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经济史上的丝绸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58 次 更新时间:2023-11-26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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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和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丝绸之路”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它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它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接下来,我们将就这四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丝绸之路:思想、文化与宗教交流之路

先看丝绸之路的定义。关于丝绸之路,如今有很多种说法,例如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许多人更认为丝绸之路从汉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些说法虽然有一定根据,但和我们约定俗成的丝绸之路概念有所差别。其中,“海上丝绸之路”一说是比较牵强的。而“陆上丝绸之路”的提出者也不是中国人,而是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出版于1877年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最早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一名词。他在书中提到,在2世纪,即中国的汉代和西方的罗马帝国时期,存在一条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的商道,这条道路上的主要物流品是丝绸。他把这条中国丝绸输出到中亚、西亚,最终到达欧洲的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在被提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真正热了起来。关于这条道路,李希霍芬定义的很明确:第一,它是一条陆路;第二,它是2世纪前后才出现的;第三,这条路上主要的贸易商品是丝绸。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丝绸之路,并不包括现今被我们泛化的经由海上或是俄罗斯的道路。

丝绸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呢?首先,这是一条非常艰险的道路。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到,这条路经过了世界上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的北沿,穿越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群山耸立的帕米尔高原和中亚的干旱地区,直到抵达伏尔加河下游后,才进入相对好走的地区。整个路程中,从今天的新疆到伊朗的路段最为艰险,最大的山脉、沙漠和关隘都在这一地区。所以,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

其次,丝绸之路是一条思想、文化、宗教交流的道路。在古代,除了中国的儒家文明之外,大部分文明的思想文化交流都是通过宗教来进行的。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存在过许多不同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祆教、伊斯兰教等等。这些宗教的发源地虽然都不在丝绸之路上,但都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

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来宗教是佛教。来自印度和中亚等地的高僧,正是通过丝绸之路将佛教带到了中国。早在汉代,佛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建于公元68年的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建于6世纪的壮观的山西蒙山大佛像和辉煌的龙门石窟,都是佛教传入中国并迅速发展的明证。佛教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诸如此生来世、地狱天堂、轮回转世的观念本是中国文化中没有的,是佛教带给了我们。不仅有印度僧人东来,也不乏中国僧人西去取经,高僧玄奘法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走的都是这条丝绸之路。

基督教各教派中最先进入中国的是景教,即聂斯托里派基督教。景教的建立者是叙利亚人,利用古叙利亚文来书写经文,传入唐朝后一度非常繁盛。景教徒们在西安建立了自己的寺院,据说唐明皇就很喜欢景教的音乐。在唐朝的几次灭佛运动中,景教也受到了打击。最后的打击是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将所有的景教寺庙都毁了。直到20世纪初,当地的农民种地时挖出了一块碑,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讲述了最早的基督教是如何传到中国来的。

犹太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强大的犹太教国家,即6—10世纪位于南俄草原的可萨汗国。犹太教在宋代传入中国,其遗迹也在中国存在。在宋代,犹太人就来中国经商,并在开封形成定居点,建立犹太会堂。这些犹太人一开始严格地遵守犹太教教义,后来为了融入中国社会,开始阅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一些人考中进士,做了高官。近年来开封犹太人研究已经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出版了多部著作。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也很早,大概在7世纪。传入路线既由陆路又由海路,在中国本土留下了一批阿拉伯风格的建筑,其中最为有名的一座清真寺是泉州的清净寺。

此外,还有摩尼教和拜火教等,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宋朝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方腊起义就以摩尼教徒为主体。

这些宗教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并带来了相应的哲学、科学、艺术,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资源。

再次,在艺术方面,丝绸之路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新的元素。例如深受唐朝皇室贵族喜爱的回旋舞,还有琵琶、二胡、胡琴等乐器,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在唐朝的九部乐中,中国传统音乐只占两部,其他都是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

中国由东向西输出的主要是实用技术,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都是通过战争等非正常手段传播出去的。例如造纸术经由怛罗斯战役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火器通过蒙古征服传播到西亚。

最后,丝绸之路也传播疾病。例如可怕的黑死病,不少人认为它其实就是鼠疫,发源于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经由丝绸之路和海上路线传播到欧洲,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惨烈的人口损失。

