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 刘志伟等:经济史的写法——读《剑桥中国经济史》(笔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9 次 更新时间:2020-04-23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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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进入专栏)   刘志伟    

导言


在过去40多年里,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加州学派”的出现和“大分流”问题的持久讨论为标志,中国经济史研究也进入了国际经济史学术主流,成为国际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成果不断推出,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涌现,大大改变了以往学界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在一些方面甚至颠覆了传统的共识,从而使得我们对历史上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有了更准确的了解。然而,这些新成果、新认识还主要局限在专业的经济史学家的“圈内”,大多数“圈外”人士对它们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晓。这种情况,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努力,起到非常消极的作用。

作为社会的成员,经济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社会提供最新和最好的研究成果,从而改进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经济史的认识,从而使他们能够与时俱进,用新的眼光去看过去。然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学界还未做得很好,以致社会大众对中国经济史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40多年前伊懋可(Mark Elvin)的《中国过去的模式》(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一书所进行的总结性认识上。之后虽然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推出,但像《中国过去的模式》这样一本既能够反映当时的经济史学重大成果,又能够适合从大学生到专业研究者的广大读者需要的中国经济通史,却一直未能出现。由于没有这样一部中国经济通史,因此以往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诸多已经过时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今天依然广为流行,甚至成为大众心中不言自喻的“定论”。因此,写出一部这样的著作,是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当务之急。我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经济史多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北大出版社也一直敦促我写一部符合这样要求的中国经济通史。可是要写一本这样的著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谈何容易。因此之故,我也一直未敢动笔。今天看到万志英教授的这部新作《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不仅为他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学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等待了这么多年,学界今天终于有了这样的一部著作。

志英教授和我相识于1988年,至今已有30年。他是一位非常勤勉的学者,早年从事宋代四川边疆历史研究,后来他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江南的城镇与民间信仰、中国的宗教文化、中国的白银货币等,近年来更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之中。他关于中国货币白银化的研究,在国际经济史学界中具有领先地位,成为公认的权威。由于具有这样的深厚功力,加上他对西方和中、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切了解,因此他这部新作,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满足了国际学界对这样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经济通史的期待。正如他在本书导言中所言,本书的跨度从青铜时代到二十世纪初、视野横跨近3000年历史,目的就是力求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目标已经圆满达到。

写作这样一部著作,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在过去40多年中,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空前活跃,对中国经济史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阐释。这些阐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对于中国历史中任何阶段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几乎都难以达成共识。本书意在成为一部综合之作,因此志英教授在写作中,尽力实现论述的平衡与客观性。在任何他本人介入学术争论并表达他自己的倾向之处,他都尽量承认不同观点,然后再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正如他坦言的那样:“我毫无疑问属于加州学派,但这种从属只是方法上的,而非视其为教旨,所以我也希望,在本书中我能够做到对相反观点的客观倾听。”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宽广的胸襟,方使得本书成为一部可以为广大读者提供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全方位了解的佳作。

早在40多年前,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文总结二战后国际历史学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他说:在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为“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

本书的出版,不仅为专业的中国经济史学者开拓了眼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更好地摆脱“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和“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而且本书也以流畅的文字和平实的语言,使得广大历史爱好者能够从中得知中国经济史的最新成果,从而改善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我相信,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内外人士,都将从本书中受惠良多。而在本书的读者和潜在的读者中,最多的当然是中国读者。因此本书中文版的刊出,确是一件值得中国读者感到非常高兴的事。


《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之我见


万志英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虽然是一部面向英文读者的普及读物,但是无论写作体例、叙述方式,还是在对中国经济史许多新研究成果的吸收、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史的新解释体系上,都做了非常专业的努力,对建立中国经济通史的新体例,有很大的启发。

首先,我觉得该书是一部在打通经济通史经络方面做了新的努力的著作。以往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无论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基本上是从对近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或不发展的关怀出发,基于近代经济的基本范畴和问题向前追溯,形成对中国历史上经济状况和发展过程的认识和叙事方式。从中国古代经济运行和演变本身的问题和逻辑出发,建立对中国经济史基本原理和长期变迁的认识,一般都还比较薄弱。而本书前三章在利用近年来关于古代中国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古代经济状况,对秦汉以前的经济史着墨甚多,尤其是对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有相当深入的叙述,全书从古代经济的问题带出后世经济变迁的线索,勾勒出了中国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和经济观念的基本逻辑,有助于读者对中国经济史形成基础性、结构性的思考。我阅读时对这点印象特别深刻,深受教益。

