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露:跨越数字鸿沟 共享数字福利——基于身份认同的差异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21-10-26 10:14:35

进入专题: 数字鸿沟   身份认同   普遍主义政治   差异政治  

余露  

  

   摘要: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及其管理日趋智能化。但是,数字技术却并未让每个个体同等受益,因而在数字领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 “数字鸿沟”。这不仅让不平等进入到数字领域,也加剧了社会领域的不平等,增加 了社会分裂的风险。于是,人们试图通过给个体赋能去弥合“数字鸿沟”,但这一进路将个体仅仅视作抽象的“数据或技术使用者”,遭遇了“普遍主义政治”的困境。鉴于此,基于身份认同的差异进路主张让每个个体如其所是地进入到数字领域,在算法设计、数据收集、采样测试等环节都承认诸身份认同的价值。只有当诸身份认 同在数字领域得到尊重、其价值得以承认时,赋能的背景框架方能夯实,赋能进路才能落到实处,真正跨越数字鸿沟、实现数字福利共享。

   关键词:数字鸿沟;身份认同;共享;普遍主义政治;差异政治

  

   随着全球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不断增加,“数字鸿沟”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重 要的社会鸿沟之一,而且还在随着技术的持续加速进步而变得日趋尖锐。数字鸿沟让不平等 扩展到数字领域,而且使得社会领域中本已存在的不平等以更加隐匿的形式发挥作用,带来了社会分裂的风险。如何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福利就成为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最 大的挑战之一。本文将细致厘清“数字鸿沟”,探究弥合数字鸿沟之赋能进路的实质和困境, 进而引入一条全新的进路,即“差异进路”,让每一个体如其所是地进入到数字领域、成为其成员,真正实现数字福利的共享。

   一、“数字鸿沟”及其风险

   “数字鸿沟”(the Digital Divide),顾名思义就是指个体在数字领域存在的或表现出来的差异和隔阂。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 90年代美国商务部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US De- partment of Commerce’s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一份研究报告,后来被诺里斯(Norris P.)、阿特维尔(Attewell P.)、范迪克(Van Dijk)等学者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并逐渐获得了更为丰富但精准的内涵。确切地说,“数字鸿沟”指人们基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在接受、获取、使用数据和技术的机会、倾向和能力上存在的差异。

   “数字鸿沟”是个多维概念,它有着宽泛的含义,而且这些含义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发生动态的变化。首先,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数字鸿沟”会呈现出不同的含义和层次。当聚焦于差异的内容时,“数字鸿沟”可区分为“是否可及”“是否能用”“用到何种程度”三个层次。“是否可 及”大致相当于阿特维尔所谓的“第一道鸿沟”① ,它关注数字基础设施(网络、智能手机和电 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对个体可及(accessible)。不可及,既可能是因为缺乏网络连接或 连接网络的设备,也可能是因为个体对技术缺乏兴趣或刻意保持距离②。“是否能用”和“用到 何种程度”都关乎阿特维尔的“第二道鸿沟”,即个体使用技术以及从技术中获益的能力。但 “是否能用”更强调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而“用到何种程度”则更强调能力所带来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利益,它吸收了拉涅达(Massimo Ragnedda)的思想。在《第三道鸿沟:数字不平等的 韦伯式分析进路》中,拉涅达将“接入和使用数字技术的离线回报”层面的差异称作“第三道鸿 沟”,他旨在借此分析“谁从互联网中受惠最大”[1] 15。“用到何种程度”仍强调个体数字能力的差 异,但却将侧重点落在能力的实现上,这部分是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手机和电脑越来越智能,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越来越友好等),数字能力有无的界限很容易被打破,技术可及却完全缺乏使用和获益能力的个体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少。更为重要的是,“用到何种程度”才确实 地彰显了数字领域的不平等,也让我们看到了赋能进路的不足(见第二部分)。

   当关乎差异的范围时,“数字鸿沟”可区分为“全球鸿沟”“国内鸿沟”和“局部鸿沟”三个层次③。“全球鸿沟”将视野放诸全球,探究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数字领域的差异。“国内鸿沟”则以国家疆域为界,探讨一个国家内部“数字有产者”和“数字无产者”之间的差异。“局部鸿沟”则聚焦于国家内部的某一具体共同体或联合体,关心共同体或联合体内部 成员因不同影响因素所呈现出的数字能力的差异,比如一个家庭中,老人可能因为年龄而在数字能力上处于劣势地位。

   当探究差异产生的因素时,“数字鸿沟”则表现为“地区沟”“年龄沟”“性别沟”“城乡沟” “学历沟”等诸种形式。以“性别沟”为例,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Pérez)在《隐形的   女性:揭露为男性设计的世界中的数据偏见》中指出,数字技术领域以男性数据为“默认设   置”,严重缺乏女性的相关数据,使得女性处于一种“隐形”状态之中——她们的需求得不到或者得到较少的考虑,比如语音识别软件对女声的识别度远低于男声[2] 。而2020年引起大众哗然、媒体和学界热议的“大连老人乘地铁被拒”事件则是“年龄沟”(“灰色数字鸿沟”)的实例。

