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社会化理论关注微观个体形成政治价值、身份认同和宏观政治体系传递意识形态的过程，其关注点是政治体系的稳定与持续。政治社会化理论也存在如何跨越微观-宏观之间的理论困境：如何解释个体和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植入身份认同的筛选机制，可以使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微观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借鉴广义制度变迁理论，从其五个阶段进行整体思考，可以解释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从而赢得制度制定权并创建新制度、复制新制度，并最终实现新制度的稳定化，这可以使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导致的宏观层面的制度变迁。关注身份认同和制度制定权，政治社会化理论可以打通微观-宏观之间的理论鸿沟，从而完善其对个体与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解释机制。
关 键 词：身份认同 制度制定权 反政治社会化 解释机制 identity power to establish institution anti-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terpretative mechanism
任何政治体系的政治社会化行为都时刻生产着“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这在政治社会化最主要的建制化领域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学校是政治体系进行意识形态传递的重要场所。“政治体系利用自身的权力与机构，建立公立学校，通过一整套成系统的教育规章制度与政策，在学校中推行意识形态，以培养支持政权合法性的种子公民，从而达到培育合格公民的目的”，①由此之故，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公立学校发展的缘故。②然而，无论是约翰欧格卜(John U.Ogbu)对于学校中处于美国底层社会的非洲裔与拉丁裔学生的行为及其阶级再生产的研究，还是保罗·威利斯对于生活在英国工人阶级子弟为主的学校中的工人阶级子弟的阶级再生产的研究，还是印尼日惹街头儿童tekyan亚文化的强化，③都揭示出：在学校这个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建制领域中却存在着大量反政治社会化现象。为何在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阵地中却上演着大量反政治社会化现象？政府在利用学校这种政治社会化机制，供给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同时，却生产着事与愿违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解释力主要集中于制度延续与政体稳定，尤其是公民在政权认同基础上所发生的政治服从；然而很多现象却表明政治社会化同时也生产着公民的政治不服从。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理论无法解释反政治社会化现象，这就是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困境。如何对这种困境进行弥补，是政治社会化理论需要面对的挑战。
一、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解释机制及其困境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在政治体系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它着重关注社会化与政治体系运行之间的相关性。④政治社会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并且这个研究领域还被一些理论与实证的争论所拖累，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杂乱，甚至模糊不清的过程；但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政治社会化是指在特定社会中政治文化向新一代公民传递的过程。⑤对于政治学家来讲，研究政治社会化最基本的理由在于，公民“早期的态度获取在政治体系中有某种最终的影响”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社会化是指公民“对政治态度和社会习性的学习，这对稳定政府至关重要”。⑦虽然对于政治社会化的理解多种多样，总而言之，政治社会化被认为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⑧。
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立个体的政治倾向与政治行为模式，从而确立个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政治社会化使“大多数儿童在很小的年龄就确立了基本的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⑨与父母、同辈群体的政治讨论、父母的政治兴趣，媒体的使用等政治社会化模式，都是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驱动因素。⑩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社会化是持续于个体一生的过程，幼年时习得的态度、信念、价值观、准则和行为，会持续并影响个体未来的观点和行为。(11)
政治社会化对于政权合法性的维持与延续具有巨大的解释力。政治社会化被看作是建构政治体系合法性的重要机制，政治体系通过各种途径与机制，使官方意识形态传递给社会成员，并成为社会成员信仰与遵循的政治准则，从而认同其统治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化主要涉及两方面的主体：一方面是政治体系，一方面是社会个体。就如熊易寒所言：“政治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运动，一方面是政治体系以建制化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社会成员的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不断认知、学习和适应的过程。”(12)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例如个体学习、政治文化、政治传播、政治心理、社会教化等方面切入来研究政治社会化，但是，政治社会化都涉及同一个过程，即由个体政治态度、行为上升到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的过程，因为“任何社会，为了能生存下去……必须紧密地围绕保持其制度完整这个中心，把政治思想灌输进每个成员的脑子里”。(13)
政治社会化理论虽然具备强大的解释力，但是也存在自身的理论困境。依照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内核推演，一个具有良好政治社会化基础的社会，在理论逻辑上会产生制度的延续而不会发生制度变迁。如果一个社会发生制度变迁，只能说是政治社会化产生阻隔，而不能说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解释力出现问题。由此，政治社会化理论便成为套套逻辑，失去了证伪的可能性。换言之，政治社会化理论本身包含着一个保守的“偏见”：它只能适用于解释习得范式的保持与延续，不能解释其为什么发生变迁，甚至是变革。(14)然而，现实社会并没有因为政治社会化理论所强调的个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的存在而避免制度变迁，而是时常发生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导致的制度变迁实践。