二、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运费与风险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丝绸之路无疑是一条思想、文化、艺术、技术乃至疾病交流之道。但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它是不是一条重要的商贸通道,这还需要从这条路上贸易的商品、成本和规模角度予以考察。

中国的丝绸很早就沿着丝绸之路进行长途贩运。早在两千年前,古罗马地理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写道:“遥远的东方丝国在森林中收获丝制品,经过浸泡等程序的加工,出口到罗马,使得罗马开始崇尚丝制衣服。”他还写道:“保守估计,印度、塞雷斯(中国)和阿拉伯半岛每年可以通过贸易从罗马帝国赚取一亿银币的利润,这便是我们罗马帝国的妇女每年用作购买奢侈品的花费。”然而在没有真正的关税和统计制度的古代,很多记载难免有夸张之嫌。较为可靠的记载是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时,蛮族领袖阿拉里克包围罗马,要求提供的物品中,就有绸料4000块。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确实有中国的丝绸运到了罗马,但数量不得而知。

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是什么呢?伊朗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在其《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这种马就是中国古书上说的汗血马,汉朝人说的“天马”,其生物学上的名字叫阿哈尔捷金马(拉丁名Akhal-tekehorses)。由于种种原因,波斯马不能很好适应中原的水土,因此未能在中国繁衍起来,需要不断地从西域进口。波斯马高大、漂亮、短途冲刺能力强,适用于上层社会的炫耀和赛马活动。在敦煌壁画、唐太宗“昭陵六骏”浮雕、《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名贵的波斯马。然而波斯马耐力不强且价格昂贵,对国计民生和军事国防所能起的作用很小。相比之下,蒙古马更吃苦耐劳,能适应严酷的环境和各种不同草料,能够长时间奔跑。成吉思汗的骑兵,就是骑着矮小的蒙古马,把骑着高头大马的中亚、西亚、欧洲人打得落花流水。蒙古马产于蒙古草原,产量很大,价格不高,而且靠近中国内地,容易获得,因此中国人认识到蒙古马的优势后,转而多买蒙古马。到了明代中后期,输入的中亚、西亚良马的数量已经非常有限了。

除了丝绸以外,中国卖给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东西还有陶器、瓷器、香料、铁器、铜制品等,这些东西除了少量用作艺术品外,都是民用和军用方面具有很强实用性的东西。因此,阿里·马扎海里提醒人们注意“来自穆斯林一方的使节、商队比来自中国一方的要多得多”。西域乃至更西面的国家和地区需要来自中国的商品,但中国却可以离开西域,不太需要他们的产品。这种贸易是一种单向的、不平衡的贸易,因此难以持久。直到明代,中国和邻国的主要贸易中进口的商品依然以马和香料为主,而出口的东西就更多了,在贸易上处于出超地位。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总结道,中国和西域“长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换,丝(后来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国的输出品。金、玉、良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干一类的珍味,奴隶、歌女、乐工等都输入中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商品的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并不大,而且非常容易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马扎海里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富裕、技术发达,中国生产并拥有一切,丝毫不需要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双方的需求关系决定了丝绸之路不可能成为大规模贸易通道。

从贸易成本来看。成本中最重要的是运输成本,丝绸之路是一条极为艰险的路,所需的运输成本十分昂贵。无论走哪一条通道,一路上尽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许多地方甚至人迹罕至。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沿着丝绸之路西行,行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渧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到了梵衍那国,

“在雪山中,涂路艰危倍于凌碛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或逢尤甚之处则平途数丈。故宋王称西方之难,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即此也”,旅途极尽艰难。元朝丝绸之路重新开通,路况似有改善,但马可·波罗来中国时,仍在罗布泊荒原中走了一个月,连续十几天见不到一个人或一只鸟。元朝初年人周密说:“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每以盐和面作大脔,置橐驼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盐面之气沾濡,庶不致饿死……每日略食饵饼,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则饮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到了明朝后期,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从印度果阿沿着丝绸之路到中国,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由于天气寒冷、空气稀薄,人、马几乎不能呼吸,因此而致死者比比皆是,人们只有靠吃蒜、葱或杏干来抵御”。在与盗贼、火灾、山岭、风雪相争斗后,1603年11月末,这支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喀什噶尔的鸭儿看城,此时距鄂本笃等离开果阿已有一年。