本书之所以重视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形成的早期历史着力,用相对大的篇幅考察先秦和秦汉时期的经济,也许是基于作者在引言中表达的,既往对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过于专注于市场动力,而忽略国家和制度因素的惯性进行的非常精到和深刻的反思。从这种反思中,作者引出了要重视帝国及其制度与经济扩张关系的主张。

该书重视王朝制度因素对经济史发展影响的主张,非常明显地呈现在全书很多章节的论述中。例如,在第七章“江南经济的全盛期”,作者从财政政策入手论述南宋时期的经济状况,这在英文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中是一个富有新意的特色;第八章“市场经济的成熟”也谈到了诸多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问题,与过往很多英文写作的经济史著作中就经济谈经济的写法,有明显的不同,实现了作者的希望———“为比较经济史研究提供一套新的基准”。

在强调国家制度的影响的同时,万志英教授这部经济通史还擅长把宏观视野以及宏大论题同细节呈现结合起来,很多重大的问题,能够借助具体的历史案例展现宏观经济的面貌,以小见大。例如讲到明代前期的经济转变时,通过徽州一个农户的家庭和土地交易情况,展示了当时充满竞争的不稳定的经济环境,显示即便在当时宏观经济水平处于停滞的时代,市场仍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在一本篇幅有限的经济通史中,运用这种写法是大胆的,也是非常有效的。这样来写经济史,既需要作者对宏观经济有通透的把握,更需要作者对材料的细节能够有深刻精到的理解。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当然,这样以一人之力完成,努力通古今之变,又力图精炼通达的经济通史,一定是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性和独具特色的个人视野与见解,不同的读者都可能从自己的偏好角度提出不同看法。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我读本书的时候,最感遗憾的,是本书在讲述明代经济史的时候,对明代正统至正德年间的百年历史,落笔特轻,只以粮长和里甲制度的变化略略带过。在我看来,这一百年,恰恰是一个打通明代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书中明确揭示了永乐之后的经济转变,但这个转变,其实主要是宣德之后才明显起来,而正统到正德大约一百年间发生的很多变动,在明代经济史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一般的认识上,大家对明代经历了从“洪武体制”到嘉靖年间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深刻转变,都是很清楚的,但以往对这个转变的研究要么习惯性地从近代历史向前追溯,注意力多集中在嘉靖到万历间的经济与前代相比较明显可见的新经济因素,要么着眼于南宋至明代的经济逆转,对这一百年的历史,学界的了解相对较为模糊。所以,本书对这一时段的经济演变一带而过,也是很自然的。但我基于自己的偏好,认为嘉万以后的变化,需要从正德以前的一百年去把握其脉络。

从这个问题延伸去看,明清经济史研究过去多聚焦在嘉靖万历期间的经济发展,同作者也明确质疑的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看成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主要推动力的观念相关。在这一点上,万志英教授已经表现出要突破这一模式的企图,但也许受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制约,本书在讨论明清经济史的过程中,仍未能真正摆脱将市场作为经济扩张的主要动力的基调,这似乎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目前还不可摆脱的一大“惯性”。但是,由于作者在引言和各朝代的讨论中,已经表达出这种写出新的经济史的追求,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作者日后能够在关于明清经济发展的论述中,继续向前走出更新的路子。


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经济史


———《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读后感

《剑桥中国经济史》中文版的正式出版,是中国经济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国际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万志英教授,以一人扛鼎之力,在38万字的篇幅中将中国殷商至19世纪的经济史梳理清晰,且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确实令人钦佩!感谢该书的作序者、令人尊敬的李伯重老师给笔者提供与万志英教授和各位师友学习与交流的机会。笔者不揣谫陋,谈谈对《剑桥中国经济史》的读后心得,以就教于万志英教授和学界。

