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竞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深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5 次 更新时间:2019-03-07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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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竞红  

内容提要:民族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在改革开放前一度占据中国民族理论的核心地位。它是民族解放议题在社会建设中传承和演变的结果。改革开放为民族工作打开新局面,中共中央在拨乱反正中否定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理论判断,作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的理论判断,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相继提出“四个交织论”“八个坚持”和“五个并存论”,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框架,引导人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性,深化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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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民族问题提出与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转型和现代化追求进程密切相关。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复杂现实,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民族问题具体内容有重要的差别,但是都关系到国家统一的大局。从理论上来说,革命时期要解决的是民族解放问题,各民族劳动阶级的利益保障是革命的重要目标指向。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并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各民族平等权益在制度层面得到承认,各民族团结以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为基础,党和国家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制度保障。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受到“左”的思潮影响,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目标实践被严重破坏,“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被绝对化,党对民族问题的判断在政治失序中逐步偏离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实际。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才在拨乱反正中推进民族政策落实和解决民族问题基本制度的建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有了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围绕社会经济建设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新探索。

改革开放后,党对民族问题理论判断演变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破除“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阶段和深入实践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阶段。面对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对民族问题的具体判断更加深入和细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破除“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魔咒


理论界早就有研究成果指出“民族问题”在不同的领域或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中“民族问题”内涵不同,解决办法不同。①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政治实践中,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做出对民族问题的理论判断,其目标任务也较为明确。20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一经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影响下,“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判断流行开来,被“左”的思潮和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所利用,使之扩大化,该理论判断对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转移,党和政府民族工作面临新部署和新格局,即“要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国家大力支援下,加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战备建设,加强对敌斗争,为建设繁荣的边疆、巩固的边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②随后,1980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通知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③当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特邀评论员文章④,进一步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全面厘清“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理论判断的错误,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实质,指出: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各自有着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属于各民族内部的问题,民族问题则是属于不同民族之间的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会反映到民族关系上,但不能因此就说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成为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各民族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实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内民族问题主要是各族劳动人民间的问题。澄清“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提法造成的思想理论混乱,为当时民族工作和理论界的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理论和舆论支撑。民族工作领域也进一步突破阶级斗争为纲的约束,有效推动了民族理论与思想界清除“左”的影响和民族工作领域解放思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进一步指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持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⑤虽然中共中央这一历史性文件未充分论证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但是,在理论上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和内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建立新中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问题的定位更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乌兰夫重申了“民族问题是我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各民族的大团结是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⑥的理论判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民族问题认识的加深,标志着民族理论和思想上清除“左”的影响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从理论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包括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内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⑦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的消除,实际上也为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促成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使得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转向推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具体解决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海南等民族地区面临的发展问题过程中,贯彻执行以发展为总目标的新时期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并使得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


二、在深化改革实践中丰富民族问题理论认识


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化的阶段。1992年,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进入深水区。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改革问题,党对民族问题的理论判断更为深化和细化。党中央认为“9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关键时期。”⑧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民族工作部署了五项任务,即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与全国的发展相适应;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全面进步;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活力;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部署工作任务同时,也全面总结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对民族问题基本概念的厘清⑨、对民族问题产生原因的总结⑩、对民族问题影响的评估(11)、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产生原因的总结(12),以及对新时期民族问题集中表现的清楚描述等(13)。

党中央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民族问题所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在探索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民族地区各项发展政策不断落实。同时,国家统一是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面向,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同时,党中央通过“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路径。

1999年,为“进一步认识和努力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规律,深入研究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全面部署跨世纪的民族工作”,(14)党中央再次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申明并要求“全党同志都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必须把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15)重申“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点,要求不断提高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16)为完成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党中央谋划了民族工作的四项重要任务,即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加强党对民族工作领导和提高民族工作水平。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生活变迁,使党和政府不断面对民族地区出现的新问题,党中央对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论认知,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17)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别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党中央基于民族问题复杂性,提出“四个交织论”,即“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的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18)“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一切必然会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深刻影响。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明显上升,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活动趋于活跃,引发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和内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切实做好民族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19)

