草率的发言被认为是无知的表现。


同时,大部分日本年轻人对于时事政治确实不感兴趣。根据2017年的统计,20岁至30岁的年轻人参加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只有34%。在年轻人看来,政治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一般感受不到政治给他们造成了什么不便,因此也缺乏关注的动机。有社会评论家认为,是日本过于平静和谐的生活造就了这种现象,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和平白痴”。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所写的可能就是这种现象。


年轻人这种对时事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可能也会表现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问题上。我不知道日本的新冠疫情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年轻人不会有过激的言论和行动。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将使日本的政治缺乏活力。但同时,这也可能有助于避免社会意见的激烈对立。


02. 2020年2月21日,星期五


不会啃骨头的日本人


今天,日本的确诊总人数达到79人。电视及新闻媒体每天都在报道新冠疫情,但日本民众对疫情本身似乎并没有重视起来。他们觉得这只是流感的一种,死亡率不高,并且主要发生在邻国。


当然,对于总人口超过1亿的日本来说,79人的确诊人数确实很少。这个数字显然很难引发日本民众的警惕感。但是,日本民众也不是毫不作为。许多商场、超市、公司、会场都在入口处摆放了消毒液,并特意贴出了提示。其实,摆放消毒液的习惯日本一直都有,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另外,我们知道,日本原本就是一个使用口罩的大国,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日本人时常戴着口罩出行。日本家庭一般也都习惯使用漱口药液。目前来看,日本民众只是维持了他们一直保持的卫生习惯,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做出什么特殊反应。这和中国国内的情况存在一些不同。


最近几天,日本新闻媒体报道了“蝙蝠可能是新冠病毒宿主”的消息。数位日本朋友非常好奇地问我,你们那里真的有人吃蝙蝠吗?我回答说,至少我没吃过,也没见人吃过,但是食用野生动物用于滋补身体的文化倒是有的。总而言之,日本朋友对于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惊奇。因为日本的食物供应链处于比较现代化的状态——他们甚至不太会啃带骨头的食物。日本超市的肉食品均是加工制成品,超市里几乎看不到“排骨”或带骨头的鸡鸭。当然,日本人是食用鸡翅的——这可能也是他们最常食用的“带骨头的肉制品”。他们食用鸡翅的样子十分笨拙,一般也只是食用容易吃的部分,然后把翅尖或是粘连着肉的骨头全部扔掉。他们绝不会去啃个精光,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这方面的“练习”。我曾经和一个日本朋友开玩笑说,你啃过甘蔗吗?他一脸诧异地说,他只接触过蔗糖,但从没有亲眼见过甘蔗,更别说直接啃甘蔗了。


无论是卫生习惯,还是饮食习惯,日本都可以说是一个后现代的国家。这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很大不同。另外,日本人还保持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习惯——“室内禁止土足”。日语中,“土足”是指“室外用的鞋子”。也就是说,许多室内环境是不能穿鞋进入的,或者需要换鞋。例如,任何一个日本人在家庭内都不会穿室外用鞋走动,这是绝对禁止的。所有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楼以及体育馆内,也都需要换室内用鞋。而且,日本人对气味十分敏感——特别是女性。所以,日本的市面上充斥着各种用途的芳香剂,消除汗味的、消除脚臭的、消除香烟味的,甚至还有专门消除烤肉烟熏味的……我不清楚这些社会条件会对这次日本疫情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但是,这种社会条件一定是观察日本疫情时需要考虑的要素。


03. 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


应对疫情的快与慢


现在,日本国内已有声音在批评中央政府应对疫情的迟缓,特别是媒体报道。政府应对疫情的快与慢,到底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这是一个难题。


日本最初的疫情应对是围绕“钻石公主号”问题展开的。“钻石公主号”停靠在横滨港,船员与乘客都被要求在船上观察两周,事实上他们处于隔离的状态,所以日本计算感染人数时,一般不将“钻石公主号”的感染者计算在国内总感染人数中。


日本中央政府成立应对疫情的特殊机构——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部长是安倍首相)——是在1月30日。2月14日,又成立了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议长是脇田隆字,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所长)。当时,日本国内还未有感染者确诊。所以,仅从应对疫情的组织建构来看,日本中央政府对疫情的反应很难说得上是迟缓。


一位日本知名教授对我开玩笑说,观察日本灾害疫情应对措施的一个重要的晴雨表是看政府如何对待幼儿园、中小学校等教育机构,因为日本在任何灾害中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孩子,孩子的问题就像是机器的开关,这个环节一有动作,其他方面马上就会全部动起来。


就在今天,安倍首相正式向全国高中、中小学发出请求,希望这些教育机构全面停课。但他的请求并没有强制力,因为根据日本《学校保健安全法》第20条的规定,学校停课的决定权在学校所有者手中。也就是,县立学校的决定权在县,市立学校的决定权在市,私立学校的决定权在该校董事会,以此类推。因此各地可以自己判断形势,做出自己的选择。


实际上,在今天安倍首相向全国教育机构发出请求以前,一些有确诊感染者的地区早已根据自身独立的判断让部分学校停课了。也就是说,在应对疫情的反应上,日本各级地方政府没有等待中央政府的表态,自己便早已率先行动起来了。这是因为日本采用的是多层级的分权结构。每一个层级的地方政府长官并非来自中央政府的任命,而是由自己地区的选民投票选出的。因此,日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级政府之间并非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关系,而是平行的合作关系。这种结构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另一方面自然就不可能做到全国上下步调一致。即使在一县之内(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各市各村在停课问题上的应对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停课时间长,有的短,还有的则是缩短上课时间。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应对疫情的反应到底是快还是慢?每个人的答案可能不一样。但如果将应对措施的多样性当作效率的一部分来考虑,日本的应对很难说是不及格。


04. 2020年3月6日,星期五


谣言的困境


现在,日本的疫情正在扩散,但速度还比较缓慢,感染者总数为333人。社会整体秩序虽然非常稳定,但还是出现了许多网络谣言。有的说“病毒怕高温,喝热水可以治疗”,有的说“病毒会通过下水道传染”,还有的说“要吃生姜、大蒜、辣椒……”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谣言是,“因为疫情,中国的卫生纸工厂已经停产,日本马上就快没有卫生纸了”。受到这个谣言的影响,日本各地商店的卫生纸马上开始畅销——真是一纸难求。关于卫生纸的谣言,也流行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突然之间大家都开始在意自己的屁股——一个平常总被忽视的人体部位。


日本被认为是民智成熟度很高的社会,但是,面对卫生纸的谣言,也还是出现了短暂的混乱。目前,各地已经开始逐渐趋于平静。这些天,日本的电视和新闻媒体不厌其烦地向民众解释,日本98%的卫生纸都是国产,不存在断货的可能性。有些商店、超市为了稳定人心,特意将卫生纸堆积如山,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一位日本朋友对我感慨,“日本真是丢人,竟然因为卫生纸的谣言堕落到这个地步”。