面对上述质疑，两种解释路径可以被政治社会化理论所援用，以解决现实社会中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理论困境。一种路径关注微观维度的解释，即将身份认同植入政治社会化理论；另一种路径关注宏观维度的解释，即将政治社会化理论置于更加宏大的广义制度变迁理论之中。微观与宏观的两种路径都可以使政治社会化理论化解上述困境。
二、身份认同筛选：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机制
“身份认同(identity)与自我密切相关。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自我是个具有弹性的概念，它既可以将自身作为客体(object)，亦可在与其他社会范畴或类别的关系中以特殊的方式来分类、区分或命名。这个过程在身份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中叫做身份鉴别(identification)。”(15)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身份认同主要有两种来源：第一，外部因素的强加，即被迫塑造为具有某种“身份”的人；第二，排他性归属感，即为人们对身份的主动追求。“当个人对于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等产生思想、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属感时，他会积极主动追求这个共同体的身份”；(16)这就是身份认同。由此可见，身份认同涉及的是个体与类群之间的关系；为使政治社会化能够解释微观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和宏观方面的制度变迁，首先必须把身份认同植入，使个体与组成社会的类群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在研究政治社会化这一领域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社会类属化(social categorization)与认同过程(identity processes)放到政治社会化的核心位置。”(17)
将身份认同植入政治社会化理论中，能够改进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解释机制。政治社会化理论在引入身份认同概念之后，不仅能够解释在政治体系通过政治社会化机制建构公民合法性认同的同时，却生产着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而且为解释重大宏观层面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做好理论铺垫。政治社会化首先是经过个体身份认同机制的筛选后，才发生政治社会化/反政治社会化效应；政治社会化效应指向公民对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有利于既有制度的维系与稳定；反政治社会化效应指向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不合作甚至反抗，可能引发集体行动从而导向制度变迁。因为对于具有身份认同的个体而言，政治社会化的第一关是“身份的匹配或排异，其次才是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成形”。(18)因此，身份认同生产的机制，及其如何主导政治社会化过程，这是我们研究反政治社会化机制的前提条件。
加入身份认同的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政治社会化不是在真空的个体中发生，而是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的，即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具有身份前提。”(19)也就是说，“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是指将自我类化为一种角色的占有过程，也是将自我融入与此角色相关的意义和期望的过程，同时它涵盖这种角色的外在表现，这些意义与期望来自一套标准，这套标准可以指导行动。”(20)这与政治社会化的主体过程是一致的：“政治社会化不仅是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模式的习得过程，也是逐步形成政治身份认同(identity formation)的过程。政治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始终存在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亦即身份认同是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塑造的”；(21)反过来讲，身份认同同时也对政治体系具有反作用力；个体在身份认同的驱使下，从来都不是自愿全盘接受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是会在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有选择地部分政治社会化，甚至反政治社会化。从极端的角度讲，“个体是自己形成自身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22)他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外在政治体系的影响。这就是库克(Timothy E.Cook)所讲的“政治不仅应该被当作政治社会化的结果，而且应被当作政治社会化的原因”的意涵所在。(23)
身份认同的筛选机制(或称之为：人为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24)对于持有不同身份认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功效。从本质上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双向过程，它涉及到公民个体或社会团体是否自愿接官方意识形态的问题。政治社会化并不是政治体系一厢情愿的行为，“人远非是社会通过社会化来操纵的木偶。所有的社会化形式，甚至包括婴幼儿初期的社会化，都需要个体的合作，一个非自愿的主体是不能得到社会化的。”(25)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首先经过个体或群体独特的身份认同筛选机制，如果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社会化内容相符合，那么个体或群体便会认同政治社会化过程，并主动习得政治态度与行为方式，从而提升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既有政治体系便会得到维系。如果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社会化内容相悖，那么个体或群体便会抵制政治社会化过程，从而引发反政治社会化现象，甚至发生反抗既有政治体制的集体行为。
不同个体的不同身份认同，会对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产生不同的筛选机制。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26)一个人的身份认同由自我观点(self-views)组成，自我观点来自于具有弹性的自我分类或鉴别的活动，这种活动以特殊的群体或角色形式存在。(27)这就导致不同个体与群体的身份认同具有不同于他者的特质：一般来讲，政治社会化在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中具有正相关作用，在底层阶级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却恰恰相反，保罗·威利斯笔下的自我放弃了向上流动的资格(self-disqualification)，自愿从事工人阶级的体力劳动的学校里的“坏小子”，正是后者的典型体现。(28)由此可知，经过具备高度个体化特质的身份认同的筛选，政治社会化/反政治社会化效应才会产生。
