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柱 杨 楠 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演进:基于战略惯性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4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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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 (进入专栏)   杨楠  


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演进:基于战略惯性的视角


刘国柱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杨  楠(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冷战结束初期,基于捍卫国土安全、维持权力平衡、遏制“流氓国家”、建立民主和平、协助海外盟友等“五大支柱”,美国政府在短期内规划并实践了以维护美国“首要地位”、建构并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目标的大战略。在短期内,对大战略既定路径的遵循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全球利益。从长期看,对大战略的路径依赖使其内部出现了战略惯性,其直接结果是决策精英群体难以对其中存在的缺陷进行调整和改善。对美国大战略惯性的考察可以置于组织战略惯性的视阈下进行,其产生并逐步增强的因素源于美国政府的遵守承诺、固化认知和有限理性。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美国大战略惯性得以形成并逐步深化。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了惯性对美国大战略的掣肘,但在调整过程中却陷入困境。特朗普执政后,将“克服惯性”作为大战略转向进程的核心理念与首要要务。尽管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改革进程遭遇诸多阻力,但至今仍未停滞,且日趋深化。


[关键词] 美国大战略;战略惯性;“五大支柱”;特朗普政府



作为一种宏观统筹之策,大战略(grand strategy)长期居于美国政策规划体系的核心地位。这种旨在维护国家安全、谋求国家利益的整体方略具有重要的导向性意义,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后美国外交、经济及军事等政策的制定与发展。鉴于国家政治生态中的诸多因素均可置于大战略之下加以认知及讨论,美国对该理念的诠释自始至终都备受世界各国政府所瞩目,其中的利益取舍亦长期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

美国大战略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源于其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这一点在后冷战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难以匹敌的优势,相应大战略的规划与推进皆致力于塑造一种有助于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国际秩序。然而近几年来,国际局势的明显变化使华盛顿面临颇为严峻的挑战。尽管“多极化时代已经到来”的判断仍值得商榷,但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已愈发富有争议性,2017年特朗普的上任及随之诉诸的一系列行动更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为“后冷战时代终结”的标志①。在这种背景下,新一轮围绕美国大战略展开的探讨随之涌现。美国政府怎样在自身相对实力衰减、中国迅速崛起的窘境下对大战略予以考量及重构?美国的政策精英们在面对诸多可供选择的大战略概念时应如何进行取舍?大战略的目的是追求其“自由主义利维坦”身份的延续,还是转而建构“美国堡垒”?这些问题已然成为当前政学两界关注的重点议题。为尝试回答上述疑惑,本文试图从美国大战略的概念内涵出发,借助企业管理中战略惯性的理论,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发展史进行梳理,分析促使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大战略进行调整的动因,进而洞悉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实质与走势。


一、美国大战略与战略惯性

(一)美国学界对大战略的认知维度

美国政治语境中长期存在的“大战略”属典型意义上实践先行于理论的概念。尽管直至20世纪初期这一命题方为军事学家哈特(Liddell

Hart)所正式提出并定义②,但早期的美国决策者们在厘定国家治理路径时,大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了该概念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冷战成为了美国大战略理论及实践的试金石。为在旷日持久的两级对峙情势中占得先机,同样也为了凸显自身施政的特性,历任美国总统都倾向于在上任初期设立一种长期有效、用以统筹规划各领域政策的理论框架,并尽可能确保日后诉诸的行动皆处于这一既定结构之中。也正是由于这种“整体规划”的传统长期得以延续,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才“出现了真正的大战略”[[1]]37。自21世纪初以来,大战略频频出现于美国各类书刊与文章之中,成为当之无愧的热点词。由于其涵盖的内容过于广阔,甚至有学者一度将其视为一种不具备实质性意义的“时髦用语(Buzzword)”[2]。

冷战时期,美国学界已对大战略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尝试超越“战术”对“战略”的桎梏,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一概念。一方面,如柯林斯(John Collins)等军事史学家开始意识到大战略不仅包括军事战略,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心理等各要素的汇集体[3]43;另一方面,其他领域的学者以历史现实与大国战略案例为基础,陆续加入有关美国大战略的探讨之中,充实了其理论内涵,比如威廉斯(William A. Williams)与拉费伯尔(Walter LaFeber)等新左派史学家正是基于对不同时期美国经济、贸易与国内资源等诸多要素进行比照分析,才提出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4]306-326; [5]289-312。总体而言,早期西方学界对美国大战略的研讨呈现模糊与碎片化的特征。

冷战结束初期,大量以美国大战略为主题的学术作品出现。此时美国空前的优势地位使得其国内学界对“大战略”这一核心的概念界定体现出多样性与差异性。截至目前,美国学界对大战略的认识可大体上被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别:

第一类倾向于沿袭哈特、柯林斯等早期战略学家的传统,仍将大战略视为一种相对抽象的“顶层规划”,并着重强调决策者在制定该规划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基于冷战这一鲜活的蓝本,沃尔特(Stephen Walt)与肯尼迪(Paul Kennedy)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后对美国大战略进行了探讨,推动相关研究迈入全新阶段。前者认为大战略的实质即国家“为保自身安全所做的规划”,而政治和军事行为则作为一种手段被纳入该规划之中[6]6;后者在《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一书中明确指出大战略虽超越了军事战略,但仍是一种“克劳塞维茨主义的艺术”,是一种“领导者通过发动国内军事及非军事要素来长期保持并提高国家利益”的规划,而完成这一规划将依靠其“智慧和判断力”[7]4。“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促使学者们在界定大战略时更加强调决策者的个人意志在这一规划中的效用。例如菲弗(Peter Feaver)就认为大战略是“一系列计划及政策的集合体”,而“领导者的想法与期望决定了其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purposive action)’”[8]。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视大战略为“刻意设计”的计划,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国内要素都要“主动适配”这种计划[9]。甚至有学者指出大战略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因素,颇具讽刺地称其不过是“政治家、将军和外交官蜷缩在地图周围,盘算着如何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保护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过程[10]8。

第二类定义着重强调大战略所带有的导向性作用,将其视为某一长时段内左右国家具体行动与资源分配的“指导原则”。这种认知大部分出自冷战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倾向于将大战略作为一种更为具体且细化的“指南”与“守则”加以研讨;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加迪斯(John Gaddis)“用尽其所能,完成其所需”的经典定义③;而马特尔(William Martel)“国家通过调动所有国内外资源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一套操作指南”[11]45的界定亦同样反映了这种观念。与此同时,这些学者大都认为大战略的开展是基于政客、外交家、军方领导者、情报官员等人的“共同战略视野(shared strategic vision)”[7]11,而非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个人任务,如乔列特(Derek Chollet)与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就认为凯南(George Kennan)通过冷战初期的“长电文”引导了冷战初期美国大战略的走向[12]65。

第三类群体认为大战略是一种表现国家具体行为的术语,是匹配国家资源和国际环境的“概念工具”;同等条件下,遵循既定的大战略路径有助于纠正一国可能出现的行为偏差,从而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波森(Barry Posen)所述,大战略即“民族国家用来维护自身安全,同时整合军事、政治因素的目的链”[1]1。布兰茨(Hal Brands)与米勒(Paul Miller)这些当代美国战略学家也同样倾向于将大战略视为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一系列行为(pattern of behavior)”,其实质是对“相互矛盾的事项之间进行权衡”[13]238; [14]13-20。近几年来,美国国际关系学有关大战略的考察几乎都是在这一类视阈下开展的。

上述学者对美国大战略的认知大都基于特定时段的国际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嵌入其对国际局势的深入分析,及对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的评估,而这种认知模式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也正是如此,美国学界长期试图以持续四十余年之久的冷战为蓝本,为美国建构一个更具有前瞻性的大战略概念,并籍此探讨如何运用其各种形式的力量和资源来维持并改善自身的全球地位。正如一些战略理论家所意识到的,有效的美国大战略理念应既应具备“诊断性(diagnostic)”的作用,同时也体现“规定性(prescriptive)”的特质[15]。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当代国际社会语境下的“大战略”可被视为“国家基于内外战略环境与自身行事原则对维护自身利益的路径予以规划,并依照该路径调动国内所有资源,从而诉诸行动”的总体构思。