针对谣言的问题,日本政府一般不采用严刑峻法式的高压态度。依据日本《宪法》第21条第1款,日本民众享有所有的表达自由。但《宪法》第13条又为这个自由设置了条件,也就是不能违反公共福祉。因为这个限制条件,日本刑法的名誉损毁罪、信用损毁罪、业务妨害罪便可适用于谣言问题。到目前为止,日本因为散播谣言而获罪的案例并不是没有,只是比较少见。例如2016年日本熊本县地震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因为散播“狮子从动物园逃出来了”的谣言而被逮捕,理由是这个谣言妨碍了动物园的正常工作业务。但是,也有许多日本法学专家提醒,公权力在处理谣言的问题上一定要谨慎自戒,对事实也需要仔细核查,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越过红线,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如何处理谣言问题,确实是一个两难的困境。


因此,除了政府措施外,日本还设有专门应对谣言问题、核对信息的NPO组织。其中,成立于2017年的“Fact Check Initiative Japan”最具规模。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多为大学教授、律师,并与许多日本新闻媒体都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此次疫情当中,该组织就设立了专门应对疫情谣言的主页,对信息的有效健康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05. 2020年3月11日,星期三


热闹的公园


众所周知,日本早已步入少子老龄化社会。根据日本内阁府2018年的统计,65岁以上的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28.1%,而14岁以下的儿童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1%。根据这个数据的推算,到2065年,日本大约每3个人里就会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形势不可谓不严峻。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在社区里上蹿下跳的身影并不太容易被看到。因为他们的活动大多会在校园内进行,而其他的集体活动一般也都会在特定场所。简而言之,日本的孩子在生活上的组织性和规律性很强,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路线”“活动地盘”“圈子”。而这种“路线”、“地盘”和“圈子”一般不与生活社区重叠,所以在社区内很少能看到他们闲逛的身影。于是,初来日本的外国朋友甚至会觉得奇怪,日本的孩子都去哪了?


目前,因为疫情影响,许多学校已经停课(或是缩短上课时间,错开交通高峰)。我旅居日本已经10年,但现在突然发现,生活中竟然到处都能看到孩子的身影。说实话,在这之前,我从没感觉到日本有这么多孩子。例如,到目前为止,我几乎从未在社区的超市内看到过孩子的身影,因为正常状态下他们一般不会“悠闲”地和妈妈一起在超市购物,因为日本的孩子(除婴幼儿外)往往有自己的活动安排。但现在,当我去附近超市购物时,总能看见孩子的身影。


而当我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时,更是发现那里已经成了孩子们的“王国”。放风筝的、打棒球的、滑冰的、荡秋千的、野餐的……平时安静的公园现在显得十分热闹。这种情况其实是说明受到疫情和停课的影响,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社会组织性——公园活动成了一种必需的“替代品”。


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大特征便是拥有高度的社会组织性。长期脱离社会,失去社会组织性,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会变得怎样?《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一部长篇小说,讲的是主人公鲁滨逊漂流到一个偏僻荒凉的热带小岛,并在岛上度过了28年的故事。书中的一段描写令我印象深刻。被困在小岛上的鲁滨逊一度十分孤独,并极度渴望社交。他为此而烦恼。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但是,有一天,当他突然在小岛的某处海滩上发现陌生足迹时,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恐惧,发自内心的恐惧。疫情中长期的强制隔离可能也会使人产生类似的精神状态——当你在空无一人的街头突然发现一个人影,可能你的第一反应不会是欢喜,而可能是深深的恐惧。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类是多么依赖、也多么需要建立一个正常运转的、充满互信的社会。否则,人人都是一座孤岛,恐惧和不安永远无法消除。


06. 2020年3月20日,星期五


学校停课的争议与苦恼


今天,日本感染者总数升至928人,安倍首相决定解除对全国学校停课的请求。负责全国文教工作的文部科学省宣布,各地可以根据其各自的情况决定是否开课。目前,日本确诊感染人数虽然没有出现爆炸性增长,但缓慢的扩散也是令人担心的。为什么日本会在此时开始呼吁学校复课呢?


实际上,关于学校停课的问题,日本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议,政府显然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例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副教授小幡绩在日本知名网站“newsweek”发文,猛烈地批评学校停课的措施,认为停课措施过于草率,使得孩子们失去了宝贵的受教育时间,直呼“日本完了”。另外,有的家长对政府提出抗议,认为停课给家庭增加了原本没有的经济负担(例如,家长要请假居家陪孩子等);还有的家长提出,停课的私立学校应当按照停课的时间来退减高昂的学费。


从日本学生的角度而言,这段时间的停课确实是遗憾万千的事情。因为,日本每个学年度的结束正好在3月,也就是说,现在正好是所谓的毕业季。日本学校的毕业季活动非常丰富,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这个环节可以说是日本学生重要的情感记忆。最近,日本电视播放了许多关于学校停课的采访。许多学生甚至老师都悲伤地流下了眼泪,因为突如其来的停课,使得所有精心准备的毕业活动无法进行,毕业班的师生也只能仓促告别。一位老师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政府对疫情的判断缺乏预期,应对太过仓促。如果需要停课,那也应该提前一段时间通知,给学校一些准备时间。除了毕业班,其他同学停课之后,居家教育及心理方面的辅导怎么进行,学校都需要时间来准备”。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是的,孩子的居家教育及心理方面的辅导怎么进行?日本社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许多电视评论节目都做了公开探讨。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孩子们待在家中谁来照料?毕竟许多家庭都是上班族,现在日本的企业没有全面停工,也不可能实现全面停工。日本政府没有权力强制要求企业停工,是否停工或者如何调整工作形式是企业自身说了算的事。


目前,日本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是,给那些因在家照料孩子而请假的父母提供资金补助。各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则不尽相同,但大部分地区都开设了保护儿童心理健康的工作点,其工作最大的指向是希望孩子们正确地认识疫情,感谢家人的爱,相互信任,不要歧视。关于这一点,许多学校的老师都给孩子们写了信,安抚孩子们的不安情绪。而企业方面(主要是大型企业)的措施是,尽量安排有孩子的员工居家工作。教育相关的企业,也都各自免费开放网上教育资源,帮助孩子们在家学习。


另外,因为停课,为学校提供餐饮的产业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日本的新闻媒体对此做了许多报道。在日本,大部分小学都提供午餐,孩子们自己动手发餐,餐后自己打扫卫生,这是熟悉日本的朋友都了解的。为了缓解这个产业的经济压力,日本大多数地方政府都调整了预算,对其经济损失提供资金补助。不得不说,停课一事,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工程。


“少年强则国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是,“强”的含义很广,怎样才能算“强”呢?例如,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属不属于“强”的范畴?孩子们对待灾害疫情、对待社会恐慌的理性态度属不属于“强”的范畴?一场疫情,其实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教育。在疫情当中,孩子们也在用自己的视线观察着、模仿着大人们的社会行为——如果你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那就大错特错了。