《剑桥中国经济史》自成体系,以笔者的学识要准确理解其学术思想,把握其内在脉络并对其进行总结并非易事,下面只是按伯重先生的命题,即主要从“经济史的写法”来看,笔者认为《剑桥中国经济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高度凝练概括各个时段中国经济的特点。《剑桥中国经济史》全书分为九章,每章的标题正是所论述内容及时代特点的高度概括,体现了作者对纷杂历史阶段经济运行及变迁的归纳能力,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剑桥中国经济史》各章的题目分别是:“青铜时代的中国经济”(前1045—前707年),“从城市国家到君主专制”(前707—前250年),“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前250—前81年),“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前81—485年),“汉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国的再统一”(485—755年),“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755—1127年),“江南经济的全盛期”(1127—1550年),“市场经济的成熟”(1550—1800年),“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1800—1900年)。这样,读者对于中国数千年社会经济的演进就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进而对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了然在胸。应该说,万志英教授在对中国经济史的叙述中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构建。

二是动态叙述中突出各时段的特色,也就是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史记》所强调的“通古今之变”,这是《剑桥中国经济史》的另一明显特点。吴承明先生强调,非如政治、军事史之注重事件,经济史以研究过程为主。(《中国经济通史·总序》,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在较短的篇幅中,将3000余年中国经济史的脉络梳理得清晰准确,关键点论述细致,多有新意,其他部分疏而不漏,体现了整部著作的理论深邃性,强调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与不同时期的差异性。

三是叙述和研究以当时的经济演变过程为主,长、中、短时段相结合。《剑桥中国经济史》作者强调经济演进受生产力、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叠层制约与影响,这部经济史专著,跳出就经济史研究经济史,对经济的研究关注当时政治、军事、社会和时代思潮的影响,当然这些均以实证为基本研究方法。

四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研究方法而论,万志英教授根据不同时段和研究内容,分别采取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和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根据论述或研究对象选择比较适合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以章节体加专题性,是《剑桥中国经济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学术创新,在中国经济史写作方法上不失为一种有益探索。

五是具有全球化的视野。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别是近古以来的经济,将其置于当时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叙述与探讨;其二是充分吸收包括欧洲、日本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种吸收也包括对一些成果的修正与评判。

《剑桥中国经济史》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最重要的价值,莫过于对我们的学术启迪。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剑桥中国经济史》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始于商代,即起于公元前1045年。我们知道的情况是:夏代系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现在学者通过地下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于夏代历史的开始时间在不断提前。商朝之前夏代的存在,不论文献记载还是地下考古发现,均有比较确凿的依据。万志英教授将商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证据可能不是非常充分。再诸如研究时段是古代至19世纪,第9章“国内危机与全球挑战:帝国经济的重构(1800—1900年)”,如果19世纪始于1800年,则结束于1899年;若起于1801年,则止于1900年。总之,表述19世纪(1800—1900年),无论如何是不准确的。

在论述西周社会经济时,《剑桥中国经济史》认为诸侯“对周王效忠,并时常出兵勤王,但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他们需要向周王朝贡”。(第14页)说当时没有进贡,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周天子多次对诸侯采取削爵行动,其中一个理由是其进贡数量不够或进贡品质量不高。

在论述早期青铜时代殷商的“邑”时,认为“邑是早期铜器时代的基本社会单位。绝大多数的邑都不过是村庄。商朝最后一个古都安阳聚集了宫殿、寺庙、手工作坊、精英住宅以及农业社区,面积达24平方公里,是当时其他任何邑的45倍”。(第42页)商朝的邑既然是村庄,其面积会有大有小,不可能大小整齐划一,所有的邑均系安阳的四十五分之一,是难以想象的,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剑桥中国经济史》关于唐代坊市制度的论述,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别,值得讨论。万志英先生认为,“在初唐年间,尽管个体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商业仍然要受制于繁杂的监管。唐朝继承了秦汉时期的官方市集制度。商业被严格地限定于划定的市场之内,与周围的城市相隔绝。官员对市场实行严格监管,他们不但负责设定交易时间,检测市场运行,还会对市场中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政府要求所有国内商人都有登记入‘行’,然后将同属一行的商业集中到一起”。(第168页)实际上,中国的坊市制度在唐代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过程。唐代中后期,虽然在官方法律上并未全面废止坊市制度,坊市制被逐渐突破,城市的社会功能具有比较大的变化,原来管理“市”及“市人”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出现了新的机构与人员。随着对坊市的不断侵蚀,“市”与“场”具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进而连用成为集合名词“市场”,并在唐代后期开始普遍化。因此,对唐代前后的坊市,不能一概而论。

