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筑夫:中国经济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与推动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93 次 更新时间:2023-12-19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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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孔  

 

2020年6月20日,笔者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之邀为《傅筑夫文集》申请国家出版基金所写的《推荐意见》略云:傅筑夫教授是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史学家之一,系中国经济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与推动者,其论著深刻影响了四代学人,且今后还会深远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尤其经济史学界。

傅筑夫先生,1902年9月27日生于今河北省永年县,名作楫,以字显。1911—1915年在家乡念私塾,1918年8月至1922年7月在当时直隶第十三中学读书,后报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预科,1924年进入改名的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当时学术空气浓厚,思想活跃,学派林立,校方允许学生跨系听课,也允许学生可以自由更换专业,校方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傅筑夫当时旁听了梁启超、鲁迅、黄侃、钱玄同、马裕藻、杨树达等名师的课,这对其影响非常大,学习兴趣发生了变化,便于第二学期转入国文系。在国文系傅筑夫系统学习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选修了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名著等。在这期间,他逐渐对艺术和宗教问题感兴趣。后来,在鲁迅先生的建议与指导下,傅筑夫从事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与资料搜集工作。众所周知,当时鲁迅先生正在撰写名著《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训练,无疑为傅筑夫从浩瀚古籍中搜集、整理与甄别资料,为后来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作为一个才华横溢且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才俊,傅筑夫先生关注社会变革,将学业攻读方向转向社会科学尤其经济史。早在20世纪20年代,傅筑夫先生便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并写成约23万字的《中国社会问题之理论与实际》,于1931年4月由天津百花书局出版,这是其计划《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研究中的一部分。可见傅筑夫先生的研究顺应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之大势,他的学术研究自觉参与了中国命运的大论战,应该说他的研究非常接地气,也具有理论高度。

1937年1月至1939年5月,傅筑夫自费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先后在罗宾斯(L.Robins)教授和陶尼(H.Taweny)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在伦敦大学期间,胡寄窗先生也在这里留学,他们时常在一起探讨经济史方面的学术问题,二位最后均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大师。傅筑夫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省吃俭用购买了约800本专业书籍,这些书籍辗转到重庆沙坪坝时却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最后只留下一张书单,这是傅筑夫先生永远的心痛(瞿宁武:《傅筑夫传》,原载《晋阳学刊》,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书]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归国后的1939年7月至1945年7月六年间,傅筑夫先生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编纂并兼任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在傅筑夫教授发起并亲自主持下,在大后方开展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编译馆当时给傅筑夫先生配备了4名辅助人员以及10余位抄写员。与此同时,傅筑夫还邀请了著名农史学专家、时任国立复旦大学经济史教授的王毓瑚先生参加整理工作(杨直民:《王毓瑚传略》,收入王广阳等编《王毓瑚论文集·附录》,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傅筑夫先生等充分利用当时如此优越的学术研究环境,系统收集整理了大量经济史史料,这在当时可谓蔚为壮观,至今仍然叹为观止!傅筑夫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本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但长期以来研究者非常少,资料不易搜集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当时国立编译馆具有从事中国经济史资料搜集整理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有傅筑夫和王毓瑚诸先生的领衔主持并不断商讨定夺,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到抗战胜利前夕,第一轮搜集经济史资料的工作告一段落。课题组用纵条格厚纸做卡片,用毛笔抄写的资料多达数大箱,这些卡片分纲列目,分类条编,每章均有简明扼要的说明与分析。尽管傅筑夫先生主持的工作成果在当时还只是资料卡片,却已经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雏形或初步框架。

1947年元月至7月,傅筑夫离开四川前去东北大学,任商学院院长兼学校教务长,讲授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学。鉴于当时沈阳地区社会秩序混乱,教学和科研工作及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傅筑夫便举家前去天津。1947年8月,傅筑夫任南开大学教授,同时讲授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两门课,另外还担任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的课程,除此之外,傅先生还兼任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8月至1948年10月,傅先生还兼任天津《民国日报》副总主笔,读书、教书、撰写社论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状态,长期处于连轴转状态。新中国建立后,傅筑夫先生在南开大学开设了《资本论》研究的课程,同时为在校大学生开设中国和外国经济史两门课。值得一提的是,傅筑夫教授与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谷书堂先生兴趣相同,他们时常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他们讨论的成果便是195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付梓的合著《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1957年,傅筑夫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台。在这种环境下,傅筑夫先生开始了第二轮的经济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虽然这次的条件与第一次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认真总结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这次经济史整理的搜集范围进一步扩展,使得内容更加完备与充实。令人痛心的是,“文革”中被迫将多年积累的明清时期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资料付之一炬,以至于傅先生计划撰写七卷本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只能完成了前五卷,因资料原因没有明、清两卷而成为经济史学术界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年左右的时间里,傅筑夫先生积累的经济史资料居全国之冠是没有疑义的,尽管“文革”中丢失了大量明清时期的资料。据张汉如教授1987年春天对目睹傅筑夫先生尚存资料作出的保守估计,不会少于百万字。