(二)“五大支柱”:确保美国“首要地位”的大战略基础

对于大战略认知的差异性凸显了其“长时段”、“广资源”,以及“利益优先”等本质属性,同时亦为研究者粗略地勾勒出一种用以分析并探讨高度复杂的美国大战略之框架。正如莱恩(Christopher Layne)所述,大战略的实质无疑是“国家为追求安全而适配的目标和手段(ends and means)”[16]8④。因此,作为宏观概念的“大战略”一词至少包括两层基本属性,即“对战略目标的确定”及“对具体手段的权衡”。这是洞悉美国大战略最为直观的两个维度⑤。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的既定目标长期保持一致,即长期稳定维持自身的“首要地位(primacy)”,而达成该目标的前提条件在于确保国家安全。美国的执政者为实现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试图通过确立数量多、内涵广且相互交错的长期目标来确保其核心利益,维护自身国土安全和经济繁荣,并对国际环境进行治理,从而削弱各种针对自身的威胁。同时,美国亦希望通过推动自由经济秩序,扩大全球经济繁荣,籍此实现国内利益的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维持和修订全球机构秩序,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条件确保必要的国家间合作[17]10。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内外出现了一系列“首要地位主义者(primacist)”,将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视为国际社会良性运转的根本,以及各国诉诸国际行为的动力源泉[18]51-55。

然而,对于实现这一既定目标的具体手段,即诉诸的“战术”,美国决策层的倾向却不尽相同,这也是美国学界围绕大战略实施路径的争论自始至终未曾停歇的重要原因。冷战结束之初,面对“单级时代”的来临,华盛顿决策层选取了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手段来确保自身的利益并维护自身的首要地位。伴随这一战略逐步深入,学界出现了两种意见相左的声音,其辩论的焦点无疑便是美国将通过诉诸何种手段来应对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如华尔兹(Kenneth Waltz)和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这样的现实主义者认为,苏联的崩溃并非意味着美国单级时代的到来。唯有继续维系国际社会的权力均衡,方能够保持美国的首要地位⑥;而如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这些秉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认为,通过国际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加之全球范围内民主的传播,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会得以延伸⑦。“和平都是权力失衡的结果”的经典论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的。可见,在冷战结束伊始,围绕大战略的实施方式,两种不同策略的萌芽便被根植于美国思想界。

此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相对优势的下降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该国学界围绕美国大战略的辩论,多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也陆续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按照波森的总结,大战略的论辩流派可以被分为合作安全论、主导论、选择性参与论和孤立主义四种。而“9·11”事件后,选择性参与论和孤立主义日渐式微,合作安全论与主导论占据主流。前者无疑是美国长期倡导的自由主义的体现,倡导控制军备、建立安全合作机制、并保持科技领先;而后者则是现实主义与新保守派的融合,实际上是新保守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胜利。此外,近几年也有一部分学者从其他视角看待美国大战略的推进模式,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尽管系统层面的相对权力转移勾勒了国际政治的轮廓,但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国内政治等单位层面的变量也改变了国家认知的方式,并予以反馈[19]118-121;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针对美国大战略的探讨忽略了“次国家层面(sub-national layer)”的诸多问题,因而做出的论断亦是不完整的[20]。

无疑,有关美国大战略理论模式的论争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美国是否应该积极介入国际事务、起到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责任所进行探讨的变式,其实质“不外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辩,各种假想模式几乎都可以划归上述不同思想流派的范畴之内”[21]25。总之,尽管不同时期美国所面对国际环境的差异,以及自身相对力量的变化,美国实践自身大战略的方式长期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之中。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的大战略考量可以被单纯视为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而是这些思想指导实践的交错杂糅。总的来看,实践中的美国大战略时刻没有脱离下述五个要素,即:

一、捍卫国土安全,尤其是“9·11”事件后,这一诉求变得更加迫切;

二、维持权力平衡,以确保后冷战时期自身业已建构的国际秩序良好运行;

三、遏制“流氓国家”,防止伊朗、朝鲜等国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破坏;

四、建立民主和平,为世界各国强加意识形态的属性,并籍此划分阵营;

五、协助海外盟友,确保美国盟国的政治与经济稳定发展,达到“良性治国”。

自冷战结束以来,上述五个要素是美国决策精英群体进行战略考量时的重中之重。在经历长期实践后,最终形成了美国大战略内部的“五大支柱”⑧。其中,前三点无疑处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之内,而后两者则是自由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正是这些重叠、纷杂甚至相互抵触的思维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政府大战略的实践路径方被塑造,并起到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正是对这些要素的遵循,美国在后冷战初期在最短时间内便形成了自身大战略的运作模式,使其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有效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长期相对固定的发展模式却使美国大战略逐渐产生了对既定路径的依赖,致使美国的决策者难以在短期内对其进行调整。


(三)战略惯性:美国大战略的转型阻力

纵观冷战结束至今近三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在后冷战初期所设立的大战略思维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助推动力。然而,伴随几次经济危机与恐怖主义袭击,旧有的战略路径难以完全适配时刻处于变动中的国际局势。尽管历任领导者都试图对既定战略进行调整,但往往幅度较小,进程缓慢,因此时常使美国的决策群体处于被动之中。这一窘境固然与美国政治生态的特质有关,但亦有可能与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大战略中的惯性具有重要联系。

惯性(Inertia)最初来源于物理学领域,意指物体本身所具有的保持原有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特征,是一切物体的根本属性。惯性的本质反映了物体内部存在的稳定性,也体现了其对改变自身状态无能为力,以及对任何变化具有抵制特性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惯性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概念。以汉南(Michael Hannan)与弗里曼(John Freeman)为代表的斯坦福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受到强大的惯性力量的控制,即所谓的“组织惯性”[22]。当企业以及其他机构在进行组织管理时,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惯性特征,即在感受不到压力、威胁、危机或挫折等“外部力量”时,将保持原有的发展路径与运行模式不变[23]。而战略惯性理论衍生于组织惯性理论的基础之上。该理论认为公司、企业等组织在制定和实施自身战略的过程中,倾向于从经验主义的视角套用旧有战略模式,而由此所策动的战略改革迟缓且渐进[24]。由于秉持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战略惯性理论认为组织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因此战略惯性的形成是必然的。

惯性“伴随人类进程而来,是历史进程中人类行为的沉淀,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稳定力量”[25]105。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战略与企业战略相似,其本质仍是一种组织战略;国家长期深陷战略惯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中而难以对其进行克服,便会土崩瓦解,招致与企业破产同样的下场。例如,冷战末期的苏联正是受到其长期战略惯性的负面影响,最终走向崩溃[26]。战略惯性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该过程的动力或源于国际行为体长期遵循的对外方针政策[27],或是源于国家内诸多政府组织在既定运作模式中衍生的路径依赖[27],亦或源于政府组织内部战略文化对其的桎梏[29]。在大多数时间内,这三种作用力交替或同时发挥作用,对国家调整自身战略的行为施以束缚。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国家战略惯性的定义将建立在组织战略惯性的基础之上,即“国家长期推行的战略预设对后续战略目标选择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效用”。总的来说,导致国家战略惯性产生并增强的因素有以下三点:

(1)遵守承诺:在宏观层面,对既有承诺的遵守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行为合法化的重要根基,也是国家大战略惯性的重要成因。这一“义务”存在于国家决策群体的潜意识之中,强化并约束着国家的施政理念,使其难以对既有战略进行较大的调整。如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若是要维持其绝对优势,或击败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势必要进行大规模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以遵守其对他国的战略承诺。以这无疑是战略惯性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