准确判断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基本形势,是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各个方面。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解决好民族问题又有利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20)⑦“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21)

进入新世纪后,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民族问题解决道路,更加重视民族工作,探索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各种思想的激荡,学术界和社会上对于党中央处理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议论甚至争议,质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者有之,称民族区域自治为假自治者有之,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者有之,甚至视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特殊政策为所谓逆向歧视等。对此党中央明确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22)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尽管在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和民族自治地方已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历史基础和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少数民族分布较集中的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东部发达地区还不高,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还比较落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不断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新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23)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民族问题理论和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探索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过程,而不是从学术概念出发的理论发明和验证过程。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4)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洞悉民族问题规律及其当代特征,不断突破和克服社会上不利于各民族团结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的束缚,积极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探索和创新,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并强化理论成果生产,推动着全社会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指引下认识民族问题和人类社会民族现象,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成就。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扩大,新一届党中央在继承和创新中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民族工作的目标任务,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从实践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良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成绩,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逐年提升,精准扶贫和对口支援等持续发力,各民族人民生活从解决温饱为重点过渡到共同团结奋斗进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党中央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中不断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问题,并正确判断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目标部署更为精准。党中央特别强调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强调人们要认识和理解中国多民族的国情实际,指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25)基于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党中央指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6)“八个坚持”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核心内涵。

党中央在推进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实践中提出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五个并存”论,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27)“五个并存”论高度概括现阶段正确解决民族问题面临的主要形势,对于深化理解民族工作的任务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是民族工作创新推动的基础。

面对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民族领域尖锐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面对“五个并存”的民族工作实际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特性,根据国内外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明确指出:“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28)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国情特征及实践依据,必须认清多民族是我国一大特色和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生命线,是战略性、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工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大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的符合中国国情之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29)面对民族问题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中央强调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物质和精神并重论:“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哪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会出更多问题。”(30)“物质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物质力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精神力量来解决。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不会自然而然带来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31)“……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32)引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方向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则在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3)“讲文化认同,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要增进各族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讲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34)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在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创新实践中,突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束缚,回归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判断,结合不同地区民族问题的表现而积极施策,从民族问题提出的源头、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际多层面深刻把握其阶段性特征,不断完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强化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径和措施,深入实践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保持了民族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保障,也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王勋铭主编:《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及其在内蒙古的实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2-173页。

②《乌兰夫论民族工作》,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400页。

③《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④《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7月15日。

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大纪律”相关法规适用手册》,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64-65页。

⑥《乌兰夫论民族工作》,第402页。

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66页。

⑧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5页。

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

⑩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因素会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久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345页。

(11)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问题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都具有重大的影响。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345页。

(12)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民族问题依然复杂,民族工作的任务依然繁重。一是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实现后,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别依然存在,旧社会在民族问题上的遗毒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全消除的。二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利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民族之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三是在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由于相互了解或尊重不够,也容易造成某些误会和纠纷。四是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冲突。五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有时会做出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事,甚至违法犯罪。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在加紧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利用民族问题打开缺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认真妥善地加以解决。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345-346页。

(13)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345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0上卷,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2001年,第649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0上卷,第650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00上卷,第650页。

(17)《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99页。

(18)《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第900-901页。

(19)《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第903页。

(20)《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第900页。

(21)《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第902页。

(22)《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第900页。

(23)《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董云虎等编:《中国人权年鉴(2000-2005)》,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721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25)《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政论中国:人民日报评说党和国家重大举措(2014)》,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

(26)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9页。

(27)《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28)《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37页。

(29)《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75页。

(30)《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政论中国:人民日报评说党和国家重大举措(2014)》,第246页。

(31)《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250页。

(32)《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政论中国:人民日报评说党和国家重大举措(2014)》,第246页。

(3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252页。

(34)《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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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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