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漫长的岁月塑造出特有的华夏文化，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无视这一历史是不现实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是不可取的，还是要“古为今用”。

“古为今用”关键是用什么？怎么用？中国传统文化有多个面相，我们今天应该采用其中的哪一个或哪几个？或在每一个当中都采用其中的一部分，进而将其重新组合？那么采用哪些部分？怎么组合？……尤其是，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不同于已经现代化的时期，那么转型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在“古为今用”方面应该“用”什么？怎么“用”？这就需要鉴别，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分析、筛选。

鉴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笔者在此只是碎片化地试举几例，说明“古为今用”之“用”应具有选择性。

其一，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强调阴阳和合，刚柔相济，强调适度、恰当，有分寸，不偏激、不极端，这是超越时代的人类智慧结晶。当我们今天面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与守成、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时，很需要中庸之道的平衡思维，切忌那种非黑即白的极端态度。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么是高大全式的完全正面，要么是假恶丑式的绝对反面；对改革措施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而是应从正反两方面、甚至多方面实事求是地分析利弊得失，客观公允地把握现在，规划未来。

其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和”，不是“同”，是允许五颜六色，而不是只有单调的一个颜色，是允许有各种声音，而不是只有简单的一个音律。万众一心，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小农经济时代的确如此（即使在那时，孔子也强调“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格局），到了现代社会，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更多倚重的是创造力，单调的“同”而不是丰富多彩的“和而不同”恰恰是一种苍白，一种无力。“不同”处理得不好确实可能成为乱象，甚至走向分裂，因此我们往往一遇到“不同”就乱了阵脚，无所适从，于是干脆追求一种简单化的“同”，以表面的“同”掩盖事实上存在的许多“不同”，导致一种假象的“同”，最终很可能走向小人式的“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并不是五颜六色的简单堆砌，而是有内在机理地共生共存，既丰富又有序，这是很高的境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实“和而不同”的“和”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和”，我们要避免的是极大的不和，是矛盾激化、社会对立，“求大同存小异”就是一种“和而不同”。

其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强调规矩的重要性，和我们今天讲法律的重要性有相通之处，都是高度重视规范和秩序。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我们很容易推导出没有法律（或法律不能有效实施）社会将陷入混乱，这被历史一再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族从来是一个重规矩、讲规矩的民族，但在今天这样一个转型时期，老规矩已经面临瓦解，新的法治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致使社会秩序、基本的职业道德都面临危机。孟子两千年前“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告诫，今天听起来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感，振聋发聩。遵守法治，严惩腐败，治理不良商人，打击违法犯罪，已成为改革的迫切任务。当然我们还应当赋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新的时代意义，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往往是极少人为大部分人制定规矩，主要用以约束对方，而自己可以在规矩之外，规矩面前不平等，导致规矩的不公正性，最终全社会的规矩可能面临土崩瓦解。我们今天在制定规矩（立法）时不再把人民排除在外，只有民众参与的立法才能真正保障其基本权利，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

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遵守的规矩往往被视为“礼”，而“礼治”的一些形式至今仍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如过去的礼和今天的法都是公开的，都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教育使其在所处的社会中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礼对人们行为的指引性并不亚于法治社会中的法。我们今天要改变的是“礼”的某些陈旧内容，如对个人自由的过多干预、森严的等级秩序、血缘与人情重于规则和制度的关系学，而不是要改变人们守规矩的习惯。法治社会保障个人权利，但这并不是放纵无法无天的任性胡为，而是强调法治下的自由。对于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如乘客为自己方便而阻拦火车正点启动，强占他人座位不服司乘人员管理，在机场拒不接受安检而大吵大闹，甚至在公交车上对司机大打出手……不仅在礼治社会会因“没规矩”而受罚，在法治社会也会因其违法而受到制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