(2)有限理性:在中观层面,国家本身的有限理性导致其在进行决策时,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窘境,也有可能出现对局势的误判,更无法知晓既定战略的执行效果。因此,决策群体只能退而求其次,做出相对合理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进行战略抉择时,本能地倾向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调整,而忽视了更广范围内的选择,体现出一种“短视”的特质。冷战期间,美国决策精英群体就曾多次做出错误的预判,小则招致猪湾事件的失败,大则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

(3)固化认知:在微观层面,个人特定的教育背景及行业轨迹将使政治家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进而演变为认知惯性。更重要的是,政府内部的惯例、流程、规章制度以及部门协调等因素会长期对这种旧有思维进行强化,使得这种惯性增强。例如,在美国的官僚政治话语体系中,执政者冲击固有势力、挑战内部权力的尝试将使其面临失去大多数人支持的风险。可见,基于认知的思维惯性会以一种社会化的“风气”内嵌于国家决策群体内部,克服起来也更为困难。



表1 战略惯性产生的因素及其特质


在这三种因素的交错重叠之下,国家的战略动员能力得到了提升,但进行战略调整或改革的能力将受到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惯性并非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贬义词。在一国成立初期,战略惯性有助于提高国家战略的实施效率;然而在长期看来,这种作用力之于国家的发展无疑是弊大于利的。鉴于质量是惯性大小唯一的量度,大国易借助惯性在短期内让自身大战略快速步入正轨,更易在长期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战略惯性的负面影响。所谓的战略惯性究竟在冷战初期多大程度上维护并夯实了美国的“首要地位”,当下又以何种方式抑制了美国政府的战略转向?回答这一问题,无疑要首先对后冷战至今的美国大战略发展史进行追溯和梳理。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演进及其惯性的形成


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旧有国际体系的崩溃,也预示了长期以来美国决策层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大战略规划模式告一段落。美国失去了最为明确的敌人,一跃成为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首屈一指的国际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拥有了无可厚非的“首要地位”;然而,正如前任美国中情局长伍尔西(James Woolsey)“杀掉一只巨龙,却发现自己身处遍布毒蛇的丛林中[30]”的描述,国际政治真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给美国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威胁。因此,美国的决策精英尝试借助这一时期无可比拟的优势,推行自身创设的一整套规则并广泛且深度介入国际事务,以此维持其领导地位。这种大战略在后冷战初期得到了一定成效,然而伴随时间推移却为美国的优势及其领导力带来了负面收益。因此,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对后冷战至今美国大战略的发展和演进予以梳理,并结合不同时期美国决策精英团体为维护美国“首要地位”而对“五大支柱”的认识与优先性的权衡进行考察,是理解美国大战略惯性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一)“首要地位”与美国大战略惯性的形成(1992-2008)

老布什政府与大战略基调的确定

自1989年入主白宫以来,亲历冷战终结的老布什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率先奠定了“后遏制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基础。在1990与1991年的两次国情咨文中,总统明确表达了美国将在未来逐步建立起民主和平的宏观愿景,其中不仅提到了“美国处于不断扩大的自由圈的中心”的论断[31],更并力图建立“能够实现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制等人类普遍愿望的新秩序”[32]。在1990 年3 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超越遏制”的战略被提出,美国通过预先支持苏联的转型来确保其不会重蹈覆辙,并将其“作为一个有益的伙伴纳入到国际体系中来”[33]9。可以说,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预期不仅奠定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发展的基调,同时也成为美国向其盟国作出的重要承诺。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一系列战略规划逐步扩大自身在海外的存在,并构建持续不断的影响力,从而履行这一承诺。在1992年3月由纽约时报披露的“防务规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可以被视为后冷战初期美国维持并长期延续自身“首要地位”的战略框架。文件指出,美国必须展现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能力,来让一些“潜在的竞争者”充分认识到其“不需要追求自身更大的作用”,也没必要以“更积极的姿态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34]。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应当对挑战或尝试推翻其既定秩序的国家予以压制,同时尝试维持大国的权力均衡,以防止新的竞争对手出现。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大战略带来的是一种目光更为长远的全新行动范式,而充实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是诠释这一范式的主要手段。也正是这种情况下,同时,正如1991年《国家安全报告》中所提到的,“世界上仍存在着自发动乱的根源”[35]18。也正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美国寻求通过建立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支撑自身的大战略。这种强调将“硬实力”作为自身战略护盾的思维为老布什政府及其后的外交政策方向奠定了重要基础。自此,美国开始将焦点转移到捍卫国土安全、惩治由“流氓国家”、“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以及包括恐怖组织在内的诸多非国家行为主体所带来的区域性冲突,防止这些因素对美国首要地位的侵蚀。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以及此后爆发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加强了美国诉诸这一战略的合法性。1993年1月,老布什在一次演讲中称,如果美国继续保持“被动和冷漠”,那么无疑“将面对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而“美国公民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36]。这种主张认为美国的“首要地位”将会为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带来益处。也正是在此时,美国大战略中开始强调维持自身在世界关键地区存在的必要性,开始纳入处理多地区冲突的考虑,以便在发生这种冲突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大力发展军事能力与核能力来遏制可能存在的国际秩序破坏者。


克林顿政府与大战略路径的强化

尽管在竞选期间较为强调国内政策在未来政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但克林顿在组建政府后在短期内继承了老布什政府时期大部分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遗产,使得美国的大战略在总体上体现出一种延续性。其更加强调发挥自身民主价值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后冷战初期美国大战略思维体系的基础。1993年,时任国防部长阿斯平(Les Aspin)再次警示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并没有伴随冷战终结而消失,并指出美国“在一个民主化、多元化制度存在的世界中更为安全,而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无疑会增强民众的福祉”。他特别指出,美国应该“通过促进民主”以及“发展自由市场”来促进其,同时妥善处理那些对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打造一种“自由,繁荣与和平的国际伙伴关系”[37]2。阿斯平的报告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其有力地呼应了老布什政府期间战略中蕴含的自由主义逻辑,并在此基础上予以适当扩展。

同时,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决策精英群体也进一步试图对美国大战略中涉及“硬实力”的部分进行完善和扩充。1994年,国家安全顾问莱克(Anthony Lake)在著名杂志《外交政策》中明确指出,美国需要严肃对待古巴,朝鲜,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等所谓“无赖国家”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这些政权不仅会破坏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更易诱发其“受困心态(siege mentality)”,通过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来确保自身安全[38]。莱克的报告体现了美国决策层逐渐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即美国有责任和义务来制裁这些国家,确保美国在世界主要地区的战略利益,从而促进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等理念的传播。遵循着这一逻辑的引导,克林顿政府在海地、索马里和科索沃等地积极实施干预,反对军事政变,并尝试颠覆经非民主方式选举而产生的政府。

除此之外,相比老布什时期,克林顿政府试图融合美国大战略中军事与意识形态的部分。在这段时期内,其先后颁布了七份国家安全报告。其中,1994年的报告将原有主题为“参与”的战略调整为“参与和扩大战略”,较为明确地体现了美国将以为积极和明确的态度维护自身“首要地位”的意图。该文件明确指出,美国的所有战略利益

都是通过扩大民主和自由市场国家的共同体来实现的。美国决策精英团体意图通过利用苏联垮台所带来的机会,促进其繁荣,到有可能威胁其领土的全球威胁,同时寻求将冷战时代的现实主义思维与物质力量的效用结合起来作为其重要工具,并以更为自由主义的思想促进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等理念[39]。在克拉克(Michael Clarke)等人看来,这种特征表现为一种美国政府一方面积极促进北约的东扩,并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了无休止的血腥战争;与此同时,其又与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建立了一种“可控的”关系,使之成为美国全球贸易的重要支持者[40]486。