主体或者群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是完全被动的，一方面他们会不断认识、学习或适应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不断地批判、反抗官方意识形态。对前者来讲，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是相符的，所以，个体或群体经过自身身份认同的筛选后，他们接受官方意识形态，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提高；对于后者来讲，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是相悖的，所以，个体或群体经过自身身份认同的筛选后，他们消极抵制甚至积极反抗官方意识形态，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反而降低(或者说基于他们的身份认同，自起始点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政权的合法性就不认同，对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就存在抵制)。基于此，当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反时，那么，反政治社会化便成为主体与群体的主要行为方式。
三、制度制定权争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机制
主体包括个体与群体，身份认同可以解释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但是无力解释更大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集体行动，甚至是整个政治体系的制度变迁。“身份认同就像偏好(preference)一样，它是从人的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与其他人的生活中产生，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使社会关系合法化的共享价值的赞同和反对，产生了多样性的偏好与身份认同；社会过滤器是偏好的来源，同理，也是身份认同的来源。”(29)这说明身份认同既是社会化的结果，也是社会化的原因。身份认同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它不仅关乎人们对自身的预设，产生自我认同强化或危机；而且关乎人们对自身所从属的群体以及更大共同体(比如政治体系)的认同，影响群体或阶级的再生产、国家的整合，比如美国黑人、拉丁裔公民与西班牙裔公民的身份认同与阶级再生产及其与国家整合问题。(30)但是，在身份认同理论的关涉下，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如何越级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从而引发制度变迁，还需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
基于此，对于那些通过身份认同的“筛选”，对官方主导的政治社会化进行反抗的个体来讲，由他们所引起的反政治社会化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可能达到推动制度变迁的结果，亦即只有他们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才可以集合个体为群体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按照奥尔森的研究，个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借助激励措施或意识形态，“即使是成功的反政治社会化行动也不必然导致系统的转化，转变或推翻一个系统(无论是否建立一个新的系统)的反社会化行动需要更多的投入，也需要更大的力度。”(31)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综合多学科研究中的关于制度变迁的观点，发展出了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广义理论。它关注的核心点是群体行为如何聚合成集体行动并赢得制度制定权推动制度变迁，从而使社会变迁具有了关键驱动力。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观之，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关注的是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如何从个体上升为群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小规模演变成大规模，从而赢得制度制定权，形成推动制度变迁进而使原本的反政治社会化理念、制度固化为政治体系所推行的新的常态化理念和制度的过程。由此可知，借鉴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可以为我们解释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有解释力的理论观点。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选择少数观念通过群体的集体行动将其固化成大多数人认同或遵守的制度的过程，而观念和权力的竞争，或者制度制定权的争夺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个体集聚成的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集体行动要达到宏观上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可以借鉴制度变迁广义理论的五个阶段的论述。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包含五个阶段：第一，产生出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即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产生；第二，政治动员；第三，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形成并围绕制度制定权(即设计制度的权力)展开争夺；第四，创建制度；第五，使制度合法、稳定并进一步被复制。这五个阶段契合了进化论的核心机制的三个阶段：变异、选择、遗传。其中，观念的产生相当于变异；政治动员和权力斗争相当于选择；制度创建和使制度合法化/稳定/复制相当于遗传。(32)
借鉴广义制度变迁理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要达成制度变迁的关键点在于：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如何集聚成群体行为，赢得制度制定权并实现新制度的创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达成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产生出关于特定制度安排观念的个体，通过政治动员，集聚成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围绕制度制定权展开争夺，并依靠反政治社会化的集体行动创建制度，使大多数群体认同或遵守新的制度，最终实现新的制度的合法化、稳定化(即重新合法化过程)，这样在宏观层面形成制度变迁。
