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鸿:方言影视的文化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22-04-22 2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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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鸿  

  

   内容提要:本文揭示日渐勃兴的方言电视文本正成为方言区居民实现自我认同,从事意义和快感的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同时折射出地域亚文化不满自身现状、谋求重新建构自我身份、提升自我文化地位的诉求,以及地域文化在日益边缘化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策略。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电影、广播到电视、互联网,信息方式的更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就是方言作品的勃兴。从《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到近期火爆上映的《寻枪》,从《小武》、《站台》等“第六代”的扛鼎之作再到逐渐泛起的民间影像创作;从方言评书、方言小品、方言电视剧、电视栏目,到方言聊天乃至flash音乐《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迅速窜红,形形色色的方言文本蔚为大观。发轫于信息闭塞、地理隔绝时代并臻于繁荣的方言艺术在一度沉寂之后,在全球化的信息社会却又挟现代电子传媒之威东山再起。在全球化语境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方言艺术为何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在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的背后,方言作品呈现了何种民间意识形态?方言电视这种叙事话语表述了何种文化诉求?方言作品勃兴当下文化语境是什么?民间文化为何非但未随着现代化的诉求丧失其历史能动性,而且还以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重现出来?在21世纪的今天,以上种种问题都需要以一种全新的学术视野予以解析。

  

   前恭后倨 谁主沉浮

  

   论及方言电视的勃兴,首先有必要廓清现代汉语的权威化、标准化和合法化历史。按权威解释,“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现代汉语源于近代汉语,13世纪,尤其是宋元以后,汉语流变呈现两种趋势:在书面语方面,是白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口语方面,就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话”,逐渐成为各级官府的交际语言,逐渐渗入各个方言区域。“五四”及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之后,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逐渐取得合法化地位,七大方言区,尤其是除北方方言区外的吴、湘、赣、闽、粤、客家六大方言区,逐渐成为一种“从属于民族共同语的语言低级形式”。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将“逐步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从文化环境来说,方言的生存空间越来越艰难和狭窄,处于“在衰亡的过程中”,按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来看,是“欢迎这种发展趋势”的。

   按照福柯(Foucaul)的观念,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语言是一个充满压迫和斗争的场域。方言作为“语言的低级形式”的文化地位影响了方言文本的生产。

   方言一词,指一个语言的不同种类之间的文字差别、语法差别和语音差别,语言没有阶级性,就方言本身而言,也“完全没有使它地位低下的内部因素”。但是从1956年全国推广普通话以来,以语言为基础的各种艺术文本却仍然蒙受对语言标准化的权力使役,在解放后近30年的作品中,以方言为基础的文本相对于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文本寥若晨星,发展到极致,就是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以标准化汉语为基础的八个样板戏表现为一种霸权话语,掠夺了方言艺术的生存空间,除了川戏、粤剧、越剧等各地方戏曲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和精英文化符号得以保留和存在外,方言评书等民间艺术形式并未得到合法张扬,难登大雅之堂,逐渐在电影、广播等大众传媒中销声匿迹了。

   进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方言文本令人不可思议地突然勃兴,从粤方言、四川方言乃至东北方言,大量方言作品涌现。以四川为例,不仅有《死水微澜》、《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等优秀方言电视剧,还出现了《李伯清散打评书》、《九根毛》等曲艺节目,方言节目从零敲碎打到专门的创作班子(峨眉电影制片厂、重庆电视台分别成立专门《天府龙门阵》、《雾都夜话》方言剧组,从事方言短剧的生产制作),从方言评书到方言电视剧,从方言社教节目(《李泊清散打法轮功》)再到方言新闻(四川有线电视台2001年推出《新闻书场》;2002年,成都电视台经济频道在本台网站上展开“是否赞成用方言播新闻”的专题网上调查,一时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方言顽强地向电视节目类型全面渗透,从地方媒体向全国性媒体扩展(如2001年央视3套播出《李泊清散打法轮功》、2002年5月央视一套播出方言电视剧《抓壮丁》),而一些全国性的电视文本如湖南经视推出的《还珠格格》在湖南播出时还特意配上了满口湘音的方言版。在方言剧红遍一方的同时,方言剧明星也颇为活跃,方言剧明星赵亮通过方言剧《山城棒棒军》中“毛子”的角色在演艺界迅速窜红,成渝方言艺人刘德一和李伯清分别离开各自赖以扬名立万的乡土到对方的城市去发展,谋求经济和政治待遇的发展空间,更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李伯清自言离开生长50多年的成都到重庆发展主要原因之一是谋得一高级职称和国家正式干部身份,最终如愿以偿并成为市政协委员。这一现象本身即有非常的文化意味),折射出方言文本及从业者不满自身现状,谋求跻身精英文化及社会上层的意愿。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川、重庆近年生产的方言文本中,以方言电视剧最为突出,总量达二、三十部之多,占当地电视剧生产总量的绝大多数,方言剧即或还未成为大规模生产的文化工业,但至少也是专业化、规模化生产的作物。从娱乐节目到电视剧,从社教节目到新闻节目,方言在电视传媒的繁荣和全面扩张给人以措手不及之感,方言电视潜移默化地发挥意识形态影响,成为民间文化的传播方式和展示舞台。葛兰西(Gramsci)曾有言,“如果说每一种语言的确包括有世界观要素和文化要素的话,那么,也就确实能够从一个人的语言中估量他的世界观的或大或小的复杂性”,那么这愈演愈热的方言电视背后,潜藏着什么文化背景,方言电视折射出的民间意识形态是什么?方言剧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的独特形式,折射出区域亚文化的哪些特点,它表达的是哪种意义和意识形态?这一系列问题的背景确实耐人寻味。甘斯(Gans,1974)认为,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构成一个具有与其他阶级不同趣味的公众,其成员对于文化内容会作出相似选择,并且对文化内容具有相似的价值取向或偏好(Preference)。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方言剧生产和如此狂热的仪式化观看,似乎有必要把方言电视作为打开区域亚文化的一把钥匙,揭开笼罩在亚文化身上的层层面纱。