可以说,老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有效地利用了后冷战初期的权力真空所赋予该国的优势性地位,推动一种结合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扩展型大战略,并为未来这一战略的运作模式定下基调。然而,大战略所具备的路径依赖特质使得政府的施政合法性长期基于对既定路径的被动遵循,尤其是在克林顿执政末期,这种惯性作用已颇为明显。例如,1993年,美国在索马里严重受挫。迫于政治影响,克林顿戏剧性地退出索马里,并迅速而彻底地抛弃了所谓的人道主义议程。就在几个月后,卢旺达爆发了种族灭绝行动,美国再次处于被动之中。为恢复信誉、遵守承诺,克林顿决策团队不得已再次重启该议程,并最终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套用旧有模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方法已经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尽管美国的中级官员一再催促,但克林顿及其政治顾问们却无力对危险做出有效的回应。随着总统的任期即将结束,大战略关系所导致的军事干预困境继续困扰着美国政府。


小布什政府与大战略转型的阻力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有批评者意识到美国大战略惯性的负面效应,并明确指出美国为维护其“首要地位”而在世界范围内永久诉诸霸权的行为“可能会引发本应避免的国际阻力”,并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14]167。然而,固化的认知严重影响了该届政府对大战略效能的评估。包括伍尔夫维茨(Paul Wolfowitz)、赖斯(Condoleezza Rice)以及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小布什政府的鹰派顾问仍坚持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无与伦比的实力在本质上是一种“良性力量”。这些秉持“霸权现实主义理念”的决策精英对一个多极国际社会嗤之以鼻⑨,认为所谓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才是确保美国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最佳手段[41]。在1992年沃尔福威茨提交在给副总统切尼的“防务规划指导(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中,这位国防部部长呼吁采取强有力的单边手段来进一步延续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统治地位。文件直言不讳地写道,美国“不会允许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崛起”,并主张利用美国的绝对力量来击败其威胁,并塑造全球环境[42]27。在尽管因泄密而不得不重新起草,但这一文件可以被视为小布什政府时期决策团体所秉持战略理念的缩影。

小布什政府诠释大战略的手段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仍与其前任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与此同时,由于外部战略环境的变化,其有目的性地调整了美国大战略中几个支撑要素的优先次序。上任初期,布什便有针对性地指出,自身与克林顿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治下的美国不会依赖不可靠的、为“流氓国家”提供便利的国际军控协议,而是通过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扩充美国的核武库来[42]。同时,赖斯2000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中表达了与之相似的观点,强调新任政府的重要任务便是“重建和加强固有联盟”,确保美国会拥有遏制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投射权力并保护自身利益的军事能力,以限制和应对“流氓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恐怖主义[43]。在“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坚定了这种“维持绝对军事实力为主,构建世界秩序为辅”的大战略实践模式。

因此,小布什政府的决策思路自始至终颇为明确,即只有制定基于美国价值普遍性和美国力量的首要性的大战略,才能确保国家和国际安全。“9·11”事件使得小布什政府坚定了原有信念,美国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拖入到旷日持久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中。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指出朝鲜、伊朗和伊拉克由于支持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而构成了“邪恶轴心”,也使得自己的任期成为了“自由的历史上富有决定性意义的十年”。对于美国来说,其在这段历史中则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44],发展国家的防务并不单纯为了自身安全,更是为了在全世界确保“利于人类自由”的公正与和平,这既是“美国的机会,也是美国的责任”。在同年9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被描述为“恐怖主义极端势力与高科技的结合”[44]。其明确指出,若美国的“力量将足够强大,可以阻止潜在的对手进行军事集结”,在这种语境下,“先发制人”的战略最终形成。而后,美国政府通过成立国土安全部等举措将捍卫国土安全的理念机制化。

相比之下,尽管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理念为美国大战略中增添了单边主义的色彩,但其仍没有完全抛弃国际合作这一重要的战略支撑。正如他在自己第二任期的就职宣言中提到的,“支持民主运动的发展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而最终目标是无疑是“终止我们世界的暴政”[45]。同样是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还同时强调了国际协调与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是为了“建立有利于实现自由的均势”,其目标不仅在于维护自身的和平与安全, 而且还致力于帮助世界变得更安全与美好[46]。为此,美国应同其他国家通力合作,并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以击败全球恐怖主义。


在苏联解体后,结合国际安全格局的转变,美国最初的几届政府有效地利用了自身的优势实力,对支撑美国大战略发展的五大支柱予以平衡,并以不同方式诠释了自身的大战略。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两党的持续合作,几届政府之间大战略之间虽各有侧重,但却表现出了一种高度延续性,即在目标上维持美国的“首要地位”,并以不同手段维系以美国实力作为支撑的自由国际秩序[47]18。经历连续三届领导班子的自我强化,这种延续性最终形成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惯性。然而与之相矛盾的是,在“干涉主义”、“反恐战争”、“单边主义”等一系列思想的共同作用下,美国所重视的“首要地位”却处于一种日渐衰减的尴尬境地,在两次耗费美国资源的战争后,虐囚等人道主义灾难陆续发生,要求美国“回家”的呼声此起彼伏。这无疑“不是权力的平衡,而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明显的不平衡”[48]。因此,美国的决策精英们开展了调整旧有大战略的尝试。


(二)“首要地位”与美国大战略调整的困境

在小布什任期结束之时,美国在后冷战初期的绝对优势地位因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与此同时,“其余国家的崛起”[49]xxiii使美国的国际环境变得更为糟糕。2009年12月,奥巴马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历经八年战斗,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现在有必要着手结束这些冲突了”[50]。为了对小布什时期所谓的“战略错误”予以纠正,奥巴马在任期之初便表现出对大战略进行调整的迹象,并强调要在短期内改变美国的对外与国家安全政策。奥巴马的团队认为小布什的国家治理模式“更具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 [51]104。这种论断使得总统上任之初任务非常明显,即在适应全球形势的同时,吸取前一届政府的惨痛教训,从而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实际上,在奥巴马看来,尽管相对力量有所衰弱,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核心地位仍旧不可撼动,国际秩序仍非常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因此,他只是希望通过更低的军事代价,以及更加灵活有力的外交手段,来维持美国的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从这一点上讲,奥巴马政府大战略仍旧没有脱离五大支柱的支撑,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降低因战争和武力干涉所造成的损耗成本。这一治理方略成为其处理全球和区域问题的重要框架。自2009年起,所有美国的重大战略文件都再三重申要“维持美国的首要地位”,并继续致力于“塑造一个反映着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⑩。如今可以看出,战略中心的转移是奥巴马政府诠释自身大战略的显著特征,其直接结果便是对战略支撑的优先次序进行了调整。

其一,尽管奥巴马政府意识到庞大的军费开支正在逐步将美国的“首要地位”消耗殆尽,并因此尽可能地减少军费支出,但实际上其在捍卫国土安全方面付诸了更多的努力。大部分观察者倾向于将“奥巴马主义”的核心原则视为一种“责任分担(shared responsibility)”,其实际上是一种较为实际的离岸平衡手段。这一理念强调通过联合盟友,诉诸集体行动,或通过发展“当地伙伴关系(local friendship)”及加强盟国建设等手段来减少美国的消耗,并在此基础上使美国的军事行动的性价比最大化。而在技术层面上,奥巴马政府更多依靠“秘密战争(covert war)”和特种行动,引入更为先进、前沿的技术,并增加情报人员的参与度,来完成指定任务,从而达成既定战略及行动目标。

这种被称为“代理人战争(surrogate war)”的模式间接地影响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甚至形成了一种名为“替代战争”的理论,即将战争的负担“外化给其代理人”[52]104-105。在叙利亚战争时,奥巴马通过这一战争模式进一步推进了他的大战略,通过提供一定程度的援助来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组织推翻巴沙尔政权,从而达成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而在利比亚战场上,这一方法强调“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并将无人机、特种作战部队(SOF)和其他“轻足迹”策略作为打击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团体的主要工具,这些手段被视为奥巴马寻求将责任转嫁给美国盟友的尝试[53]。上述这些因素,加之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所导致的两党僵局,使得美国的国防支出从2010年的7590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5960亿美元⑪。

