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宇婷:民族共同体与民族文学的身份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 次 更新时间:2022-06-09 00: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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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宇婷  

   内容提要:民族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西方单一、狭隘与排他的共同体思想转换成了多元、开放与包容的共同体思想。但在美人之美、兼收并蓄的同时,由于文学传统、历史语境、血缘关系、身份标识、权力意志等问题难以厘清,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易于陷入自我身份认同和书写边界模糊的困惑之中。他们片面强调民族身份的异质性,将异族文学的身份作为自我标榜的噱头,弱化了文学的美学价值和历史意义。学者在编写民族文学史时,也难免涉及切入视角、文化传统、民族语言、历史叙述以及作品的虚构性与想象性等问题,这些都容易使民族文学主体性的建构陷入桎梏之中。文章直击民族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试图通过对这些“症结”进行论析,为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学理支持。

  

   关 键 词:民族文学  身份认同  主体性探寻  民族共同体  Ethnic Literature  Identity  Subjective Exploration  National Community 

  

   现代社会背景下,“国家还不会像恩格斯所畅想的那样能被送到历史博物馆供人们展览,民族的界限也必将长期存在。”①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具有真实性与可行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②为标题的重要讲话,并在以后的国际活动与民族治理实践中,贯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思想,深化且扩展了共同体思想的内容。习近平主席是在强调各种族、民族、国家之间互相依赖、荣辱与共、利益共同的关系,表达期望实现各民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平等对话的美好愿景。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落实到国内各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当中,一样具有引领作用与指导意义。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也曾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所以若要谈及中华民族文学,那必然要包含“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既相辅相成又互相照应的概念。

  

   一、书写的边界与民族作家的身份建构

  

   谈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需要从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建构说起,并从民族形成的内因与外因双重角度着眼。就外部而言,斯大林曾经提出民族是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斯大林认为这四者是并列关系,缺一不可,但仔细斟酌便可发现,共同的地域和经济生活并不能作为区别民族的标准,居住于同一个区域的民众并不一定属于同一个民族,且过着相同经济生活的人也并非一定属于同一民族。所以,这两者并不具有民族特殊性,而只能作为民族形成的基础参照条件。因此,刘克甫在斯大林的基础之上对民族的定义做出了新的探索,强调了“民族自称”“民族语言”“民族精神”和“内婚界限”对民族划界的意义,认为民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共同体”。虽然刘克甫在概括民族定义上也有所欠缺,但他对民族语言、称谓、精神等民族文化层面的强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结合斯大林和刘克甫的观点来关照我国的民族问题,就会发现:民族的形成与建构不一定只涉及经济、政治因素,还会涉及精神与文化因素。民族文化与精神需要以民族语言为媒介,以民族内部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共同性为主要特征,以外部文化差异性为参照系,且在中国的特殊情况当中,还需结合中国的历史语境来对我们的民族身份进行确认。

  

   就内部而言,国家政策推动是民族身份建构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华民族经历了“反满时期”“五族共和时期”(汉、满、蒙、藏、回族),到了1949年,我国才确立了56个民族的合法身份。从建国至今,国家多次调整少数民族身份的划分政策与优待政策,例如,给少数民族子女实行高考加分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降分政策等。在完成了少数民族身份划分之后,仅从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国家还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尤其在文学方面,国家大力扶持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组织学者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创办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刊物,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奖项,开展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等。费孝通1951年在《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中提出,“民族文学中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是最早公开为民族文学在文艺领域中争得一席地位的理论呐喊”③。语言学家张寿康也明确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的地位问题:“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文艺,是中国文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时间,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族别文学史的陆续整理和出版④;二是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⑤;三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⑥。

  

   文学是文化较好的承载者与阐释者,随着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刊发,文学作品的书写边界问题也愈加凸显。作家就好像处在霍米·巴巴所讲的以“边界写作”为代表的“第三空间”当中。“第三空间”是一种常处于临界状态的模糊场域,它不仅关注“作家不确定的流散身份”和“无法调和的、杂揉的边缘文化”,还强调空间本身对于构建新型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义。在巴巴看来,“第三空间”是由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不仅仅指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为汉语,还包括其中一方对其他文化符号的“挪用”“重新解读”与“重新构建”)所形成的话语场。“第三空间”里“所有的文化符号及意义都失去了其固有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处在不间断的对话、谈判和调和中。”⑦从事边界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很多都有跨民族的生活经历,他们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甚至作家自己对自身的生存处境和身份意义都感到困惑。例如,张承志曾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困惑不已,他既是成长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经历了时代变迁与文化冲突的回族成员;他既受汉族文化熏陶教育,又有着在蒙古族的生活经历。复杂的民族定位,使得张承志在身份多样和文化混杂的情况下,不知该从哪个意义上认同自我的民族身份?