   其次,“数字鸿沟”是梯级的(scalar)而非离散的(discrete)概念。“数字鸿沟”彰显的并非是 数字技术“可及”与“不可及”以及数字能力“拥有”与“缺失”之间的二分(进而导致的两极分化),而是强调接入和使用信息技术的不同程度的分级,这恰如道德哲学对于行为善恶的评价处于一条连续的、梯级的折线之上(至善的、较好的、好的、坏的、糟糕透顶的等)④ 。我们可以对比如下情境: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在办公室随时利用高速网络获取信息、进行研究;中国某东部大学的学生经常使用智能手机点外卖;中国某西部小镇的年轻夫妻偶尔在打印店老板的帮助下给子女下载并打印练习题;津巴布韦未受教育的且居住在贫困地区的老人没有数字设备,难以接触、获取数字信息。即便如第四类情境,一切不利条件使得其中的 个体成为了四种情境的最不利者,甚至典型的“数字弃儿”,但他/她仍具备极大的可能性进入 到数字领域,虽只是“边缘人”而已。前三类情境更是鲜明地展示了“数字鸿沟”的“梯级性”, 这也正是上文区分“是否能用”与“用到何种程度”的重要理由。

   无论从何种维度来理解“数字鸿沟”,它都展示了个体在数字领域的差异,这些差异让不平等以全新的形式、在全新的领域展开,又加深了传统的不平等,不仅对数字领域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对社会领域产生了负面影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正如肖恩 ·杜布拉瓦茨(Shawn DuBravac)所言,“数字鸿沟这个词描述的是技术产品使用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身边的事物数字化,而且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数字鸿沟的风险和影响也随之提高。”[3]99

   首先,数字鸿沟让不平等进入到数字领域,阻碍个体的发展、甚至威胁个体的生存。缺乏或有限的数字技术接入以及从使用数字技术中获取利益的能力和技能,都会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数字领域之外,让他们成为“数字弃儿”或“数字边缘人”。但在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接入、 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对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它关联着绝大多数的经济机会,也是人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必要手段。数字弃儿或边缘人因无法获取经济机会而将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且不说大数据时代的“经济蓝海领域”都与数字技术紧密关联,就连普通的就业机会都对数字技能有基本的要求。同时,随着实体社交网络遭到虚拟社交平台的冲击,数字边缘人可能会因无法进入到文化生活中而遭遇情感危机和精神伤害。极端情况下, 数字弃儿甚至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罗杰森(Simon Rogerson)指出,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有人极可能因缺乏数字接入而得不到关于疫情的及时通知,让自己的生命陷入危险当中[4]。

   其次,数字鸿沟加剧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并使其以一种隐匿的形式发挥着作用。那些本来就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由于数字技术不可及或在数字领域较为弱势的地位,在大数据时代将遭受进一步的歧视。以“性别鸿沟”为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使得女性受到不平等对待的范围溢出婚姻、家庭和职场,人脸识别、智能招聘、金融授信等数字领域的场景“皆存在广泛的算法性别歧视案例,性别不平等已经深入到了各类算法系统之中,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观念也已经演化成算法的内在机制,不仅放大了人的歧视,而且固化为体制化和规范化的机器秩序,还有可能产生变异,造成新的不平等。”[5]

   再次,数字鸿沟使得数字领域的不平等与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交叠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 带来了社会分裂的风险。我们的线上行为只是更广的社会角色、兴趣、期待和看法的延展,社会领域中关于性别、城乡、地区、种族等的刻板印象会以更加夸张的方式在数字领域得到增强,比如,2015 年谷歌的自动识别系统将黑人程序员的自拍照贴上了“大猩猩”的标签。更糟糕的是,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会以隐秘的形式体现在数字领域,“技术被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人们认识到,社会群体可能会朝着自己的目的塑造技术,而不是由技术的特性决定使用和结果。”[6]50 算法歧视便是明证。社会领域的不平等进入数字领域,并在技术的影响下进一步延展、深化甚至变异,使得一部分弱势群体生存环境更为艰难,让社会陷入承诺压力过大的风险之中,进而使得社会合作危机重重。依罗尔斯之见,面对承诺压力过大的情况,人们往往会做出两种方式的反应:一是变得愤愤不平,并在必要时候采取暴力行动去反抗;二是同社会日渐疏离,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离群索居、愤世嫉俗[7] 128 。为了避免出现承诺压力过大的情形,我们必须尽力弥合数字鸿沟、减少数字领域的不平等,凝聚社会共识,维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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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保罗 ·阿特维尔旗帜鲜明地区分了“第一道数字鸿沟:接入”和“第二道数字鸿沟:电脑使用”(Attewell, P.,“The First and Second Digital Divides”,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1, Vol.74, No.3, pp.252-259)。

   ② 这受益于范迪克对于“精神接入”(mental access)和“物质接入”(material access)的区分(Dijk, V. J.,“A Frame- 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2, Vol. 12, pp. 1-2)。

   ③ 这受益于诺里斯的讨论,他认为“数字鸿沟”包括全球鸿沟、社会鸿沟和民主鸿沟三个层次(Norris, P.,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tity Press, 2001)。同时,这也受益于罗尔斯关于“全球正义”“国内正义”以及“局部正义”的讨论(Rawls, J., Justice as Fair- ness: A Restatement, Kelly, E.(e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

④ 这受益于梯级后果主义的讨论(Sinhababu, N.,“Scalar Consequentialism the Right Wa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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