其二,尽管强调撤出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因素,但奥巴马政府却仍旧认为美国的“首要地位”是建立在军事实力的绝对优势之上的。因此,奥巴马在强调“代理人战争”的同时却在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与海外联盟的联系,因而不得不维持一座基于安全承诺的庞大盟友系统。同时,由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全球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强,相比小布什时期,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与财力来应对核扩散、恐怖主义和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为完成既定的大战略目标,就亟需更大的投入来应对对于他们来说最为严重的威胁,无论是2009至2011年对基地组织的报复性打击,还是2014年的反伊斯兰国家运动上,这种资源的投入体现得亦十分明显。因此,尽管2010年后美国国防预算大幅削减,但统计却赫然显示,其在2015年军事上的开销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高出近三倍之多[54]。

其三,奥巴马政府尝试寻求新的国际经济建设支点,并倡导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合作。在其政府在组建初期,奥巴马的政策团队中如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意识到“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将写在亚太地区”⑫,在早期便做出了自身的战略论断,并随之提出了“重返亚太”的口号,主张通过签署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国际协定来巩固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同时进一步推动其长期倡导的自由贸易的发展,并随之整合以亚太地区为首的经济体系。尽管美国从未在亚太地区缺席,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一倡议仍然为美国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最终,美国将海、空两军开支的60%投入亚太地区,同时转向重点发展并保留美国常规威慑所需的先进能力。“亚太再平衡”战略还体现在加强美国对非盟友的援助方面。通过加强目标国家的现代化,以及长期保持美军的军事存在,美国同时与印度、印尼等非盟国也建立了更深层次的防务关系。

与此同时,人权和民主仍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首要议题之一。根据奥巴马所述,自2011年起在利比亚诉诸的军事干预行为“旨在于保护平民…同时引入更为多元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可见,奥巴马时期大战略思维在全球范围内仍旧延续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一方面,这种手段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所采取的克制和紧缩倾向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这种手段也可以被视为是其大加吹捧“亚太再平衡”背后的逻辑。

其四,借助前几种支撑,奥巴马政府希望进一步维系后冷战时期国际秩序,保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权力平衡,并加强自身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鉴于中国的崛起带来美国相对实力的衰弱,奥巴马大战略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美国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的应对策略,被称之为“衰退管理(decline management)”。2013年3月,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Tom Donilon)详细阐述了“亚太再平衡”的核心内容时,有限度地表示美国的“首要地位”已经受损,并强调通过避免小布什时期的过度扩张来维持美国的优势地位[55]。而在2012年连任后,奥巴马的决策班子更加意识到美国对美国首要地位构成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包括“崛起的中国”,也涵盖“自信的俄罗斯”,两者构成了美国“首要地位”最有力的挑战者。同时,包括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次区域地区的不稳定态势造成了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等长期盟友怀疑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不仅动摇了美国人民“对于本土的信心和基本乐观态度”,而且也造成一种国家相对衰退、政治体系失调的感觉[56]。

对于奥巴马时期美国大战略的评估,人们各执一词。一些观察家们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大战略“明智且经过良好的整合”,可以增强美国在“长期博弈”过程中的力量[57]5。相比之下,批评者们则认为,奥巴马的在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全面紧缩姿态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是有害的,甚至是“毁灭性的”[58]2。而如盖尔布(Leslie Gleb)等知名观察家认为奥巴马的一系政策设置缺乏连贯性,因此甚至不认为其有成型的大战略[59]。而奥巴马本人对大战略亦不屑一顾,他曾说道:“我现在甚至都不需要乔治·凯南了”[60]。

总的来说,尽管奥巴马政府试图对美国大战略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效果却不甚明显。在其执政的八年时间中,左右美国大战略的五大支柱都较为完整地被保留了下来,且战略的整体意图仍与后冷战时期美国治国路径的大致轮廓相契合,即维持美国的“首要地位”,捍卫自身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具体手段的抉择上,奥巴马无疑非常希望汲取波森“克制(restraint)”思维的精华,将财力和精力更为精细化地投入到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上,并通过发展盟友关系分化美国的责任。奥巴马最终成为所谓的“跛脚鸭总统(lame-duck president)”。然而,大战略本身固有的惯性让奥巴马在政策的实施进程中遇到诸多瓶颈,这使得在其政府末期,有一种为小布什辩护的言论趋势形成。人们认为小布什在美印和美中关系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被严重低估,他在第二任期努力纠正第一任期的例如疏远关键盟友、错误占领伊拉克等错误的努力亦没有受到重视[61]159-173。而对于奥巴马来说,无论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问题上,亦或是美国更广泛的全球部署,奥巴马的治国方略总是能定期地让人们产生疑问,怀疑总统“不仅没有从前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反而自己也犯了相同的错误”[51]102。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巴马政府并未有效阻止美国大战略的惯性,更没能解决美国大战略所面临的困境。


三、“克服惯性”: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大战略的调整及评估


在奥巴马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相对衰落、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既定事实,美国大战略所追求的“首要地位”已经面临重大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围绕“极性(polar)”这一地缘政治变革的起点,国际上展开了一场有关美国“单极时代(uni-polar moment)”是否结束,以及一个新的“多极世界(multi-polar world)”是否已经出现的辩论。而其中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无疑是政治界对于美国内外部战略环境感知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确实处于衰落的进程之中,而其长期所追求的“首要地位”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为50%,而今天则缩减至是24%;相比之下,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不到2%增长至如今的近15%。同时,自冷战时期以来,过去二十五年经济活力从西向东的转变,以美国为主导的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集体份额下降了12%,而东亚区域经济体的份额则增长了8%⑬。但对于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的超级大国来说,他们对于防守来说难以控制。即使是目前最积极的建设,军费开支也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而冷战高峰期的军费开支仅占10-12%。在国内方面,美国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目前,超过1200万美国人在制造业就业,但自此以后又有500万人失业。尽管在冷战高峰时期,有将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在制造业工作,但目前现在只有8%的愿意从事相关的职业[62]。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将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归咎于南部的“渗透性边境”。这种对个人安全的担忧将大大降低低成本劳动力向美国境内流入的趋势。著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人“将对民主政府应对挑战的能力愈发怀疑”,而这种的态度结果便是倾向于选举出强有力的政治领袖领导国家[63]28。内外相叠加的压力使得美国不仅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得不支付高昂的成本;同时从财政角度而言,如果税收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原有的大战略路径尚可维持;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无论消费性支出增多或减少,美国的财政政策都会“站不住脚”[48]。

然而,固化认知仍主导了一部分的思想,认为所谓的“美国衰弱论”不过是一种对美国战略环境的错误感知,美国经济下滑的论断是一种“被夸大了的事实”,美国的强大“仍是无可厚非的”。正如观察员利伯(Robert Lieber)所言,“从实质角度来看,尽管美国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无与伦比的”[64]153。秉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若按照按市场汇率计算,201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为22.54%,而到201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4.32%左右。相比之下,被视为其首要潜在竞争对手的中国在2014年约占11%,而在2017约占14.84%。在这个角度看来,美国仍保持相对中国的绝对优势;在军费方面,美国的支出优势则更为明显,仍远远领先于其竞争对手:在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5960亿美元,中国为2150亿美元,俄罗斯为664亿美元;而到2017年,美国为6100亿美元,中国为2800亿美元,俄罗斯为663亿美元。美国仍占据世界军费开支的35%,而中国和俄罗斯仅为13%与3.8%⑭。在技术方面;华盛顿仍保持着巨大的优势,例如航空母舰,先进战术飞机,核动力潜艇等等,这使其仍可以控制全球公共区域,并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这些数据令持这一观点的人坚定认为,尽管华盛顿的优势已经减弱,但它在全球范围内仍保持与其潜在挑战者之间绝对的“首要地位”。

尽管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在选取并推动该理念实践的最佳方式上时常出现分歧,但出于对美国绝对力量的笃信,这些人仍默许“首要地位”大战略的合理性。这种情况在特朗普上任后出现了转折。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国内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民粹主义行为的化身,一方面,他的当选撼动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他的一些举动对长期占据美国政界的国际主义外交思想造成了根本性挑战,这种情况使的特朗普在上任一周年以来对美国大战略的“五大支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特朗普政府大战略调整的路径预设:克服惯性