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最原初的起点是少数个体对既有政治体系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引发的。与既有制度不同的对于新制度安排的观念和行为的发生，标志着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变迁阀门的开启。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只有通过政治动员，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才能形成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这种群体行为重复出现形成集体行动并成功赢得制度制定权，从而创建新制度、复制新制度，并最终实现新制度的稳定化。这就是制度变迁。在新制度的稳定化过程中，作为反政治社会化的群体使自身成为新政治体系的主导者。新政治体系便开始依照自身的偏好令新的制度获得社会绝大多数个体的认同或遵守，由此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这也就完成了一次制度变迁的循环，即原先反政治社会化的一方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一方。反之，如果经过身份认同筛选的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经过政治动员并未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聚合成大规模的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也就不可能赢得制度制定权，也就无所谓新制度的创建和复制。
根据广义制度变迁理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之所以能够实现争夺制度制定权的成功，是因为它释放了集体行动的力量。这正是波普诺指出的：“有时一个特殊个体的行动改变了社会，如拿破仑或亚历山大大帝。在更多的情况下，变迁来自诸多无名个体的恒定压力。一个不遵从的行为也许就是一种偏离行为，但当这种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时，它就可能成为一种社会革命。”(33)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释放集体行动力量的反政治社会化群体，成为争夺规则制定权斗争中的获胜方，并将其偏好(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在整个社会系统中重新进行推行，并在公众中确立新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制度运行规则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针对零散的个体一个一个进行的，而是借助新的权力与制度体系(政党、媒体、学校)规模化开展的。
基于广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启发，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强制型反政治社会化；(2)自我克制型反政治社会化；(3)谈判型反政治社会化。(34)第一种类型中，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会强行推进其意识形态，甚至依靠暴力手段赢得制度制定权的成功，并强制推行新制度，实现新制度的稳定化。第二种类型中，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会选择与既有政治体系的一部分群体携手，在照顾到客体的偏好的基础上进行新制度的复制，实现较为平和的制度变迁。与前两种类型所体现的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力量占优势不同，第三种类型中，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群体与既有政治体系双方面临的权力情景是对称性的，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无法以强力推行自身的偏好，所以，双方是在谈判式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展开博弈的。显而易见，这三种类型的群体反政治社会化的成功概率是不同的，强制型反政治社会化更容易引发反抗；自我克制型反政治社会化较少引发反抗，更容易成功；谈判型反政治社会化更多属于理想类型，在现实实践中较少出现。
政治社会化关注的核心议题是政治体系与能动者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上来讲，微观个体自身的身份认同建构，如何能与政治体系的价值达成一致，从而避免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从宏观层面来讲，微观个体与群体如何在政治体系的规制下接受系统认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而避免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集聚而成的集体行动导致的制度变迁，从而维护政体稳定。然而，学术界对前者的共识要大于后者。对于政治社会化理论来讲，它不是不能解释制度变迁现象，而是因为这些理论家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但是，没有政治社会化就不会产生反政治社会化，他们关注的是政治社会化理论在维护制度合法性与稳定方面的解释力，而对其解释个体和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则有所忽略。身份认同的植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经过基于自身特质的身份认同的筛选机制，会对既有政治体系的意识形态产生认同或抵抗的观念和行为，后者便是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产生的机制。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微观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却无法使政治社会化理论回应反体制的集体行动引发的政治体系变革。因为置入身份认同的政治社会化理论只是以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为起点，启动了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阀门。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还需要进一步通过政治动员，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形成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赢得制度制定权，创建新制度并使其稳定化、可复制化，最终实现新制度的重新合法化。所以，将政治社会化纳入到广义制度变迁过程的五个阶段来考虑，才能够打通其所面临的宏观与微观瓶颈，更加完满地解释个体和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
①宋道雷：《大学生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概念、理论与路径》，《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年第1期。
②J.R.Lott,Jr.,"Public Schooling,Indoctrination,and Totalitarianis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7,no.6,1999,pp.127—157.
③[英]加里·布里奇、索菲·沃森：《城市概论》，陈剑峰、袁胜育译，南宁：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514页。