1978年夏天,傅筑夫先生的学术研究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然这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密不可分,同时对其来说还有一个机缘是,傅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工作,这样他离开工作生活了30年的南开大学,来到北京经济学院即今日的首都经贸大学,主要承担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中国经济通史”。学术界认为傅先生领衔完成这一重大课题在当时是不二人选。

从南开大学调到北京之后的6年多时间内,傅筑夫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且体弱多病,但他研究和撰写中国经济史论著可谓殚精竭虑,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在这期间,傅筑夫先生先后完成并出版了312.8万字的9本专著,平均以每年撰写超过50万字的速度在与时间赛跑,据专家不完全统计,这些论著引证的史料和当代考古资料约10319条(张汉如:《学贯中西 博通古今——傅筑夫的学术道路和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平均每万言引证史料约33条。这充分体现了傅先生学术根基之深,言必有据,文必有引,同时也足见傅筑夫先生养心治学的擎括功夫与老而弥坚的探索精神。在北京的岁月,傅筑夫先生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午夜,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

傅筑夫先生著作等身,研究领域广泛,观点鲜明,见解深刻,文笔清新,其研究独树一帜,系蜚声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构建了一个理解我国传统经济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其论著具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重感,展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成一家之言的宽广视野与学术创新能力。傅筑夫先生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家,他兼蓄经济学眼界与历史胸襟。

傅筑夫先生一再强调,研究经济史不仅要系统地积累资料,而且要熟知经济理论、经济规律,才能辨别经济史料的真正价值,在甄别史料方面要有沙里淘金的功夫。从傅筑夫先生对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搞经济史需要历史知识、经济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成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学者,尤其要有坚实的古文修养。不仅如此,同时学习和研究经济史还需要学贯中西,要进行必要的中外比较。这是傅筑夫研究者通过对其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傅筑夫通过对英国历史的研究,提出尽管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大量使用金银做货币,有大量商业资本,又有雇佣劳动,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傅筑夫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主要是地主经济,商业资本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用来兼并土地,这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面临的最大难题。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封建统治者实行了抑商政策,用限制市场经济的办法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连军队装备和供应宫廷需要的东西也要抛开市场,成立专门机构来供应。因此,他认为汉代桑弘羊的盐铁专卖政策扼杀了中国的商品经济,是使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千古罪人。

傅筑夫先生的论著多有独到见解,如他谈到思想意识上“谋生”与“谋利”是有根本区别的,“谋生”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谋利”则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傅筑夫先生的这些经济史结论,实为老一代学者学贵自得、成一家之言的心得记录。通读傅筑夫先生的论著,我们可以从中真切地体味到其尽管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但至始至终坚守严谨求实的学风,坚持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浩如烟海的史料能够深入浅出,既要坚持论从史出,又要敢于提出质疑,不泥古,不拘陈说,不守藩篱,不望风阿世,通过自己艰辛的学术跋涉,刻志兢兢,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

傅筑夫先生作为著名教育家,他对教学与研究者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评价标准:熟悉本专业业务而无创见,只能算个教书匠,要想成为大师必须要有系统的创见,要想成为宗师则必须形成学派,后继有人。傅筑夫无疑是学术宗师,而他对教学的高见无疑是在长期的教学第一线的实践与教学管理工作中得出的。1932年7月至1936年10月,傅筑夫在中央大学任校长秘书时兼任教授,教授《中国经济史》,由此而开始了其全力研究经济史的学术生涯。傅筑夫无疑是中国国内最早教授中国经济史的教授之一,同时这也是教学相长的一个成功案例。傅筑夫在中国人民大学近代经济史研究生班的任教,为其教育生涯留下了浓厚一笔。1953年人民大学在全国招收了16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生,均是各大学德才兼备的在职人员,学制是3年。1954年9月傅筑夫被聘为中国历史研究室国民经济史教授,系近代经济史研究生班的任课老师。傅筑夫到人大兼职伊始,就一边授课一边编写讲义,并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傅筑夫在人民大学研究生班的讲义最后成80万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当年人民大学的这16位研究生,后来均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领军人物。今天仍然活跃在学坛的经济史大师、新中国经济史奠基者之一赵德馨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在学习傅筑夫先生论著过程中,我深深为先生治学精神的恢弘气度,学术造诣的博大精深,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所折服,同时敬仰傅先生丰富多彩的社会阅历和古今中外贯通学术视野以及传道解惑授业的名师风范,傅先生在近现代学术史尤其在经济史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立体型的学者。傅筑夫先生独树一帜的学术品格,其彰显的追求真理科学态度,在社会发生剧烈转型的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

以我学习经济史的肤浅经历,确实没有资格为经济史大师傅筑夫先生的文集作序,只是我就职的社科院经济所的老领导、现任《首都经贸大学学报》主编的杨春学教授受出版社之托,一再下指示令我写序,春学教授知道我是学习传统经济史的,他清楚作为研究生的我1983年春天在北京访学时就购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史论丛》等著作,多次鼓励与鞭策我,只好勉为其难,以上面的学习体会,表达对傅筑夫先生的敬意并聊以为序。

(本文系作者为《傅筑夫文集》 所写序言,《中华读书报》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魏明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学科带头人,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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