  

   民族身份“认同是人们意义和经验的来源”之一,也即“在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构建意义的过程”⑧。张承志作为跨界民族作家可能会长期纠结在“身份”与“认同”的双重概念之中。这是因为“‘身份’只需通过社会关系的规定就能形成,而‘认同’则还需要借助个体自身的自我内在化才能确定”⑨。所以,张承志在接受少数民族精英知识分子作家身份的同时,内心也会思考自我的认知问题。事实上,在血缘、时代、性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化、民族与宗教在个人身上的纠缠与冲突,并不仅仅体现在张承志身上,而是普遍存在于诸多民族作家身上。他们面临的是多重复合的文化身份,也面对着可能产生分裂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在多重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之下,徘徊、碰撞、交流,并选择自己的创作题材和叙述视角。他们拒绝盲目地服从主流文化,但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到这一文化的窠臼之中,他们不愿意固守在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却又很容易被贴上少数民族文学的标签。

  

   造成少数民族作家身份困惑的原因是什么呢?其一是制度政策原因,我国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民族成份划分”制度,以法律和规章的形式将人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少数民族成员从出生申报户口、上学、就业到结婚等,不断在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同时,通过实施与民族成份制度相联系的民族优惠政策,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同自身的利益联系起来,进一步强化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选择。”⑩但这些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的培养是不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少数民族作家缺乏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其二,从文化层面来看,拥有单一的民族文化身份的作家无法代表数量庞大且文化内涵丰富的族群。少数民族文学精英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不仅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而且还受西方文化和汉文化的滋养,因此,他们的写作往往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族群文化之间的。“他们的民族属性和文化身份认同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分裂的和多重的,也即他们可以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母族文化进行对话。”11但他们并不能仅代表自己的族别文化,也无法只展现自己民族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多重性、流动性和漂移性,使得读者不得不对他们所宣称的某种信条或条规产生怀疑。所以,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身份在其心中的形象一直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其三,从作家血缘关系层面看,难以割裂的宗族传统,使得作家身份本身也无法作一刀切式的划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除了以地缘和文化为标准来区别族裔,还会以血缘为基础定义民族身份形态。历史上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2许多少数民族允许异族通婚,而国家也允许子女随父母任意一方来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使得人们的民族身份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的同时,也出现族别分割不清的情况。

  

   其四,从民族文学的语言媒介层面看,文学的产生与接受,都需要诉诸语言,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可能会涉及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语言。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比如朝鲜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作家无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还是汉语创作,必然都会涉及语言思维的相互转化和民族词语的选用等问题。这便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翻译的问题,二是不同语言文学间互译可能性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被讨论百年之久,都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文学本身的内涵也会随着世易时变而有所不同,单纯提倡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立性和独特品格会有些无从说起,所以还必须结合汉族文化、特定时代、历史语境、特定空间、族裔和文化氛围等因素来讨论民族文学。

  

   二、民族共同体与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探寻

  

   在中华文明延续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与域内外不同文明、文化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重要结果。”13自我与他者、文学与历史、想象与真实、叙述与事实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互文性,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的书写都是想象。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文学史能动的书写主体之一,同样加入到书写历史的行列中来,彰显自我主体性的同时,也会为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重绘现代中国文学图像的可能。因此,我们要透过历史与虚构的交错,把民族历史看成实中有虚的民族文学,将民族文学看成虚中有实的民族历史,有意识地制造某种历史记忆,帮助筑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话语。

  

民族话语和民族意识的不断强化,会使得“民族”成为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的“想象的共同体”。纳日碧力戈认为民族是指:“在特定历史地理和人文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缘意识和先祖意识从而在此基础上构拟的神话或者历史,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者其他精神——物质象征要素为系统特征,以政治操作为手段,以家族本位为想象空间和以家族关系为象征的共同体。”14所以民族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流散的、可建构的、边界流动的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居住在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当中,而是因为他们承认并共享相似的历史文化与记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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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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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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