07. 2020年3月24日星期二


口罩的故事


今天,日本高知县的《高知新闻》刊登了一条消息。一位曾经到访过高知县宿毛市的中国留学生以个人名义向该市捐赠了约200个口罩,意为报恩。看到这条消息,我感到十分欣慰,我知道他是谁。


故事是这样的。每年春秋两季,早稻田大学都会迎来十数名“特殊”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等五所高校。他们将在早大度过短暂的半年时光。这是康师傅集团的“梦计划”留学项目。


之所以说他们“特殊”,是因为早大校方为他们安排了各种一般留学生无法参加的活动。例如,参观日本国会,访问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例行活动是前往高知县下辖的宿毛市进行为期数日的“田野调查”。在那里,他们将参观当地的中小学、老人福利院、报社、水产工厂、市议会等处。这使得他们可以极为直观地了解日本乡村基层的实际情况,而大多数其他中国留学生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体验机会。


即使是日本人,可能也少有人知道宿毛市位于何处。因为那是一个只有两万人口,并且极为偏远的乡村城市。或许也正因如此,当地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将远道而来的中国青年朋友视为稀客,甚是热情周到。我参与过这些活动,我知道那个给宿毛市捐赠口罩的人,就是这个留学项目中的一位同学。想必,他在宿毛市进行“田野调查”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然而,当下这一时期,口罩实际上是一个较为触动日本人神经的敏感话题。最初,在中国疫情较为严重,而日本疫情还未显现之时,大量在日本的华人购买口罩,然后将其成批量地寄到中国。由于寄往中国的口罩包裹数量惊人,甚至一度使得日本到中国的邮路陷入瘫痪,日本邮政甚至专门为此发出了通告。当时,日本民众对此事并不关心,他们不清楚也不在意这种外国人圈子里的事情,因为当时日本还未受到新冠疫情的侵扰。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者在日本的出现,日本民众很自然地开始寻购口罩。但是这时,他们猛然发现四处的口罩早已售罄,气氛便有些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日本媒体频繁地报道了在日华商抢购口罩“奇货可居”的行为,这刺激了日本民众的厌华情绪。


在这种气氛之下,一则“华人女孩东京街头发口罩”的新闻登上了中国国内新浪微博热搜榜。一位华人女孩身穿玩偶服,抱着纸箱,在东京最繁华的涉谷街头免费发放口罩。纸箱上写着:来自武汉的报恩。类似的事情,日本各地还有数起。显然,他们都受到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感召——这是当初日本某个团体给中国捐赠口罩时,写在纸箱一角的按语。


尽管此类华人义举在华语媒介中广受关注,但十分遗憾的是,日本舆论却表现得较为冷淡,并带有深深的疑虑——日本民众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到处都买不到口罩,为什么他们手上如此富余?甚至有较为激进的言论:凡此种种,背后皆有政治宣传的意图。对此现象,东京大学某位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认为,大多数日本民众对中国持有这样一种比较固定的印象——中国的体制强调集体主义,因此中国民众没有独立自发行动的习惯。该专家认为,对于中国各方捐赠的口罩,日本人应该善意地接纳并表示感谢,但为什么中国人形象如此,值得中国人深思。


也许有人会认为,“给你就不错了,怎么这么麻烦”。俗语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实际上,赠予玫瑰的时机、地点及方式都需要智慧。单方面的思考可能会引发“词不达意”“事与愿违”的现象。熟悉日语的朋友都清楚,高雅的日语表达常使用谦让语。注重礼仪的日本人一般不使用“我想……”“我要……”之类直接表达自身主观愿望的语态,而会使用“请让我……”“请允许我……”之类的谦让语。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思维中,优先考虑接受方的感受是一个常识;同时,对方的言行理应优先考虑我的感受也是常识。这是双方无障碍交流的前提条件。在这种相互谦让的过程中,双方既保持了一种微妙的距离,又维系了一种紧密的联系。这是日本文化极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08. 2020年3月29日,星期日


“脸书”上的论战


3月,本是气候转暖、樱花盛开的季节。然而,今天东京突然飘起鹅毛大雪。飞雪落樱是难得一见的美景。路上的行人很少,街头十分安静,偶见摄影爱好者聚精会神地在樱花树下拍摄雪樱。


然而,日本的舆论场却是暗流涌动。在日本,“脸书”是重要的社交网络平台之一。在我关注的“脸书”好友中出现了一种对立的现象。一方是日本学者,另一方是在日本进行研究工作的华人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体制因素与疫情发生及应对的关系。


双方在“脸书”上你来我往,绵里藏针。


其实,在科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世界里,人们不会在意你的价值取向,也不会在意你的结论是多么惊悚,人们只会在意你是否能够做出有力的证明。也就是说,无论你的观点与主张为何,不管它多么动听,你都需要谨慎细致地用事实来进行证明。提高自己说话的音量并不意味着你的观点与主张就正确,暂时没有人支持也不意味着你的观点与主张就是错误的。这就像是求解一道数学方程式,需要的是求解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在数学考试的应用题中,只写答案而不写求解的过程是不能得分的。


09. 2020年4月3日,星期五


疫情下的对华认知


今天,青山学院大学教授饭岛涉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做了一次演讲,题为“中国的传染病与公共卫生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回顾中国近百年的传染病传播史(鼠疫、霍乱、血吸虫病等)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挫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当下的新冠疫情做了时事分析。


饭岛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也是传染病全球化进程。因此,饭岛教授强调了“疫病史观”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传染病并不只是医学问题,它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基本形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反,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又反过来影响着传染病的传播状况。饭岛教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都高度浓缩于最近的四十年,众多问题与矛盾也都聚集在这四十年中,这相当于一个欧美国家近百年的经历,当下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置于这个大背景下来理解。


我关注了最近几天的推特,发现日本各大书店的推特账号都在积极推销饭岛教授的著作《中国的传染病史:公共卫生与东亚》。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但在上个月突然再版,各大书店也将此书放在畅销书的显眼位置。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传染病史,除去对新冠疫情问题的时事分析,其余部分实际上就是饭岛教授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演讲内容。


问题在于再版后该书的腰封。所谓腰封,就是书封面上的一条腰带纸,上面常印有宣传标语或其他想让顾客知道的信息。相比于书的主标题,人们往往会被腰封上的内容所吸引。对日本出版界有所了解的朋友都清楚,腰封内容一般是由出版社决定,因为这对书籍的销量有重要影响。饭岛教授的著作再版后,该书的腰封上写着“起源于中国的病毒扩散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当前情况下,这种写法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显然是为了畅销。但是,这明显过度解读了该书的实际内容,对读者也会产生许多误导。我非常不同意这种写法。日本某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感叹过,“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年日本书籍市场上‘中国崩溃论’之类的书籍畅销,冷静客观分析中国的学术书籍却无人问津,有些时候对于学术书籍还得给腰封上加点味道才能满足市场需要”。供给迎合需求,这是目前日本书市的实际状态。