  

   全球化与地方化

  

   世界在日益全球化的同时,似乎也会并且已经日益局部化。与此相应的是,在电视传播中日益体现出卫星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和针对特定地区、特定受众的小众化、分众化传播。随着区域性收视市场的开掘及国内90年代地方传媒的崛起,文化的地方化正在勾勒出一幅新的文化地图。斯科佩克(Skopec)认为,一个文化存在的最明显的标志是“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言语形式”的使用。在以区域性某种社会阶层为题材、反映地域文化的电视剧中,采用当地观众普遍适应的方言、方音,似乎也是电视生产的必然要求(麦克卢汉发现,“在英国,电视来临之后最非同寻常的发展动态之一,是地区方言的复兴”)。英国肥皂剧以其地区特色而出名。《加冕典礼街》的场景只可能是在索尔福德,《伦敦东区人》的场景只可能在伦敦东区,《布鲁克赛德》的场景只可能在利物浦,以上节目都被“赋予一种对地区和当地所怀有的强烈的忠实感”。“观众既能深入到故事里把它当作生活中的经历,同时又能走出来,意识到它毕竟只是个故事”。

   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念,方言能提供深刻的社会纽带,这种社会纽带靠不自然的“标准语言”是无法建立的。在市场化背景下的收视率逻辑中,电视作为一个文化生产场,势必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这时方言这种“独特的言语形式”可望成为连接观众的纽带,尤其在以展现地方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文本生产中,电视视听合一的要求使方言运用成为真实性所安排的一种选择。而对于非方言区的观众来讲,在方言文本的观看中通过视听符号的畸变产生新鲜、刺激、惊奇、趣味,同样可以产生出另类快感。根据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ij)的“陌生化”理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其中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的陌生化,通过语言的扭曲和变形,增加审美快感。正如普希金使用俗语入诗令人耳目一新一样,方言文本通过方言这一“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言语形式的使用”,对其他方言区的观众产生陌生化效果,这也是方言文本产生全国影响的重要原因。至于在中央电视台等全国性影视传媒播出的电视作品中,往往以全中国作为故事语境,以重大事件作为人物展现舞台,传播主导意识形态,从事国家叙事,其语言采用标准现代汉语和纯正的普通话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平民化与经典化

  

   语言与方言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声望问题。大部分居民会成为说两种语言的人,既说全民的语言,又说地方上的方言。语言拥有方言所没有的声望,2001年5月,河南人焦国标看到CCTV律师大赛中一段描写小偷的录像使用了河南话,便“当即跳了起来,大叫:这是口音歧视,我抗议!”(见2001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我抗议律师大赛歧视河南口音》一文)折射出方言区居民对方言地位的敏感及对语言等级差异的自我暗示。后殖民主义学者斯皮瓦克(Spivak)关于殖民地下等人语言的观察中指出,殖民地的原住居民,特别是下等阶级及该阶级中的女性成员,由于自己的语言没有地位而殖民地的语言备受推崇,也为了让统治者听懂,他们只好操用统治者的语言。当下社会交往中一个普遍的经验是:若一方使用普通话,即使对方懂自己的方言,另一方也会不由自主地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这种语言交流中,所涉及的地位差异及地位弥合、方言向普通话的自动修正,实际上反映了实质上的语言地位差异。这种差异也潜移默化到个人生活中成为自我身份暗示和建构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尤其是对标准普通话冠以“官话”的头衔起,语言的等级形式似乎就开始形成了。从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乃至1955年普通话以国家法令的方式推广,处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北京普通话取得了汉语语音的支配地位。标准普通话被冠以“现代汉语”的头衔,地方方言一直处于边缘化、非中心化的状态,除极少数领袖人物及特定场合外,普通方言是无法以独立身份登大雅之堂的。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基础,通过语言,社会得以组成,认同感赖以建立。使用同一种方言的人更容易形成一致的亚文化,凭借一套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进行有规律的、经常性的交往,并依靠语言使用上有意义的差异而区别于其他类似集团的人群形成一种语言集团,类似的生活经历,共同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生活环境,共同的地域文化承传,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都奠定了文化的核心层面。但是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表征,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和言语形式,却丧失了在大众传媒,在经典文本中的合法席位,在公共领域中这种文化的失语症是空前严峻的,文化焦虑在寻求自己的言语出口,从而对电视这种适合方言文本生产的视听传媒产生吁求,通过方言区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全景再现,在这个公共空间中产生文化自我认同,并通过跻身大众传媒,实现自身的经典化和文化层面的自我提升。

  

   民间话语与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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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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