丝绸之路是《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叙述的一个重点,而说丝绸之路的终点是长安西市(第168页:“长安有两个巨大的市场,其中西市是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应该说当时不管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其终点是多点而非一点。我们知道,唐代除了长安、洛阳是外国商人的集中地之外,泉州、明州(今宁波)、广州、扬州等也是外国商人非常活跃的场所。另外,作为中国经济史的专著,即使说长安西市在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是其“起点”而非“终点”。

《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出现的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相当一部分属于翻译者及编辑校对的问题。如繁简字转换,第75页“执”写成“執”;第75页汉高祖(前202—前195年在位),实际上汉高祖在公元前206年就已经为皇帝。特别是对著作中文献的引用,没有认真消化和核对,或直译,或意译,或掺杂译之,说明译者对于中国经济史的基本常识多有缺失。这是非常遗憾的。

总之,当前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的著作并不少见,但以300多页的篇幅写成一本中国经济通史,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其中蕴含着《剑桥中国经济史》作者高屋建瓴的学术框架和扎实的学术底蕴。李伯重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的序言中说:“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延续,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必须回看过去,从历史中发现今天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根源。”因此,《剑桥中国经济史》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付梓,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镜鉴意义———这就是“从历史中发现中国奇迹的根源”。


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阶段特征


———万志英教授《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读后

阅读万志英教授的新著是一个清新愉悦的体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历史已经有70年的发展,然而教科书形式的中国经济史,其社会感染力弱,非专业人士无人问津。在这部人们热望的新著里,在与学者已有的研究进行广泛对话的前提下,万志英教授打出的旗号,是从经济生活的实际动态,从中国故事本身出发,来叙述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并且,在创作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详尽之作的目标引导下,坚持自己独特的理念:第一,摈弃任何关于经济历史发展的线性和分期的既有观点。第二,坚持熊彼特创新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观,以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动力,摈弃市场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动力的新古典经济学教条。通读全书,作者很好地实现了既定目标。

(一)时代主题与多彩跃动的经济生活

阅读万志英教授新著的直接感受,是清新愉悦。比起中国流行的教科书,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史料罗列和抽象的数字描述,难以对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经济状态获得直观的感受。然而,他用中国既有的历史材料,或者具有典型性的当时人士经济生活实录性质的文献,对多彩跃动的经济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可以说,每一个时期,他都进行了审慎的材料拣选,让经济发展的论述呈现在活生生的可以感知的经济生活之中。在第三章讨论构建秦汉帝国社会的户籍登记、兵役以及土地使用权时,不仅以《管子》卷9《问第二十四》官员收集数据的完整项目清单,来描述当时政府的关注点在于民众的生产能力、消费需求以及现有作战资源(见第77页),而且以张家山和居延出土的简牍,来讨论在人口登记政策上汉承秦制,以东海郡公元前13年的文献列表展示地方官上报中央的“上计”统计信息的具体类型(见第80页)。真实生动,具体而微!

在第四章讨论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前81—485年)时,在“商业、城市与对外贸易”子目下,利用居延汉简文献,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居延军官粟君雇佣寇恩进行贸易这种商贸代理活动的情形(第130页)。诸如此类,在跨度3000年的历史陈述中,在紧要处均能以鲜活的历史呈现来体现经济活动的质与量的增进,难能可贵。

然而,以本来自然的故事描述经济发展,绝不是碎片化和散漫无边的。恰恰相反,该书的各个细节材料皆聚焦于时代主题。全书共9章的论述,是以鲜明的时代主题划分开来的。我们不妨随便抽取几章来看,第3章“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前250—前81年),通过“构建帝国社会:户籍登记、兵役以及土地所有权”“秦朝经济中的公共部门”“汉朝初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汉朝初年的地方社会”“汉武帝治下的财政集权”“盐铁之辩:围绕汉武帝遗产展开的斗争”几个子目(这些子目真应该在目录中列出,方便读者看清脉络和逻辑),生动明晰地讨论了秦汉帝国在实现从军事征伐向官僚统治的转变过程中,各种制度和经济行为的耦合演进。这既体现在土地占有关系之上,也体现在对商人及贸易活动的政策变化上,更体现在中央在财政和货币(铸币权)垄断权的确立上。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中国帝制时代体制的基本格局,秦汉的体制初创之功,跃然纸上。