为什么日本社会有这种需求?这与日本民众普遍的对华认知有紧密联系。在此次新冠疫情初期,日本社会对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寄往中国的物资箱上,写着各类中国古诗歌,在中国国内一度引起极大反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寒风之中,一位日本女孩身着旗袍,不断向路人鞠躬,为武汉抗击新冠肺炎募集资金。我无意否定日本社会的这些善举,相反,我认为只有通过更多的民间渠道的交往,两国的互信才会真正得以巩固与增进。


可是,感动之后,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状的严峻。2019年,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NPO”的民意调查显示,84.7%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持不良印象,仅有15%的人对中国持有好印象。关于对中国持不良印象的理由,排在第一位的是因为钓鱼岛冲突(51.4%),第二位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感到不适(43%)。而对中国持有好印象的主要理由是,访日游客及民间交流的增加(40%),对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感兴趣(30.7%)。该调查还显示,想去中国看一看的日本民众只有32.3%。这种社会气氛正是饭岛教授再版著作的腰封问题所产生的背景。社会气氛决定了市场的基本取向。令人感到讽刺的是,1980年代日本内阁府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每年都维持在70%以上。


此次疫情平静之后,日本民众的对华认知是会改善还是会恶化?可能只有占卜师才能为我们提供属于未来的答案。


10.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捉襟见肘的中央政府


今天,安倍首相发表了紧急事态宣言。日本中央政府是在释放进一步强化应对新冠疫情的信号,但这与之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不断请求市民“自肃”(自我节制、自我约束)的方针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此时,日本全国新冠肺炎感染总人数已接近4000人。对于以“安全神话”著称的日本而言,这个数字显然超过了日本民众的容忍范围——要知道,2002年至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曾肆虐32个国家及地区,但日本实现了“零封”。日本调查中心3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2%的日本民众认为,安倍内阁没有很好地应对此次新冠疫情。而日本朝日电视台3月底的民意调查则显示,安倍内阁的民众支持率已降至39.8%。日本一直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内阁的民众支持率跌过30%就意味着政权进入危险水域,也就是说首相将要换人。以安倍内阁为首的中央政府似乎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


在应对疫情的问题上,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对于自身的安全体系过于自信,同时又对过于强硬的应对措施(例如强制性封城)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颇为顾忌,其中预定于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如何处理的问题也牵制了中央政府的决策。


当下,日本是否会在紧急事态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抗疫体制?首都东京是否会封城?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日本中央政府在宪法上根本没有被赋予强行限制民众自由行动的权力,所以强制性封城几乎不可能实现。日本的宪法实施于日本战败后的1947年,至今都是日本政治的基石。理解宪法问题,是观察日本的基础功课。日本宪法的核心理念之一便是主权在民,也就是民权至上。极端地来说,日本是一个弱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日本《宪法》第22条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祉的基础上,任何人都享有居住、出行、职业选择的自由。换言之,日本宪法如果需要对民众的外出实行某种强行限制,就必须更改宪法条文。然而,日本《宪法》自1947年实施以来,至今未曾有过一次改动,因为更改的条件非常苛刻。这类宪法在法学领域被称为“刚性宪法”。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冰岛与瑞典等国至今也没有“封城”,而是采用了请求和呼吁民众自我约束的方式,也就是依靠民众的自主性,这与日本的“自肃”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虽然有不少欧美国家采取了“封城”措施,但这些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的各个地区对“封城”的定义(强度与禁止外出的对象)也都不一样,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全面管制民众的外出。例如,美国现在同样是可以外出的。这种应对方式实际上与该国的法律、分权结构、民权思想有着极大的关联性。


紧急事态宣言发布之后的变化在于,日本中央政府可以依据《流感特别措施法》来管控医疗物资与征用相关设施和土地,但它对日本民众的个人行动不具备任何强制力。《流感特别措施法》也是在几周前刚通过议会做过调整,才适用于当下的新冠疫情。法律是约束日本政治与社会的基本规则。例如,受疫情影响,部分日本的学校采用了网上授课的方式。但这也存在法律层面的阻碍,因为教科书及参考书都有著作版权,不能随意地以电子化的方式在网上传播。日本可能需要马上修改著作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以适应目前的情况。


或许,用请求民众进行自我节制、自我约束来阻断病毒传染的方式显得有些软弱无力。但是,这可能是日本中央政府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措施。通过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自上至下地严格管控所有的社会行为,就必须建立高度集权的动员体制。但许多人或许并不了解,战后的日本人对高度集权的动员体制天生敏感。战后的日本人是这样看待自身历史的——战前日本建立的高度集权的动员体制导致日本踏上了侵略他国的不归之路,因为这种体制虽然有利于战争,但对内压制了不同的思想与言论,使得任何日本人都必须支持与选择狂热的民族主义,提出异议的人会被定性为叛国作乱分子,政治家可能会被刺杀,民众则会锒铛入狱。所以,战后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认为,当代日本是一个在民族主义上失去了“处女性”的国家,民族主义在战后日本彻底失去了正当性。今年3月,日本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同意“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可以某种程度上牺牲自身人权”的日本人仅为32%,而不同意的人达到了48%。这项调查的对象有美国、英国、德国等30个国家,日本对以牺牲人权来应对疫情的反感度排在第一位。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充满不信任感。这是战后日本人重要的思想特征之一。


那么,采用请求民众进行自我节制、自我约束来阻断病毒传染的方式是否具有成效?目前可能很难有一个准确答案。现实情况是,日本的出行人数已经大为减少,而这取决于日本社会高度的自律性。一位日本朋友说,一切就像是科幻电影的场景,这样冷清的东京是他生平首次看到。抛开抑制病毒传播这一科学问题,我想这样的防疫方式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民众自身的智识与成熟度得到了提高。日本是一个灾害发生较为频繁的国家。每一次灾害的应对,都像是一次“教学”。日本民众、学校、企业、自治体都必须独立思考与判断,现在该如何面对,将来该如何准备,因为中央政府只是提供服务的机构,行动和思考的主体在于社会本身。第二,社会自身的稳定与和谐得到强化。因为行动和思考的主体在于社会本身,那么责任也就自然地落到了社会身上。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在今天的疫情当中,大部分日本人没有惶恐不安,社会的整体情绪依旧非常平静,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责任主体。几周前,东京曾在短暂的几天内出现过抢购物资的风潮,特别是受到网络谣言的影响,卫生纸变得非常畅销。但几天过后,一切基本恢复了平静。我询问身边的许多日本朋友,是否还在抢购存储物资。他们的回答是,市场上的物资很充足,不需要过量抢购,只考虑自己,这可不行。也许有人会对如此充满人性与善意的回答嗤之以鼻,认为人根本没有如此高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始终是我们所有人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11. 2020年4月11日,星期六