特朗普在上任之初便积极在美国国内建构一种外部危机观念,即国际环境深刻的变革已成事实,美国和西方无可争辩的优势日渐消退,意识形态斗争和大国碰撞增多,其应对全球安全而建立的合作体系也即将崩溃。在其政治语境中,当前的世界已经“重回更为正常的状态”,而这是一种更危险和不稳定的状态,即“后冷战时期的结束”。

鉴于特朗普在施政方面体现出的任意性与随机性,以及他持续不断地对美国外交政策体系的去结构化,美国国内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特朗普政府不存在所谓的大战略⑮。在2016年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所阐述的“美国第一”原则尽管可以被视为是总统本人一系列思想感知的汇集,然而这些想法无疑是“新瓶装旧酒”。“美国第一”的愿景无疑是重新确立了其任期内大战略的主要目标仍是追求长期、持续的“首要地位”,而其更倾向于利用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来达成这一目标。因此,特朗普看似随性且凌乱的外交思想实际上有其大战略机理,而这也无疑是对美国外部战略环境深刻变化以及强大的战略惯性所做出的回应。

总的来说,特朗普政府试图对长期主导美国政策走势的既定大战略予以调整、尝试克服大战略惯性的论断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特朗普试图打破决策精英与美国民众的固化认知,指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并非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在他看来,美国“已经与世界达成了一项无能为力的协议”,这一协议不但没有为美国带来繁荣和和平,反而让其“殚精竭虑”;相对应地,由连续几任政府所塑造的后冷战自由主义外交政策传统“并不是自身利益的更高表现”,而是“一个天真的赠品,以美国消耗自身为代价铸造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世界”[65]。尽管美国国内有很大一部分反对声音认为以“堡垒美国”的心态规避当前面临挑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可实际上,特朗普对于国际事务的基本看法“早而有之”,其在竞选期间便将当前的国际局势描述为“温和的国际无序状态(mild international disorder)” [66]。这种情况使得如卡根(Robert Kegan)等学者认为“当选总统对承担全球秩序负担毫无兴趣”,而特朗普的一系列行为“意味着美国已最终接近长达70年历史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末期”[67]。

其次,特朗普质疑早期政府基于有限理性所做出的决策。在竞选时期,特朗普便着重强调,维持大国权力平衡并非是美国的责任,亦不能对维护自身的利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意味着美国的竞争对手在当前有更大的余地来改变国际秩序,籍此适应自身的偏好,这也成为了推动当今全球政治发生变革的重要因素。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积极的经济外交使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更接近北京的经济轨道,加之美国国内在经济上的疲软,使得一部分美国旧有盟友不认为其能够继续承担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重任,例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2016年高调宣布“美国已经失去了争夺地区优势的斗争”[68]。因此,深谙经营之道的特朗普笃信美国没有必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致力于维护既有国际秩序。

从这点看来,特朗普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布尔(Hedley Bull)的思想,后者认为国际政治的首要特征是有序和无序的力量之间的持续不断冲突,亦是国际政治生态中的常态⑯。对于美国来说,非理性与具备威胁性质的非国家行为体交错对其塑造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同时跨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复杂性似乎超过了现有自由主义框架下诸多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的承受能力。所有这些现实性问题共同营造了一种不稳定的国际环境。有人认为国际社会“正遭受着与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所遭遇的相似的秩序崩溃”,但由于当前迅速的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等诸多因素,美国所面对的潜在威胁似乎比以往更大[69]。在这种视角下,特朗普尝试推卸国际责任,并将中东等地的乱局视为“一种可笑的轻描淡写”便不足为奇了。

最后,特朗普无意遵守美国曾经做出的承诺。特朗普多次表示,其不希望进一步拓宽或深化与固有盟友之间的合作,亦不希望致力于改善与潜在敌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国内不乏有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的崛起与进步“并非是多极化的直接结果”,而是前几届政府长期屈从于大战略惯性的“懦弱表现”,造成了“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消耗”[70]。特朗普与美国国家主义者秉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尽管美国在支持海外民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并没有可靠的手段和系统的方法予以支撑。而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理念在美国政治思想界不具普遍性,大部分民主人支持有利于维护和延续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政策,而即使在右翼势力阵营,反对国际主义的思潮也绝非普遍。特朗普认为北约已经过时,而欧洲国家对军费的分摊远远小于美国国内的需求。这严重冲击了自小布什时期就呈现分裂之势的美欧关系;与此同时,特朗普在上任前更是对美国的最大潜在对手中国予以抨击,称中国是敏感的敌人,如果当选,将发动对华的经济和贸易战争。诸如此类的言辞层出不穷。


(二)对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大战略的效果评估

经历一年的运转,相比上任初期做出的颇为的预期,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更为克制,在某些领域相较上任之初颇为激烈的言辞更是相去甚远。这凸显了大战略关系对该届领导班子施政进程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总的来说,这种反作用力具体体现在美国大战略实施进程中的几个重要方面。

其一,在宏观层面,特朗普政府以“新语言”诠释“旧路径”,仍体现出一种对既有承诺的遵守。虽然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将缩减美国在海外的责任和义务,并“致力于消灭美国的特殊性”,但这种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第一”的战略构思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在上任后,特朗普政府大战略仍保持着对自身“首要地位”维持与延续的态势,这使得其在很多方面仍继承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遗产。

例如,在“极端的国土安全观”下,特朗普政府试图调整战略重心,大幅削减自身在海外的军事力量,籍此减少不必要的军费支出。但截止目前为止,虽然美国已退出了TPP等多边机制,但在亚太等关键战略区域进行的战略收缩仍十分有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自身的安全承诺。如果说2015年奥巴马政府决策顾问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与特里斯(Ashiley Tellis)借助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修改美国对华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是将中国界定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并吹响了对华观念从合作转为竞争的号角的话,那么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则表明了这种观点已成为政府内外的共识,并被纳入到国家整体大战略的轨道之中。对华关系不仅仍旧保留着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烙印,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深。此外,正如上文所述,特朗普政府所强调的“责任分担(burden sharing)”并非其开创的先例,而是奥巴马“代理人”战略的进一步深入。从本质上讲,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是为替代战争奠定了理论基础:将战争的负担外化给代理人[71]108-109,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其仍旧强调通过集体、秘密行动与当地政府的能力建设来达成目标,这些手段无疑是“趋势使然”。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试图对盟友进行“洗牌”:联合那些与美国在反恐等领域有共同利益的伙伴,排除那些长期利用其公共产品、“搭便车”的“伙伴”[72],实质上仍保持了对盟友的重视。

其二,在中观层面,尽管在竞选期间再三声称治理全球经济秩序、协助“失败国家”走出困境并非美国的天然责任,但特朗普迄今为止的种种行为证明,其仍旧没有放弃这项支撑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顺利实施的策略。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时刻强调多边协定对于美国的不公平,并将这些框架视为美国经济繁荣的头号敌人;上任之后,特朗普虽然迅速退出了TPP,并将旧有的《北美贸易协定》替换为更具排他性的“美墨加协定”,但在实际上,其却仍倾向于利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的多边机制处理来具体问题。另一方面,特朗普将区域治理与预防恐怖主义紧密联系的倾向使其对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大放厥词,将这一群体视为降低美国国内民众就业机会的首要诱因,并在2017年初的一份行政命令中,将其与跨国犯罪、毒品和恐怖主义息息相关的移民问题定性为国家安全问题[73],将穆斯林难民、移民及其后代描绘为在美国国内传播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特洛伊木马”[74]。然而截止目前,不仅美墨边境的隔离墙修建仍然遥遥无期,其诉诸的移民政策也因遭到国内多种政治势力的反对而寸步难行,美国与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诸多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亦急转直下。美国在自己的“后院”陷入了困境。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以一年以来的实际行动表明,美国将继续坚持针对国际社会中的“流氓国家”进行打击,这无疑体现了其继续捍卫后冷战时期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强烈意愿。在反恐方面,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沿用并逐步加强了奥巴马的“轻足迹”模式,籍此打击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极端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批判奥巴马政府对阿萨德政权进行武力颠覆,声称其应成为美国反恐战争的合作伙伴,但在2017年4月及2018年4月,美国仍旧对叙利亚政府军进行大规模空袭,从而再次退至奥巴马五年前设置的“红线”之后[75]。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继续通过执法机构与适当数量的军事部署对包括海盗、恐怖分子、毒贩与有跨国组织犯罪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惩治,从而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方面继承并扩大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成果。特朗普在朝韩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时选择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同样体现了这一点。