第6章“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755—1127年),以“安史之乱的经济后果”“稻米经济的崛起”“回归重商主义财政政策”“王安石变法”和“经济生产力的大跃进”几个子目,通过唐宋变革在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作用表现,透彻地论述了经济与国家的转型。普遍实行的土地私有制、税收的货币化,以及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劳役,使经济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分配。国家和私营经济的关系发生变化,面对财政压力和敌对政权之间的战争,各国推行重商主义财政货币政策。财政更多地依赖间接税特别是消费税,以至于宋代成为帝制中国以商业税收跃居主要税种首位的唯一时期。利用市场而非压制市场,在宋代产生了充分的经济效应。

如此等等,作者以各个时代的最优先事项作为主题,以鲜活具体的史料解读予以佐证和说明,既晓畅诱人,又让人脉络清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线索了然于心。

(二)熊彼特动力与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过往我们阅读的经济史书籍,大多按照产业或者按照生产力要素进行平铺直述的罗列,枯燥抽象。万志英教授在关照时代主题的前提下,旗帜鲜明地通过解读各个历史时期新知识和新技术所孕育的创新,来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阶段特征。

我们以第6章“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转型”(755—1127年)来看他的分析理路。新知识的应用,包括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在本章“稻米经济的崛起”目下,作者指出,在均田制结束土地私有制成为整个中国的常态之后,唐代庄园在多数情况下由佃农和雇工负责经营,而由于稻米农业更适合小规模的密集耕作,成为南方的普遍生产组织形式。唐宋时期,以“分成租”支撑的契约型租佃制,解除了此前的人身依附,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升了生产力的提高。在唐代,北方的农业生产率达到了历史最佳水平,小麦完全取代小米成为主食。而在这个变革时期,商业和城市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是长江流域稻米经济的成熟。稻作农业和养蚕业的精耕细作,占城稻的引进,梯田和圩田建设的迅猛发展,一句话,全国主要粮食作物在总体上从小米向稻麦的转换,切实提高了粮食总产量,人口在8到12世纪翻倍(见第189-194页)。

与此相应,“回归重商主义财政政策”,面对五代十国独立区域政权的历史遗产,宋朝继承南方小国的重商主义政策,阻止铜钱外流,南方以区域特色经济为核心得到充分的延展。宋朝政权,以三司管理财政,979年将全国划分为21“路”的区域。宋朝政府通过“和籴”“和预买”、食盐等专卖、“入中”及盐钞制度,进行财政和金融上的创新,建立货币和财政的新型关系,对全国财力进行前所未有的调集,形成以间接税商税为主体的财力汲取模式,以致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俯首称臣或偏安一隅时,均称小康和富庶(见第194-201页)。

在经济生产力方面,则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从唐中叶开始,茶叶的广泛饮用成为空前的大众习俗,由于茶叶的分散经营和集中售卖,推动市场向下层延伸,帝制中国正是从宋代开始,小农普遍地和市场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竞争性生产技术和知识的交流。糖业的发展、制铁的扩张、丝绸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出现承包商—经纪人—批发商—长途商人的链条。打上时代印记的瓷器、造纸、印刷等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宋代的面貌(甚至影响今人的看法,因为只有宋代开始才有大量的个人著作因印刷技术的改进流传下来)。商业发展除了在国内贸易得到空前的内涵丰富以外,由于北部的压力,国际贸易在宋代也真正成型,可以说宋人生活在一个海陆皆通的国际化时代。这些便是“唐宋变革”的现实内涵(见第206-212页)。

而帝国晚期的经济表现,作者充分展示了加州学派关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各项发展指标并不落后的各项事实。然而,各种表现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均属于传统规模的扩大。与英国工业革命机器生产看似瞬时分流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在14世纪以后便在生产的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国是保守型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官方主导的红顶商人支配市场,西方是掠夺型外向型的经济模式,推升生产组织和形式的变迁(参见第9章,第302-340页)。

故事娓娓道来,万志英教授在每一章所代表的历史时期,突出时代主题,生动有趣地以技术进步和知识的传播这种熊彼特动力,来反映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表现形式。他利用不同的细节叙述,清晰地描摹出不同时代经济的特色和方向,并展示出土地占有关系、国与民的关系、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家庭模式、合伙制、族产(CorporateLinage)],以及作为一个普罗小民的生活状态。确实是一副丰富多彩鲜活的经济全景图。