自卫队在哪里?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41个州的150多个军事基地出现了新冠病毒疫情。其中海军的情况最为严重。隶属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四艘航母上均发现了确诊病例。在抗疫方面,美军出动了医疗船,并已开始部署野战医院。在各种灾害疫情面前,各国的军事力量一直都是实施救援的主要力量,其受到损伤的概率自然就会增大。然而,到目前为止,日本的自卫队在疫情中的表现却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若隐若现。


实际上,早在2月“钻石公主号”感染事件时,日本自卫队就已经参与了救助活动。到了3月,日本自卫队开始在东京成田机场、羽田机场、关西机场承担疫情相关的运输任务和后勤生活支援保障。然而,日本媒体并没有对自卫队的活动做大量的聚焦报道。


在日本,这并不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因为,自卫队的社会存在感与媒体出镜率历来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日本的新闻媒体一般不会特别地聚焦报道自卫队的相关活动,这是一种常态。例如,自卫队的军事演习、阅兵等活动的报道都较少出现在媒体上。在日常生活中,日本民众也很少能看到自卫队的车辆行驶于市区,身着制服的自卫队员行走在大马路上的场景更是绝无仅有。日本自卫队像是空气,它既存在又难以被察觉到。


受到日本曾经侵略他国的这一历史认知影响,当今的日本民众似乎对自卫队有一种复杂的情感。2018年,日本内阁府民意调查显示,当日本受到他国侵略时,选择愿意参加自卫队进行战斗的日本民众只有5.9%。同样是在2018年,《产经新闻》与富士新闻网合作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22.1%的日本民众认为,自卫队的存在违反了日本宪法。实际上,从2014年开始,自卫队每年的自卫官募集计划都没有达到指标数量,因此自卫队在招募方面一直在放宽相关限制。这些迹象既是日本社会人口少子高龄化的反映,同时也凸显了日本民众与自卫队之间的心理距离。


最近两周,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多次召开记者招待会。截至4月10日,日本自卫队已有8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河野大臣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公开自卫队的疫情感染情况。


在日本的抗疫体系中,自卫队具体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河野大臣在记者招待会中明确表示,只要各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向自卫队发出邀请,自卫队将在该地区承担紧急物资运输、患者转移、轻症患者的生活照料等后勤任务,但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医疗体系主要还是交给民间。河野大臣多次强调,即使是后勤保障工作,自卫队也不会主动介入,自卫队的行动主要取决于各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的意向。并且,即使首都东京实施封城,自卫队也不会参与封城的实际操作。但是,如果各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认为有必要,自卫队将在当地增设临时医院,并开展消毒作业。目前,自卫队下属的16所医院正在增加病床与医疗物资储备,做好接纳大量患者入院治疗的准备。


通过日本的《自卫队法》,我们可以了解到自卫队的组织体系和行动规范。根据《自卫队法》第83条的规定,在情况严峻之时,即使地方政府没有提出邀请,防卫大臣也可以派遣自卫队主动介入当地的防疫救灾。但一般情况下也可以等待地方政府发出邀请之后再采取行动。显然,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河野大臣采用的是后者的方式,也就是将判断疫情的主动权交给了地方政府。第一,这说明在自卫队目前的研判中,当下日本的疫情还未进入非常紧急的状态。第二,这说明自卫队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将判断疫情的主动权首先交给地方政府的益处在于,各地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做出比较灵活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与决策。


12. 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


权贵与英雄


今天,日本销量第一的周刊杂志《周刊文春》发布了一则消息,内容是说,安倍首相的夫人安倍昭惠在3月15日曾与近50人的团体一起参拜了大分县的宇佐神宫。大分县远离东京,在九州岛上。据《周刊文春》透露,安倍夫人是因为觉得最近的行程都因为新冠疫情而取消了,所以想出东京走动走动。安倍夫人出行的当天,日本全国的感染者总数是762人,大分县当时的确诊感染者是1例。重要的是,就在安倍夫人出行的前一天,安倍首相还在公开发言中强调,“我们不能对现状放松警惕”“我们应当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周刊文春》特意强调了这一特殊背景。同时,还有媒体批评安倍夫人在疫情期间与众人同去赏花的行为。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个人的出行当然也是自由的。安倍夫人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在疫情正在逐步扩散之时,日本首相夫人的出行(可以说是旅行),既不应当,也不必要。这实际上反映了某些高层人士轻视草率地对待疫情的态度,其实就是特权者的傲慢。


在此次疫情中,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就在今天,日本媒体刚刚曝光了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高井崇志在疫情期间出入新宿歌舞伎町的色情场所。其所属的立宪民主党已决定将其开除党籍。另外,在疫情初期,也就是2月16日,日本中央政府的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缺席了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的会议,回到自己的老家与支持他的人聚餐庆祝新年。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借故回老家与消防业界的人士举办庆功会,也缺席了这次会议。法务大臣森雅子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在受到日本媒体的批评后,以上这些人物都已做出了公开道歉。


所谓“回老家”,实际是为了维护自己票仓的选票。对国会议员来说,地方的票仓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本,谁都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日本政界有着“金归火来”的说法。“金”在日语中是指星期五,“火”在日语中是指星期二,一名国会议员需要在星期五赶回自己的主要票源所在地打点各方关系,然后在星期二赶回东京参加星期三举行的国会会议。这种行为本是一种常规动作,但缺席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的会议,同样反映出部分高层政客在疫情初期轻视草率的态度。


同样,在2月中旬,日本出现了一位被视为英雄的人物——神户大学医学系的岩田健太郎教授。2月18日,岩田教授在YouTube上上传视频,揭露了“钻石公主号”混乱的组织管理,他严重质疑日本在邮轮疫情问题上的信息不透明。这个视频累计观看次数超过了100万次,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但两天后,岩田教授自己删除了视频。许多人担心,如此大胆地针砭时弊的他是不是要被日本政府“抹杀”了。我想,处于风口浪尖,岩田教授肯定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事实上,他至今也没有在日本舆论场上被抹杀。就在两天前,他的新书《新型冠状病毒的真相》刚刚出版,目前在日本亚马逊网站上排在热销榜第一位。岩田教授在访谈中依旧坚持自己的理念,他认为日本政府机构在执行既定计划时,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对于计划之外发生的事情,则显得应对不足。而此次疫情正是如此,疫情的发展进程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所谓既定的计划明显会跟不上变化。这个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实际上,在各类新闻以及社交媒体上积极发表看法的专业医师还有许多,岩田教授只是其中比较显眼的一位。所谓“疾风知劲草”,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一个社会最真实的一面越容易展现出来。日本社会的许多敢言之士都在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日本的政客也并非都是玩忽职守之辈。在应对疫情的问题上,果断迅速做出反应的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都得到了民众的好评。这两位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都是40岁左右的少壮派,并且没有“官二代”的背景。