其三,在微观层面,固化的认知持续对政府决策体系产生影响。特朗普无疑将会面对来自国会和官僚机构等方面的阻力,抑制其政策理念顺利实施。除了反对党在国会方面持续不断的反对声音,美国政府内部以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为代表的、相对保守的国家安全建制系统(national security establishment)几乎都保持了对“特朗普主义”的怀疑态度,而这一群体恰恰是左右美国大战略未来走向的核心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在上任之初就非常注重团队建设,致力于打造一支与自己秉持同样观念的核心决策班子,以更为灵活的“咨议-顾问”模式来替代白宫的既定规制[76]171-172。在最初的决策阵容中,首席战略师、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班农(Steve Bannon)无疑占据了核心位置。除班农外,总统也选择例如弗林(Michael Flynn)和戈尔卡(Sebastian

Gorka)等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担任政府关键职务。而在政府最初运作的一年中,这些与特朗普秉持同样观点的人因各种原因陆续离职。同时,麦克马斯特(Herbert McMaster)、科恩(Gary Cohn)、蒂勒森(Rex Tillerson)等全球主义者却崭露头角,一时间占据了美国政府内部的重要位置,并尝试与旧有民族主义者争夺政府的话语权[77]。为此,特朗普顶住了来自官僚系统内部的压力,通过采取从辞退国务卿蒂勒森,到任命更为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博尔顿(John Bolton)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等一系列措施,对自身的决策班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革[78]195-200。截止目前,民族主义者已基本重新获取了美国决策团体中的主导性权,这也被美国国内的观察员们认为是“民族主义者的复仇”[79]。

与此同时,尽管政府内保守派在一段时间内的人数超过了民族主义者,但其影响力却始终没有逾越后者,例如即便在班农离职,经济保守主义(economic conservative)依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左右政府的决策。在这些人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逐渐削弱了与欧盟、北约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在促进保护主义方面,这些顾问成功促成特朗普退出了TPP。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进一步深入,也证明其在任期之初宣布的贸易保护主义与重商主义外交理念已经投入实践;另一方面,在移民政策方面,特朗普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无疑也可被视为保守派的胜利。同时,为了换取50亿美元的边境墙拨款项目,特朗普也不惜与国会对峙,在2018年年底关闭白宫。

综上所述,无论从人员安排,还是政策抉择看来,特朗普及其领导的政府在最初的两年中确实尝试克服存在于政府内部的施政阻力,并与存在于美国大战略中的惯性进行抗争。尽管这一由表及里的改革自始至终遭遇着诸多阻碍,但却始终未曾停止。


结语

1969年,刚刚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写道:“革命的本质在于当下一系列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的变动。人们倾向于将每个变动视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并笃信凭借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能让这些问题自然地烟消云散。然而实际上,每一天出现在报纸头条上的危机事件都是存在于国际秩序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structural problems)”[80]。基辛格书写这段话时,美国正面临着自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压力: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持续消耗着美国的资源,全球力量分布的深刻变化动摇了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领导性地位。正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基辛格协助时任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自杜鲁门政府时期起延续二十余年、略显僵化的遏制战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克服了内生惯性的阻力后,最终开启了美国对外战略的新纪元。

对于如今的美国而言,基辛格的告诫仍未过时。经历了后冷战至今近三十余年的演变和发展,当下美国政府在大战略的规划和实施上步入瓶颈期。美国决策群体对战略的任何调整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制于战略惯性,而相比20世纪70年代,这一力量则更显强大。作为一名非建制派总统,特朗普无疑意识到了当代美国所面临的困境,也试图对自身战略体系和机制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亟待摆脱战略惯性对其施加的桎梏。然而,任何改革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美国大战略的改革尤其如此。截至目前,特朗普在某些程度上克服了这一阻力,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仍受制于这种力量。若是特朗普对于改革的意志稍有动摇,大战略的强惯性便会进一步降低美国决策班子在政策选择时的灵活性,使其基于国家主义的国内振兴计划日渐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首要地位”大战略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作者简介] 1. 刘国柱(https://orcid.org/0000-0002-1509-3778),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所暨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对外关系的研究;2. 杨楠(https://orcid.org/0000-0001-9803-160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


以下为原文脚注,因网页排版移至此:

① 自21世纪初期,著名战略家弗里德曼便率先做出“后冷战时期已经终结”的论断,见Friedman G., “The End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Startfor World view,2001, https://worldview.stratfor.com/article/end-post-cold-war-era,近两年来,伴随特朗普的上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了这一观点,参考Hal Brands, Eric Edelman, “Why Is the World So Unsettled? The End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Orde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Report, 2017, https://csbaonline.org/uploads/documents/Why_Is_the_World_So_Unsettled_FORMAT_FINAL.pdf,2019-6-1以及Bunde T. & Ischinger

W., “European Security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WileyGlobal Policy, 2017,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1758-5899.12431, 2019-6-1等等。

②哈特认为,大战略的首要任务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该目的是“由国家政策所决定的”。见[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页。[Hart L., Strategy, trans. by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Beijing: Zhanshi Press, 1981, p.449]


③ 在这次演说中,加迪斯指出,大战略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是一系列不同战略的集合。例如,冷战时期美国所采取的的遏制战略并非是一项“四十五年未变的大战略”,而是美国的决策者通过对原有战略的调整和充实,来“解决苏联这一压倒一切的问题”。参见John Gaddis L., “What Is Grand Strategy?” in Karl Von De Heyden Distinguished Lecture, Duke University San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2008-2-26, http://indianstrategicknowledgeonline.com/web/grandstrategypaper.pdf,2019-6-1, p.7.

④此前,莱恩曾试图用国家安全界定国家大战略,即“国家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何在? ”、“对这些安全利益的威胁与挑战是什么? ”、“如何才能最佳运用国家的各种战略资源消除威胁、维护国家安全?” 参见Layne C.,“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 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2 (1997),pp .86-124.

⑤ 目前,国内学界与美国大战略的相关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对这两种认知维度有所提及,如潘忠岐:《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思辨》,《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第25-32页;程亚文:《大战略的思想与实践:形成、特征与演进》;左希迎:《特朗普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等。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对战略环境的评估”纳入考量范围之中。参考门洪华:《关于美国大战略的框架性分析》,《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第22-29页。本文认为,战略目标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对现有战略环境的评估是这一过程的先决条件,因此“对战略环境的评估”应包含在“对战略目标的确立”之中,而非认识大战略的一个独立维度。

⑥ 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主要发表于著名期刊《国际安全》上,参见Waltz K,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No.2(1993), pp. 44–79;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1(2000), pp. 5–41以及Mearsheimer J.,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1990), pp. 5–56.

⑦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伊肯伯里通过一系列文章与著作充实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参见Ikenberry J., “Institutions,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1998), pp. 43–78;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0-258.

⑧ “五大支柱”的说法最初由美国国防大学战略学教授米勒提出,参见Miller P., “Five Pillars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Survival,

Vol.54, No.2(2012), pp.23-44. 此前,菲弗也曾提出相似的观点,见Feaver P.,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t the Crossroads,” in Fontaine R. & Lord K.M.eds., America’s Path: 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Press, 2012, pp.57-70.