(三)对既有研究的扬弃和选择性缺陷

万志英教授反对一切形式的时代划分和线性发展模式。但是,他明显地承袭了日本学者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解读模式。比如内藤湖南的“唐宋时代观”以及宫崎市定的中国历史解读。由于历史的特殊的原因,西方世界不能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这种先入为主的日本学术体系的承袭惯性,不经过阅读原始中国文献,不与中国历史创造者和文化承载者的中国民众和学者进行充分的交流,要认识历史的真实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中国学者已经有大量针对唐宋变革论的辨正论述,似乎不宜视而不见。

另外,关于中国各个阶段历史的研究,也许由于工作量大的缘故,本书也有可能出现文献和研究参考著作选择上的偏颇。第3章注释94所引“五铢钱的现存样本数据”来源,参考的著作便不是最适宜的选择(应当参考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而关于清代财政体制的研究,作者使用曾小萍多年前出版的旧著。实际上关于清代“不完全财政”体制,以及各个专项的制度机制和运行实况,近年国内学者均有可资参考的重要推进。至于帝国晚期GDP的浓墨重彩,难以真正解读中西分野的实质和内容。实际上,在中西分野上,知识和技术是表象,制度和组织是根本。作者尽管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力求解读生产组成的模式、合伙制、包买制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但是仍然难以看到欧洲12世纪以后出现的政府具有契约精神的债券筹资模式,以及海盗贸易推生的股份制度。而作为最早发明纸币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起信用货币制度?国家的性质和政治体制与这种具体经济制度的关联,是十分重要的关注之点(参见何平:《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只有这些具体的经济制度规范,连同商业资产阶级宪法体制的逐渐形成,最后才引导出最先诞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来。中西分野的比较,应当看成不同社会整体的系统的比较,而不是某一单项指标的比较。不然,仅就中国传统时代而言,每次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战胜的汉族王朝,从静态来看财富都是超越这些骑马民族的,为何总是战而不胜?看来,体现综合国力强弱的衡量标准,应当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指标,而在特定条件下主要体现为国家汲取能力面对特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否则,过多夸大中国清代静态GDP的世界位置,难以解读近代面对西方时体现出的明显劣势、积贫积弱和被动挨打!

总之,瑕不掩瑜,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论《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


作为加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万志英教授的大著《剑桥中国经济史》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如某些书评所说,这是一部既具可读性又不失学术品位的著作,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和写作体例的全新探索和尝试。该书叙事视野宏大,横跨自青铜时代至20世纪初近3000年的历史,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高屋建瓴,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卓绝史识。它一方面融合了作者本人在中国经济史领域长期深耕的经验和成果,另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创见迭出,好评如潮。它是继上世纪70年代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出版以来,又一部反映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主流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正如李伯重教授在该书的代序中所指出的,万志英教授的“这部新作,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满足了国际学界对这样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经济通史的期待”。当然,它也反映出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风格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中国学者重史料,侧重于对历史本身的来龙去脉的分析,理论的框架性、概括性不强。西方学者的特点是理论的框架性、概括性强,侧重于用较小的篇幅讲述宏大的历史场景,从中得出深刻的结论,给人的启发性、思考性强。

受时间、精力的限制,笔者没有全部看完这部视野广阔、创见迭出的佳作,而是结合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兴趣,着重阅读了与魏晋隋唐历史有关的第4、5、6章,有一些想法向万志英教授请教。

第一,万志英教授在该书第5章“汉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及中国的再统一”(485—755年)第1节“北魏治下的复苏与稳定”中谈到地方豪强的作用时(第152页)指出:“随着汉朝的瓦解,尤其是311年洛阳失陷之后,地方的豪强承担起保卫本地社区以及照顾本地民众福祉的任务。地主豪强修建起防卫森严的坞堡,很多民众则来寻求保护,成为这些豪强的私兵(即‘部曲’)。……地方村落社会(村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新词)的成员取代了帝国的臣民。”在这后面的注释中又说:“日本的谷川道雄认为此阶段的社会结构具有强烈的‘社群主义’色彩,贵族实行的是建立在共同的伦理以及宗教价值观基础之上的道义型领导。我完全不赞同他的观点。”(第177页)我认为万教授的评论有失偏颇。