总而言之,在这次日本的疫情中,傲慢的权贵与直言不讳的英雄都没有缺席。在这种“热闹”的舆论场下,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日本民众——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各种性质不同的信息陈列在民众眼前,这不仅赋予了民众知情权,而且有利于提高民众自身的判断能力。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13. 2020年4月18日,星期六


大雨中的警报


今天的东京,大雨滂沱,日本感染者总数为9654人。我正在家中写字。突然,户外响起了悠长的警报声,之后便是广播通知的声音。我停下笔,打开了窗户一角,侧耳倾听。原以为是和新冠疫情有关的通知,听了才知道是关于大雨可能造成河水上涨的预警广播。这个广播通知来源于我居住地区的区政府。


在日本居住时间长了,对于户外广播的预警通知已经有些习以为常。但我认为,这是日本防疫防灾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这套户外广播系统叫作“市町村防灾无线系统”。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这套系统覆盖了日本全国80%以上的市町村行政区域,也就是说它已经深入日本的基层社会。当然,有些地区不使用户外广播的形式,而是给每户家庭配发一个专用的收音机,作为传输信息的媒介。这套系统由日本的市町村等各级行政机关自己掌握,专门用于各地的灾情预警,且不会用来进行一般性的宣传或行政通知。当出现地震、火山、洪水等灾情时,这套系统会第一时间用广播的方式通知民众哪里是危险区域,哪里是避难地点等等。


在这套系统之上,还有一个“全国瞬时警报系统”。这是日本国家层面的灾害预警系统。主要通过卫星信号,与全国各地的“市町村防灾无线系统”连接。简言之,“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属于母系统,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发送信息给全国各地的“市町村防灾无线系统”,同时也可以将预警信息发送至全国的学校、医院、交通系统等处。而全国各地的“市町村防灾无线系统”属于子系统,平时可以根据地区自身的情况,向辖区内的民众进行广播预警。“全国瞬时警报系统”也用于国防,例如遇到空袭或是弹道导弹的攻击时,这套系统会在第一时间向全国民众发出预警通知。


在日本生活过的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一种“惊悚”的经历。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人的手机突然都响起刺耳的警报——这是在告诉你地震要来了。这个预警通知实际上就是通过“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发送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例如,当你乘坐新干线(日本的高铁),或是乘坐地铁时,车厢内的荧光屏时常也会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发布关于灾情的信息。日本的电视节目也是如此,滚动字幕的形式十分常见。而像日本雅虎之类的网站主页也会在头条位置介绍相关情况。这些其实都是依靠日本的“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实现的。


日本的这套防灾预警系统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覆盖日本全国。第二,有统一的母系统,又有可以弹性应对不同情况的子系统。第三,在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基础上,国家与民众个人之间实现了直接有效的信息连接。事实上,实现第三点对于应对灾情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缓解社会性恐慌、消除谣言的重要措施。即使是不会软件使用社交软件的中老年人,也可以通过广播通知的方式第一时间了解到目前灾情处于什么状况,自己该如何应对。相反,如果国家无法将灾情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持续、准确地传递给民众,就会给谣言及社会恐慌的形成提供空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日本将这套预警系统用于新冠疫情。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目前疫情还未达到事关日本存亡的危机程度。第二,病毒对于肉眼来说是无形的。这套预警系统实际上无法有效应对。例如,通知避难场所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对于疫情而言进行社会性隔离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从传递信息和稳定人心的角度来说,这套深入基层的系统确实是日本防疫防灾体系中的一张“底牌”。


14. 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


所谓礼仪之邦


今天,因为需要办理一些事务性手续,我不得不出门一趟。经过日本政府再三的呼吁,市区街头的行人已经大为减少。除了不得不出勤的公司白领,市区内似乎已经看不见闲逛的年轻人。时近黄昏,本是下班的高峰期,但原本热闹非凡的新宿却显得十分冷清。


本想在回家的路上随便找一家餐厅解决晚餐,但是一路经过的大多餐厅都已进入打烊状态,实在不便叨扰。在拐角处,偶然发现一家拉面店仍在营业,门口挂着告示,写着“受疫情影响打烊时间提前至晚上10点”。我停下脚步,隔着橱窗审视了一番,店内客人很少,大家的座位也都保持了距离。于是,我选择尝试一下这家拉面店。


我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戴着口罩的店员抱歉地告诉我,现在做拉面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正当我等待之时,突然听到店内某位顾客大声地呵斥道,“你这个混蛋!干吗碰我”。我寻声望去,原来是另一位顾客进店入座时不小心从背后蹭到了他。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在疫情笼罩之下,人与人的触碰似乎变得异常敏感。被呵斥的那位先生立马还击道,“谁是混蛋啊?我又不是故意碰到你的,只是这儿过道比较窄嘛”。于是,双方开始了大声地“论战”,同时保持了两米左右的物理距离。之后这两位先生似乎意识到了店内其他顾客投去的异样眼光,大约两三分钟之后便自动消停了下来。先行呵斥的那位先生很快便吃完了拉面,离座而去时小声嘀咕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不小心”。店内客人很少,也无人交谈,所以每一个人都似乎听得十分清楚。那位“不小心”的先生抬起头,似乎还想争辩什么,但又把头扭了过去,保持了沉默。一切回到了平静。不得不说,这种争吵在平时的日本公共场所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知道,日本因为深受中国汉唐文化的影响,对于礼节十分地重视。清末民初的一代名儒辜鸿铭先生认为,日本男士达礼,妇人容貌昳丽,所以“唐代的中国人就如现在的日本人”。即使是在当代,大多来到日本旅行的中国游客都仍会惊叹,日本是一个高素质的礼仪之邦——特别体现于餐饮酒店等服务行业。当然,现在中国国内也有许多“日本论”者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美化日本,因为日本人的礼节是一种虚伪做作的假象。最常指出的例子便是,日本公司白领下班后到居酒屋三杯两盏之后烂醉如泥的不堪场景。到底哪种说法更正确,到底日本人的品德与礼仪如何,这实在是一个谜。


就像我今天在拉面店内看到的这一幕。要说日本人道德水平高,那怎么会因为如此小事便争吵起来?但要说日本人道德水平低,在无人劝阻的情况下,那两人又为何会自动消停下来?——并且两人的冲突也没有进一步升级(打架在日本社会是比较少见的)。有学者指出,日本人的礼仪品德是重外而轻内,重社会公德而轻个人私德。我认为这个分析是比较中肯且符合实际的。


15. 2020年4月27日,星期一


歧视与关怀


今天,日本感染者总数达到13 422人。疫情之下,日本的社会问题逐渐变得复杂化。也或许是,原本就存在的复杂问题开始表面化。首先是歧视的问题。歧视与欺凌,一直是日本校园存在的顽症。最近,京都产业大学的歧视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前段时间,京都产业大学的学生出现了多例感染者。因此,网络上充斥着歧视该大学学生的言论。有饮食店贴出了禁止该大学学生进店的告示,还有人给大学寄去匿名的威胁信,要求校方公开感染学生的姓名与住所。这种现象受到了日本舆论的强烈谴责。