⑨ 例如,时任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就认为国际社会的多极化“从来不是一个共同的期望或愿景,而是一个邪恶的想法”,最终会导致大国的无休止的竞争,甚至爆发战争。在她看来,“为自由服务的力量是值得尊重的”。华盛顿利用其军事力量来确保全球共同利益,确保盟友安全,促进国际繁荣,理应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参见Rice C., “Remarks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3-6-26, https://2001-2009.state.gov/p/eur/rls/rm/2003/21989.htm,2019-6-1, 以及“Dr. Condoleezza Rice Discusses Presiden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02-10-1,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10/20021001-6.html,2019-6-1.

⑩ 参见“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0, http://nssarchive.us/NSSR/2010.pdf,2019-6-1, 以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5,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5/02/2015.pdf, 2019-6-1. 此外,美国国防部于2012年年初发布的一份有关维持美国领导力和优势地位的报告同样秉持这一观点,“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2012, 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2019-6-1.

⑪ 军费支出的具体数额,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军费支出数据库(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提供的数据,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2019-6-1.

⑫参见“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ivot to Asia: A Conversation with Assistant Secretary Kurt Campbe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2c8L5XwCvI, 2019-6-1, 此后,坎贝尔在自己的书中再次强调了亚太地区在美国战略规划的重要意义,参见Campbell K.,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U.S. Statecraft in Asia,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2016.

⑬ 具体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d)网站,参见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以及http://databank. 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_PPP.pdf, 2019-6-1.

⑭数据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5-4,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 EMBARGO%20FS1604%20Milex%202015.pdf,2019-6-1.

⑮相关的观点,参考Lissner R., Zenko M., “There Is No Trump Doctrine, and There Will Never Be One,” Foreign Policy, July 21, 2017;

Sestanovich S., “The Brilliant Incoherence of Trump’s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 May 2017; Dombrowski P.& Reich S., “Does Donald Trump Have a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93, No. 5(2017), pp. 1013–1037; Wolf R.,“Donald Trump’s Status-Driven Foreign Policy,” Survival 59, No. 5 (2017), pp. 99–116; Cohen E., “How Trump IsEnding the America Era”, The Atlantic,October 2017; Kroenig M., “The Case for Trump’s Foreign Policy: The Right People, the Right Positions”, Foreign Affairs 96, No. 3(2017), pp. 30–35; Ikenberry J.,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96, No. 3(2017), pp. 2–9; Abrams E., “Trump the

Traditionalist: A Surprisingly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96, No. 4 (2017), pp. 10–16等等。

⑯有关布尔的这一思想,参见[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Bull H.,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trans. by Zhang Xiaoming,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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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Kleiner J., “The Inertia of Diplomacy,” Diplomacy&Statecraft, Vol.19, No.2(2008), pp.32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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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Polsky A., “Staying the Course:Presidential Leadership, Military Stalemate, and Strategic Inerti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8, No.1(2010), pp. 127-139.

[30]Jehl D., “C.I.A. Nominee Wary of Budget Cuts,” New York Times,1993-2-3,

https://www.nytimes.com/1993/02/03/us/cia-nominee-wary-of-budget-cuts.html,2019-6-1

[31]Bush H.W.G.,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1990”, 1990-1-31, 

https://www.c-span.org/video/?10891-1/1990-state-union-address,2019-6-1.

[32]Bush H.W.G.,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1991,” 1991-01-30,

http://stateoftheunionaddress.org/1991-george-hw-bush, 2019-6-1.

[33]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0,” 1990-3-1,

http://nssarchive.us/NSSR/1990.pdf, 2019-6-1.

[34]“Excerpts from Pentagon' s Plan:Prevent the Re-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New York Times , 1992-3-8,

https://www.nytimes.com/1992/03/08/world/excerpts-from-pentagon-s-plan-prevent-the-re-emergence-of-a-new-rival.html,

2019-6-1.

[35]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1,” 1991-8-1,  http://nssarchive.us/NSSR/1991.pdf, 2019-6-1.

[36]Bush H.W.G., “Remark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1993-1-5, https://www.gpo.gov/fdsys/pkg/WCPD-1993-01-11/pdf/WCPD-1993-01-11-Pg9-2.pdf, 2019-6-1.

[37]Aspin L., “Report on the Bottom-Up Review,” 1993-10, http://www.dtic.mil/get-tr-doc/pdf?AD=ADA359953, 2019-6-1.

[38] Lake A., “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 Foreign Affairs, Vol.46(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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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19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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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Clarke M. & Ricketts A., “US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Dilemmas of Primacy, decline and denial,” Austr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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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Wohlforth W.,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1999), pp.5–41.

[42]Brands H., “Choosing Primacy: U.S. Strategy and Global Order at the Dawn of the Post- Cold War Era,”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Vol. 1,No.2(2018), pp.8-33.

[42]Bush G., “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1999-11-19, https://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bush/wspeech.htm, 2019-6-1.

[43]Rice C., “Campaign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Vol.79, No.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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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Bush W. G., “State of the UnionAddress,2002,” 2002-1-29,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2019-6-1.  

[45]Bush W. G., “Second InauguralAddress,” 2005-1-20,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4460172,2019-6-1.

[46]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2002-9-17,  http://nssarchive.us/NSSR/2002.pdf, 2019-6-1

[47]Kagan R., The World America Made, New York: Vintage Press, 2012.

[48]Brands H., Edelman E., “America and the Geopolitics of Upheaval,” National Interest, 2017-6-21,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the-geopolitics-upheaval-21258,2019-6-1.

[49]Zakaria F., The Post-American World: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 New York:Penguin Press, 2008.

[50]Obama B.,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2009-12-1,

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way-forward-afghanistan-andpakistan,2019-6-1.

[51]Brands H., “Barack Obama and the Dilemmas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9, No.4(2017), pp.101-125.

[52]Krieg A., “The Obama Doctrine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 No.1(2016), pp.93-113.

[53]Goldberg J., “The Obama Doctrine,”Atlantic Monthly Vol.317, No.3(2016), pp.71–90.

[54]Mehta A., “Global Military Spending Grows for First Time since 2011,” Defense News, 20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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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Donilon 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201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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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Rothkopf D., “National Insecurity:Can Obama’s Foreign Policy Be Saved?” Foreign Policy, No.208(2014), pp.44–51.

[57]Chollet D., The Long Game: How Obama Defied Washington and Refined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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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Remnick D., “Going the Distance:On and Off the Road with Barack Obama,” New Yorker, 2014-1-27,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01/27/going-the-distance-david-remnick,2019-6-1.

[61][美]戴维·罗特科普夫著:《国家不安全:恐惧时代的美国领导地位》,孙成昊、张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Rothkopf D., Nationa Insecurity: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n Age of Fear, trans. by Sun Chenghao &Zhang Be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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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Fukuyama F.,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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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Krieg A., “Externalizing the Burden of War: The Obama Doctrine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2016), pp.9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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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Gordon M. & Cooper H., “Dozens of U.S. Missiles Hit Air Base in Syria,” New York Times,2017-4-6,

https://www.nytimes.com/2017/04/06/world/middleeast/us-said-to-weigh-military-responses-to-syrian-chemical-attack.html,2019-6-1.

[76]杨楠,刘国柱:《20世纪50年代末的“杰克逊小组委员会”与美国国安会机制改革》,《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67-178页。[Yang Nan, Liu Guozhu, “Jackson Subcommittee” in the End of the 1950s and the Mechanism Reform of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45, No.6(2017), pp.167-178.]

[77]McMaster H. & Cohn G.,“America First Doesn’t Mean America Alo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7-5-30,https://www.wsj.com/articles/america-first-doesnt-mean-america-alone-1496187426,2019-6-1.

[78]Wolff M., 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8.

[79]Nguyen T., “Revenge of the Nationalists: The Pro-Trump World Dances on Tillerson’s Grave,” Vanity Fair, 2018-3-15,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18/03/revenge-of-the-nationalists-the-pro-trump-world-dances-on-tillersons-grave,2019-6-1.

[80]Kissinger H., “Central Issues of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Vol. I,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1969–197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01/d4, 2019-6-1.


原文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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