一般来说,越是动荡,人们的危机感越强,越需要相互依赖,以便形成规模的力量应对危机,发展生产,由此形成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情况在社会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在魏晋南北朝长期的乱世,当衰亡的中央政权无法保证民众的生存之时,民众为了自存不得不结成各种规模化的组织,坞堡就是汉末逸民之士和民众所追求的共同体世界。谷川道雄指出,在这些自保的集团(坞)中,坞主以自己的财富救助穷人,以深受众人仰慕的人格而成为领袖,与民众结成自下而上的恭顺关系,而成为社会的支配阶级。何德璋也说,在这种以避难为目的的共同体组织中,各个成员在经济上也必然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如果人人只为自身考虑,势必难以“戮力一心,同恤危难”,因而随时面临战争威胁的坞堡中的生活实态,虽不会以之为样板的桃花源中那样温情脉脉,但也不能一概视之为豪族扩大自己社会经济力量的工具。例如,郭默为坞主,其妻兄陆嘉“取官米数石饷妹”,“默以违制,将杀嘉,嘉惧奔石勒。默乃自射杀妇,以明无私”。陆嘉所违之制以及郭默所守之制,均是坞壁这一社会共同体所要求的公正和无私。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私有的观念必然十分淡薄,这与同时代进入黄河流域而部落组织尚未完全解散或仍具有相当深厚的部落成员间相互救恤观念的各少数民族社会,颇为类似。

而建立在复杂的多血缘基础上的东汉庄园经济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超越血缘、地缘的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太平道、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的道教组织,即主张“人有财相通”,反对统治者聚敛大量的财货。川胜义雄指出,黄巾之乱无异于一种希冀并追求具有互助性质的新型共同体的运动。例如,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了被称为“义舍”的公共住宿设施,向过往路人提供由信徒施舍而来的米、酒、肉。路人以饱腹为限,如果摄取份额超出本人必需量的话,被认为必将染病而受惩罚。信徒们为了那些无血缘关系的异乡人而割让出自己的生活资产,而接受施舍的路人又遵守为其他素不相识者而限制不必要的欲望的规矩。如此相互的自我抑制行为,就构成了这一教团的共同协作性。佛教正是在这种全社会要求超血缘的合作以便形成规模力量抵御危机的背景下,于五胡乱华后异军突起的。它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积德行善等理念,更让包括贵族、平民在内的共同体成员互相关心,由此提高了共同体保护民众的能力。

第二,万志英教授在第5章第2节“帝国再统一后的国家建设”中认为均田制没有在南方广泛推行。原因是“水稻农业需要靠资本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投资来修建及维护水利系统,然而土地定期回收再分配的做法,会严重伤害投资的积极性。此外,南方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权势地主推动,早在南朝时,统治者就曾试图限制这些人的土地兼并,但均遭到坚决抵制”。

关于均田制的推广范围问题,学术界争论很多。一种意见认为,均田制只是施行于北方,大抵只限于关内、陇右、河东、河南诸道,江南根本不均田。显然,万志英教授吸纳了这种意见。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尽管均田制实施得不彻底,但毫无疑问地,均田制是推行于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制度。这是因为,均田制是一个实行了三百余年的土地制度,与屯田制仅仅着眼于荒地和流民不同,均田制将现有土地也纳入到管理体系之中,这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在隋唐国家力量日益壮大的背景下,均田制理应得到了大范围推广。当然,“从空间来看,北方实施的程度要比南方好,成效也比南方大”。

由于文献记载的严重匮乏,难以搜集资料做出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武建国还是从有限的资料中得出了南方曾实行过均田制的结论。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宇文融开元九年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置劝农判官十人,分往天下,其中裴宽遣使江南,为“江南东道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覆田判官”的任务是,复核土地授受的情况。如果江南东道未实行均田制,就无需裴宽在那里复核土地授受的情况,也不会存在检括所谓的逾限占田,更无从谈以检括的“剩田以授客户”。另一个例子是玄宗天宝八年,丹阳郡太守林洋奏:“茅山紫阳观……观额及众徒,先受敌顷亩并足。今载所收纳苗子,支来载粮亦充。”这条记载表明,紫阳观内的道士在天宝八年以前已依令授田,并且受田数足额。“道士尚且已经受田,这一区域内的官吏及一般庶民恐怕不致尽被摈弃于均田制之外吧。”据此,武建国认为,唐朝的均田制在南方实行不会仅限于江南道,山南道、淮南道、剑南道很可能都曾实行过均田制。