但是,脆弱的人性显然经不起疫情的刺激。日本的新闻报道称,有的夫妇因为长期蜗居家中,导致家庭矛盾暴发,甚至导致离婚。有的家庭还出现了家庭暴力的问题。目前,日本各地都开通了与疫情相关的保障人权、解决心理问题、调解家庭矛盾的办公室及咨询中心。这类维护心理健康的举措似乎非常有必要,因为许多伤害往往发生在我们目不能及的地方。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有一首著名的诗,叫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诗中写道,“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连带感,实际上最值得珍惜。


疫情之下,有对京都产业大学的歧视,但也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仅就大学而言,许多学校都采取了措施,对本校学生进行各式各样的援助。有的学校开始向所有学生发放援助金,有的学校采用的是减免学费的方法,还有的学校是开设了与疫情相关的基金项目。目前,大部分学校都开启了网络授课的方式,有的学校还会给学生寄送笔记本电脑与提供无线网络。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积极地行动,摸索应对疫情的方法。


4月22日,日本的一则新闻报道,根据“高等教育无偿化项目”的舆论调查显示,受到疫情的影响,每13个大学生中,就有1人在考虑退学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疫情影响,打工的收入一下子没了,所以在经济上无法继续学业。这并非耸人听闻。我们知道,日本的学生一般从高中开始,便普遍开始打工,但此时主要是赚取零用钱。而到了大学,许多学生已经是靠打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甚至学费,因为许多家长并不承担这一笔费用。


2019年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84%的大学生都在打工,33%的大学生没有从家里拿一分钱。甚至有的学生平均每天的饮食费用只有300日元(约合人民币20元)。许多学生选择不上大学,都是出于对支出与收入的权衡。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疫情只是让原本就残酷的现实变得更为残酷。


疫情之下,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怀,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这是非常重要的尺度。


16. 2020年5月1日,星期五


社会治安与义理人情


目前,日本的社会秩序非常稳定。甚至可以说一如既往,除了出行人流大大减少以外,其他一切都显得特别祥和。根据日本的新闻报道,疫情期间,日本的刑事案件数量还出现了下降趋势。人们的出行减少了,这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然而,平静的水面下,总会有些暗流涌动。


今天,《日本经济新闻》的一则消息称,根据日本警察厅的不完全统计,3月上旬至4月下旬之间,利用新冠肺炎名义进行金融诈骗的案件达到32件,总计涉案金额达311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0万元)。具体的案例比如在网上购买了口罩、消毒液之后,卖家却没有寄出货品。或者是有人伪装成政府办事人员,假借发放政府补助金的形式,发送带有病毒的链接,以此盗取对方的信息。还有人伪装成地方政府的办事人员,说是将提供政府发放的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00元)补助金,于是需要对方提供银行卡信息。据称,受骗的人多为中老年人。


发放10万日元补助金,是日本中央政府对日本国民的承诺,只要你手上有日本的住民票,并且提出申请,就可以获得。其中也包括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留学生等。这样看来,10万日元补助金给诈骗案件提供了空间。从涉案金额来看,不算是小数目。但放眼日本全国,却也未必称得上是天文数字了。


值得关注的是,在疫情之下,日本警察维持社会治安的机能仍在正常运转。这非常关键。最近,我出门去超市购物,或去公园散步,都能看到日本警察骑着自行车在社区街道上巡逻。在日本,几乎每一个路面电车或地铁站点前,都会有一个小型派出所,日语称之为“交番”,就是交替站岗的意思。这种小型派出所一般只有两三名警察,但它的功能很广,并不局限于解决治安问题。附近居民碰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都可以到附近的小型派出所去寻求帮助。问路是很常见的。警察会十分友善地拿出专用地图,向你进行说明。我甚至看到过小朋友去小型派出所向警察借用打气筒,给自行车的轮胎打气。而当你在日本丢失物品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到附近的小型派出所进行一个登记,接着便是等待。这绝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因为在日本,失物物归原主的可能性很大。并且,日本全国的小型派出所之间具有横向的联系网络,在A地丢失的物品,可以在B地的小型派出所取回。总而言之,日本警察的社会性功能是比较全面的。最近我每天去超市购买食物,都会从附近的小型派出所前路过,警察仍坐在那儿,只是挂起了一层透明的塑料隔膜。


其实,围绕10万日元政府补助金的问题,几天前还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日本新闻报道称,某些日本黑社会组织的头目表示,将不申请这10万日元的政府补助金。例如,日本关西地区某个组织的头目表示,自己不会去申请这10万日元,因为不想被人说碰到困难了就去依赖国家,这种行为在道上是会被鄙视的。而日本关东地区某组织的头目则表示,我们这种游手好闲的人没资格拿这笔钱,所以我本人不会去申请,下面的年轻人想申请的话请自便。而且拿了这笔钱的人,要对当地社会回馈10倍的贡献才行。


这似乎不太符合社会的一般常识,但这又似乎比较符合日本黑社会组织自身的常识。日本政府文件及法律行文当中,一般将黑社会称为“暴力团”。而黑社会组织一般将自己称为“任侠”“极道”。顾名思义,就是在侠客之道上追求极致的人。在1980年代,日本就曾播出过一部电影《极道之妻》,它从女性的角度讲述日本黑社会组织的爱恨情仇。至今,这部电影仍是受日本观众追捧的经典之作。


“任侠”“极道”的历史脉络,可以追溯到日本明治时期。其实,他们有点类似于中国梁山好汉的形象,杀富济贫,锄强扶弱,同时目无王法。但是,到了当代,日本黑社会组织到底是否仍然具有这种历史底色,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日本的报纸杂志也经常刊登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在YouTube网站上,也有一些日本黑社会举办活动的视频,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些组织举办的卡拉OK年会——一群老爷子你方唱罢我登台,旁边坐着身着和服的貌美女子。总而言之,从“疫情中是否领取政府补助金”的问题上来看,仍然有一部分黑社会成员恪守着传统的路线。


根据日本警察厅2018年的统计,日本全国的“暴力团”成员有30 500人。从时间推移角度上看,“暴力团”成员的人数每年都在下降。例如,1991年为91 000人,2000年为83 600人,2013年为58 600人。并且,“暴力团”成员本身的年龄构成也逐渐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这也是日本社会人口结构变动的一个缩影。在这一人口变动趋势之下,日本传统的黑社会组织似乎正在面临重大的危机。


17. 2020年5月8日,星期五


感恩型社会


黄金周假期结束了。日本感染者总数达15 581人。政府虽然一直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但大部分民众都尽量选择了待在家中。有舆论曾经预测,日本的黄金周一过,感染人数会急剧增加。可是,从目前的数字来看,日本的疫情已基本进入了可控状态。


疫情中,日本人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超市。在人类近代历史都市化的进程中,超市一直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但因为超市过于普通与常见,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忽视超市的重要性。而在此次疫情当中,超市可以说是生命之源。试想,要是所有的超市都关门歇业,都市生活中的人们如何获取食材呢?