④D.Easton,"The Theore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no.2,1968,pp.125—146.
⑤G.A.Almond,"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A.Almond and J.S.Coleman(eds.),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26—33.
⑥[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科学大全：个体政治论》，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部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第134页。
⑦[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林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42、143页。
⑧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房正宏：《网络政治参与：内涵与价值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⑨[美]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⑩S.Schwarzer,"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s the driving factor for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aper prepared for the ELECDEM workshop in "Advanced Techniques fo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ntent Analysis",Amsterdam:ELECDEM,2011,pp.20—24.
(11)A.,"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Research",Sociol ó gia,vol.47,no.6,2015,pp.605—624.
(12)熊易寒：《青少年的政治倾向有多重要：政治社会化研究50年回顾》，陈明明主编：《复旦政治学评论：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
(13)[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孙嘉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7页。
(14)F.I.Greenstein,"A Note on the Ambiguit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Definitions,Criticisms,and Strategies of Inquiry",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32,no.4,1970,pp.969—978.
(15)G.J.McCall and J.L.Simmons,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69.许瑞芳、沈晓敏：《公民身份认同：思想品德类学科的核心能力》，《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7期。
(16)许瑞芳：《公民身份：认同与教育》，《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7)V.Sapio,"Not Your Parent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Introduction for a New Generation",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7,no.1,2004,pp.1—23.
(18)熊易寒：《青少年的政治倾向有多重要：政治社会化研究50年回顾》，第241页。
(19)熊易寒：《青少年的政治倾向有多重要：政治社会化研究50年回顾》，第241页。
(20)宋道雷：《大学生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概念、理论与路径》，《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年第1期。
(21)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22)D.O.Sears,"Political Socialization",in F.I.Greenstein and N.W.Polsby(eds.),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MA:Addison-Wesley Press,1975,pp.93—153.
(23)T.E.Cook,"The Bear Market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Costs of Misunderstood Psychological Theor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9,no.4,1985,pp.1079—1093.
(24)唐世平：《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
(25)[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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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J.Stets and P.J.Burke,"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63,no.3,2000,pp.224—237.
(28)[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是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29)A.Wildavsky,"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no.1,1987,pp.3—21.
(30)J.Ogbu,"Class Stratification,racial stratification,and schooling",in L.Weiss(ed.),Class,Race,and Gender in American Education,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pp.163—182.
(31)唐世平：《国际系统的影响：六大渠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
(32)S.Tang,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London:Routledge/Talyor & Francis,2011.孙其宝：《福山政治发展与政治秩序理论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
(33)[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86—187页。
(34)S.Tang,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pp.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