要走这条艰险的道路,必须借助沙漠之舟骆驼。据马可·波罗在罗布泊荒原所见,商人们用骆驼的多,因为骆驼能载重物,而食量小,比较合算。然而,即使是骆驼,其运载能力也十分有限。依照今天亲自随驼队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古学家李肖教授的亲身经历,一峰骆驼只能负重150千克左右,每天走30多千米。马可·波罗还说,商人们将食物和商品装在驴子和骆驼背上,如果这些牲畜在走完这个荒原之前就已精疲力竭、不能再使用的话,他们就会杀而食之。这样算来,运输成本实在太高。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十里不贩樵(柴),百里不贩米”,超过了一定的距离,运费就要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了。在丝绸之路的长途运输中,运费可能超出货物原有价值若干倍。在古罗马时期,确实有一些丝绸被运到了罗马帝国,但价格都十分昂贵。恺撒大帝有一次穿了一件丝绸的袍子去参加公共活动,结果被元老院抨击过于奢侈。昂贵的运费无疑制约了贸易规模的扩大。

不仅如此,丝绸之路还是一条风险之路。前近代时期的世界上,各个国家(或政权)的领土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出现许多管辖权不清的地方。不少地区在若干时期中甚至没有国家(或政权)管制,成为政治管控的真空地区。这种情况使得国际贸易成为高风险的事业。特别是前近代时期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主要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这样一来,使得从事国际贸易的商队更加容易成为沿途盗匪垂涎的目标。因此丝绸之路上盗匪横行,洗劫商旅、杀人劫财乃是常情。蒙古帝国时期治安情况有所好转,丝路得以重现繁荣。但是从马可·波罗的记述来看,盗匪依然不少。像著名的商业中心忽里模子城附近,就因有成群的强盗不断袭击、抢劫商旅,所以极其危险。蒙古帝国瓦解后,中亚地区大多数时期处于混乱状态。商人只能结成大团伙,携带武器,雇用卫队,以对付小股盗匪。荷兰人白斯拜克于1560年奉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之命,出任驻奥斯曼帝国使节。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一位曾到中国旅游的土耳其麦沃拉纳教派的伊斯兰传教士。此教士讲了他去中国的经历。他加入了进行丝绸之路贸易的商队。这个商队规模颇大,原因是路上艰难险阻,非结大队不可。他们一直行抵中国嘉峪关后,方才安全。即令如此,风险依然存在。鄂本笃于1603年3月从印度启程前往中国,在拉合尔随同商队出发去喀布尔,这个商队有500人,还携带武器同行,但途中遇到盗匪,多人受重伤,鄂本笃和其他几人逃到了树林里才得以脱险。

此外,丝绸之路是一条国际贸易路线。国际贸易涉及经济政策、语言、法律、风俗习惯以及货币、度量衡、海关制度等诸多不同方面,直到今天也比国内贸易更为困难,风险也更大。至于在近代以前的时期,情况就更为严峻了。由于没有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一类共同的游戏规则,因此一旦出现商业纠纷,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只有靠纠纷发生地的统治者的意志来解决。丝绸之路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大小邦国及游牧部落政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许多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流氓国家”。它们往往对过往商旅横征暴敛、雁过拔毛,过往商队不得不忍受它们的勒索。即使是那些“非流氓国家”,商队也往往要向它们的统治者上贡,寻求在其境内经过时能受到保护。这些成本都会反映在商品价格中。

高成本、高风险,又没有太多商品可以购买,决定了丝绸之路不可能是一条“商贸大通道”。但丝绸之路上也还有另一些“贸易”,这些“贸易”不是靠商人,而是靠国家不计成本地来做,比如朝贡贸易就是其中一种。中国与丝路沿途各国(或政权)之间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官方贸易,是中国中央王朝笼络其他国家(或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这种贸易完全取决于有关国家(或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不是真正的商业活动。由于朝贡贸易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贸易性质。中原朝廷在朝贡贸易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实际上是赔本的,使得这种贸易成为中原朝廷的沉重财政负担。所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大家费正清说:“不能说中国朝廷从朝贡中获得了利润。回赠的皇家礼物通常比那些贡品有价值得多。在中国看来,对于这一贸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种帝国边界的象征和一种使蛮夷们处于某种适当的顺从状态的手段。”