第三,万志英教授在第4章“豪强社会与庄园经济”中,重点描绘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状况,即“贵族庄园经济”。其实,这一时期,不仅豪强地主采取这种自然经济色彩浓、人身依附关系强的庄园经济形态,就连政府也采取这种自然经济色彩浓、人身依附关系强的生产方式,诸如屯田制、均田制等。屯田户作为政府的佃客,没有对土地的诸如出租、出售等处置权,更不允许离开土地,其作为国家的佃客,在性质上和世族的依附民是一样的。均田户的情况稍好一些,对所经营的“桑田”(永业田)拥有一定的诸如出租、出售等处置权,但所占比例很少,体现了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统一,属于国有土地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因而劳动积极性高于屯田客和世族的佃客,这也是为什么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对世族的竞争优势大为提高的原因。尽管如此,屯田客和均田户的共同点都是不得自由处置土地,不得随意流动,其本质是以限制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增强人身依附关系,来满足平民对保护(人身安全)和公正(社会秩序)等公共品的需求。可以说,无论是政府庄园、贵族庄园、寺院庄园,其管理原则和运营方式都是一致的,即人身依附关系强、自然经济色彩浓。因此应将这些经济形式统一于“庄园经济”概念之下,不应割裂开来。

上述只是我的一得之见,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剑桥中国经济史:古代到19世纪》简评


以中国经济史为主题写一本书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这不仅需要兼顾学术性和专业性,同时也要考虑一般读者的需求。据我观察,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史浓厚的兴趣,他们需要一本较为全面的、综合的、具有一定工具书性质的读物来增进对中国经济史的理解。另外,它还可能被用作教材,所以还有教学的需求。在注重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同时兼顾知识的全面性,这样的著作写作难度非常大。

在我看来,万志英教授的《剑桥中国经济史》很好地结合了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中国经济史教科书。我读这本书的过程充满了读史的趣味,不仅收获了丰富而全面的知识,也激发了我在学术层面上的思考,对于我未来学术研究的选题和思考中国经济史的相关问题大有裨益。

对于本书的后续更新和补充,我有几点建议供作者考虑。

第一,经济史的学术研究十分强调问题意识,本书在每一章节以及整体立意上可以更加注重问题导向。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对专业读者来说,他们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从而进一步激发学术兴趣;而对于普通历史爱好者,问题导向可以帮助大家带着问题去思考,加深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认识。从整体立意来看,本书可以联系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等大问题;每一章节又可以联系许多具体的小问题。倘若能够在书中的每个阶段、每个专题中结合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那么在逻辑上将更为清晰,叙事上更加浑然一体。

事实上,中国具有很强的文化惯性,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正在深刻地影响当前中国经济的实践。作者对历史的叙事如果能与对当前经济现象的分析相结合,将能够增加读者思考的深度。举例来说,家族的作用、精英的角色、国家的力量在历史上如何体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否或者如何延续了这些传统,这都是读者十分感兴趣的话题。

第二,本书对于明清时期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介绍较多,而对此前历史时期的联系则着墨较少,作者将来可以更多地运用比较经济史的视角,进行更多的国际比较。明清之后,中国历史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于明清之前中国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万志英教授作为美国的知名历史学家,在全球视野上具备一定的优势,他如何比较秦汉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如何看待唐宋时期中国与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差异,读者能够从他的比较视野中获得启发。此外,作者还可以尝试从青铜时代开始,简要勾勒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人口、可耕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进行估测和衡量。如此一来,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的认识。

第三,本书虽然涉及了与经济生活相关的制度因素,但主要关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描述相对缺乏,而后者对于明清经济转型具有关键性影响。非正式制度,包括习俗和文化,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运行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上和当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当前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至关重要。近年来,学界对中国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兴趣正在上升,取得了不少成果,万志英教授可以考虑在将来再版中增加对于非正式制度的介绍和讨论。

第四,本书将1900年作为叙事的终点,这一点我认为值得商榷。1900年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从此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该年份作为结尾有一定道理。但我个人更加认同传统的叙事———在鸦片战争尤其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乃至运行的逻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等事件与20世纪中国的全球化、近代化、工业化紧密相连。因此,以1900年结尾似乎不妥,选取19世纪中期作为传统社会的终结来结尾可能更为合适,在那之后的叙事难度会加大。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史著作中最具全球视野的一本著作。作者在写法上很好地结合了宏观逻辑与微观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阅读过程使我收获良多。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有改进空间,但是瑕不掩瑜,我真诚地将此书推荐给热爱历史的广大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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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0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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