都市生活与田园生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都市生活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之上,每个人在社会中只扮演着局部性角色,人与人必须要通过合作才能生存。相反,传统的田园生活可以依靠自给自足,在缺乏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必须相互协作的理由。也就是说,田园生活中的个人是比较接近万能的。当你发现,自己并没有与他人合作的必要时,会变得怎样?变得封闭,变得傲慢,变得不尊重他人——这都是可以想象到的答案。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生存模式逐渐式微,都市化开始全面普及。而都市化又会对人起到极大的规训作用——分工合作,尊重他人。


例如,在疫情期间,如果谁都不愿意上班,超市的正常运营便无法维持,人们也就难以方便地获得食材。但是,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便利店的员工每天都在正常出勤,许多员工甚至并非正式员工,而是短期雇佣的打工型员工,包括许多学生。他们并不是不担心自己被感染,而是认为需要恪守自己的工作契约。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社会信用。我们需要感谢这些在疫情期间仍然冒着风险维持着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人们,不分国籍。在这方面,日本的体育界可谓楷模。许多体育明星都通过视频网站上传了个人的短视频,表达了自己对那些仍然在上班的人的感谢。公众人物的社会示范作用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


我每天都会去超市购物,毕竟家里冰箱容量较小,存储不了过多的食物。每天去的超市就在电车站的前面,中等规模。说实话,我在那里购物最大的感受便是,非常安心。货品摆放整齐,干净清洁,这自不必说。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员工没有表现出任何一点不安与恐慌,他们动作依旧不紧不慢,微笑,鞠躬,迎一声“欢迎光临”,送一声“请慢走”。


我注意到,超市还贴出了一种统计表。它标明了一天当中每个时段的来店顾客人次,以便顾客可以调整自身的来店时间,有助于人员的分流。当我开始注意到这种统计表时,才发现原来大多数仍在营业的商铺都贴出了这种统计表。其实,做到这项工作在技术上并不是难题。因为,收银机上记录着每笔交易的时间,只要把每笔交易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统计整理,再用Excel制作成柱状图便可以了。问题在于,经营者是否具有这种细致思考问题的能力。要知道,日本政府并没有向超市发出任何指示或命令,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这些行为都来自于超市经营者自身的思考。有趣的是,大多数超市或商铺都同时想到了这种做法。我认为这源自于日本综合全面的基础教育。


是否具有细致思考问题的能力,实际上与能否站在他人的立场考虑的态度息息相关。这也是都市化进程中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因为分工制必须需要他人的配合。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即使没有疫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会出现许多不必要的摩擦与争吵。这是一个意识的问题。而提高人的意识,最重要的便是改进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


18. 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


官僚主义与保守传统


今天,《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应对疫情的举措,回答“不予好评”的人数达到了55%。实际上,日本政府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问题是出在决策的合理性和政策运行的实际效率上。


例如,日本政府早已许诺向每位居民免费寄送2枚布制口罩,但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有许多人没有收到,包括我在内。即使是已经收到了的民众,也有人在推特上表达不满,认为口罩质量不过关,甚至有发黄的霉迹。还有的人在网上公开质疑,这是安倍首相为了提携他做口罩生意的朋友。说实话,这个极不合理又缺乏实际意义的政策是如何决定的,我至今也没有了解清楚。


当然,日本政府也实施了很多有意义的经济援助政策。除了所有居民(包括外国人)都能申请到10万日元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相关政策。例如,每月发放育儿经费补贴、住宅补助金,减免年金和保险金,延缓缴纳电费煤气费,紧急型小额贷款等等。这些都是针对个人的。另外,还有许多专门针对企业的援助政策。例如,中小企业可以申请到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3万元)的补助金,还可以申请休业津贴用以发放员工工资,以及社会保险与固定资产税的减免与延缓缴纳等等。


然而,问题在于,尽管政府的初衷在于帮助中小企业以及民众渡过疫情引起的经济难关,但是,因为申请手续过于烦琐和复杂,审批过程又比较冗长,所以政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一位经营旅馆的老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抱怨道,“等我拿到政府的援助金时,或许我的店已经关门了。意义好像不太大”。


日本媒体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有相关评论人士对此提出了许多批评。这类批评都戳到了日本的痛处——“印章文化”。在日本生活过的朋友都清楚,个人的私章是生活中的必备品之一。因为,在日本,任何需要签字的材料,实际上都需要盖上自己的私章,之后根据材料的性质,可能还需要盖印各式公章。学校与企业也是如此。有时候因为应该盖章的人出差了,事情就会被搁置起来。“印章文化”被认为是日本的传统(实际上源自于传统中国早熟的官僚机制),至今仍然都是其主流的工作方式。但是,这显然会导致工作效率的低下。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指出的,所有官僚机制都存在的弊端——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


在21世纪的今天,是否有方法能够解决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呢?当然有。最好的方法便是推广应用IT技术,特别是加强网上办公的能力。只要IT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凡事都需要传真、盖章的文牍主义现象就会逐渐消解。然而,IT技术在日本的应用不足一直都是许多专家诟病的问题。在这次疫情当中,日本专家似乎特别推崇中国台湾地区的IT技术开发与运用。例如,日本电视节目就多次介绍了中国台湾地区开发的一个口罩App,这个App可以实时显示附近哪家商铺有多少口罩存货。这有利于物资的合理分配,也抑制了口罩涨价的问题。


实际上,不光是在行政方面,在电子支付方面,日本对IT技术的应用也持保守态度。目前,日本虽然有数十种电子支付工具,许多商铺也都配置了微信支付与支付宝设备,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现金支付以及信用卡支付仍是主流。使用电子支付的人非常少见。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日本文化中的保守美学。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保守是一种美,前卫则被认为是不稳重的行为。


我曾经与一位日本朋友聊过此事。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日本的纸质现金钞票一般都被保持得非常平整,如果再配上一个好的钱包,钱才有了钱应有的样子。确实,在日本,几乎人人都有漂亮的钱包,大多数不是折叠式的,而是长方形的。这也是为了不将纸币折弯,保持其平整状态。


在此次疫情的影响下,日本继续深化改革IT技术应用似乎是势在必行了。对日本的改革颇有见地的前首相宫泽喜一如此描述过日本人的保守性格——“日本人不擅长给自己做合身的西装。但是,却很擅长将被迫拿到手的西装改成合身的样子。”也就是说,日本人不擅长主动地去创新,也不喜欢去挑战新事物。但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很擅长将外来的新事物吸纳消化成自己的体系,并且逐渐演化出一种新的样态。日本至今都仍在使用的汉字,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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