实际上,中国和丝路沿途各国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治/军事关系。张骞通西域的目的,主要是寻找同盟者来对抗匈奴,而非发展贸易。东汉采取军事手段,在西域建立了比较有效的行政统治,同样也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西部边疆的安定。明朝时期在嘉峪关外设立七个军区,称为“关西七卫”,主要目的也是保卫西北国防。所以,丝绸之路本质上不是一条商贸路线,它的开通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

三、丝绸之路的终结

最后,我还要说一说,以往人们在谈论丝绸之路时,往往把它描绘为充满鲜花和歌声的和平友谊之路。然而问题是,丝绸之路的历史都是这样吗?如前所述,丝绸之路沿途充满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政权,政治状况极不稳定,反复多变。一些强大的地区势力(特别是游牧政权)往往通过这条通道向外扩张,而中国往往是这种扩张的终极目标。因此战争和冲突,一直也是丝绸之路的主旋律。

其中一次著名的冲突发生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大食国)兴起后,开始大规模向东扩张,到达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地。为了消除大食的威胁,天宝十载(751)四月,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唐、西域诸国联军三万人从安西出发,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到达中亚名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城下,与阿拉伯人交战。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军赶到,从背后袭击唐军。配合唐军作战的葛逻禄部兵突然叛变,导致唐军战败,高仙芝率领残兵数千逃回安西。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一位原先是造纸工匠的唐军俘虏,他被俘后,将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世界。此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军将安西驻军回撤平乱,导致了西域的空虚。与此同时,吐蕃兴起,并进入中亚,阻挡了大食军队的东扩。对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认为,“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到了明代,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差不多就在明朝建立的同时,中亚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游牧政权——帖木儿帝国。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帖木儿(1335—1405),历史上也称为“跛子帖木儿”。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以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自居。帖木儿的势力兴起于中亚的河中地区,迅速成为中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一生南征北战,建立了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帖木儿帝国,定都于撒马尔罕。

永乐二年(1404),帖木儿兴兵二十万远征中国,行军途中,于次年(1405年1月19日)在讹答剌城病逝。帖木儿之后,中亚的其他政权依然在嘉峪关以西不断和明朝发生冲突。中国所面对的严重外来威胁有不少都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因此把丝绸之路的历史都想象为歌舞剧《丝路花雨》所描绘的那种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和平友好景象,当然不符合历史。

鉴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到了明代中后期,明朝政府重新考虑以往对丝绸之路沿途地区的政策,采取更为现实的对策,将部署在嘉峪关以西的七个边防军事单位——关西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以内。这一行动不仅表现了明朝将边防线收缩到其力所能及的范围,而且也表现了明朝不愿意再介入中亚地区的纷争的态度。这一行动标志着在过去两千年中时通时闭的丝绸之路,终于到了其终结之时。到了清代,丝绸之路贸易在中国的外贸中所占地位已经无足轻重。因此可以说到了明代后期,丝绸之路就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其实,丝绸之路的结束,并不是这时期的一个突然行动。事实上,丝绸之路上的民间商贸早已衰落。由于路途艰难,沿着丝绸之路来做生意的各国商人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中国这个富庶之乡后,都乐不思蜀,不想再回去了。元朝人周密说:由于回回商人从中亚到中国“如登天之难”,因此“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这些外来客商不想从原路返回故土,中国本土商人更不愿沿着这条艰辛之路去那个危险之地做生意。在此情况下,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贸易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造成丝绸之路贸易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与丝绸之路各地的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换言之,中亚、西亚地区需要中国产品,而中国则基本上不需要这些地区的产品。明朝人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嘉靖初年,都御史陈九畴、御史卢问之向嘉靖皇帝提出:“番人之所利于中国者甚多”,而中国不仅未从中获利,反而受害,因此要求明朝政府“闭关绝贡,永不与通”。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路取代了陆路的地位,丝绸之路的贸易就更是每况愈下了。

因此,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丝绸之路的历史。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方面有重要意义,但在经济上则否。到了近代,随着大规模商贸活动的发展,这条丝路上的贸易更是已经成为过时之物。正如所有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事物一样,丝绸之路也是有兴必有衰,乃至最后终结。那种把丝绸之路称为“洲际商贸大通道”“永远的通道”的说法,肯定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要全面认识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为今天的“新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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